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 -- 闻斜阳

中国“民主化”不进反退，改革开放受到波及短暂停滞

中华人民共和国加强对媒体的控制市场经济改革放缓至1992年，“政治体制改革”停滞。

相比在西方各国的其他接应人，马悦然的出场是一步高棋。改开之初，任何来自西方官方的策动，都会引起中国政府的警惕和排斥，如闹得风风雨雨的“星星画展”，又如北岛回忆他八十年代初被瑞典驻华文化官员用汽车带入使馆时要缩下身子不让门卫看见，有点搞地下工作的味道。而马悦然这个会说汉语、“热爱中国文化”（中国人以己之见总以为那些花心思学了我们语言文化的外国人必是对我友好的）、来自似乎与世无争的北欧小国（这个国家可是“集团”的核心国之一！）的学者的到来，非但不会引起警觉，还让正渴望西方承认的中国人感到荣幸，敞开大门欢迎。

纵观马悦然一系列主导中国文学的行动（应与他八十年代以前的译介工作分开），会看到一条连贯的、方向从不变改、有其自身逻辑的线索。他从捧“朦胧诗人”开始，便带有明显目的性，而非为诗而诗。为什么这样说呢？根据就是他始终不变的倾向性，在“朦胧诗人”中，他的重点是北岛、顾城，独独选择性地绕过了舒婷。事实是当时舒婷对文学爱好者的影响最大，那既不是官方可以操纵的，也不是商业炒作可以操纵的。她唯一的“欠缺”是不带政治“异见”色彩，她与前二者的真正区别是她远离权力中心，而北、顾等却是权力内部的子弟。然而在当时自我意识已土崩瓦解的中国文化界，如此带有非文学使命的甄选，却因对洋人的顶礼膜拜，被当作“眼光独到、欣赏水平比我们先进”而慨然接受。

马悦然掐时正点恰好在1985年获任诺奖评委，难道是北欧小国突然想在这个时候看一看已有两千多年文学史的中国有没有够“炸弹奖”资格的文学家？为什么在长达一百多年的颁奖历史上“炸弹文学奖”视我如无物——不是上世纪四十年代就已经钻研到四川方言那么细了吗，偏偏就在中国文学最上不得台面的时候，它却觉得“火候”到了？到底是什么东西“到了火候”让这帮《诗经》存在时还在作海盗的维京人觉得时机成熟了？时机也选得太巧了，恰逢中国上层建筑分崩离析（近代以来第一次如此彻底！）、完全失去思想文化坐标之时，那件评委的荣誉战袍堪比一支军团，不费吹灰之力就把中国文坛翻了个底朝天，旧有道德优越感的阶梯一夜崩溃。四年之后就爆发了那起震惊中外的“颜色革命”，而他挑中的人纷纷卷入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