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和小粉红唠唠嗑，谈谈黑与白，从张学良将军说起 -- 真离

蒋介石曾三次下野，一直到大势已去，退守台湾的时候，才真正意义上树立了独一无二，不受他人置喙的权力地位。

而这三次下野，每次都是刀光剑影，每一次下野他都秘密处决了一位举足轻重的人物，也正是这样，也给中国革命事业带来了巨大损失。

九一八事变之后，内忧外患导致蒋介石不堪重负，各方面的压力都让他心神俱疲，他在犹豫了几个月之后决定暂避锋芒，于1931年12月宣布下野。

这一次蒋介石心里清楚，这只是以退为进的谋划罢了，并没有第一次下野的惊慌恼怒，而是更加从容稳重的行进计划，没有了绝高的地位，一些事做起来也得心应手了许多，而这次他下野他处决了国民党激进派领导人邓演达。

第二次下野的时候，蒋介石心知肚明自己只是以退为进，那个位置他迟早还会坐上去，果然1932年，中日矛盾扩大，只有蒋介石有号召力指挥全局，他也就顺水推舟复起了。

距离他下野，只有短短一个月的时间，这种舍他其谁的局势让蒋介石的威信大大提高，也奠定了他十多年的政治地位。

在宁粤艰难的议和过程中，蒋介石也成功的分化了粤方内部，使汪精卫逐步脱离粤方阵营。在接下来的谈判中，因汪派的掣肘，粤方的态度没有了之前的强硬，不断的与蒋做着妥协，改变了以蒋下野作为宁粤合流的先决条件。

但面对日益交困的外交，面对狼子野心的日军步步侵略、步步紧逼，蒋介石承受了广大民众的强烈谴责。并且身为政府主席、陆海空军总司令，肩负着带领民众反日、抗日的重责，其内心也是痛苦、折磨、难以接受的。蒋曾一度动摇过与粤方争斗，决心带兵北上抗击日军，虽深知此时抗日犹如以卵击石、自取灭亡，但可使民族人格和革命精神留存于千万世。

宁粤合流谈判取得了一定的进展，但粤方迫使蒋下野的意志从未改变，在宁方将领中，也出现了如陈铭枢、何应钦这样的嫡系心腹同意蒋下野，让蒋颇感震怒、无奈。

蒋最终决定下野，但此次下野早已不同于第一次下野的彷徨，蒋对目前自身的实力还是有一定的自信，而且他也认为下野后汪派和粤方必会矛盾尖锐，会给他卷土重来的机会。而且此次的下野并没有完全离开，蒋控制着巨大的政治资源，这次是真正的以退为进，并且坚信不久后就会重返高位。

综此种种考量，蒋介石于1931年12月15日宣布下野。

1933年，日本大本营决定，占领东北还 远不满足，要向华北推进，要攻打山海关，张学良正在为如何确保华北安全而忧心，苗剑秋来报，财神爷宋子文驾到。

张学良来了精神头，他和宋子文的私人关系不错，之前他给宋子文发了多次电文要求拨给经费，可回复总是答应好好的，就是不落实，这回他来了正好，现在正是缺钱的关键时刻！

他见到宋子文，重复了好几句:“钱呢？你得给我钱哪，我打了一百多份报告，你承诺给我拨经费却不给，你叫我怎么抗日，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呀！”

宋子文苦笑一声:“汉卿啊，我哪来的钱啊，国库空虚，哪有钱给你拨呀！上边不答应给，我也爱莫能助啊！”

“上边？你指的是蒋介石？”

“对啊！他大权独揽，他不批示我有什么办法呀，我也有我的难处，汉卿，你可得谅解我！”

“子文兄，那你从南京到北平来究竟所为何事？”

“汉卿，你一肚子苦水我都清楚，始末缘由我比你了解，老蒋下令不让抵抗，你作为副手你没有办法，你执行他的命令，把东三省让给了日本人，以目前处境来看，华北也保不住啊，恐怕你这个长官公署也待不下去了……”

张学良一愣:“子文兄，你啥意思就直说吧！”

宋子文叹了一口气:“汉卿啊，实话对你说吧，我这次是奉命来见你，你历尽千辛万苦，担着不抵抗的罪名。委员长有个比喻讲得很清楚，你们就好比同乘一条船上，目前这条船面临着危机，你和委员长两个人就要有一个人跳下水去，才能保证这条船的安全！你既然已经担了不抵抗的罪名就担到底吧！跳水的自然是汉卿你呀，只有保住委员长的尊严，保住南京政府的信誉，蒋委员长才能领导全国抗日。我也不隐瞒了，说句实在话，你就干脆引咎辞职吧，到外国考察去吧！”

张学良大吃一惊:“这是委员长的意思？”

宋子文不言语，只是频频点头。张学良心里拔凉拔凉的，他沉默好半天，权衡利弊，做了一个痛苦的决定:“好吧！我可以发表一份声明，我宁愿做委员长的替罪羊，我可不是为了蒋介石，我是为了全中国，也许留下委员长抗日就有希望，我宁可牺牲自己！”张学良说完眼泪溢出眼角。

宋子文也跟着抹了一把同情的泪:“汉卿，出国考察也是暂时的，也许用不了多久，委员长就把你调回来委以重任，千万要注意身体，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啊！”

宋子文回南京复命去了。

张学良的秘书苗剑秋当时在场，听得个清清楚楚，他一跳多高:“汉帅，这是蒋介石的阴谋，你为什么给他做替罪羊？你不能同意！是他下令的不抵抗，咱们这一阵分兵派将，闲着了吗？他怎么能逼着你下野呢？这太不公平了，不能听他的，我不服……”

爱国会里人尽皆失声痛哭。

有的说:“他蒋介石不管咱们，咱跟他一刀两断，我们听你的，你就坐镇北平，我们都跟着你干！”

张学良低头不语，好半天才抬起头安抚大家:“各位，多谢大家盛情，你们说的每一句话汉卿牢记在心。但是我们不能分裂，不能做亲者痛仇者快的事，如果我们一分裂，小鬼子更得逞了，我们在世界面前也丢尽了脸面，我干脆把罪名承担下来，我一走老蒋能名正言顺领导抗日，中国就还有希望！”

大家齐声叫:“汉帅，别听蒋介石的，他是个流氓出身，是上海十里洋场的一个小混混，他说人话不干人事，吃人饭不拉人屎，他什么事都能干出来，你把他作为英雄作为领袖大错特错，你前脚一走后脚华北就得丢……”

张学良深知，宋子文此次前来，是受命而来，他说的每一句话都是蒋介石授意的，怎能违抗！即使自己不走，还挂着这个官衔，继续坐镇北平抗日，中央政府不给一分钱，我拿什么抗日？即便我继续抗日也得不到什么好结果，不如顺坡下驴，出国考察，卸下千斤债，我看你老蒋如何抗日。

大家吵吵了一天也没吵出个结果，只得各自回去安排出路。只有苗剑秋没有走，陪着张学良到深夜，张学良很动情地问苗剑秋:“剑秋啊，我要走了！你怎么办？”

苗剑秋说:“您不必为我担心，您在一日我就跟着您，您走了，我就投奔共产党，我算看清楚了，只有共产党才是真心抗日。”

张学良一竖大拇指:“奥？你真有这想法？好样的！你比我强多了！有什么困难尽管跟我说。不过在你投奔共产党之前，我求你替我办一件事情。你去一趟上海，面见我的夫人于凤至和赵四小姐，把这个交给我夫人保存。”

说着他拿出一个公事包，里面是七份密件，全是蒋介石发给张学良的命令: 不准抵抗！

张学良说:“蒋介石是个流氓，什么事都干得出来，我不放心啊，也许不定什么时候他派人把我刺杀毁灭证据，这个密件决不能落到旁人手里，关键时刻它可以洗刷我投降不抗日的罪名，可以证明我的清白……”

苗剑秋按张学良的吩咐，到了上海，把密件交给了于凤至，于凤至感觉这么重要的文件放在家里不放心，第二天就送到了外国银行保险柜保存起来。

如今张学良无官一身轻，推掉了所有的事务，就等着命令来到就出国考察。

这边蒋介石得到宋子文的报告后，松了口气，庆幸张学良还真听话，可又担心他手下那些人能服吗？张学良能不能再反复？他不放心，又乘专车亲自来见张学良。

专车停在保定，张学良来到专列上见蒋介石，两个人密谈了十五分钟，具体谈着什么谁也不知道了。

1933年4月11日，张学良从上海乘轮船启程出国。

1933年4月11日，张学良代蒋受过，通电全国宣布辞去国民政府北平政务委员会常务委员和军事委员员北平分会委员长职务，携夫人于凤至和秘书赵一荻以及三位男女公子（张闾珣、张闾纡、张闾瑛）出国到欧洲考察，历时8个月时间，于1934年的1月8日下午回国抵达上海。根据蒋介石及南京国民政府的安排，3月1日，张学良到达武昌，宣誓就任国民政府鄂豫皖三省“剿匪”副司令职务，（总司令为蒋介石），不久蒋介石宣布张学良代行总司令职权。此后，张学良就开始忠实执行南京政府和蒋介石赋予他的“剿匪”使命了。

在政治上，张学良回国以后一直鼓吹蒋介石的个人独裁体制，明确提出要政令和军事都统一到蒋介石一人身上，就像希特勒、墨索里尼一样。他的这个主张其实也代表了当时国民政府一些高级人物的思想，比如陈诚、戴笠、陶希圣、戴季陶等人都拥戴蒋介石搞独裁统治。虽然蒋介石本人心里也喜欢这样，然而国内局势还不能完全被他掌控，地方实力派还对他虎视眈眈，还有很多人反对他，鼓吹搞宪政，搞民主，汪精卫、胡汉民、李宗仁、阎锡山等人还十分反感蒋介石，所以张学良要他搞独裁，那就是把他当成了山药来烤火了，那还得了？但是张学良没有考虑这么多，不管是对部下讲话，还是应邀在大学讲演，还是接受记者采访，他都不断的呼吁蒋介石独裁，而且要求所属部队效忠蒋介石，忠实执行蒋介石的“剿匪”方针。通过效忠领袖，达到对委员长军事命令的绝对服从，进而对他这个剿匪副总司令的命令也绝对服从。例如，张学良在视察参加作战的东北军部队的讲话中就要求官兵们忠实执行国民政府的“剿匪”国策，不折不扣的执行军事行动计划，要不怕牺牲，不怕疲劳，敢于和红军死磕。这样就可以有效的消灭红军，消灭了红军，东北军就可以在他的带领下，打出山海关，打回沈阳，收复东北老家了。虽然东北军与红25军几次交战，有了一些小损失，尤其是7月17日的罗山县长岭岗战役，57军115师大部分被红25军包围歼灭，3700余人当了俘虏，师长姚东藩被张学良一气之下撤职了，但是东北军毕竟人多势众，损失一个师，也不伤元气。

在1933年2月国民政府进行国内军队编遣的时候，特别照顾张学良这方面的东北军，原来东北地区的国防军、省防军，全部被收编为国民革命军系列了。每个军的编制也比较大，例如何柱国的57军有4个师，万福麟的53军有7个师。张学良集团的这一个军相当于其他军队的几个军了。在“剿匪”期间，蒋介石看到张学良确实坚决执行他的使命，也对他很慷慨，在军费和财力上，在装备上都向他倾斜。这些都是有据可查的。所以，张学良总会依靠自己充足的兵力在大别山腹地与红25军死战。

1934年4月3日，张学良视察鄂东地区黄土岗、福田合、林店等地的57军各防地，给何柱国的部下演说，就指出东北军过去生活散漫，态度蛮横，嗜好太多，实在是东北军最大的弱点。他说：“健全了我们自己，才配谈剿匪！东北军过去的错误，我本身至少要负95%以上的责任。由于私生活的不检点，有好多事我本身就有毛病，常常影响到你们，使你们也来学。不过往事已矣，从前种种，譬如昨日死，今后种种，犹如今日生。我们从现在起，要另作一个人，我来领导你们重新做人，如果大家鼓起勇气，依照我所说的话好好去干，不但剿匪不成问题，就是收复东北失地，重见我们的庐墓田园，都是很可能的事。”

经过了大半年左右的时间，张学良就将中共鄂豫皖苏区和红25军基本肃清了。虽然中共苏区要坚持斗争，留下了一个红28军，但是这只部队规模不大，装备落后，战斗力也不强，而且张学良执行清乡政策和移民政策（就是将过去红军后勤补给的地区全部封锁，将住户迁走。），红军没有群众支援的基础，活动的空间被大大压缩，没有办法再与张学良的部队正面抗衡了，只能钻山沟，打游击了，隐蔽坚持着。这个时候，中共鄂豫皖省委也被张学良和蒋介石破坏严重，省委领导人员有的被抓，有的都撤离了，留守的干部几乎只能全部转入地下活动了。

为了巩固剿共的胜利成果，张学良遵照蒋介石的命令，开始大范围修建坚固的碉堡工事，作为打击红军剩余力量的节点，分割红军游击队的活动范围。这类似于后来的全面抗战时期，日本华北驻屯军司令冈村宁次在华北平原大面积大密度建设的炮楼。

豫鄂皖三省剿匪总部特别制定了修建碉堡路线图，从1934年的10月初开始进行密集修建碉堡的工程。以安徽省六安市立煌县（今天的金寨县）、霍山县，湖北麻城、商城县、罗田县、英山县、固始县、河南省南部的潢川县等地为节点，修建了上百座大小碉堡工事。

尤其在红25军活动中心大别山腹地的那些村镇，如汤家汇、南溪、衡山镇、花石乡等地，有碉堡188座，还有河南南部的潢川、沙窝、仁和等地有碉堡181座，可见碉堡的密度极大，给红军威胁也极大。

张学良也不是只让手下部队都呆在碉堡里被动防守，他还要苏区根据地进行彻底的清扫，发现一点红军小股游击队，他也不放过。他联名蒋介石给豫鄂皖三省各剿共部队发电报：“查赤匪主力经西窜，但各处散匪化零潜伏所在多有，且系当地土著，窖枪待机，乘袭再举，星火燎原，滋蔓难灭。前曾迭电各地驻军注意清剿并严搜窖枪，勿以散匪轻易贻患将来……”

1934年9月2日，蒋介石严令剿匪各军将领，限于11月12日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前，一律肃清残共，逾期未清者严办。蒋介石对剿匪工作进行倒计时了。10月6日，蒋介石又到武昌豫鄂皖三省剿匪总司令部，与张学良一起召集何成浚、刘峙、徐源泉、梁冠英、刘茂恩、王以哲、何柱国、钱大均、郝梦麟、董英斌、张群等文武将领开会。这些将领们依次汇报所辖地区的剿共进展情况。最后，蒋介石讲话强调限期剿共的必要性。会后，张学良安排最后这一段时间的军事行动，东北军和各路国军在各防区都加大围剿红军的力度了。

于是， 江西苏区的中央红军主力撑不住了，从1934年10月14日开始从江西根据地南下，准备突破南边的陈济棠薄弱防线 信丰、大余（当时叫做大虞）地区，再往西转移进入湖南。当时中央红军大队人马10余万人，带着红军和苏区的几乎全部家底倾巢而出，还专门有5000人的运输队，负责运输印刷机等大型物品。红军主力部队第一军团林彪、第三军团彭德怀、第五军团董振堂、第八军团罗炳辉全部按照毛泽东、朱德的命令向江西南部的国民党军还没有来得及完成碉堡封锁带的间隙区域猛攻猛冲。

后来红军主力艰苦迂回进入湖南以后，感觉大批辎重物品严重影响部队行进速度，还让护送的部队损兵折将，白白牺牲很多红军战士，于是才忍痛丟弃这些辎重物品。

张学良和蒋介石发现中央红军主力都离开原来的根据地，就调兵遣将，及时调整作战计划， 实行包干分片，调配精兵强将，命令逾济时、刘镇华、赵观涛等人分工合作，一定要肃清江西、安徽等地的红军残余力量。11月27日，蒋介石还电令各省剿共部队，要求在剿共工作结束之后，取消各部队为剿共所定的番号，11月30日前要撤销各地的剿共司令部，收复江西和福建全境。

红军远走湖南、四川、贵州了，蒋介石南京国民政府中央的影响力此前还没有到达这些省份。所以， 蒋介石循着红军长征的的路线，一路派兵追缴跟踪，使得南京的统治势力也就自然的进入西南各省了。

张学良忠实执行蒋介石的“剿匪”方针，让中共红军特别是红25军、红28军蒙受了巨大损失，因此红军部队的干部战士都对他恨之入骨，红军活动的地域，都张贴着痛骂他、打倒他的宣传标语，在红军战士心中，张学良比蒋介石还可恨，还该杀。因此这个时期的张学良和他所领导的东北军可不是红军的统战联合对象，而是势不两立的敌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