主题：仿张荫春麟秋史 -- 桥上

当时中原地区的社会结构是春秋时代及以前一段时期特有的、以家族为核心的社会结构。没有现在一般意义上健全的行政机构，很多时候是用家族来行使行政机构的功能。在这种结构中，大多数人都归属于金字塔式一“层”一“层”的家族。大家族里，与族长直属部分并立的，又有若干小家族；这些小家族里，还包含更小的家族。

这和后世那种天下一家，只有一个人可以化家为国、君临天下、通过一“层”一“层”行政机构进行治理完全不是一回事。在这样的社会结构下，家族成员只对自家直接的族长或家长效忠，对隔了一“层”或几“层”更上面的族长其实是没有义务的，和后世的君臣关系有本质不同。

这种一“层”套一“层”家族的结构，正是周王朝建立之初发展起来的。当时周家要开枝散叶，于是安排亲近的子侄兄弟以及一起打天下的别族伙伴作为诸侯——“公”、让他们率领自己的小家族前往远方建立新城邑——新的“国”，一个“国”就是一个这样的家族——“公”的家族。

在新“国”里，“公”也会对自己的子侄兄弟甚至无血缘关系的“臣”论功行赏，让他们建立下一级的新家族——春秋以后大多是“氏”族。

这种安排在同仇敌忾对付“国”外面——城外面的敌人时，有让家族中人在战斗中更加勇猛的功效，又能最大限度庇护家族中人；同时，各家族间由于有更上一“层”或几“层”家族形成的羁绊还能守望相助；而在城外敌人威胁下，离开家族的个人几乎无法生存。

不过因为这种家族结构，导致最初用人只能在小圈子内，内部还难免有兄弟成为生死冤家，也无法容纳外来人才。于是，才要采用嫡长继承制，避免内部纷争。同时，又发展出家族内部掺合进外来家臣的安排，发展出“家族共同体”。

“家族共同体”这种容纳非本家族成员家臣的安排能解决人才问题，同时还把自家可能起纷争的兄弟送给别人当家臣，一举两得，是非常成功的安排。

可是，任用家族外的人——以及驱逐自家兄弟——这种安排，也让家族结构不再纯粹。同时，家族本身在更正规、正经的战事中，如果遇上更彻底的动员体制、更正规的军队组织，也难免相形见绌。而且，当外来家臣占了主导地位，家族结构也必然很难再延续下去。于是有越来越多统治集团内部中人开始对家族结构不以为然。

另外，多年来，随着开拓，以及各家诸侯间的兼并，一家诸侯已经大多拥有不止一座城邑，那些诸侯本人不常驻的城邑只能是非家族的行政单位，而不能让属下的独立家族单独驻在那里，因为在新条件下这很容易产生另外一个“国”，尾大不掉，脱离控制。类似的，还有某一“氏”族的采邑，其中也多有其族长因为要在诸侯那里任职，或者只因这个“氏”族拥有多处采邑，使族长本人无法常驻于此，自然那里的统治方式也无法再是家族式的。于是，从这一类城邑就演变出“县”。也就是说，在原有家族结构内其实已经生长出越来越多新型非家族的行政机构，而且未必比原有家族结构运行得差。

再有，家族式军队无法适应新式战争，需要更彻底动员一切能动员出来的人力（包括原来在“国”——城外面只负责种田的农奴）加入战争，又需要简选最优秀的战士组成军队（这方面也是楚人走到了前头），于是新式军队也已萌芽，这同时就大大冲击了“国”——城里面家臣（大夫世家——“氏”族的臣子）和公臣（直属诸侯——“公”家的臣子）的界限，冲击了原有家族结构。

而由于外部条件改善，个人也不再非得依附于家族，就出现了越来越多并不是农奴——即并不属于某个农村公社、同时也没依附于“国”——城中某个家族、而可以在城外自食其力的自耕农“野人”。另外，还有了孔门师弟关系这样的安排，于是家族结构的必要性明显降低。

同时，人员流动更加频繁，各家族中外来无直接血缘关系的家臣逐渐增多，也使得“家族共同体”越来越不像真正的家族了。

当然还有越来越多“陪臣”在“国”——城的政权中占据要职，到后来，甚至有能干的、不直接效忠国君的“陪臣”执掌一“国”政权，还运作得不错，自然会有越来越多统治集团内部有识之士出来支持。可这直接就破坏了家族式政治的根基。

到春秋末期，家族式政治体制经过长时间演变，已经要维持不下去了。

下面是上郭古城遗址的图片，出自说史一千零一夜《为什么说上郭古城址就是“古曲沃”？晋文公墓难道在闻喜？》搜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