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从第三次庐山会议看历史，林彪的检查确实没法写 -- 真离

被关禁闭的王效禹要向“北京”讨说法。他在九月四日凌晨“2时”的“禁闭室”发出致北京的信。

他在信中说：青岛市崂山县“四清”工作团党委，犯有逃跑主义错误，不是号召工农兵坚决支持学生的革命行动，而是多方阻挠，这是和中央对立的。

我提出过不同意见，作过争论，没有解决。我在干部当中揭发这些错误，准备开始斗争，他们就把我关起来了，说我搞反革命暴动，组织大会斗争。我不管几万人大会斗，也要誓死批判这些错误。

青岛的问题，我认为学生批判张敬焘（时任市委书记）同志方向是对的，应该支持，打人是错误的，应正面教育。组织工人、农民支援张敬焘同志，这是方向的错误，违背中央精神和“十六条”的，势必把事情推得更为复杂。

九月七日，毛就给了王效禹一个说法。他在信上批示说：“青岛、长沙、西安等地的情况都是一样，都是组织工农反对学生”，“似应由中央发一指示，不准各地这样做”。批示还说：“谭启龙和这个市长的意见，我看是正确的。”

毛说“这个市长”，显然，不知道王效禹这一号。但是，山东籍的康生早知道这一号；同样，当时炙手可热的王力、关锋也熟悉这一号。想到年，康生在渤海地区土改时，“左”得厉害，区党委有人反对，但王力、关锋和王效禹都支持。更何况，此时，康生的儿子张子石（康本姓张）在青岛任教育局长。王效禹拿着“尚方宝剑”，张子石就响应号召，两人就联合起来了，开启了山东和北京的热线联络。

一九六六年十月中央工作会议时，北京点名要他参加的。谭启龙对周恩来说：“这个人恐怕有些问题。”周也只好说：“只要不是反革命，就叫他参加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