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说大话使小钱，糊弄谁？ -- 生活在阳光里

“文化大革命”初期，毛泽东在决定确立林彪为接班人的时候，还没有想彻底去掉邓小平，曾希望继续用邓小平，并希望邓小平能配合他在人事上的新选择。为此，毛泽东曾找邓小平谈了一次话。据邓小平后来回忆：“‘文革’开始的时候，主席找我谈话，要我跟林彪搞好关系，我答应了。但与林彪谈了一次就谈崩了。”

1963年，刘少奇（左三）、邓小平（左一）、董必武和群众一起欢庆春节（资料图）

1963年，刘少奇（左三）、邓小平（左一）、董必武和群众一起欢庆春节（资料图）

1966年8月18日，毛泽东在首都百万群众于天安门广场举行的“庆祝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群众大会”上，第一次接见全国各地来北京串联的红卫兵、青年学生和学校教师。在接见中，一位红卫兵代表给毛泽东戴上了红卫兵袖章。以后，毛泽东又连续七次在天安门广场接见各地来京的红卫兵，总数达1100万人。

从此，红卫兵运动风起云涌，遍及全国。红卫兵在“中央文革小组”的支持下，在全国到处“煽革命之风，点革命之火”，鼓吹“革命无罪，造反有理”，层层揪斗所谓“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搞乱了地方各级党委和人民政府。

8月18日，新华社以《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毛主席万岁》的大字标题，报道了毛泽东和中共中央领导人在北京出席“庆祝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群众大会”的实况。在这个报道中，第一次正式公布了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上改组后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的名单，引起了全中国、全世界的广泛注意。世界各国的新闻媒介纷纷对此予以报道、评论和猜测，弄不清中国高层究竟发生了什么重大事情。

不久，1966年第13期的《红旗》杂志发表了由“中央文革小组”几个人起草、定稿的《在毛泽东思想的大路上前进》的社论，提出了“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必须彻底批判”的口号。在“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后，《人民日报》、《红旗》杂志是掌握在“中央文革小组”手中的两个重要舆论工具，每发表一篇重要文章，都被说成是“代表了党中央的声音”，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新的伟大战略部署”，成为极不正常的指导“文化大革命”的重要方式之一，在全国起着重要的煽风点火、推波助澜、引导舆论、左右局势的作用。“中央文革小组”的令旗一举，霎时间，“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声音立即传遍了全国城乡。

但是，究竟什么是“文化大革命初期”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虽然“文化大革命”中发动全国几亿老百姓对此批判了整整10年，恐怕除了林彪、江青、康生、陈伯达、张春桥等人之外，没有几个人能够说得上来。原来，所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指的是刘少奇、邓小平在“文化大革命”初期派工作组到各单位领导运动这件事。派工作组领导运动，既有中共过去领导运动的惯例，又经过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的集体研究，以后刘少奇、邓小平又专程飞到杭州向毛泽东当面汇报和请示，毛泽东当时既没有支持派工作组，也没有反对派工作组。于是，在中央的会议上一致决定派工作组。这充其量不过是工作方法问题。现在，“中央文革小组”在《红旗》杂志社论中一下子把派工作组上升到“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高度，死死抓住不放，大做文章，上纲上线，进行批判，其图谋显然是要把“文化大革命”的矛头更集中地指向主持派工作组的刘少奇和邓小平，掀起更大的波澜。

10月9日至28日，以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为中心内容的中央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由于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以后，各级领导干部对“文化大革命”仍然有很大的抵触情绪，表现为“很不理解，很不认真，很不得力”。为了进一步排除这些主要来自高级领导干部中的对运动的“阻力”，中央决定将各省、市、自治区的党委负责人召集起来，举行这一次中央工作会议。林彪在会上的讲话中赞扬“文化大革命”，鼓吹“群众运动，天然合理”的谬论，为煽动“造反”、揪斗领导干部制造依据。林彪还公开点名攻击刘少奇和邓小平执行的是“一条压制群众、反对革命的路线”。“在一个短时期内，刘、邓的这条路线是取得了一个差不多统治的地位”，并说“这次文化大革命运动的错误路线主要是刘、邓发起的”，号召“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但是在会议的开始阶段，参加会议的中央及各地的一些同志，却仍然表现出对于“文化大革命”的“很不理解”和跟不上形势。正如毛泽东所批评的那样，“头一阶段的发言不那么正常”。于是，由刚刚在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又担任着“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组长的陈伯达出场，在会上作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的两条路线》的讲话，扮演攻击刘少奇、邓小平的“主攻手”的角色。陈伯达的讲话虽然“火药味”不太浓，但是却从理论上把派工作组作为与“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相对立的“错误路线”、“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资产阶级反对革命的路线”进行了比较、分析和“批判”。

陈伯达在讲话中，把刘少奇、邓小平派工作组恶意类比为“国民党的‘训政’”，手段极为卑劣。

康生和“中央文革小组”成员也纷纷在发言中对刘少奇、邓小平进行批判。在会上发言的还有邓小平在战争年代的老部下，曾担任过第二野战军第四兵团政治委员，此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公安部长的谢富治。他说：“邓在人们的印象中，是一个30年‘一贯正确’的形象，在党内有很大影响，这次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阻力之所以如此大，同这种影响不无关系。”

10月25日，毛泽东在听取会议汇报后，作了正式讲话。指出这次会议“就是要总结一下经验，做政治思想工作”，解决“思想不通”的问题。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原因，是以前过于信任人，在中央搞了一线、二线后，出了相当多的独立王国，我的意见在北京不能实行，推行不了。对于“文化大革命”运动的兴起，毛泽东说：“时间很短，来势很猛。我也没有料到，一张大字报一广播，就全国轰动了”，“红卫兵一冲，把你们冲得不亦乐乎”，“文化大革命这个火是我放起来的”。此时，他认为中央的问题已经解决，刘、邓及许多干部的问题仍然是人民内部矛盾。他说要允许人家犯错误，要准许他们革命。还对与会者说：“我是不要打倒你们的，我看红卫兵也不一定要打倒你们。你们过不了关，我也着急呀。时间太短，可以原谅，不是存心要犯路线错误，有的人讲，是糊里糊涂犯的。也不能完全怪刘少奇同志、邓小平同志，他们两个同志犯错误也有原因。”他还宣布：“这个运动才5个月，可能要搞两个5个月，或者还要多一点时间。”

林彪和陈伯达的讲话，是此次中央工作会议上批判刘少奇、邓小平的主题讲话。会后，迅速被大量印发，广为传播，并刊登在各个群众组织编辑的报纸、刊物、小册子上，成为“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两个重磅炮弹”。

刘少奇和邓小平在这次中央工作会议上违心地作了检查。刘少奇在检查中检讨了自己在“文化大革命”爆发以来50天以及历史上的“错误”，没有诿过，敢于负责。但在当时的形势下，即便他作出违心的自责，也已于事无补。邓小平在违心地检讨“错误”的同时，为了保护从中央到地方的一大批领导干部，采取了把所有责任全部揽到自己身上的做法，他说：“在这场文化大革命中代表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在中央领导同志中，在全党范围内，就是少奇同志和我两人。”“必须讲清楚，工作组的绝大多数是好同志，在这段工作中所犯的错误除了个别人外，主要责任不应由他们来负担，而应由我和少奇同志来负担。”其光明磊落和浩然正气，跃然纸上。

在刘少奇和邓小平报送毛泽东审阅的检查稿上，毛泽东都作了批语。

对刘少奇检查稿的批语是：“少奇同志：基本上写得很好，很严肃，特别是后半段更好。建议以草案形式印发政治局、书记处、工作组（领导干部）、北京市委、中央文革小组各同志讨论一下，提出意见，可能有些收获，然后酌加修改，再作报告，可能稳重一些，请酌定。”

对邓小平检查稿的批语是：“小平同志：可以照此去讲。但在……之后，是否加几句积极振奋的话，例如说，在自己积极努力和同志们积极帮助之下，我相信错误会得到及时纠正，请同志们给我以时间，我会站起来的。干了半辈子革命，跌了跤子，难道一蹶不振了吗?又，题目‘初步’二字可以去掉”。

从毛泽东的两个批语来看，对刘少奇、邓小平仍然是作为中央的领导同志来看待，持犯了“错误”改了就好的态度。尤其在对邓小平的批语中，与人为善，十分中肯，亲切的话语犹如两人面对面谈心一般。同时，从两个批语中也可以看出来，毛泽东此时在对刘少奇和邓小平两人的看法上，显然对邓小平的看法要更好一些。

10月25日，毛泽东在会议上的讲话中，对刘少奇、邓小平仍然持保护态度，指出：“把对刘、邓的大字报贴到大街上去不好嘛!要允许犯错误，允许改，让红卫兵都看看《阿Q正传》。刘、邓两人是搞公开的，不是秘密的，要允许刘、邓革命。”

然而，就在中央工作会议召开的同时，“中央文革小组”的阴谋家们却在私下策划着一系列的“打倒刘、邓”的阴谋勾当。

11月2日，中共中央组织部内突然贴出一大批批判刘少奇和邓小平的大字报。11月8日，聂元梓也在北京大学贴出了《邓小平是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大字报，所列罪名，有大反个人崇拜，公开“鼓吹”在农村恢复单干，反对“文化大革命”，是彭真的后台之一，等等。

“文化大革命”运动发展到如此地步，超过了所有人的预料。这时，邓小平已完全失去了工作和出席任何会议的权利，只能整天坐在家里看一些送来的文件。这些文件无论从数量上还是从内容上来说，都已不能和往日相比。对于未来的政治命运，邓小平采取等待的态度。这也只能是他在当时形势下可以采取的唯一选择了。

实事求是地看，无论在长期的革命战争年代，还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后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毛泽东对于邓小平一直是十分信任、十分欣赏、十分重用的。

但在“大跃进”以后，邓小平与其他中央领导人一起，采取一系列有力措施，坚决纠正“大跃进”所造成的严重恶果，坚决纠正在社会主义建设问题上的“左”的错误，使毛泽东对于包括邓小平在内的中央第一线领导人开始产生不满。这种不满日益加深，并随着事态的发展而演变成为进行人事更替的决心。

“文化大革命”初期，毛泽东在决定确立林彪为接班人的时候，还没有想彻底去掉邓小平，曾希望继续用邓小平，并希望邓小平能配合他在人事上的新选择。为此，毛泽东曾找邓小平谈了一次话。据邓小平后来回忆：“‘文革’开始的时候，主席找我谈话，要我跟林彪搞好关系，我答应了。但与林彪谈了一次就谈崩了。”林彪深知，毛泽东对邓小平的看法与对刘少奇的看法是不同的，不仅程度不同，而且性质也不同。这种不同，对于如何处理邓小平，是相当重要的。在林彪费尽心机打倒刘少奇以后，邓小平就成为林彪最大的心头之患。工于心计的林彪知道，要除掉邓小平，还必须不断加紧加重对邓小平的攻击和批判。与此同时，看到刘少奇、邓小平虽然受到批判，但还没有被彻底打倒，陈伯达、康生、江青等“中央文革小组”大员便联合林彪集团，策划于密室，企图掀起一场更大的波澜，欲置刘少奇、邓小平于死地。于是，一场由林彪、康生、陈伯达、江青精心策划的阴谋拉开了帷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