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241-James Fallon：我体内的精神变态 -- 万年看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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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这个讲座的题目是《我体内的精神变态》。科学家的讲座题目从来都没这么简单，总得插入一个分号，例如《某某某：究竟是好还是坏？》要是给今天的讲座换一个名字，也可以叫做《我在前往实验室途中遇到的一件怪事》，毕竟这也是之后讲座的部分内容——本次讲座并非单纯的科普，而是更偏向于“我人生当经历中的一点小小惊吓”——我的许多虔诚的教徒朋友都跟我说，我的抗性实则是上帝试图向我传递信息，希望我脱胎换骨——我并不这么看。我认为我具有异乎寻常的运气，尽管我更希望我能在赌场里或者赛马场上运气非凡。

我今天主要讲两件事：其一是我个人的经历。要讲清楚这件事就得说到身份，以及我们从小就开始思考的“我是谁”这个问题。其二则是这段经历如何改变了我对于很多问题的看法。例如所谓的善恶究竟是怎么回事？善良为什么会存在，或者说我们为什要将某些特质称作善良？善与恶是否只是不同类型的人们对于世界造成的影响？……

……先天本性与后天养育的问题可以回溯到亚里士多德与柏拉图的时代。通过我们过去十年对于神经科学的了解，柏拉图是对的，亚里士多德是错的。有哲学背景的听众们应该知道我在说什么——后者相信所谓的tabula rasa或者说空白石板理论，前者相信我们生来有各种能力，生来就知道何为道德或者如何使用语言而不需要接受教导，我们只需要调试一下我们几百万年以来通过进化预先知道的知识就能成长起来。现在看起来，我们越来越不像空白石板，我们生来自带一张写满的石板，而后根据我们所处的生态位进行微调：你将要学习什么语言？你生在城市还是在山区？我们可以应对所有这些问题。然而从我开始透过个人经历来看待这些个问题，我的思路即刻便转向了生物学侧面——对于生物学家来说，问题在于从古至今再到未来，在200万年的时间里按照排列组合究竟可能存在多少不同的个人？

人体一共有21000个编码基因，每一个编码基因还对应着好几个调控基因，调控基因还有自己的调控基因。按照这些数字可以得到数量极大的排列组合。这个组合不仅基于通常会得到检测的基因——也就是23andme之类的检测公司通过你的血液和唾液化验出来的基因——而是远多于此。在基因组当中只有15%到20%的基因是编码基因，剩下的都是当前生物精神病学研究的热门领域，因为我们认为生物精神病学的作用机制全都存在于基因组的非编码部分，而这些部分占比超过了80%。（比方说）精神分裂似乎就包含于此。这些非编码基因——其中大部分都是转座子——对于决定“我们是谁”起到了关键作用。因为“我们是谁”起码在一定程度上由我们的基因或者说基因组来决定，正是基因组决定了编码基因的表达。

总之如果你按照上述数字计算组合，人体所有的基因组合数量——将所有基因、表观基因以及基因组全都考虑进去——是1乘10的81次方。我盯着这个数字研究了好几天，随后意识到其实我见过这个数字：它与宇宙原子总量相比仅仅小了一个数量级。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们真的是星辰的尘埃。换句话说，就算人类再继续存在500万年，也根本不可能存在两个一模一样的人。这个数字简直就相当于无穷大，而这也意味着这世上还有另一个你的可能性基本是0。由于我自青少年时就有的强迫症，因此总是处心积虑要补上这一个数量级之差，直到最后我终于发现了一种新的转座子组合，总算让这个数字达到了10的82次方。

如果我们打量自己的人生，最容易发生表观遗传修饰的易感阶段有三个。首先就是在出生之后到三岁，这是我们最容易受到环境影响的时期，虐待、创伤与遗弃在这一时期当真能够改变一个人的基因，会以有趣且悲剧的方式为我们的基因留下印记，往往会导致精神变态与人格障碍，而我们都知道应当竭尽全力地避免此类事件的发生。这种情况不需要治疗，而需要预防，换句话说就是要解决早期虐待与遗弃问题。但是除此之外，在受孕之前还存在一个易感阶段，这一阶段从时机上讲颇为奇怪——毕竟此时的你甚至还没有成为受精卵。其中原因就在于转座子在女性生殖道里所发挥的作用。性爱之后，精子会在生殖道里呆上一天左右，其中绝大部分精子都会死去，只有一个英雄能走到最后，而那些炮灰则在死后身形崩溃，释放出体内的物质，其中大部分都是转座子。我们体内的大量转座子其实来自逆转录病毒，例如艾滋病毒，以及某些细菌，这些转座子都成为了我们自身的一部分。我们利用这些物质来重新编排自身的基因，从而使得免疫系统更加高效。例如每一次感冒时，感冒病毒都在重置我们的免疫系统。另外这些转座子也会让我们易感癌症，许多癌症都由转座子导致。转座子是人类基因的基本组成部分之一，它们引发的基因效应并不分好坏，只取决于如何看待——我们很高兴看到免疫系统得到提升，但却不希望罹患癌症。在受孕阶段，许多不同精子的转座子都混合在一起。假设一位女性在二十四小时之内与两三名男性发生了性关系，那么这几位男性的转座子将会相互影响。等到孩子生出来之后，尽管DNA亲缘测试会表明某个人是父亲，但是这孩子实际上有三个“父亲”，TA的基因构成将会是类似马赛克般的嵌合体。比方说一号父亲的基因负责调控这孩子的脾脏与肝脏，二号父亲影响了一部分大脑，等等。这些表观基因变化并不会被这孩子传给下一代，但是TA确实有三个父亲。我知道我说这话大家听了都觉得瘆得慌。我本来想着一开始就讲这个故事，免得大家睡着。就好像你第一次看《怪形》肯定会吓坏，心想：“谢天谢地幸亏这种嵌合生物并不存在。”然而——这种嵌合生物确实存在。

你也许又会说：“至少我们知道同卵双胞胎的基因完全一致。”许多心理学研究都基于这一点展开：如果我们想确定某一种行为在多大程度上取决于遗传，多大程度上取决于环境，那就研究被不同家庭分别收养的双胞胎。但是同卵双胞胎并非一模一样，实际上根本找不到完全一样的同卵双胞胎。同卵双胞胎之间的基因差异很大程度上被称作拷贝数差异，这是因为转座子会将同一个基因的不同份数的拷贝剪切复制粘贴到不同地方。双胞胎当中的一位可以从母亲那里继承一个基因的十份拷贝——比方说影响肤色或者发色的基因——另一个则未必。假设父母二人都是混血，生下来的同卵双胞胎有可能肤色不同。即便在体内，他们的器官与心智也可以完全不一样。这一发现彻底颠覆了心理学关于先天与后天的基本假设，因为我们已经不能再依靠双胞胎了。

我个人的故事……我得先喝点水，因为这个故事至今依然让我有点害怕，好在我的家人都已经接受了，我老婆更是面不改色……还是先介绍一下背景吧——

我长在纽约州北部一个普通家庭。在中学的时候我是个捣蛋鬼，但是再大一点之后我就成了班上的天主教好学生。我对完美痴迷不已，有强迫症，表现形式则是极其虔诚的宗教信仰。我没什么可以告解的罪过。从青春期开始，我的罪过都是些别人眼里的鸡毛蒜皮。神父总是不厌其烦地告诉我“这不算罪孽”，我说：“我觉得这就是道德罪孽，所以我肯定会下地狱，您得帮助我。”很多年后，在我写了这本书之后，我的母亲——她今天已经高寿九十九岁了——有感而发地说道：“看你上学放学感觉真奇怪，因为我离开时总能看到你周身两边五十英尺内都没有别人，接你放学的时候也是一样，每一天你身边两侧都是两片对称的空白。”我母亲观察力很强。我当时将很多事情都当成了道德问题——“这一周我没有花费足够的时间来关注宇宙的右边，而是过分偏爱了左边。”——我知道这样做其实是在发疯。你要是患有强迫症，那么你知道自己的行为很疯狂，但是你控制不住。不过要是你患有强迫人格障碍，你反倒会觉得自己没有问题。两相比较，人格障碍更加糟糕，毕竟我知道自己的想法很疯狂，只是无法控制，而人格障碍则更像是精神病，患者生活在一个不自知的世界，理解不了他人习以为常的东西。

所以直到几年前我都不是自我诊断的精神变态，而是自我“认证”的普通人：我一直保有信用卡，我经常打工，我干过酒保，当然我也上学读了书。我以为自己就是这么个普通人。画面中的这位女士，我们两个十二岁的时候就开始约会，因为我们都喜欢玩拼字游戏，也都喜欢游泳。四年之后我们就做了青少年之间常做的各种怪事——我们是朋友，彼此之间没什么浪漫因素。然后……我们开始稳步发展，再然后我们还没反应过来就有了五个孙子孙女。我这辈子始终过得是非常稳定的家庭生活，而且就连工作都一直没换，一直在加州大学任职。我的生活看上去就像盆栽一样老老实实，也许原本应该过得再动荡一点，但是我没有。据我所知，我是一个彻头彻尾的正常人，有一份不错的工作，也做出了不少成绩。这一切持续到了2005年。

我有一个小实验室，里面只有十五到二十人。此外我还有几位同事是我曾经的学生。九十年代初的时候，实验室添置了一台PET扫描仪。我在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教过的几位医学生后来成为了精神病学家，他们经常来借用这台扫描仪。他们每年都会研究几名杀人犯——连环杀人犯，都是你们听说过的大坏人——他们问我：“你能不能告诉我们，这些家伙的大脑都在哪方面受到了影响？”这方面的研究总是发生在审判的定罪阶段。从九十年代开始每年他们都会研究几个人。我对于这个项目并不特别关心，因为这个项目充其量占到我的研究工作量的三分之一，我当时还在研究精神分裂与干细胞之类的课题。我们的一部分研究对象是冲动性杀手，这些人的大脑严重失调，一旦愤怒就会产生强烈的暴力杀戮冲动。另一部分研究对象则是精神变态。到了2005年，通过好几位不同的合作者，我收集了一大批杀人犯大脑的扫描结果。我告诉合作者们：“别告诉我这些都是什么人的大脑，要不然我难免忍不住编故事。”就算身为科学家你也依然需要始终不断地对抗偏见：杀手大脑的扫描结果果然就像我想得一样。

我要求合作者们给我送来各种各样的大脑扫描，包括正常人的大脑与精神分裂症患者的大脑，将杀人犯的大脑混在里面。我花了几个月时间，发现了从没见过的模式：请注意画面上这颗大脑的蓝色部分，杀人犯大脑的蓝色部分都处于抑制状态。这是我们的老朋友边缘系统，包括内侧前额叶、额眶部皮层以及扣带皮层。我们现在看到的是大脑中线的横剖面，整个边缘系统绕了一个大环，穿过海马体抵达杏仁体，然后向上绕回脑岛。这套系统就是所谓的情绪大脑，而杀人犯的这部分大脑被关闭了。此前没有人描述过这个现象，我觉得自己发现了非常有趣的模式。于是我开始在心理学系与法学院进行讲座，因为我想知道台下有没有听众比我更能理解这个现象，能不能看出我没看出来的东西。

与此同时，仅仅出于凑巧，我们也在研究老年痴呆症，想看看哪些基因会导致老年痴呆。我们看完了所有老年痴呆症病人的脑部扫描，现在需要正常人的扫描结果做对比。因此我请我的家里人帮忙。我的兄弟，我的孩子，我的妻子，我的母亲与阿姨。我说：“咱们都是正常人，要不然你们过来一趟？”这里有一点问题：我妻子的娘家人有很多老年痴呆症患者，她的父母都死于老年痴呆，她的兄弟此前不久刚刚死于老年痴呆，她的阿姨和叔叔们也一样。我说：“你可能不想知道答案，但是我一旦看到扫描就知道你会出什么问题。”我妻子答道：“我刚刚控制住非霍金斯淋巴瘤，我肯定在死于老年痴呆之前就会死于癌症。还是让我看看吧。”——这是她的原话——“我们可以帮助我们的孩子与孙辈，可以告诉他们应该怎样注意生活方式。”我认为她的做法很有英雄气概。我们做了PET扫描、定量脑电图、基因测试以及多种心理测量，检测对象是包括老年痴呆在内的多种疾病。画面上的三排图像来自六位受试者。大脑图像显示红色黄色的部分比一般人或者说对照组更活跃，蓝绿色则是比对照组更不活跃。考虑到年龄性别等等条件，前五张PET扫描结果都很正常。至于脑电图则有点奇怪，第一第、二和最后一张的模式都很不一般。这些模式一般意味着抑郁症患者。

然后技术人员送来了我家人的扫描结果，我一张一张地翻看了一遍。令我非常高兴的是他们看上去都很正常。翻到最后一张的时候我说：“你们开玩笑了吧？你们是不是调换了扫描结果，插了一张杀人犯的片子进来。”这套大脑活动模式显然与我见过的最糟糕的精神变态杀人犯一模一样。当然精神变态杀人犯的大脑活动千差万别，但是最纯粹的基本模式都一样。技术人员并没开玩笑，他们重新检查了一遍，确定这就是我们家里的成员。我说：“可不能让这人继续逍遥法外，这家伙太危险了。我有公民责任要送我家里人去坐牢。”然后我仔细揭开被遮挡的名字，同时就听到了甘道夫请我踏上魔戒历险的敲门声，因为片子上面是——我的名字。我的第一反应是捧腹大笑：我是科学家，我正在研究精神变态，结果现在我倒成了精神变态，这确实挺好玩的。一个礼拜之后我对我妻子说：“我们的PET扫描结果回来了，你的结果很正常，这很好。但是我的扫描结果看上去像个精神变态。”她说了一句我本应立刻做出反应的话：“啊，我一点都不奇怪。”妻子与丈夫之间或者好朋友之间本来可以相互开玩笑，但回头看来她显然很严肃。此外我还想起来多年前的另一件事：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时候我们两个去看食人教授汉尼拔的主题电影《孽欲杀人夜》，当时她在电影院里说：“这就是你呀。”我说：“哈哈哈哈！”她说：“不不不，我没说你是汉尼拔，我说你是威尔，你是另外那个杀人变态。”我还以为她这么说是因为那家伙长得帅，其实不是。人们经常对你说各种话，但是你并不会把这些言论整合在一起分析。

过一段时间我才研究了自己的基因。结果出来之后我发现我体内有不少等位基因与攻击性和暴力程度的高低有关。你从父亲得到一个等位基因，从母亲得到另一个，最后的组合可以是两个高风险基因，两个低风险基因，或者高低混合。一共有十五个基因会被用来编码各种复杂行为，除了涉及攻击性与暴力的基因之外，还有另一些基因涉及精神变态与焦虑。精神变态的焦虑程度很低，他们几乎不会焦虑，他们感知疼痛的阈值很高，与压力相关的激素水准很低，情绪共情程度也很低。我的好朋友保罗.扎克（Paul Zak）也在咱们这里做过演讲，我们在共情的问题上争论得很凶，他认为我的理解过于复杂。他是个好人，但是我们有一点观点不同。我认为共情也有很多不同形式。精神变态可以具有很高的共情水平，问题在于他们不会利用共情来帮助你，而是用来对付你。他们不会与你的情绪共同起伏，你高兴他们也高兴，你难过他们也难过，精神变态并不会这样。就我个人的情况来说，我的许多朋友都向我倾诉他们的问题，就连我妻子的闺蜜都跟我说知心话。我就是那种你可以倾诉的人，因为我从来不和他们一起哭。无论他们跟我讲述多么难受的故事，我都不会产生情绪反应。我只会觉他们面临需要解决的问题，而我需要帮助他们，但是问题本身不会打动我。我以前通常都没有注意到这一点。我觉得很多情况下你都不知道自己是谁。你的本质或许比你想象得更糟糕。总之基因检测结果出来之后，我的一部分家人具有高攻击性基因，但是整体来看我们家的共情、焦虑、暴力、攻击性基本上都是平均水平，其他生物学标记也都比较平衡。而我的情况又是另一回事，这就像在基因赌场里我一口气扔出三十六个双六，概率极低，但是确实有可能发生也确实发生了。就好像有些人或许不会继承任何此类基因，这些人不会生气，不会心怀积怨，不会以眼还眼，不会情绪失控。这些人的基因似乎与精神变态完全相反。精神变态的定义方式很多也很复杂。在我看来，精神变态就是志诚君子的反面。

三个月之后，我家举办了一次派对。我去海上钓金枪鱼，满载而归。于是我让我妻子请了三十五到四十个人来家里开派对，所有人都来了。一般情况下你提前三个月请人来参加派对，他们只会说“我尽量过去。”如果你有新鲜的金枪鱼，哪怕提前半小时通知所有人都能来得一个不差。我母亲来了之后告诉我，说是我有一位表亲在纽约从事报纸行业，最近找到一本关于我父亲的家族的书。我母亲在西西里出生，而且总开玩笑说自己认识黑手党大佬——实际上并没有——她的父亲他的姐妹都喜欢酿私酒，她曾经在“幸运儿”露西亚诺的酒馆里喝过酒，她家院子里停放过装满炸药的卡车。她是个热爱冒险追求刺激的人。但是不管怎么说这本书中讲的是我父亲。我说：“妈，有什么事等到派对结束了再说。”但是她太兴奋了，我只好先看看这本书。书中的主人公是我的一位十七世纪先祖，他是美国第一位犯下弑母罪行的杀人犯。我说：“这还挺好玩的。”就好像你的曾曾曾祖父是个偷马贼。我妈说：“你接着读啊！”却原来我父亲家族的成员包括乱斧砍死亲爹的莉兹.玻顿，却原来法伦是我们家后来改用的姓氏，我们家祖上是爱尔兰农夫，原本的姓氏是康奈尔。许多康奈尔都相互联系，我们都认为莉兹.玻顿是被冤枉的，但是这本书里的杀人犯实在太多了。不过康奈尔家族也有一位埃兹拉.康奈尔创建了康奈尔大学，所以我想他与莉兹应该可以冲抵一下。几年前我的两位谱系学家表亲还发现了我父亲家族的四条血脉，其中全都装满了杀人犯。有趣的是，这四条血脉的成员不是杀人犯就是神职人员，没有那种可以一起喝杯啤酒的普通人。他们要么进了教堂，要么抄起了刀枪。这一切全都围绕扣带皮层展开，有些人往左走，有些人往右走。不仅如此，我们家还直接传承了好几位英格兰最糟糕国王的血统。你们很多人也都有这样的血统，但是这样的血统在我们家非常集中。

在这几个月之间发生了很多事。我一方面忍不住笑，另一方面也在想到到底怎么回事。当时我还有其他事要忙，比方说我要筹集五百万美元成立一家成体干细胞公司，研究目标是帕金森症和慢性中风——其实是我的学生成立的公司，我就跟着沾沾光。所以当时我没有多余精力关心其他题目，我的研究方向是精神分裂和老年痴呆，精神变态听起来太愚蠢了，就连理论都是错误的——事实证明理论并没错。再然后TED请我去讲座，我将干细胞公司的事告诉了他们。我认为医学科学领域针对干细胞技术的特定偏见是个很重要的故事。当时我们只能开展胚胎干细胞研究，需要进一步拨款才能大规模研究人体内的成体干细胞。这是我本来想讨论的话题：如果你的研究方向不属于医学主流就很难得到资助。TED表示：“这个话题挺不错，不过你还有更个人化的话题吗？”我说有，可是我以为这个故事没这么有趣，结果他们一听眼睛就亮了：“啊没错，就讲这个故事！”

于是我做了这场TED讲座，一五一十地亮出了自己的底细。当时是2009年，TED还没有开始将科普讲座挂在油管上。他们往油管上发表的是比尔.克林顿或者阿尔.戈尔的演讲。所以我一度以为我这场演讲很快就会被其他人忘掉，再也不会被人提起，除非你当场出丑。我在一月份做了TED演讲，四个月之后的一天早上有同事给我打电话，兴奋地说“你的TED讲座上了油管了，一晚上就有三万点击量。”我根本没想到还能有这种事。我不懂商业，但是那天早上我学到了一点营销：如果你在油管上发视频，关键词包括“精神变态杀人犯”，点击率一下子就会蹭蹭地往上涨。这个视频为我招来了一系列采访。后来就连《犯罪心理》的制片人塞伦.米伦也来请我客串一集。他真的理解我想说什么。我所说的并不是我自己的生平故事。真正的故事在于跨代际的暴力与表观遗传，以及不同地区乃至不同国家的持续性暴力——无论是在索马里还是在芝加哥——怎样影响了表观遗传。在这些地区，孩子们见识了超过三四代的暴力，我们可以以此来构建表观遗传与跨代际基因改变的模型。但是在当时谁都没有想到这个方面。米伦甚至都不是科学家，但是他都听懂了。

再接下来，奥斯陆大学校长以及挪威大使馆请我与挪威前首相一起发表演讲。这位前首相有躁郁症，在他的第一个任期期间，在2000年左右，他似乎出现了从抑郁到狂躁的各种症状。欧洲人很不喜欢承认自己患有精神失调。要是在美国——尤其是在加州南部——不管是结婚、离婚还是婚外情都能与精神失调联系起来。但是在欧洲，尤其是在北欧，尤其尤其是在斯堪的纳维亚地区，当地人从来不讨论这方面的话题。一位首相公开承认自己患有心理失调，我认为这是很有英雄气概的举动。于是我前往挪威发表了演讲。在演讲当中我必须使用一些数据。由于伦理审查委员会的管束，我不能随便使用别人的数据，但是我可以用我自己的数据。所以我展现了我的PET扫描，我的基因测绘，以及从我生下来到目前为止的所有精神失调。我们还创建了统计模型，纳入了我所有的精神测量结果，所有的症状，大脑各部分的所有扫描结果，以及所有的等位基因——此时我们已经可以借助一般线性模型来确定这个基因导致了这个现象等等，这是进行此类研究的强大手段。总之我用了我自己的数据。那是一场公共讲座，但是台下坐着很多精神病学家，就好像今天来了很多神经学家，所以我不必把话说的太简单。在讲座结束后，奥斯陆大学心理学系主任对我说：“首先要谢谢你，这场讲座很有趣。不过你难道不知道自己有躁郁症吗？”然后他宣称美国在2010年定义躁郁症的方式有所偏差。“你有轻度躁动，你总是处于亢奋状态，这正是躁郁症的典型表现。讲座结束后我希望和你谈一谈。”于是我们在奥斯陆大学的一位朋友家里碰面，现场还有若干位其他心理学家与精神病学家。系主任对我说：“我们正在查看你的数据，你大概差一点就会变成精神变态。”我说“什么？”我突然想起了我在加州的一些从事精神病学的朋友似乎都跟我半开玩笑式地提到过这个事。这是五年来我第一次开始认真看待这个问题。

在返回美国的航班上，我的心情非常不安，感觉很奇怪，因为我发现别人对我的认知与我对自己的认知完全不一样。我觉得我是个好人，我是优秀的天主教好学生。我开始问我的妻子，我的兄弟，我的死党，以及最了解我的精神病学家：“说老实话，你是怎么看待我的？我刚刚遇到了一件怪事。尽管说实话，我绝对不生气。”他们都说了同样的话，唯独只有我母亲在最后往回找补了几句：“不过你是个好孩子，你是个好孩子。”只有她一个人这么说。其他人全都给我举了非常具体的例子来说明我从来都让人感到不在现场。我妹妹对我说：“你还记得十五年前我给你写过一封信吗？重新看看那封信，看看我当时怎么写的。‘吉姆，你从来都不在。你是个好哥哥，但是在情绪上你从来都不在场。’”我的女儿在2000年也曾经非常反感我的行为，认为我非常冷淡。这一时期她上了很多临床心理学的课程。她对我说：“爸，你要知道你是个自恋者”——她没说我是精神变态——“你甚至都不知道自己很自恋，但是一切都要围着你转。”现在我正好有借口以我为题进行演讲，讨论我自己，这可真不错。然后精神病学家测试了我，进行了结构化测试与非结构化测试。他的总结这样主张：“JF满足精神变态的大部分精神疾病症状与精神分析特征以及相关联的感情症状。但是他显然缺乏此类精神模式一般会导致的几乎所有行为后果。实际上他压制了自己的心理特征，因此始终没有成为完全的精神变态个体。”换句话说，我的所有想法和冲动都与完全的精神变态一模一样，我只是从来没有将其付诸实践而已。

为什么？为什么直到今天我都还没有坐牢？为什么从小到大有这么多成年人告诉我“幸亏你生在一户好人家，要不然你非得去混黑社会不可”？许多神父、拉比以及医生在我的青少年时期都曾经告诉我“你有些不对头”，尽管我什么都没做。我确实是有一点问题，为了将这些信息整合起来，我在后院的按摩浴缸里泡了个澡。当时我母亲来看我，她在院子里修剪花草，坐在一张三条腿的凳子上。我心想：“我在生物学上是个精神变态，我有精神变态的基因与大脑活动模式，但是我却不是精神变态，为什么？”我看着凳子的三条腿，突然意识到：“就是她！她就是第三条腿。”你们可能觉得这一点显而易见，我却从没想到人生的早期环境能起到什么作用，因为我历来坚持主张基因决定论。当我最终承认我的错误时，同事们都笑了出来，但是我确实搞错了这一点。现在我打开了一扇关于表观基因学的更有趣门户。并不是说基因不重要，而是说基因仅仅在特定环境下才重要。所以精神变态也要依靠三条腿的支撑——早期虐待、功能性脑损失、高易感性等位基因——这是我目前对于基因相关人格障碍提出的新模型。所谓的早期指得是从出生开始到三四岁，从那以后虐待与遗弃的效果就会越来越弱。我们现在知道人体内所有的细胞都有同样的基因，但是不同的细胞会开启与关闭不同的基因，毛发细胞与肝细胞肯定不一样。有些基因的开关方式是甲基化——甲基就是一碳三氢的分子团——这样可以暂时开启某些基因，比方说在患流感的时候为了增强免疫力。或者也可以永久性打开某些基因，这就是早期虐待与遗弃导致的结果，这都是正常现象。看看精神变态或者其他与暴力相关的心理失调就会发现，杀人并不违反人性。要是有人攻击你的家人，那么你理应杀了他们。只有在错误的时候杀人才会被视为精神变态。性也是一样，性行为本身没有错，但是时间与地点可能出错。

主要与攻击、暴力、操纵相关的不恰当行为确实与基因有关，不过这些基因会在人生早期受到创伤的影响，然后就会被永久打开，换句话说这孩子的身体在余生当中永远都会处于遭受攻击的状态。这很合理，因为孩子出生之后社会大脑就会开启，尤其是前额叶、扣带皮层与杏仁体。如果这部分大脑发现了暴力，那么最佳的生存策略就是自己也暴力起来。当然，我这么说听上去很像是有数据支持，但是整体情况目前仍不为人知。我们的大脑可以对暴力十分敏感，但是如果你生在一个美好且充满爱的世界，那么这些基因也可以被关闭，这个人也会变得非常温和且非暴力。但是他们在正确的时候仍然可以展现攻击性，从而保护家人等等。我不清楚我为什么没有显现出更多的精神变态倾向。我在写这本书的时候去了意大利阿尔卑斯山下的一个小村庄，当地没有人说英语。我在那里读了两份论文，主题是所谓的战士基因。这一类基因负责调控血清素转运体SERT，包括好几个具体基因。两篇论文分别以猕猴与人类作为研究对象，发现假如你有这种基因并且遭到虐待，那就是坏消息。例如最著名的MAOA暴力基因能够永久影响你的血清素代谢。但是如果得到善待，我们也可以抵消这个基因的负面效果，甚至还可以抑制与其相关的其他基因。肯定就是这么回事，这就是凳子的第三条腿。

那么有多少孩子就像我一样继承了高风险基因？可能会有总人口的百分之几。另一方面，孩子们也可能继承其他类型的和平等位基因，或许在硬核暴力与硬核和平两边各有5%，标准放松一点兴许还能达到10%。问题在于环境会在多大程度上影响那些具有硬核和平基因的孩子们？答案是一点影响也没有。这些孩子在成长过程中可以反弹一切打击，什么事情都伤害不了他们。另一端的孩子们则非常脆弱，他们才危险。对于10%的人口来说，先天与后天之争的答案或许是下面这样：如果具备特定的基因模式与大脑连接模式，那么后天环境就决定了一切。这些孩子与他们的家人都属于高风险人群。那么从公共政策层面来说，应该怎么找出这些孩子？我是个自由主义者，一想到有人跑到你家要求查看全家人的病历就感到心中不安。冲突在于我们知道，要想辨识这些孩子就必须尽早下手。我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有过一位儿科神经学同事，他曾经这样告诉我：“我这话你出去别乱说，但是我可以从两三岁的小孩里面挑出精神变态。”日后的跟踪调查证明了他是正确的，但是他从没公开承认过自己有这本事。就像在很多其他科学领域一样，你并不想说真话，只想听之任之，只想随大流，因为你不想危及自己的职业。我这位朋友并不想面对媒体或者愤怒父母的质问，所以他什么都没说过。我们知道怎么寻找这些孩子，但是怎么应对他们要取决于社会。在表观基因的地图上，往左边看一切都很甜美，可要是往右边看，同样的基因也可以将你送进另一条山谷。在人的成长过程中有几个突破点，尤其取决于早期环境。假如碰上正确的环境，同一套精神变态基因反而可以让人走上非常成功的道路，甚至成为领导者。回到前天与后天的问题，答案只能是“看情况”，要么影响很大，要么基本没影响。

最后再说一个问题：这些信息怎样影响了我的个人生活？我试图借助我的自恋来对抗我自己。我成了我自己的试验品。我确实无法关闭体内的精神变态倾向，更不可能将其治好。但是我可以拿这种倾向来做试验，因为我不是一般人——我对自己就是这么说的：“我能做到，因为我比其他人更强大。”我尝试着像正常人那样对待我妻子。在每一次日常互动当中，不论是洗碗、斟酒还是参加葬礼，我都尽可能效仿正常人的举止。以前我经常回避各种正常人惯于参加的活动，哪怕参加葬礼我也会不出半小时就悄悄溜走。如今我时刻监控着我自己的所有行为，每天大约会注意到三百来次正常人应有的举动，例如主动收拾房间。除了这些非常简单的小事，我在一些大事上的选择也很自私。如今我意识到我以前从没考虑过正常人并不会像我一样。我就这样尝试了一个月，简直是身心俱疲，当好人太累了。不当好人之前我每天只需要睡四个小时，当了好人之后我每天睡六七个小时还嫌困。我并没有锻炼，并没有消耗体力，但是当好人实在太累了。几个月之后我妻子问道：“你什么情况？你突然体贴多了。”我说：“别往心里去，我就是做了个实验。”因为她能看懂我，我没法跟她撒谎。如果我说“因为我爱你”什么的，她只会对我翻白眼。接下来她说了一句令我琢磨很久的话：“我不关心你是不是发自真心，我只想让你对我好一点。”我问道：“你不需要我发自真心吗？”“当然不用！”我感觉就像突然擦亮了双眼：原来只要你对待别人好一些，不管是真心还是假意他们都会很高兴。这是这次实验教会我的重要第一课——我今年已经六十六了，结果就像十四岁小孩那样刚学到这一课。然后我与其他朋友做了同样的试验，他们反应也一样：“你是怎么回事？”我现在的睡眠时间长得没头，一上床就累得动弹不得。我真的开始观察我的朋友，尤其是与我同龄的、有孩子有孙辈的男性朋友。他们根本不知道我在观察他们，他们并不想向别人张扬“我是多么伟大的父亲”。我通过偷窥发现，他们做了很多完全无私的举动，而我从来都不会这么做。我意识到我以为自己认识的许多人其实我并不熟悉，他们在人际交往当中真的做出了牺牲，而我必须学会这些对我来说根本不自然的东西。

我还与精神病学的朋友们聊天：“我都有过哪些精神变态的行为？”他们给我拉出了一长串清单：“由此可见你并不是完全的精神变态，不过确实位于完全变态的边缘。”但是我的家庭并不穷，从小从未缺吃少穿。我擅长运动并且长得很帅，因此有很多朋友。所以我并不需要当真成为精神变态就能满足自己的一切需求。每当我看到其他精神变态撒谎、杀人、强奸的时候都感到很不以为然：“这些人真弱。这可不是操纵别人的真正方式。”我一贯认为操纵别人的简单方法多的很。身为合格精神变态的关键就在于操纵别人而不去关心他们，将所有其他人都当成需要处理的问题。这种行为我一直保留到了今天。

另一方面是我的职业生涯。我曾经打算关闭实验室，放弃终身教职，为年轻人腾地方。别人都以为我是高风亮节，其实我只是打算多挤出一点钓鱼的时间。然后我与两个亲密朋友凑在一起，摆上德州牛排与加州解百纳，讨论怎样利用这些信息来改变世界。我们自称三个火枪手，我妻子给我们起了另外一个名字。最后我们成立了“全球财团”这家公司，开始寻找项目与资金。我们的主要项目就是研究跨世代暴力与表观基因。为什么暴力的礼物会不断给予？这里的暴力不仅包括恐怖主义，也包括一般街头暴力，以及家庭暴力与校园霸凌。我们研究了跨代际表型基因的机制，换句话说就是你的毕生遭遇怎样通过基因传递给下一代，不仅因为下一代会模仿身为父母的你，还因为你的基因标记会传承下去。比如瑞士人进行过一项研究，假如祖父或者曾祖父在特定年龄——比方说五到九岁——经历了饥荒，那么孙辈长成之后就会面临更高的高血压与糖尿病风险。人们常说“我不该发胖啊”，但实际上这些特质不仅会跨一代，而且甚至会跨两代。另一个骇人现象发生在纳粹大屠杀幸存者的第二第三代身上，报告称这些孩子们也会产生与当年幸存者一样的梦魇。所以说纳粹大屠杀导致的梦魇倾向可以影响下一代人的大脑链接与大脑化学，以至于从没见过大屠杀的下一代人也会受害。这样说来，奴隶制几百年的虐待与剥夺等等也会影响一大批人的大脑构成。

我去了撒哈拉大沙漠来研究当地的柏柏尔人与贝都因人。这些游牧部落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从狩猎采集到定居者的关键改变，这些人正处在这个阶段的早期。我采访了他们，采集了小孩子的唾液，检测了各种关于好战行为的基因。结果发现，无论是阿拉伯族裔还是非阿拉伯族裔，他们体内基本都没有多少暴力基因。事实上这些人的战士基因模式看上去就像西西里人一样——这一点可以是好消息，也可以是坏消息。我问他们：“你们怎么对付那些行为不端的家伙？”他们说：“我们把他们送到长老们面前，让他们先吵一会儿，无论是孩子还是成年人，然后长老做出裁判。长老从来不会杀人，只会把你送到沙漠里去自生自灭。”但是依然有一部分等式不太对。检测了他们的基因之后，我意识到严苛的生存环境在人类进化当中影响了人的暴力倾向。斯蒂芬.平克曾经说过暴力在人类社会当中正在下降，人们不肯相信他的话，我说这取决于你怎么看待暴力。一定程度上来说，暴力基因的问题不仅在于自卫，还与战争有关。军方也有人联系我。想要理解年轻士兵的不同基因型与大脑模式。这些知识可以用来预防PTSD，也可以用来压制海外部队归国后的精神变态倾向。此外他们还想理解不同兵种的共情方式差异。比方说三角洲特种兵更类似于孤狼。他们的共情方式与整体挤在一起的步兵肯定不是一回事。后者更加明确地为彼此而战，士兵之间需要更牢固的情感纽带，经常单独行动的特种兵狙击手则不需要类似的共情。因此要让正确的人从事占据的岗位。首先，大脑的情绪部分——也就是边缘系统与背侧通路这两部分——直到二十五岁左右才能完全成长起来，因此最好不要让二十五岁以下的人上战场。如果非得打仗不可，最好让真正的成年人接受测试之后再上战场，免得他们毁掉自己与家里人的生活。目前我们还没有这么做。另一点有趣之处在于我们可以在个人之间营造温暖的共情感受，但是这并不能让这些人成为好人。如果让黑社会摄入催产素，他们不会更善良，只会更擅长撒谎，只会变成更高明的罪犯，对于全社会来说有害无益。

我的时间快不够了，现在后台有人对我招手，让我赶紧进入提问环节。总之这一切对于公共政策来说究竟意味着什么？可能是坏消息。不过我的一位基因学同事刚刚发现，脑皮层的表观基因标记可以被大规模地逆转。这一点非常了不起，因为这意味着我们真有希望逆转精神变态。我们正在研究最初的数据，还正在与梵蒂冈艺术委员会合作，想要研究一下心理变态与暴力的反面，也就是温柔体贴。我们想要实验一下用艺术来影响人，从而逆转表观基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