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讨论】在乌克兰危机背景下对欧洲之谜的一点理解（一） -- 紫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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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在政治与行政角度解读下欧洲之谜

实际上我们可以非常简单的发现，今天欧盟在管理俄罗斯问题上面临的战略失控与在二战之前法国人在管理德国问题上的战略失控基本具备极强的相似性和共同的一些结果：法国使得自己滑向了二战，而欧盟使得自己滑向了乌克兰危机。

为何欧洲无法贯彻自身的战略意志进行良好的安全管理？经过对欧洲历史上应对重大地缘政治危机的历史纪录的梳理和对于欧盟整个构建逻辑和行政运行体制的理解，我们可以从欧盟在政治运作和行政治理上去窥见一些“欧洲之谜”的端倪。

值得再强调的是，本文关注于在政治、文化和行政组织角度去思考欧洲在乌克兰危机上的决策问题，但不等于所有的问题只来源于这个方面。实际上这个问题有着更复杂的外部因素和历史惯性，比如美国自马歇尔计划以来对欧洲政治文化的塑造和美国在各级国际资本角度形成的广泛政经同盟、“深层政府”、“观念皈依者”、基于地缘政治的离岸平衡或者安全保障的问题等等。但是外因毕竟需要经过内因来起作用，我们可以把欧洲的内因问题做如下总结：

1)欧盟并不是一个典型且完整的地缘政治权力中心

虽然欧盟已经成为一个超国家性质的独特创新型的政治体，但与威斯特伐利亚体制下的国家依然大不相同，它的共同体机制虽然在凝聚力上已经远远超越了一般国际组织，但是整体意志的执行还是没有办法与民族国家相比。

欧盟的建立是基于妥协——虽然欧盟的成员国间具有一些相同的价值观，但是基于地缘、历史、利益的不同，整个欧盟内部要达成一致存在非常巨大的内部交易成本甚至根本无法达成一致（比如欧盟无法形成统一的财政政策与能源政策）。

尤为值得强调的是欧洲最初的德法煤铁同盟或者老欧洲创始六国尚且还能较为容易协调立场——欧共体6个创始成员国（法、德、意、荷、比、卢）的共同目标是避免西欧国家沦为美国的附庸，抱团对抗苏联意识形态的威胁和防止德国再军事化，因此各国能够在煤钢、经济、原子能等领域通过让渡主权至超国家机构来换取和平与发展的福利。但是随着欧盟扩大，其整体对外展现政策和能力的效能反而被严重削弱——这也是英美这类离岸平衡型国家乐于推动当时的欧共体向现在的欧盟转换的核心原因——英美知道如果老欧洲维持一个六国规模再缓慢扩张将对英美的欧洲政策产生挤压式的排挤，而迅速扩大的欧盟将可以有效的耗散欧洲形成统一地缘政治中心的能量——进而使得英美可以深度介入欧洲事务并且影响欧洲整体对外政策的偏向及轨道为英美所捆绑。

欧盟的扩大导致了“1+1<2”的效果反而使得自身失去了权力，所以马克龙才要反复强调“欧洲需要自主”——这就是欧盟不属于一个真实的地缘政治权力中心的原因。

欧盟的扩大与英国的入欧可以说得上是一个盎格鲁撒克逊民族基于近代经验主义哲学传统的堂堂阳谋，可谓深邃毒辣。

正有一比——那诸将曰：“欧盟扩大，丞相反喜。何也？”首相曰：“兵不厌诈，可伪许之；然后用反间计，令新、老相疑，则一鼓可破也”（甚至有些时候笔者都怀疑英国强硬脱欧是否是存在整体上英美有戳破欧盟与欧元大船的预期而伦敦提前跳船，避免欧盟下沉时旋涡对自身的牵引——英国也示范且鼓励了以“退出”方式分裂欧盟而非通过改革去解决欧盟的困难也是一个“选择”）。

于是我们现在可以发现欧盟的最严重缺陷在于经常无法采取连贯一致且有效的行动来寻求共同的政策，即使在《里斯本条约》后做了一些制度上的调整，例如扩大外交事务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的职权——但是对于利益的认识各成员国均受到自身历史、文化、认知、语言、经济利益、地缘、域外大国的影响及国内政治因素的影响——注定欧盟无法在相关事务上完全形成共同意志，进而很难形成一致的目标与行动——不得不面临法国在二战前构建的“安全协约体系”一样的情况，欧盟的地缘政治权力面临“空心化”的问题而被域外大国所“逆向管理”。

2)“政治不足”导致欧盟无法形成有效且长期主义的地缘政治战略

欧盟的“政治能力不足”导致欧盟整体上对于应对重大地缘政治问题进行安全管理的能力缺乏。表现在下面两个方面：

a.欧盟的决策机构的圈子高度的“精英化”，易于被影响，社会监督能力薄弱

欧盟在重大政治政策制定与实施过程中因缺少对社会意见的广泛询问和民众参与，导致了欧盟的政策有可能被少数群体把持导致严重的政治治理结构的“断层”和“道德风险”。

长期以来，欧盟的决策机构被诟病为“技术和法律专家组成的技术官僚团体”，该团体以欧洲一体化和经济发展需要专业化管理为借口，摆脱代议制下的各项约束构成了权力与专业主义的傲慢。这一“知识共同体”的小圈子即可作出影响欧盟的重大决策。在决策过程中由于信息壁垒过高（透明度低），普通公民、企业和各种社会群体的利益表达往往难以参与其中。

而这些精英们在意识形态、政治派系、个人利益及民族国家等不同因素的裹挟下，存在被外界因素个别影响而产生对整个欧盟地缘政治战略长期主义的巨大扰动——欧盟的决策机制和高级官员的推选机制严重的放大了这点——这导致控制欧盟的政策方向比控制一个主权国家的政策来得更容易。

“欧盟的大脑”存在“代表性不足的合法性危机”与“可以被游说的道德风险”，这自然带来了欧盟对外政策的效力不足和公众对欧盟治理的整体怀疑。

b.欧盟决策机制存在制度性缺陷

基于政治妥协的必须，欧盟决策机制在设计上并不具有普遍单一的权能机制，其采取的共同决策程序形成了独特的权力分享模式，即由欧盟委员会和理事会共享行政权，理事会和欧洲议会共享立法权。理事会由非直接选举的各成员国部长级官员组成，在决策过程中发挥决定性作用，欧洲议会议员虽是由五年一次的直接选举产生，但难以发挥对于立法的决定性作用。

值得指出的是这些议员并不真实直接面对本国民众和本地政治的各种议题的牵扯，同时也不完全受制于国内党派利益的管理，实际上对欧洲议会的议员的监督几乎是缺乏“责任政治”的基本要素的——因为毕竟他们是在一个“国际机构”中履行代议制权力——布鲁塞尔的“新大陆”的红酒不比“老欧洲”的单宁“高”么？

同时，由于欧盟治理权力源于成员国让渡的部分主权，与欧洲议会的情况正好相反，作为政府间机构的代表理事会明显受制于成员国国内政治的影响。而成员国之间存在巨大差异和利益分歧，在长期历史中所形成的国家与民族的隔阂也难以迅速瓦解，特别是在面对重大地缘政治危机之时成员国各自为政的情况明显突出，欧盟的决策机制实质导致欧盟很多时候要不难以形成决策，要不导致欧盟的很多决策结果难以在成员国推行。

作为一个现实主义的对照，欧盟主要成员国在处理安全议题时多次绕开欧盟的集体决策机制单独以自身国家的名义和方式与第三方进行政治交易、经济安排或者进行安全承诺——成员国之间存在利益上的不同诉求导致其对欧盟制度安排和相关治理行为存在不信任感，继而影响欧盟在地缘政治问题上的权威性。

换言之，欧洲国家不是缺乏对安全合作的兴趣，而是缺乏在欧盟内部进行合作的意愿——欧盟在面对重大地缘政治问题时，欧盟的权力不等于成员国力量之和，欧盟的长期利益也难于成为集体共识。

3)“政治过度”导致欧盟难以在地缘政治上实现其自主

欧洲虽然以智识能力自傲，并且把自身的政治权力定义为一个“规范性的强权”，但是这个强权本身也就意味着欧盟必须在自身的观念塑造和价值观的普适性和多元性上进行“自我实现”，这导致了严重的“政治正确”问题僵化了欧洲对于地缘政治问题的决策余度和弹性。表现在下面两个方面：

a.政治正确的白左化思潮导致欧洲现实主义政治家的边缘化，政治议程激进化

目前西方的“白左化思想浪潮”表现在于公民的经济、政治和社会权利的无限扩张，虽然符合道德预期但却可能超过既有政治体系、文化传统与经济基础所能承载限度，从而导致实质上的国家能力弱化与政治失能。现实主义的政治家或者政治主张常常被政治正确所围剿，导致了在社会生活中、公共舆论中、政治文化中以及经济活动中“取消文化”大行其道，实质变成了另类的一种政治“猎巫”和“思想霸凌”——比如默克尔对俄国问题的自我辩诬与马克龙在中国问题上的“一日三变”。

政治正确带来的对现实主义者的审视和压迫要不使得现实主义者不得不在公众面前解释其决策逻辑导致其在公共舆论中“道德破产”，要不迫使政治家不得不隐藏自己的真实想法或者放弃坚持自身的政策主张，转而迎合这种“道德绑架”或“民粹”——实质导致理性的政治思考和政治交易被“边缘化”，如果不是不可能的话。

这不但使得操弄“政治正确”变成了一个必要的政治工具与干涉舆论和社会观念的有效途径，更加重大的危害在于其迫使基于重大地缘政治的政治议程不得不跟随民意而自动的“加速”——在欧盟的决策机制的缺陷下，少数国家的坚持或者公开舆论的操弄将使得集体决策机制易于被激进主义绑架。

我们在乌克兰危机上欧洲的犹疑（以老欧洲法德最为典型）但不断被推动加码援助上可以窥见一斑。

b.欧盟对欧洲价值观的规范性权力迷信过度

对社会建构主义来说，要创造一个康德式的和平体系首先需要一个康德式的文化认同，欧盟尝试在这一方面做出努力：欧盟对于构建价值观的努力是真诚的，因为单单通过利益结合的伙伴关系本身结构就不稳定，一旦对利益的认知发生变化联盟关系就可能改变，而最终价值观的感召黏合将是欧盟最后且最重要的确保政治安全的工具。

欧盟的出现是人类20世纪最伟大的政治发明之一，因为它代表一种跨越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的运作规则与取代民族国家的文化叙事，是抵达更大意义上的“人类大同”的一种政治实验与实践。如果考虑欧盟成立的初心——实现欧洲的和平与整体经济发展——随着冷战的结束和欧盟的扩大我们可以说“大欧洲主义精英”的最初梦想基本上已经实现：我们现在难以想象欧盟内部还会存在战争来解决矛盾（法国与德国再次爆发战争），或者欧盟在经济一体化的道路上还会回头（欧元已经成为一个主要的国际货币之一）。

欧洲人知道在实践规范性力量时，其本身有无达到自己要求的标准就成为了对外宣示其权力主张时候需要“自我证明”的必须——对他者的规训首先必须内化为自我的实践，否则这种“双重标准”与“未能实现承诺”将严重地削弱欧盟的规范性权力的威力而导致欧盟本身的存在和吸引力虚化，自然所谓“文化的霸权”也将崩塌——“道德标准不能以诈立”。

正是因为自欧共体的同盟到经历冷战的洗礼到如今欧盟的扩大，欧盟对于自身的规范性权力的效用有着很高的期望和很多成功的实践，以至于欧洲人会认为在欧洲的地理范围之内或者地缘辐射的边缘，欧洲人可以凭借欧元区的经济繁荣、市场秩序与文化观念不战而屈人之兵。

但是欧洲人对于自我价值观的自傲投射于国际关系和地缘政治范畴时，其实已经超越当时欧盟设计者最初的动机，这将导致构建主义与现实主义间严重的哲学冲突——最终不得不导致整个欧盟的政治行为严重的变形——要不陷入“虚伪”，要不陷入“天真”——从而欧盟“规范性的力量”就会变得脆弱。

一个典型的困境是在面对安全管理问题上，欧盟也非常强烈的将其意识形态视为一个“先验性”的道德要素或法律要素带入现实主义的国际关系中，“凭空造牌”或者“真诚的相信”这样的“软权力”可以且应该凌驾于他者的利益诉求之上。正如英法在二战前用“民族自决”来规避条约义务——在应对俄国的谈判诉求上，欧洲人也同样用“民族自决与主权自主”为托词无视莫斯科要求乌克兰不能加入北约的请求——欧洲人要求莫斯科放弃在乌克兰的任何干涉，但是又拒绝对莫斯科在乌克兰的利益做任何政治安排——因为强迫乌克兰不能加入北约“这伤害了乌克兰国家权力”。

于是我们看到莫斯科用现实主义的回应强迫欧洲也要基于现实主义来回应莫斯科——这其实完全是可以避免的。

4)欧盟缺乏基于地缘安全的长期资源配置导致政策选择受限

欧盟长期以来缺乏在地缘政治领域最重要的硬实力建设，主要是以下两点：

a.难以摆脱美国的影响

尽管欧盟已经是一个经济与民事强权，但是也是西方资本主义“帝国”架构下的一环，这个架构是以美国为中心而不是以欧盟为中心组织起来的。

欧盟试图在巩固与美国盟友关系的前提下（主要是在安全保障上借用北约框架）扩大其对外关系的独立性，但是当欧盟的政策目标与美国这个“帝国核心”在价值、目标、方法上发生冲突时欧盟几乎无法对美国的政策产生决定性的影响，欧盟在最大程度上的自为可能只是在于欧盟消极的参与或者舆论角度的一些争议。

相反美国不但可以很大程度上设置欧盟内部的政治议程，还能很大程度上干涉欧盟的公共舆论甚至是在长期的教育培育上施加意识形态的影响，反而诱发欧盟内部对基于美国利益的议题的聚焦或者制造服务于美国策略目标的欧盟内部分歧。

欧盟虽愿意与其他国家签订了“战略伙伴关系”，但是这些伙伴不但在价值观念和利益上很难满足欧盟的政策偏好，同时在关键的安全保障上也缺乏满足欧盟需要的“可信托的公共资产”——换言之，欧盟也很难找到平衡美国具有相同价值偏好且有能力的合作者（这也是川普试图收回美国在国际社会承担义务的政治承诺或者要求“使用者付费时”，欧洲人对此的震惊和厌恶完全是出于利益的本能和政治的惶恐，欧洲人应该是民主党以外最为痛恨懂王的群体）。

同时，欧盟发展的战略伙伴关系往往涉及对其价值观的输出，而欧盟基于现实主义的国际关系的战略能力的发育并不全面均衡（比如欧盟缺乏在域外投送军事资产和获取情报资源的能力），在与欧盟实力差距较大的国家交往时这种通过政治支持和经济利诱的策略也许搞得定，但是在面对与欧盟实力不相上下的国家时，这种意图使用构建主义意义下的规范性权力去寻求现实主义意义下的利益的外交政策往往不起作用反而徒惹反感——这使得欧盟在国际事务中离开美国的硬实力构建的生态就显得软弱无力，其国际政治影响力无法保障实现欧盟寻求的目标——欧盟在国际政治利益博弈中也必须且只能借助美国的帮助来实现对其他地缘强权的“平等对话”——尽管欧洲人不愿意承认这一点。

欧盟若要进一步在全世界发挥影响力其实已经超越欧盟创建的政治基因的边界（欧盟很大一个政治基因就是基于成员国权力平等与制衡来换取联盟内部的和平与稳定，这是反现实主义与牺牲效率的），因为欧盟一开始并非是为了成为一个全球政治角色而设计。当国际政治与经济重又回到以民族国家为核心的威斯特伐利亚世界秩序时，当其他政治体愿意暂时离开多边国际机制而去选择双边关系时，欧盟就显得无所适从变得无法跟随响应——因为欧盟毕竟不是一个威斯特伐利亚体系下的权力主体——欧盟因此需要美国的牵引大于美国需要欧盟的策应。

既然美国在正面和反面均是欧盟国际关系政策中“百姓日用而不知”的深邃背景，那么在欧盟对俄国的安全管理上布鲁塞尔缺乏“政治想象力”也不过是个“习惯问题”，并不稀奇。

b.欧盟长期军事资源支出严重赤字

欧盟并非军事强权是一个国际政治的常识。长期以来欧盟国家很少有成员国达到美国所呼吁的国防预算占GDP百分之二的下限，欧盟国家在发展防务能力上长期动力和积累不足。

并且欧盟的军事能力本身也高度不均衡，其海军、远程空军与战略核能力发育不快，只能勉强满足于近陆与近海的相关防务，根本满足不了一支奉行远海远空的干涉主义军队的要求。

欧盟军事力量的孱弱与社会心理上对于军事化的不积极，加上福利社会政治对于财政的要求和欧盟经济实际的表现，欧盟实质上在安全能力上的欠账是很多的，构建完善军事能力的周期和投入远远超过欧盟目前的政治能力——并且欧盟作为一个国际组织目前在防务上的主权移交是非常不充分的——欧盟建立的欧洲安全与防务政策(ESDP)并发展的快速反应部队在可见的未来都无法满足欧洲自我防卫类似俄乌冲突这样的地缘政治危机——这使得欧盟只能更加强化对乌克兰的支持来隔离俄国。

5)欧盟的一体化的需求导致对俄国的隔离非常重要

长期以来欧洲人始终保留着将欧盟向一个更具全面均衡权力的地缘政治主体转向的期望——欧洲人将其视为欧盟的一体化，也就是欧盟的“国家化进程”——这是欧洲人的千年大计。

基于“欧盟一体化”这个远大的政治路线图，欧盟始终对自身地理空间的政治构建保持高度的敏感性：

a、欧盟始终维持内部地理空间上的有机特性。欧盟以法德轴线为内核，以原欧共体成员国为包裹的“老欧洲”构成了欧盟的“核心”，以东欧国家等陆续加入欧盟的新成员国为主体的“新欧洲”构成了“边缘”——布鲁塞尔使不同地理单元承担不同的功能，形成了一个“核心-边缘”具有功能划分的政治经济结构。其中核心区对边缘区实施“欧盟化”的进程，包括在经济和意识形态领域上使“核心”保持对“边缘”的主导地位，同时用共同体的制度方式平衡内部因为自由贸易或政治权益分配可能产生的收益不均，基于不断发展的一体化化解内部治理的可能分歧（增量消化问题，规训同化心理）——这可以称为欧盟的“帝国化”或者“欧盟帝国主义”；

b、欧盟始终保持地理扩张的态势。在2000年萨格勒布峰会和2003年塞萨洛尼基峰会上，欧盟都确认未来要吸纳西巴尔干国家；在俄乌冲突背景下欧盟最终快速赋予乌克兰等俄罗斯部分邻国以候选国或潜在候选国身份。尽管这不意味着事实上欧盟的疆域扩张将达到地中海南岸与俄罗斯的边界，但体现了欧盟将自身势力扩展到更远地理范围的意志和决心——欧盟甚至从未否认其他周边邻国如亚美尼亚、阿塞拜疆和地中海沿岸国家加入欧盟的可能性；

由此我们知道欧盟的一体化在地缘结构上天然要求一个不能构成对欧盟威胁的俄罗斯的存在——如果说极为长远的未来欧盟也许会考虑莫斯科是否可以加入欧盟——但是现实是北极熊这1.4亿拥有核弹的“野蛮人”和“异教徒”太大了，欧盟消化不了。

欧盟的一体化是一个骑自行车的过程，只能不断加深加速来维持欧盟自身的稳定和平衡，一旦因为重大的经济风险和地缘风险导致欧盟内生机制不能有足够的财政资源和政治资源来保障“团结的力量”，欧盟的整体稳固性将受到很大的挑战。莫斯科的地缘威胁是欧盟扩大和保障稳定天然的负面因素，既然消灭不了就只能使其虚弱且被隔离在外——乌克兰危机的本身是欧洲人不得不去全力以赴的重大政治事件——这关乎于欧洲人的“千年帝国梦”。

六、总结与预测

从历史的镜像到对欧盟内生政治和行政逻辑的整理分析，我们现在可以对“欧洲之谜”做一个总结性的概况了：

1、由于欧洲本身还是在一个构建中的身份，欧盟的政治组织原则是基于成员国主权让渡下的政治妥协，这导致欧盟无法如民族国家一般行使完整的地缘政治权力，欧盟并不是被设计出来进行国际地缘政治竞争的行为体，这导致了其先天缺陷；

2、欧盟的行政原则基于保障欧盟整体运转的平衡有效，采用了共同同意的决策原则，这导致欧盟在地缘政治的安全议题容易被少数激进主义绑架或者导致欧盟在地缘政治博弈里实质的“空心化”；

3、欧盟的政治文化要求欧盟践行其“政治正确”的逻辑，导致现实主义与构建主义的哲学冲突限制了欧盟进行地缘政治决策的空间（欧盟不得不在安全议题上因为观念需要而自证因果，无论在东方还是西方均如是）；

4、欧盟安全资产的长期不足和对美国体系的长期利用和被裹挟，使得欧盟在地缘政治决策中难以摆脱对华盛顿的依赖；

5、欧盟基于自身长期战略发展的路线图，天然要求对俄罗斯进行虚弱和隔离，这与欧盟的长期目标并不冲突且容易被视为一个欧盟内部团结的积极且“政治正确”的要素被使用；

6、欧盟自身治理能力的不足和资源配置的不足导致欧盟可以选择的其他策略缺乏。

总体而言，正如法国在二战前知道“有什么事情不对劲”，但是也无力自身去承担对德战略压力——今天的欧盟也知道“乌克兰危机严重损害了欧盟的利益且有利于美国”，但欧盟构建主义的哲学要求、客观实力、行政机制和政治的组织原理绑定了欧盟的“政治路线”和“战略选择”。当然，历史不会简单的重复，两者的区别只是在于：法国管理德国问题失败于绥靖与懦弱，欧盟管理俄国问题失败于激进与惶恐（欧盟吸取的二战经验反应在其政治智慧上看起来也仅止步于此，某种程度的“反着来”）。

基于上面的分析，我们可以讨论下欧盟后续基于乌克兰危机可能的政策发展，总体而言欧盟在乌克兰危机上的“失能与失声”短期内是全面的：

1、欧盟在当前乌克兰危机的发展过程中的当前政策将长期存续，这是欧盟当前政治能力上所能维持的最大公约数，如果不继续援助升级的话已经是欧盟能做的最大程度的“自我控制”了；

2、欧盟不可能以一个整体的身份直接军事介入乌克兰危机（包括允许美国以北约的名义直接介入，但欧盟无法阻止成员国个别介入），欧洲人不会支持与莫斯科直接发生战争；

3、欧盟当前也不可能以一个整体的身份直接与莫斯科或者基辅就结束当前战争状态进行外交斡旋或者促使双边达成和平（停火）协议；

4、欧盟不会允许莫斯科越过第聂伯河；

5、当乌克兰危机的斗争较为充分，战场态势出现明确的决定性趋势的情况下（也就是乌克兰的战争潜力耗散到无力组织新的战役级别的机动兵团的时候），欧盟的核心“老欧洲”非常可能绕开欧盟的决策机制开展多边外交努力寻求基于“维持现状”的政治安排——这种维持现状包括与莫斯科的政治关系的长期冷淡和经济制裁的长期维持，但也维持俄国占领区的既成事实和尊重俄国人的安全关切；

6、欧盟与北京的关系有望可以在乌克兰危机“维持现状”的背景下实现一些经济和政治的双边议程的发展。

七、结束语

从欧洲在乌克兰危机里的表现，我们可以得到最大的启示其实是证明了强大的中央政治能力与行政运筹能力所构建起来的行政组织效率是竞争的底层结构，凡是不能满足这个要素的，无论经济与文化，规模与人口，军事与科技均不能保障竞争的优势与有效性。

而要维持强大的政治能力和行政组织效率又要求国家有着强有力的政治哲学思想和统一集中的行政组织架构，心手合意而不移——这是真实意义上的国家竞争的有效操作系统。

缺乏上述能力的终将被历史所审判，勤于内部政治能力的磨砺是极端重要的——虽无显功，但沛莫能御！

对欧洲来说，正所谓：

手把青秧插满田，低头便见水中天。

心地清净方为道，退步原来是向前。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