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愿劳动给人快乐而非不幸：2022年劳动权益事件盘点（一） -- 丽华天下

1月，甘肃省通渭风电基地华家岭西风电场5万千瓦项目施工过程中，发生一起触电事故，造成1人死亡1人受伤。

4月和5月，江苏泰州隆基乐叶光伏股份有限公司接连发生2起事故，造成1人死亡，1人受伤。

7月，海上风电场项目施工浮吊船“福景001”轮在广东阳江附近海域防台锚地避台风时，锚链断裂，船在海上沉没，造成27人落水失联。

7月，湖南湘锂新材料有限责任公司干燥车间进行旋转闪蒸干燥机调试时发生炉膛闪爆事故，造成1人死亡。

8月，保定市曲阳县美恒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孝墓乡光伏发电项目发生一起安全生产事故，铲车从高处滚落而下，造成1人死亡。

10月，江苏省启东沃太新能源有限公司厂房内储能电箱发生火灾，过火面积约120平方米。

11月，新天绿色能源围场有限公司河北承德如意河风电场，一名员工进行风电机组巡视时，触及风机箱变高压电而身亡。

12月，太阳能光伏行业的高新技术企业上机数控位于徐州的新能源项目发生火灾，5人经抢救无效死亡。

与此同时，为了弥补现阶段新能源电力技术局限所带来的发电不稳定、并网困难、储电效率低等问题，保持能源可以满足新增的电力需求，传统能源的开采产能仍然处在高位运转。目前来看，能源转型并没有减少传统能源行业的事故。国家矿山安监局山西局局长胡海军指出，截至11月中旬，山西全省煤矿共发生死亡事故52起，死亡62人，同比去年事故起数增加136%，死亡人数增加148%。截止到9月末，煤矿安全网统计全国煤矿作业的安全事故就有94起。显然，劳动权益的境况并不会随着采用新能源技术就自动改善。

7、研究生与职校生：处在用工“灰色地带”

12月15日，四川大学华西医院23岁医学生因心源性猝死去世，此前网传信息称该同学阳性发热依然被迫上岗，在一线工作时猝死。

随着防疫政策的调整，医疗机构和医护工作者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压力，特别是同时具有“学生”和“医生”身份的医学专硕规培生。12月13日，中国医师协会发出倡议信，呼吁住院医师包括医学专业硕士生积极投身于疫情防控，而几乎与此同时，昆明医科大学、重庆医科大学等院校发生学生抗议，要求返乡以及同工同酬。

规培，即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最初意义在于通过一段时间的临床实践培养医学生理论知识与操作技能。2015年临床医学专硕培养模式改革后，由于医学专硕合格毕业生不仅可以拿到硕士学位，还能同时获得执业医师资格证和规培证书，理论上将缩短受教育年限，因此部分医学生在做选择时会更倾向于专硕学位。

在种种事件背后，我们应当看到规培制度才是悲剧发生的原因，防控政策的调整不过是一个加速器。首先在政策调整甚至疫情出现以前，医学规培生受压榨的事件就层出不穷，且多因用工地位模糊等多种原因，责任难以被追究。3月31日，西安交通大学医学院内分泌科研究生被发现自行割断颈动脉身亡。据称该同学因为在心内科规培轮转期间受带教老师粗暴批评而多次情绪崩溃；9月25日，广州医科大学神外科研究生跳楼身亡，网传原因是违反了科室10点以后不许开医嘱的规定而遭到多人批评。此外，在学生要求返乡的时候他们被认定为需要留岗的医生，在要求同工同酬时他们被认定为不具有劳动关系的学生，这种矛盾无疑把如今规培制度的荒谬之处放大到极致。在医疗资源紧张的时刻，学生的合理诉求也逐渐面临外界更多的“逃兵”“医德沦丧”的指责与不理解。应当指出，此种制度无异于杀鸡取卵。

四川省2020年9月1日起实施的《工伤保险条例》第四十五条把规培生纳入了参保范围；而今年3月民革中央提议明确研究生的劳动者地位，将研究生纳入非全日制用工制度保护，并将用工薪酬与工作内容挂钩。这些措施与提议如果得到真正落实与采纳，可以说是一种微小的进步。

与研究生同处用工“灰色地带”的还有更易受人忽视的职校生。2月11日，云南新兴职业学院护理专业学生小杨在江西南昌龙旗科技园连续12小时夜班后被紧急送医，随后抢救无效死亡，而此前他已有感冒甚至吐血症状，却无法从带队老师和领导那里申请到假期。2月24日，湖北省恩施州利川市民族中等职业技术学校护理专业学生向媒体反映，学校将他们派到仙桃市健鼎电子厂实习，每日工作超10小时，由于厂内实行两班倒，一名学生甚至精神恍惚而被钻头扎伤手掌，此外学生身份证被收走，工资也远不如厂内同类型岗位职工。

今年5月1日起实施的《职业教育法》中，规定了“职业学校学生的合法权益，受法律保护”，并规定职业学校和实习单位违反本法规定的依法承担相应法律责任。而在教育部制定的《职业学校学生实习管理规定》中，也明确规定了职校学生实习岗位应与所学专业对口或相近；除相关专业和实习岗位有特殊要求外，学生顶岗与跟岗实习期间，实习单位不得安排学生加班与夜班。可以看出部分地区职业学校与实习单位全然违反了这些规定。这也表明了部分地区职业教育的缺陷。学生被学校安排进厂实习，由于此类实习基本都是学生毕业的条件，学生只能被迫服从学校的安排。在这种畸形制度下，学校完成了安排学生实习的任务，更有甚者从中收取差价谋得利润，企业得到了廉价的工人，唯独学生的权益受到了极大的损害。

8、女性和性少数劳动者：在可见与不可见之间

2022年，《妇女权益保护法》获得历史性修订，加入了许多保障女性劳动者平等就业权、要求建立工作场所反性骚扰制度的条目。与法律上的进步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严酷的现实：疫情之下，全球性别不平等状况持续恶化，女性往往不成比例地承担了低薪或无报酬的再生产工作，同时也面临着大量用工单位性别歧视的情况。

1月24日，由志愿者组成的就业性别歧视监察小组“就业性别歧视煎茶队”发布《2022年国考招考性别限制研究报告》。《报告》显示，2022年国考近半数职位存在性别限制，对过半数拟招考人员存在性别偏好。其中，偏好男性的人数是女性的1.52倍，偏好男性的职位数量是女性的1.56倍。11月14日晚，一张公开招聘中小学教师拟聘人员名单的截图在微博引发争议。名单上，小学语文教师岗位分设针对男性和女性招聘的小学语文教师岗位，对男女之间学历、学校背景要求的差异明显。在这方面也有一个好消息：5月1日，三年多前因怀孕而被辞退的珠海樊女士终于得到原雇主的赔偿和道歉，这一案件也成为了我国司法实践中“平等就业权”民事纠纷的开创性案例。

今年两会期间，女性代表围绕产假和孕期待遇等问题，也提出了许多值得讨论的建议。2月27日，全国人大代表、温州大学研究院的蒋胜男提交《关于改善产假、陪产假及育儿假规定的建议》，指出目前的产假制度实质上默认了照顾新生儿的大部分责任由母亲承担，所以建议将男性的带薪陪产假增加到30-42天。女性产假和男性陪产假之间的天数差异进一步加大，导致男女员工因生育而对工作的影响程度有着更大差异，可能加剧女性因生育遭受的就业歧视，同时不利于提高男性对育儿活动的参与度，进而降低职业女性的生育意愿。3月7日，全国人大代表赵冬苓在小组发言时建议，国家应当为企业承担一部分因雇佣育龄、产龄、怀孕女性造成损失和负担。赵冬苓认为，现在很多保护育龄、产龄、怀孕女性的法律、政策，实际上都是在加重企业的负担。这可能变相导致企业不愿意雇佣女性，从而造成就业性别歧视。

然而，改变还远远不够。尽管MeToo运动已持续许久，许多公司在采取反性骚扰措施方面仍然较为迟钝。10月24日，一位入职美团两个月的应届生揭露上级秦昌江对自己进行性骚扰。随后，美团在内网放出消息称已将秦昌江开除，但并未对性骚扰一事进行公告和致歉。

还有一些女性工人的劳动权益没有得到足够的关注和重视。有微博网友指出，今年4月上海疫情时期，抗疫一线女医护的卫生巾需求仍然没有得到解决。抗疫第三年，卫生巾依然没有进入抗疫物资需求清单中。11月21日，河南省安阳市凯信达商贸有限公司厂房发生火灾，造成38人死亡，2人轻微伤送医救治。在火灾中罹难的工人大多是女性，平时妇女们忙完家里的农活，便来厂里打零工。 而涉事企业从2016年至2021年期间，工伤保险等各项社保缴纳人数均为0人。目前，此次重大灾难仍缺乏一个清晰的调查报告。此外，同在 11月，深圳的两位保洁女工接连自杀坠楼身亡。

另外，在去年的年度盘点中，我们提到性少数群体的就业权问题。然而在今年的新闻搜集中，我们没有找到任何一条和性少数人群工作权益有关的报道，这表明国内工作场所的性少数群体仍然处在极度不可见的状态。而媒体可能缺乏对这一议题的关注或缺乏报道的有效途径。但这并不代表这一问题不存在。根据联合国开发计划署新发布的关于性少数职场歧视的调查报告，在中国1571个性与性少数受访者中，已有21%反馈称ta们曾经在职场中因性倾向或性别表达受到歧视，可见LGBT人群极其容易在职场中受到歧视。

9、残障劳动者：促进就业并非唯一目标

根据中国残联的统计数据，截至2020年2月，我国有8500万残疾人，约占总人口的6.21%。以上海的数据为例，上海共有约59万持证残障者，而登记的就业人数却仅有7.1万。且从残障者整体就业环境来看，多数的残障者仍然集中在低收入和低声望的范围。

近年残障劳动的政策逐渐从庇护性向竞争性就业转变，“饿了么”蓝骑士中已有逾3000位残障人士，喜马拉雅残障主播已超8000人、上万的残障者在淘宝天猫等电商平台开设网店或担任客服，还有不少残障人士在小型公司中做着数据标记的劳动。此外不可忽略的是，在富士康等制造业工厂中也招聘残障劳动者，他们被分配在流水线岗位上和健全工人一起工作。

这些残障岗位的宣传中，招聘者和媒体工作者往往使用了“残障者要自立自强”的话语吸引残障者，向社会展示包容的企业形象。然而，以残障骑手的相关报道为切口，我们便可以窥见这些企业展示社会责任背后的另一面现实：一些残障骑手因言语障碍、没有准时抵达送餐而被顾客投诉甚至报警。上观新闻的一则报道指出，有上海的残障骑手在送餐后，用户没有接听电话和看短信。骑手只能敲门通知，用户怀疑他是送餐晚了还装聋哑人，于是报警。最后站长处理了这起“意外”，然而骑手依然被用户差评。肢体残障的骑手在外卖管理系统中也非常弱势，公众号大地传媒坊在2021年采访了一名患过小儿麻痹症的骑手。他表示自己没有得到过平台宣传中所说的奖励和关怀，并直言：“我腿有这毛病，人家让干，能给钱就不错了，还敢提要求？”在大多数的主流报道和网络讨论中，我们往往只能看见励志宣传，或是健全消费者的抱怨，平台的角色则一直缺席，骑手由于残障和劳动者的双重边缘性也处于失声的状态。

图说：网上流传的一张截图，有用户抱怨残障骑手态度差，此事一度引起热议

在残障者从事卖货主播和网购平台客服的宣传中，残联和媒体还乐于强调残障者居家从事这些岗位的便利性。这种舆论导向也令人担忧是否会因此而使公众忽视了残障者外出就业的需求，从而减少人们对社会面无障碍化改造的关注和支持。在以残障者就业数量作为主要指标的官方支持工作中，残障平台零工的劳动权益也很少受到关注。实际上，他们同样可能面临工作时间过长、缺乏劳动保障等问题。

在流水线工作的残障劳动新闻报道中，一些企业落实了残障和健全员工同工同酬的制度，然而在大多数流水线中仍然不具备完整的无障碍工作环境。企业只是提供了一个就业岗位，却并未实施对残障者从劳动到生活的关怀政策。在疫情期间，为了减轻企业负担，原有政策中的残保金和其它企业赋税被放在一起减征免征，甚至是率先减征免征。这一做法折射出政策制定者和企业仍然主要将残障看作被安置的对象。而残障者作为一个整体的人的权利和声音，由于政策和时代的沉浮处于极不稳定的情境中。

听障女性在劳动中面临的性骚扰问题也尤为突出。在社会福利公益企业中，存在听障女性遭遇性骚扰的经历。在这种更无声和隐形的侵害中，当事人却时常卡在维权的第一步：在公立机构仲裁部门中，没有手语翻译的服务可以提供。此外，译者金晓宇的故事也在今年被读者熟知。由于小时候经历意外，他右眼几乎失明。而与双向情感障碍相处数十年的他完成了22部共600余万字的外文译著。但不应该将他的经历视为一个健全者视角下的励志故事，金晓宇的故事实际上折射出在翻译劳动力市场上残障劳动者的困境。

金晓宇的故事也让我们将目光投向“精神残疾人”这一群体。以北京市为例，截至 2019年底，北京市持证精神残疾人约 52,973 人，实现就业的持证精神残疾人仅 4159 人，就业率为 7.85%。据“Hust数说”栏目文章，“各行业在招聘时，往往会根据职位特点从残疾类型、残疾程度等方面进行限制”，“从就业岗位分布况来看，肢体残障人士就业岗位分布最广，而智力和精神残障者可就业的岗位相对较少”。残障人士内部也存在城乡、男女的不平衡，其中农业户籍占79%，男性人口占58%。相关数据也显示，有424.4万人从事农业种养、238.8万人从事灵活就业工作。

我们还需要反思，促进残障者就业，远非为残障劳动者赋权、撬动“残障”情境对于世界想象力的终点，更远非反思资本生产与健全中心主义环境的终点。当前就业与康复治疗取得的成果远不能与残障的社会性歧视、环境和制度的重重障碍相抗衡。而关注残障者劳动权益的问题，就是在探索什么样的劳动可以实现对自我与他人的照护——这是关于劳动和人的发展的重要命题。

也应当看到，有相当一部分残障者的伤残是因工伤造成的。今年发布的人社部2021年公报显示，全年认定工伤（视同）的人数达到129.9万人，评定伤残等级77.1万人。与之相对的，却是众多工伤扶持的机构在近年被关闭，例如深圳砥砺和贵州惠民文化服务部，这对工伤支持事业造成了不小的冲击。同时，受工伤者面临的也不仅是经济和法律支持的匮乏。他们在漫长的生活中经历着时序的扰乱、社会交往的匮乏等长期的心灵困境。

10、高龄劳动者：离退休越来越远

随着我国人口老龄化速度进一步加快，中青年群体生育意愿持续低迷，养老保险金支出压力越来越大，高层推动劳动者延迟退休、老年人就业和少领取养老金的步伐肉眼可见地加快了。

中国在20世纪50年代初期确定了男性60岁、女干部55岁、女职工50岁的法定退休年龄。但延迟退休的政策近年来越来越频繁地被提及，这被官方宣传为对标国际的做法。延迟退休不仅意味着劳动者将延长退休前的工作时间，还意味着劳动者将推迟领取公共养老金的时间。3月1日起，《江苏省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实施办法》正式施行。这被视为延迟退休政策讨论十余年来首次在地方落地。江苏的延迟退休方案主要针对三类人群。一是，在目前男女退休不同龄的情况下，江苏提高了特定情况下女职工的退休年龄，例如将管理岗位的女工人退休年龄从50周岁提高至55周岁。二是，对目前法律规定可提前退休的特殊工种，经职工和企业协商一致，可以选择不提前退休，这些特殊工种主要是从事井下、高空、高温、繁重体力劳动和其他有害健康的工种。三是，职工可以自愿选择推迟退休，推迟时间最短不少于一年，需经本人申请、用人单位同意，并向社保部门备案。

在延迟退休之外，官方还推出了老年人就业平台。8月24日，中国老年人才网上线，据报道，该网站涵盖老年人关心的人才政策、调查研究、人才知识、招聘信息、志愿公益、老年教育等方面内容，为全国老年人才、涉老组织、为老服务机构及用人单位提供老年人才信息服务。然而，直至12月28日，该网站上总共只有77条招聘信息，且多为北京市的岗位，包括保洁、护工、医生、顾问等各行各业的招聘信息。

另一方面，今年上半年上海、天津、深圳、湖北荆州、广东珠海、江西南昌等全国多个省市先后发布建筑业对超龄农民工的“清退令”，禁止60岁以上（一些地区则是60岁以上男性、50岁以上女性）人员进入施工现场从事施工作业。南方周末记者调查发现，即使没有行政命令，劳务市场的招工者也更倾向于选择更年轻的劳动者。在现有的条件下，强制高龄农民工退出劳动力市场确实容易使得他们陷入失业和贫困的境地，可能会使得他们不得不从事薪资更低、更无法得到安全保障的工作。但应该指出，恰恰是由于缺乏对农村户籍老年人的养老保障，导致他们不得不仍然在更具有劳动风险的建筑工地工作。而这背后则是持续了数十年的城乡二元分立的户籍管理制度以及差距悬殊的城乡二元化社会保障系统。忽略了这一点而谈论老年人的就业权问题，则无疑是在继续固化农民工为城市市民群体输血的牺牲者位置。

从养老保障方面，我们也看到官方急于摆脱大规模增长的公共养老金支出压力。11月4日，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等多部门联合发布《个人养老金实施办法》，对个人养老金参加流程、资金账户管理、机构与产品管理、信息披露、监督管理等方面做出具体规定。办法称，个人养老金自愿参加，相当于一个额外的个人封闭账户，每年缴纳金额上限为12000元，用于购买符合规定的理财产品、储蓄存款、商业养老保险和公募基金等。当参加人达到领取基本养老金年龄、完全丧失劳动能力或其他符合国家规定的其他情形时可以领取。分析认为这一制度更多适合收入稳定的中产和顶层精英阶级进行投资，但是对于大多数劳动者来说，很难借此实现养老的保障。

11、劳动法外的劳权问题：企业制度、监控与PUA

2022年8月30日，一位青年律师超杰在被达辉律所辞退后自杀。超杰从事民商事非诉讼领域，被开除的原因是在处理紧急工作时存储资料方式违反保密规定。超杰的做法其实得到上司的默许，但管理层得知后仍决定辞退超杰。随着超杰的死，许多不为人知的工作细节浮出水面：高薪和光鲜并不是这份工作的全部，无形的痛苦长久地存在着。超长的工作时间、普遍存在的职场PUA和无处发泄的压力，长期摧残着新人律师的精神与身体。

据报道，在他生前供职的律所，每个人的上下班时间会被精确到分钟上报给律所合伙人，IT会随时检查律师工作电脑中各项软件的使用情况，而职能部门还会把律师的一言一行都汇报给老板。除此以外，来自上司的言语羞辱更是给很多新人律师带来了身心折磨。据业内人士称，受前辈训斥已经成了工作的一部分；训斥大到业务方向，小到文档的行间距设置。“任何一项错误都可能指向你不够专业，不配做律师”，而有些责骂甚至上升到人格。律所界的劳动现状说明了这样一点，即企业可以以不触及法律底线的方式伤害劳动者的身心权益，实现对工人的支配和控制。

其中最典型的是运用企业内部的规定来约束、惩罚劳动者。2月，盒马鲜生一员工因工资单被同事看到，被盒马鲜生以泄露机密为由开除，盒马回应称工资属公司机密，员工手册中有明确规定。所谓薪资保密制度，实际上已经成为许多企业遮蔽同工不同酬现象的手段。同是2月，广东一公司全体员工因未回复微信群内的消息而统统被罚款200元。公司则回应这是按照公司的规章制度执行。

除了明文规定的内部制度，企业也在尝试通过新型技术来强化对劳动者的控制。1月，有网友在招聘网站发现，一家公司招聘“过程管理工牌”的销售人员，该工牌产品所携带的功能引起网友热议，包括“行动轨迹定位”、“远程聆听”、“定位打卡”、“体温监测”、“排行榜”并配备“易于上手的后台管理系统”。点赞最高的评论道：“国内强奸犯还没戴上电子脚镣，打工人倒要先用上社畜工牌了？” 在2月的一次裁员潮中，一款可以监控员工上网行为、以识别其离职倾向的软件系统也引起热议。在爆料的监控系统图片中可以看到，员工有关离职的聊天关键词、访问求职网站和投递简历的次数都可以被统计。这种系统号称能提前发现员工的潜在离职风险，便于公司及时安抚或妥当处置。而在5月初，有用户爆料称，在线职业教育公司尚德机构要求北京朝阳全区员工居家办公，并安装电脑监控软件。每5分钟抓拍一次人脸，如果几次抓拍不到，就要扣除全部绩效，领导和HR也跟着扣钱，以至于“大家不敢去上厕所”。公司则表示是在员工知情同意的情况下由员工自行安装软件进行办公。在工作时间内，软件会抽查员工的工作状态，而不属于工作时间的个人时间不做抽查。从几年前的环卫工”智能手环“，到如今的智能电子工牌和电脑监控软件，可以看出，不管是办公室还是生产车间，对员工的监控都在技术产品的辅助下越来越精密，以达到员工效用的最大化。这些事件引发了公众对于员工个人隐私权的追问。然而员工工作期间产生的互联网数据，特别是通过公司提供的设备，公司常常具有查看权限，也经过了员工的知情，劳动者很难在法理上挑战公司的“用工管理权”。

除了公司内部规则和监控技术，职场PUA是另一个劳动者不得不面对的员工操纵术。日本在2020年修正了《劳动施策综合推进法》，首次明确界定了职权骚扰，即权力上位者对劳动者施加了超过工作业务范围的言语和行为，对劳动者造成伤害，形式包括对员工的身体攻击，大声训斥，通过否定人格的言论和行动对员工进行精神攻击，以及通过无视员工的方式对其进行孤立等。 尽管中国的《劳动合同法》第88条有规定，用人单位“侮辱、体罚、殴打、非法搜查或者拘禁劳动者的”，依法给予行政处罚，但它并没有明确和强化与职权骚扰或霸凌相关的概念，而现实中劳动者能够依法维权对抗上司骚扰和霸凌的例子就更少。面对职场中的辱骂、贬低和精神操控，劳动者除了继续忍受或选择辞职以外，很难真正运用法律来保护自己。

以上所列均为传统法律疆域保护外的劳动权益议题。这些议题要求对劳动者数据权与隐私权更多的讨论，呼吁与时俱进、处理劳动者新困境的劳动法，也强调了人作为生理的与文化的个体的多面向需求与市场需求对个体劳动异化和窄化之间的内在矛盾。权益的问题同时也直击着权力的问题：公司内部规则的制定、新技术的伦理和应用，与反职权骚扰环境的建立——如何才能让劳动者在这些事务上具有不容被忽视的话语权？

12、海外中国劳工：缘何成为法外之地？

2022年，尽管国内前11个月一直执行严格的动态清零政策，大多数公民受航班熔断机制等因素影响，很难跨国流动，但仍有大批中国工人持续被外派参与“一带一路”项目的建设，并面临极端的劳动权益受损及回国困难等问题。在去年的年终盘点中，我们曾介绍多名工人在中资镍业巨头德龙投资的印尼工业园工作时遭遇事故伤亡的事件。2021年9月中旬，为了离开恶劣的环境，还有5名工人涉险偷渡马来西亚，试图改道回国，后被当地警方扣留。

在劳工机构对印度尼西亚、阿尔及利亚、新加坡、约旦、巴基斯坦、塞尔维亚等国的“一带一路”项目上工作的工人进行的访谈中，工作人员发现以下侵权行为是普遍存在的：扣留护照、限制行动自由、强迫超时工作、取消节假日、拖欠工资、强迫工人使用非法签证工作、欺骗性招募和虚假承诺、将工人与当地社区隔离、恐吓和威胁、向离职工人收取强制性高额违约金、不给伤病者提供救治、提供恶劣生活和工作环境、劳保和安全设施不足、无合理的申诉和维权机制、限制工人言论自由、惩罚抗议工人等。

而根据相关劳工机构于今年11月22日发布的最新报告，由于大批工人无法拿到有效工作签证而只持有短期商务签证或旅游签证，并通过错综复杂的分包链被雇用，这些工人中还有相当大比例未进入到官方统计的数据。因而，近年海外中国工人的数量要远超过商务部于2021年公开声称的59.2万。而海外多地领使馆对此类事件的处理也常常不够及时和积极。

今年海外中国工人权益受损的事件仍时有发生。2022年1月20日，于去年年底被爆出拖欠阿尔及利亚房屋建筑项目工人工资的山东嘉强置业有限公司提出，要到2022年年中才能向工人发放全部工资。5月23日，在印尼中苏拉威西省北莫罗瓦里县由中资企业德龙投资的大型镍铁电厂，又有一名中国工人被发现上吊自杀。9月13日，155名工人在印尼马鲁古奥比岛的中资雇主办公楼前讨要被拖欠的4个月工资。9月16日，另有一中资承包商被爆拖欠近30名工人近半年工资。9月25日，印尼小K岛某中资园区劳务公司要求工人交钱才能回国。该劳务公司还存在随意克扣和拖欠工资、伪造资质和合同等问题。此外，今年还频频有报道指出，中国大陆、台湾、马来西亚和其它东南亚国家的公民被欺骗和拐卖到柬埔寨。一些诈骗团伙会伪装成中介，以提供工作和旅游机会为由进行诱骗。受害者被贩卖后则往往从事强迫劳动。而这些被报道的事件仍然只是冰山一角。

13、文化事件与劳动者

今年有多部影像塑造了劳动者的形象并引起热议。

7月25日，一段名为《回村三天，二舅治好了我的精神内耗》的短视频在B站上被疯转。视频中，“二舅”被塑造为一个出生于农村、极具头脑但命运多舛的罹难者形象。二舅由于年少时的一场医疗事故而成为残障者，由此丧失了进入到城市实现阶级跃升的通道。但二舅没有丧失生活的信心，而是努力学习手艺，成为了乡村里的木匠。因而，他被视频制作者评价为“庄敬自强”。但批评者认为，二舅视频将苦难美学化的叙述姿态逃避了对社会结构性不公的追问。与短视频形成对照的是7月8日于院线上映的影片《隐入尘烟》。影片同样关注农村的劳动者，呈现农民的生活苦难，且具有鲜明的美学风格。与二舅视频不同的是，《隐入尘烟》通过输血的叙事线更多地呈现了城乡对立体制下农民被牺牲者的位置。主人公夫妇也并非由于残障而无法进入城市，而更多是出于对传统乡村生活的留恋、欣赏以及对现代化城市生活的拒斥。然而，这样的站位也使得影片招致另一种批评。尽管导演出身于农村，他仍然被戴上以中产视角去浪漫化农村生活的帽子。导演对性别议题的多次发言也招致大量观众的批评和不满。《隐入尘烟》在引起票房和舆论轰动后，于9月26日全网下架。

于去年年底上映的动漫影片《雄狮少年》和今年年初上映的主旋律影片《奇迹·笨小孩》则聚焦于近年来引起高度关注的“农二代”群体。《雄狮少年》的主角阿娟作为典型的留守儿童，从小缺乏父母照料。在影片中，他们通过学习带有民族性的传统舞狮技艺来寻回人生的价值。学习舞狮、参加比赛与外出打工以救治从城市建筑工地脚手架上摔落后陷入昏迷的农民工父亲形成叙事线上的交汇，也形成一组矛盾。而《奇迹·笨小孩》的主角则是一对历经磨难得以成功融入大城市的少年兄妹。在救治患有心脏病的妹妹这一剧情目标的设定下，哥哥景浩孤注一掷、借高利贷投资手机回收产业的资本原始积累过程被温情化和合理化了。我们很容易忽略在手工作坊式的集装箱工厂车间里，一幕幕损害工人劳动权益的场景同样在上演。失聪的工伤女工春梅坚持向工厂讨要赔偿，“三和大神”为了抵制黑中介和黑工厂，宁愿“做一天玩三天”，但他们缘何愿意在这个酷热不通风的小车间里忍受煎熬呢？我们只能随着剧本的导向将之解释为他们受到了景浩救治妹妹决心的感化。而这种无产阶级的互助情谊被鬼使神差地嫁接到大资本业务外包所需要的“奋斗者精神”上。在此，企业主奇迹般地成为了底层的“拯救者”。无论是通过寻回传统技艺中蕴含的民族品格，还是通过提取改开试验区叙事中的创业精神，我们都能看到这些影片在尝试通过不同的路径来为劳动者的处境提供一个合理化和理想化的答案。然而，作品无疑也避免了对劳动者的困境进行真正现实主义的剖析。

今年另一部爆火的影视作品是9月19日开播的律政剧《底线》。该剧多集剧情都涉及到近年来曾引起媒体关注的劳动争议案。例如在第一集中，MCN公司同网络主播只签署了经纪合同，由此认为不应当为主播过劳猝死承担任何责任。尽管在作品中，法院最终判决主播与公司存在劳动关系，但一些分析认为，作品对家属形象的塑造仍然是存在问题的，如法官也在第一时间认为逝者弟弟是为了榨取姐姐最后的价值。由于该剧宣称由真实案件改编，围绕剧本是否歪曲了现实中对应人物的形象，网络上产生了很大的争议。

今年还有两部新工人文学的作品出版面世：由皮村文学小组写作的文集《劳动者的星辰》和范雨素写作的长篇自传体小说《久别重逢》。我们期待更多劳动者拿起笔或运用其它方式，向社会发出自己的声音，打破具有阶级性的社会分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