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愿劳动给人快乐而非不幸：2022年劳动权益事件盘点（一） -- 丽华天下

前言

2022年是充满煎熬、难堪和纠结的一年，也许也是人们想要匆忙告别的一年。我们说，在2022年的每一天里，时间仿佛总是虚度的。我们居家，静默，生命好像停滞在一个无人关注的角落。但与此同时，我们也被催逼，焦灼，一个个画面、一条条信息被推到我们面前，令我们手足无措，坐立难安。

我们希望从劳动者的角度来总结这一年。这不仅由于仍然有无数劳动者的权益受到损害，由此酿成悲剧，也是因为我们希望让那些不可见的变得可见，让差异变得清晰，让我们彼此可以联结起来，形成不遗忘任何一个角落的记忆。当然这很难，而我们做的还远远不够。

苦难已经太多。让我们在回忆以前，一起许愿吧。

我们希望，劳动可以真正给人带来快乐。人们可以真正自由地做自己爱做的事，而不是为了生计四处奔波，寄人篱下。

我们希望，如果不快乐，我们可以不劳动。我们可以有大把大把的时间挥霍，去休息，去玩乐，去看这个精彩的世界，去和不同的人见面和交往，没有任何阻碍。

我们希望，没有人再为劳动生，也没有人再为劳动死。我们真正拥有自己的生命，分享自己的生命。没有任何强迫。没有任何霸权。

我们希望，我们记住彼此，记住还有许多不幸者，记住不幸者各有各的不幸。记住为了全人类的幸福，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但我们必须走下去啊。

以下是2022年度劳动权益事件盘点的正文内容：

1、封与开：防疫体系里的工作者

2022年12月，持续了三年的“清零”政策正式结束。然而，公众很快发现生活并未迅速回归到疫情以前的状态，取代封控困扰人们的是大规模的感染潮。在卫健委宣布不再在官网发布疫情信息几天后，日本、美国、意大利等国家分别宣布要求来自中国的旅行者提供阴性核酸证明，历史似乎又螺旋着回到了一个原点。无论是在清零封控政策下，还是在放开后的感染潮中，防疫体系里的工作者无疑都面临着最大的压力。医院里的医护人员，养老院中的护工，社区基层的防疫工作者，方舱的建设工人，乃至进行核酸检测工作的核酸工人，一面承受着大量工作的压力和劳动权益的损害，一面也在舆论和风向的变动中体会工作价值感的获得与失去。

3月13日，上海第六人民医院出现群聚感染，一线医护人员在防护衣、口罩等防疫物资不足的情况下被院方强行要求工作。院方还将医院出入口封住，不让医护和其他患者、家属离开，但又让没有防护装备的护士去照顾阳性患者。最终医护和医院领导发生严重肢体冲突。3月29日，微博网友曝光，1500余名浙江医护为支援上海防疫，凌晨3点出发，夜间返回，甚至自带两周食物。而曾在武汉疫情中间写下《查医生援鄂日记》的上海仁济医院呼吸科副主任医师查琼芳，用文字描述了上海4月世博展览馆临时集中隔离收治点的超时工作问题：“查医生连续工作了快33小时，可能需要先休息一下” ，“排班表已经修订到第13版了，但队员们无人休息”，“（困得不行了就）坐在椅子上休息一会儿”。而根据媒体报道，在隔离收治点外，进行核酸检测的上海医护同样经历每日十小时、中间无休的工作模式，核酸检测“最多的时候一天采过1000多人，1000人的话近10个小时。你至少抬手1000次，浑身都很累。不能吃饭、不能上厕所，这样一天200块钱”。

12月防疫措施放开后，随着患者数量激增，大部分医护人员的劳动处境进一步恶化。多家医院发出倡议书号召医护“轻伤不下火线”。但医护也是人，医护也会感染、生病甚至死亡。12月13日，四川大学华西临床医学院一名23岁研究生陈某在寝室内突发疾病晕倒，同学称其带病在一线工作，连上三天班。该学生经抢救无效后于12月14日22点08分去世。

必须指出，医护人员的劳权状况在疫情以前已经十分堪忧，只是很少受到公众的关注。以护士为例，2017年《中国护士群体发展现状调查报告》显示，九成在职护士每周工作时间超过40小时，一成护士每周工作时间甚至超过60小时。此外，大部分护士还面临经常值夜班、收入低、职业伤害风险高等问题。这背后则是政府对公立医院的财政拨款的长期不足。根据《中国卫生健康统计年鉴》，从2009年至2019年，公立医院每年只有7%-10%的收入来自政府财政拨款。而疫情三年以来，医院还要做到自负盈亏，往往选择通过损害工人权益的方式来压缩人力成本。

医院和养老院的护工待遇则更在正式医护职工待遇之下。2022年1月，上海政协网发表的一篇稿件指出，上海“护工每周工作时间超过70小时的高达73.42%，各种职业保险、医疗保险等也得不到保障”。3月16日至4月初，在上海封城期间，东海养老院出现护工和老人院感事件。院方在此期间存在未及时隔离核酸阴性和阳性的老人等问题，期间亦有老人去世。许多临时护工被从中介处招募进养老院时，对院内有感染者并不知情。这些护工还面临着连续工作时间长达三十多个小时、缺乏防疫设备和药物、工作环境不卫生、工资得不到保障、无法离开养老院等问题。

除去普遍的过劳问题，不少医护人员和核酸检测工人今年还遭遇了欠薪。微信公众号"护理人"的文章提到，继7月21日辽宁省丹东振安区医院连续五个月未发工资被曝光后，网络上很多医护留言均表示自己工作的医院存在拖欠工资的情况。同月，沈阳的多个核酸监测点工作人员（俗称大白）因领不到工资，集体罢工。8月2日，有媒体报道，宿州市第三人民医院被员工投诉欠缴住房公积金。院方其后称因先后5轮腾空院区收治新冠肺炎患者，收入大幅下降，暂无财力为职工购买住房公积金。11月30日，公众号“大猫财经”发布的一则推送中显示，不少小区的核酸检测员聚集在一起高喊“还钱、还钱”。还有一些检测员表示，他们在进行核酸采集时会遭到辱骂。实际上，大多数一线检测人员基本都是各种劳务公司经手的外包员工，许多工人未领到工资也是因为中介截留了款项。

方舱建筑工人今年也继续遭遇欠薪、感染等问题。3月23日前后，长春市兴隆山方舱医院、吉林市高新北区方舱医院、长春市农博园方舱以及廊坊市方舱等多家方舱医院的建筑工人和志愿者在网上发文求助，许多工人感染新冠，未得到妥善安置，劳务公司此前承诺的隔离补助也并没有到位，且普遍存在欠薪等问题。而廊坊市方舱自3月17日完工之后，根据当地防疫政策，工人们不被允许回家，市政府没有安排临时居住地点，当地酒店也不愿意接受，于是部分工人只能住在车里或露宿街头。直到4月2日，工人才表示已被安排在户外住帐篷接受隔离。方舱工人的困境并非一日之寒：早在2020年2月，《农民日报》一篇报道指出当时武汉火神山医院的建筑工人被拖欠工资。同年3月，377名武汉雷神山方舱的建筑工人在14天隔离期满后无法回家，只能继续滞留在隔离点，同时失去了隔离补助和收入。而这些工人困境的根源，仍然在于建筑业常年实行的层层分包制以及房地产和建筑企业高流动性的资本管理方式。

从防疫体系内部劳动者的境遇，我们可以看到，工人的诉求往往并不能被“清零”和“共存”之争所简单涵盖。他们的困境贯穿了疫情三年，但权益受损的根源却远出现在疫情以前。无论疫情和防疫政策如何变化，劳动者都面临着非常棘手的劳权问题。疫情原本是改善这些工人群体尤其是医护工作者权益的一个良好契机。然而目前我们并没有看到这样的转变。与此同时，我们也在思考，如果这些防疫体系里的劳动者拥有更大的话语权和决策权，我们是否也能看到防疫政策朝着更加科学、民主和符合公众利益的方向去改变。在此我们呼吁，各级政府和公立医院都应当更加切实地去提升医护工作者的权益和地位，倾听他们的诉求，并加大对公共医疗的投入，不要让劳动者群体流汗、流血又流泪。

2、闭环管理与居家办公

受疫情封控政策影响，许多企业陷入停产境地。2022年5月31日国务院发布了《扎实稳住经济一揽子政策措施》，第五条“保产业链供应链稳定政策”中第27项提到“优化企业复工达产政策”，部分原文如下：“积极引导各地区落实属地责任，在发生疫情时鼓励具体条件的企业进行闭环生产，保障其稳定生产，原则上不要求停产。”

而在这之前已经有企业开始尝试以闭环生产的方式解决停产难题。4月22日，上海特斯拉作为白名单上的重点企业，率先复工。彭博社称，8000名复工的员工被强制进入“闭环系统”工作。简单来说，就是吃住都在公司，尽量避免与外界接触。另外，彭博社得到的一份特斯拉内部备忘录显示，“因为宿舍数量不足，工人们只能睡在工厂地板上”。停产前，工厂每天生产约2100辆车，实行8小时轮班制。复工后，特斯拉则改让员工一天工作12个小时，一周六天上班，只休一天。5月5日，上海达丰电子厂发生工人抗议闭环管理的事件，数百名工人冲出闭环关卡。达丰厂是台资企业广达在上海的分公司，主要为特斯拉和苹果等公司加工电子产品。该厂于4月20日复工。据悉，工人在当晚冲出闭环关卡可能是由于厂区发现感染者，也可能是由于闭环管理导致工人无法获得生活物资。

10月-11月，针对闭环管理，郑州富士康工人采取了大规模集体行动，引发关注。10月初，郑州港区富士康园区爆出疫情。10月12日，企业对近20万员工采取了闭环管理的措施，但并没有阻止病毒在厂区和宿舍扩散。10月中下旬，厂区出现工作和生活环境恶化、阴阳混住、瞒报疫情等情况，感染工人无法得到及时的安置和照顾。10月底，大批富士康工人冲破闭环，徒步返乡，并在网络上引起大规模关注和讨论。11月1日起，富士康表示允许工人返乡，多地工人老家政府表示将安排大巴接送工人返乡。面对大批工人流失的局面，富士康推出员工激励政策，将工人薪资提高4倍。河南省地方政府则举全省之力为富士康招工，试图帮助企业稳定产量。在此期间，园区继续实行闭环管理。11月23日-26日，新招募的一批工人在园区举行大规模抗议，并与安保和警方发生激烈冲突。矛盾点聚焦于富士康擅自修改奖金发放标准以及园区阴阳混住等问题上。期间有大量冲突视频在网上流传。据称有多名工人受伤和被捕，详情未知。企业于11月24日表示给予每位离职的新进员工1万元补偿。此后，有消息称部分工人返回江苏徐州老家时遭当地政府阻拦。徐州方面表示郑州并未就送返工人事宜提前告知。富士康事件作为一个典型表明，闭环管理是地方和企业以牺牲工人利益来实现保产和防疫双目标的手段，但这一手段在工人的抵抗下仍然不免走向破产。

除此之外，一刀切的闭环管理还在铁路线、矿区和大学等多个工作场所酿成悲剧。10月份，山西大同大秦铁路湖东电力机务段人员爆发群聚感染事件，为了确保煤炭不断供，网上传出大秦铁路公司要求火车司机不停工作的消息，工人们只能冒着感染风险维持大秦铁路运转。11月11日，深圳大学一名保洁女工在南校区跳楼身亡。一些深大学生反映在学校闭环管理之下，员工生活环境恶劣。由于学校并没有条件提供住宿，后勤员工只能在学校各个角落打地铺，在厕所晾晒衣物和洗澡，在清扫工具间放置被褥和枕头。根据《11月28日清华疫情座谈会会议纪要》，清华大学亦存在部分食堂、宿舍和商户后勤员工睡在工作场所的情况。11月中旬，在阳泉静默期间，山西省阳泉市平定县潞安化工的五矿矿场工人被要求住在公司宿舍保障生产，工人阴阳混住，导致矿内疫情不断扩大。同时，由于药物、食品短缺，很多发烧的工人只能吃泡面，感染者得不到治疗。11月28日下午，山西省长治市潞安集团五矿（原阳煤集团五矿）矿长王睿自杀，用自己生命的代价换来上级领导对五矿现状的重视。

而对于白领群体来说，封控造成的大规模居家办公也导致了工时变长、收入降低、公司滥用软件监测员工工作状态等一系列问题。5月，在线职业教育公司尚德机构要求北京朝阳区全员施行居家办公，并强行安装电脑监控软件，每五分钟自动截屏，每天截屏次数不够89次的算旷工。而居家办公期间的收入，各公司解决措施差别不同，无统一标准，一些公司只支付基本工资，或者付70%，有的则只支付社会保险费用。

还应该注意到，无论是封控期间的居家办公、闭环生产，还是放开后急迫的复工复产，都可能成为推高工时的帮凶。根据统计，2022年8月最新企业就业人员周平均劳动时间达到48小时。以现在中国法定的每周工作40小时来计算，每人每周平均加班8小时，每月（按照每月平均4.35周计算）平均加班时数达到34.8小时。这个数字已经逼近中国劳动法的每月加班上限36小时。同时也不要忘记，这仅仅只是官方有限统计范围内的平均工作时间，意味着现实中已经存在大量超时劳动者，而且状况还在持续恶化。

3、疫情和防疫政策的其它广泛影响

自1月起，新冠病毒奥密克戎变体广泛传播，在动态清零的防疫政策下，各大城市陆续展开防疫封控，外来务工人员面临多重困境。停工停产导致务工者“手停口停”，收入下降甚至无薪。

1月，西安封闭管理，许多建筑工人被困工地，缺乏食物和炊具，基本生活出现困难。在工人进行网络求助后，一些热心市民通过快递、快送等方式捐赠了部分物资。地方政府随后宣布取消救助户籍地、居住地申请限制，由乡镇和街道对外来务工者实施救助。4月，上海进入全域静默后，外卖骑手和日结零工同样面临严峻的状况。许多日结零工人由于无法找到工作，缺乏稳定的劳动关系保障，只能住在地下通道、桥洞、公共卫生间等场所。随着管控的扩大与升级，这些公共场所也陆续关闭，导致一些务工者露宿街头。4月4日，浦东新区滴水湖临港新片区建设者小镇的建筑工人表示隔离期间有多名工友验出染疫，但杨浦区并未响应他们做核酸的请求。4月19日，浦东新区张江路孙桥镇上海建工工地的亦被曝出有工人染疫，但当地并未提供隔离和救助措施。

在务工人员大量居住的城中村，由于人口密集、基层人员严重不足，进入防疫管控状态后，面临诸多困难。3月，上海许浦村开始封控，村委会加上志愿者总共十二人，要维持八九千人的基本生活；村委与疾控中心分属两个系统，工作与信息掌握情况断裂，导致管理混乱。一个民间临时互助小组的援助实录指出，许多在沪外地民工的困境在于，即便相关街道、居委即使有心救助，也无从得知有待救助的露宿人员身在何处。此外，居委会派发物资是按户计量，因此对于群租性的、蜂窝式的员工宿舍并不会增加物资供应。即使居委会发放了物资，但许多非本地户籍人员所居住的房间不要说囤积食物，就连冰箱、灶台、锅具都没有，因而就算能收到物资也不能料理。类似的情况也出现在11月的广州，海珠区康乐、鹭江片区居住了大量务工人员。区内居民聚集参加核酸检测导致感染、生活物资及药品的供应与配送出现困难，而疾控中心的转运，需要通过不定期排队才能等到。无论在上海的许浦村，还是广州的康鹭片区，城中村居民获取信息、反映诉求的渠道都面临阻塞、缺失的状况。11月13日至15日，由于不满封控的现状，康鹭片区发生居民大规模冲卡事件，促成11月30日海珠区宣布全域解封。

防疫管控不仅限制了城市内部的活动空间，也让跨地域流动变得困难重重，使务工者陷入“进退维谷”的境地：原地静默则由于无法开工而失去收入；回乡又面临原籍管控、返乡歧视等问题。部分地方政府为减轻疫情防控压力，以各种手段限制人员返乡。例如，1月15日，陕西西乡县堰口镇出台奖惩制度，由当地干部、村支书、民警等电话劝止在外人员返乡，按照10%的返乡率进行现金奖惩。11月26日，新疆阿勒泰市7名福建籍工人在归家路上冻毙于暴风雪中。新疆自8月进入封控后，人员离疆受严格限制，工人原本应该在十月中下旬停工返乡，由于防疫限制滞留当地，直至11月26日暴风雪来临之际，公司才紧急通知同意工人离开，由此酿成悲剧。

疫情及防疫政策还带来了就业歧视的问题。由于既往感染或未接种疫苗造成的求职被拒现象一度非常普遍。7月12日，女工阿芬被发现在虹桥机场卫生间住了一个月，她于3月底到上海务工，但遇到封控，被送往救助站后感染新冠，康复后因感染经历无法找到工作。招工中介明确表示不收有阳性记录的人员。同样是7月，上海的陈先生因患严重湿疹无法接种疫苗，未获医院开具的纸质证明，而无法入职新工作。8月3日，曾是剧场场务的吴哥因三月赴上海做志愿者而感染新冠，康复后屡次求职均因“阳转阴”经历而遭歧视。8月25日，一女孩因没有接种疫苗而无法入职上海某电子厂。

7月29日，中国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发布《关于坚决打击对新冠肺炎康复者就业歧视的紧急通知》，严禁用人单位、人力资源服务机构以曾经新冠肺炎病毒核酸检测阳性为由，拒绝招(聘)用新冠肺炎康复者。但是我们看到，直到8月份仍存在针对康复者的就业歧视现象。而尽管接种新冠疫苗并非法定义务，但针对未接种新冠疫苗求职者的就业歧视，实际上至少持续到了12月初防疫措施放开。

12月防疫政策逐步放开，各地陆续复工复产之后，带病返岗等新的劳权问题也开始普遍出现，但并没有受到足够重视。12月18日，浙江省疫情防控办建议，无症状感染者可在做好个人防护的前提下继续在岗。同日，重庆市新冠疫情防控指挥部下发通知，倡导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无症状和轻症干部职工做好防护，返岗上班。网络上陆续还流传一些企业群聊截图，显示个别企业将办公场所分为“阴阳间”，要求感染者在阳性办公区工作。还有企业表示员工感染新冠后只能请病假，若请假则没有全勤奖励，若不请假且不来上班，则按旷工处理。这样的政策已然让一些劳动者付出了生命的代价：12月18日，退役军人景兴起在武汉富士康工作时因新冠病亡，年仅26岁。景兴起在去世前已发烧多日，身体一直不适。但由于厂区内无法获得核酸和抗原阳性证明，也买不到退烧药，景兴起不能入住富士康的爱心康复区。最终，在得不到有效治疗的情况下，他倒在了富士康的宿舍。

4、多行业寒冬：裁员、失业规模创新高，欠薪问题依旧

面对史无前例的漫长寒冬，年内互联网大厂继续开展多轮大规模裁员。

1月中旬，滴滴开启了覆盖几乎全公司的裁员计划。知情人士指出，滴滴国内业务无法注册新用户，市场份额下降，导致其总体裁员比例达到约20％；1月4日，多位快手内部员工透露，快手从去年年底开启较大范围的裁员，覆盖电商、算法、国际化、商业化、游戏等多个业务部门，个别团队裁员比例达30%，快手方面回应裁员传闻称系例行“业务优化”；3月14日，微博用户“X法师Tony”透露一批互联网大厂的裁员部分情况如下：

从大厂公布的2021年年报中可以看出，近年来的大厂频繁裁员，实则是源于增速放缓后的业务架构调整需要。以裁员的方式来减少之前简单外延式扩张造成的员工冗余，对大厂来说是一个急刹车的过程，但对于千千万万的被裁员工和求职者来说无疑是严酷的生死局。

然而，无论是今年京东、B站将裁员称为“毕业”还是早前马云“向社会输送人才”的说法，都无法掩盖互联网大厂想方设法节省裁员开支的残忍现实。职场博主“王落北”于5月27日曝光了一份某二次元大厂总监开裁员动员会的46分钟内部录音，信息量巨大，内容涵盖如何用绩效、考核来推动裁员。录音中提到，“一定要讲他们的绩效有问题，他们能力有问题”“不要讲说是公司规定，不给员工落把柄”“一定要明确给他扣上，他就是能力不行……”，“制定一个他完不成的PIP目标，给他一个考核期，比如一个月到三个月，再考核，PIP考核不过就直接离职”。通过这些手段，许多大厂试图规避法律规定的辞退补偿金。

除去大规模裁员，互联网行业还针对留职员工采取了一系列降本增效的措施，我们仍需要密切关注这些员工的劳动权益是否受到损害。在财报数据低迷的背景下，许多大厂也扩大了业务外包的范围，提高外包员工的比例。根据光子星球的一篇报道，以往互联网大厂外包业务主要集中在通用、非关键、稳定性欠缺、劳动密集型岗位上，如字节跳动的审核岗、美团的外卖小哥、拼多多的客服、阿里菜鸟网络部分岗位等。但如今，许多技术岗位也越来越多采取外包的模式。而有过大厂外包经历的求职者都对大厂外包的评价不高。首先外包公司没有针对员工的晋升培养梯度，受聘人员在大厂的处境就像一个替补。其次，外包人员在面对待遇完全不对等的情况时，往往也会产生较大的心理自卑感，比如正式员工有加班费，外包则是无偿加班，且外包员工的五险一金是按最低标准购买等等。还有一部分外包员工原本倚赖加班费来增收，但由于企业效益下降，过去每周两次的加班费也被取消，改为只能加班换调休。事实上，外包人员在员工总数中占比已不小，例如腾讯的人力部门，外包人员占比就超过了员工的一半。

面对越来越恶劣的职场现状，也有一些年轻人勇敢站出来说“不”。如1月25日晚，腾讯企业微信产品部的应届生认为腾讯用来表彰的文档截图里“连续20多个小时高强度并行设计和开发确保了宣传页面按时上线”“持续一周高强度完成了超过200项产品和设计走查修改”等表述是“把慢性自杀当作荣誉激励”，该应届生在面对公司逐步推行加班治理政策而带给员工的绩效压力时选择离职——用脚投票，并认为自己的坚决离职会给后来者勇气，能够更敢于表达自己的不满；在这之后1月28日，微博用户“陈慕陈儿”实名举报多喜娃（深圳尼罗河移动互联科技有限公司）领导陈燕存在的问题，指出陈燕对员工要求苛刻，对下属以开除威胁，用语言攻击和电话轰炸折磨员工，压低员工工资，延长试用期并随意修改员工绩效。她还公开发出“我们离ICU真的就只有再加一次班的距离”的呼吁，并自陈本人因长期熬夜加班曾突发急性脑梗死，身体健康出现严重问题的经历。

除去互联网行业，今年房地产和相关行业的震荡，继续引发大量欠薪事件。如1月1日，员工李某和张某以威胁跳楼自杀的名义讨要工地建筑商拖欠的工资。青海省民和县公安局川口派出所将此次事件作为恶意讨债案件处理，并对两名员工进行了行政拘留10日的处罚。这一处罚引起网友的不满。1月20日左右，微博一账号发布文章《中建二局碧桂园云顶一期项目拖欠农民工工资》。1月22日，还有一微博爆料称，西安奥园誉景湾景秀华庭一期总承包工程拖欠一家三人工资近5万元，并随附举报者手持“情况说明”与身份证的自拍。至今没有后文。3月12日，周口日报社房地产工作部副主任赵世全从周口报业大厦坠楼身亡。其妻子在报上发文表明赵世全是因无法回收广告款项，遭到报社克扣工资，没有收入，最终坠楼身亡。此外，今年陆续有多起俱乐部球员被拖欠工资的事件，也与房地产企业资金链断裂、频频暴雷有关。而公众对烂尾楼盘业主集体不还房贷事件的关切程度远远高过欠薪事件，折射出全社会普遍缺乏对劳权问题的相应关注。

去年12月28日，中国教育部表示，2022届高校毕业生规模预计达1076万人，中国大陆高校毕业生数量首次超过千万人。在毕业生总量激增的同时，大量企业裁员、延缓甚至停止招聘，教培、互联网、房地产等多个行业面临寒冬。国家统计局发布了上半年国民经济运行相关数据，今年6月份，16-24岁城镇青年调查失业率为19.3%，创2018年以来该统计数据的新高。应届生就业难，催生劳权受损事件，从上半年的“被毁约”，到下半年的“转正难”，关于应届生的话题始终不断。今年以来，京东、有赞、小米等企业均被曝出对应届毕业生的裁员行为。不少应届生是在即将转正时收到裁员通知。另外，在辞退过程中，企业迫使员工主动离职的事件频频发生，以此来规避试用期裁员的赔偿。

市场提供的就业岗位减少，与之相应的是考公考编大军队伍人数的不断增加，数据调查显示，仅2021年国考，报考后通过审核的人数有157.6 万，为近三年来新高，但最后只招录2.57万人，总体招录比为61.2:1。以云南省为例，2022年云南省事业单位报名总人数达35.52万人，总体招录比为39.7:1，为了不卷而卷进体制的年轻人出路依旧不明朗。

5、平台工人和传统零工：继续困在系统里

外卖员、快递员、家政工、网络主播等多个行业的平台工人继续受到多重因素的冲击。

1月23日，豆瓣用户“夺笋的潘达”发帖称，自己曾在“轻松到家”家政平台工作2个月，发现其拖欠数百名家政阿姨工资，且存在不为员工购买社保、请假扣工资、离职期（离职前三十天）工资减半、无周末补助、不按时发放劳动合同等问题。7月，该家政平台公司暴雷，称疫情期间的封控政策导致上门形式的家政服务难以履约，订单量锐减，最终由于资金链断裂而暂停全部业务。

2月15日，有媒体报道指出，外卖员正走向“职业发展的体系化”。根据饿了么《2022蓝骑士发展与保障报告》的数据，平台超四成骑手为全职，至于六成有其他收入的骑手中，近四成有本职工作，近三成在其他平台从事配送工作。稍作换算，以配送费作为主要收入的外卖员比例达到58%。然而，外卖员权益仍然受到持续损害。年内多地大城市的封控政策导致外卖员无家可归。3月13日，深圳政府连夜宣布临时采取临时封控措施，导致许多快递员和外卖员若要继续跑单，就无法回到住处，只能露宿街头。陆续有多个桥洞住满无法归家的骑手。有骑手备有临时帐篷，还有骑手只能睡在硬纸板上。4月，上海的疫情管控同样使得外卖骑手不得不在外流浪，甚至还要面临从市区内桥洞被驱赶的困境。由于这些骑手不是平台站点的专送骑手，他们中的大多数也难以入住到平台承诺提供的骑手爱心酒店，而一些向骑手开放的社区驿站持续满员，很难抢到床位。

在骑手多年的抗争和社会监督的背景下，平台也做出了一些让步。3月3日起，美团称将修改骑手服务的评价规则，取消对外卖员的扣款处罚。以往，平台的差评及超时罚款对骑手造成庞大的工作压力，导致骑手配送时被迫违反交通规则及超速驾驶。在新规则下，扣款改为扣分——超时、差评、提前点送达等行为会被扣分，而参加安全培训、有模范事迹可获加分。极端天气下所有扣分项会被默认取消。7月8日，全国总工会还开展了互联网平台企业与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民主协商工作的试点，在上海市，“饿了么”推出了外卖骑手民主协商会，三方在劳动报酬、合理计算配送时间、劳动保护等方面达成约定。目前尚未见到这一民主协商制度在全国范围内的推广，也难以确定作为代表的外卖骑手掌握了多少自主谈判权，是否存在民主的代表推举过程，因而其效果有待观察。

在快递行业，2月18日，一名做日结工的未成年人拍摄了关于自己在西安中国邮政快递分拣工作的视频。视频中显示，临时工所坐的面包车严重超载，且当天西安市还在下雪（2021年马鞍山市就发生过运输做物流分拣临时工的小车超载而引发的交通事故，造成10死6伤）。在工作过程中西安中国邮政还存在用工不规范问题，视频显示监工有打人现象。2021年底西安中国邮政就有一名员工在超时加班后于家中猝死，而针对该问题，中国邮政并没有整改的措施。6月12日，江苏常州一极兔网点被曝老板跑路，十几名快递员及员工被欠薪30多万，他们在网点打地铺睡觉等待答复。该网点的快递积压，生鲜快递已经腐烂发臭。极兔网点拖欠工资的事件不是第一次发生，此前也有南阳、重庆、沈阳等地的网点疑似“暴雷”。据报道，极兔快递于2020年进军中国后，采取低价战略扩张。各网点加盟商还受到极兔收购百世快递的压力，持续亏损。这些公司方面的压力通过各种形式被转嫁给一线快递员承担。

而在疫情放开后，北京市快递梗阻问题引发关注。北京市邮政管理局副局长廖凌竹12月15日呼吁快递公司从其他地区派快递员支援北京，对重点区域以及药品、抗疫物资等进行优先派送。中国邮政、顺丰、京东、菜鸟等物流企业响应号召，从各省调派数千名快递员前往北京。据界面新闻报道，截至12月18日下午，京东已从各地调集约2000名快递员到北京处理积压的快递。这可能将给其他省市的快递业务带来压力。与此同时，在感染潮的威胁下，快递员的健康很可能无法得到保障。

今年有关平台工人的另一起大事件是货拉拉平台司机的全国集体行动。11月16日到18日，全国多地的货拉拉平台司机连续三天罢工，抗议平台为促销宣传损害司机利益，以争取更合理的薪酬和劳动权益保障。引发抗议的关键是货拉拉推出的“多因素计费”和“特惠顺路车”，这些政策使司机的收入降低。此外，司机过去花钱办理平台会员可以免去抽成。但是今年即使司机购买了会员，仍要向货拉拉平台上交5%到15%的抽成。司机就这些问题提出了自己的核心诉求（各地司机提出诉求的细节有所不同）。

与此同时，相对较少受到舆论关注的网络主播行业也爆出多起权益受损的事件，出现劳动者与平台和文化公司之间缺乏劳动合同、无法确认是劳动关系还是合作关系、主播账号中内容的归属权不清等新形态就业的典型劳动争议问题。5月12日，虚拟偶像团体asoul官方宣布，团队成员珈乐因身体与学业原因进入“直播休眠”。虽然asoul所属的乐华公司因这一虚拟偶像团体而获得巨额收入，但网友爆料称珈乐的扮演者月薪只有1万元，提成1%，并长期受公司的职场霸凌。公司甚至以泄露个人真实信息对其进行威胁，逼迫其签订不平等合同。与珈乐扮演者这样的大主播相比，广大的小主播更缺少话语权：7月13日，呼和浩特一名主播爆料称自己没有劳动合同，工资没有着落，甚至还要陪公司主管喝酒应酬；7月26日，杭州市一名从事主播运营工作的22岁女生因连续加班去世；9月27日，西安有人反映一家文化公司诱骗年轻女孩甚至未成年人工作，拖欠工资并以各种理由扣钱；10月22日，《社会与法》节目报道重庆市一家公司拖欠女主播工资，甚至因主播解约而对其进行索赔。

除了平台劳工，建筑业工人也依然面临缺乏劳动合同和保障等老问题。7月，重庆市住建委等7部门联合印发文件，试点项目全部取消劳务分包制度，这对于解决建筑工人常年被拖欠工资、难以获得工伤赔偿等问题是一个重大利好。然而，8月2日，住建部和人社部联合下发的《关于修改<建筑工人实名制管理办法（试行）>的通知》称，不再强制要求建筑企业与劳动者签订劳动合同。这与此前要求建筑企业建立自有工人队伍的改革方向实际上是相违背的。建筑业工人劳权问题的化解前景仍然十分不明朗。

6、无保障的职业安全：极端天气与新能源行业扩张里的事故

今年是极端天气频发的一年。在中国，全国各地的夏季高温突破了历史极值，异常高温导致了多起劳动者热射病死亡，其中包括一位河南54岁洗碗女工(6月25日)、一名陕西的建筑工人(7月5日)、一名在湖北仓库打工的暑期工(7月9日)，和一位浙江的装卸工人(7月14日)。此外也有多起劳动者因中暑昏厥而被送往医院、确诊为热射病的例子——包括外卖骑手、交警，还有穿防护服的小区物资志愿者。上述死者和病人均是暴露在高温中长时间工作的体力劳动者。热射病是重症中暑中最严重的情况，因为身体周围的环境温度、湿度太高，人体温度调节功能失效，身体核心温度超过40摄氏度，并伴有一些神经系统的功能损害。热射病的致死率能够达到50%以上。在多起死亡事件后，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政府部门联合发布了文件，要求督促用人单位尽量避开酷热时段作业，适当增加劳动者休息时间和轮换班次，落实防暑降温措施，发放高温津贴。

热射病慢性、不易引起警觉却会引起致命后果的特点，也意味着一旦发生，其导致的工伤工亡在认定和获赔上存在重重困难。装卸工人张公死于出租屋内，死前就职的杭州湾物流公司，不承认“工伤”一说，一度只愿出于“人道主义”补偿丧葬费3万元。死者家属咨询过的律师表示，需要证明张公生前是在工作期间发病，且在48小时内死亡，方可认定为工伤。余姚市社保局和宁波市第一人民医院职业病诊断办公室则答复，既非上班时间、上班地点，也不是在上下班途中死亡，无法申请工伤鉴定；即便确定死因是热射病，也无法直接归咎于工作单位和工作环境。也有的劳动者则是由于劳动关系证明的困难——如洗碗工韦巧连未签有效合同、也未缴社保，而暑期工郭腾旭是被劳务公司派遣到传媒公司的仓库工作——而难以进一步认定工伤。热射病本就更高比例地常见于在室外高温环境中作业的体力劳动者，而这个群体的高度零工化，更加剧了他们在面对高温和其它极端天气的脆弱性。

在夏天，还有一个事故频发而权益却未受到保障的职业群体需要我们的关注：空调安装和维修工人。一个负责家电工程保险项目的保险公司员工透露，今年夏天他收到一百多条空调工事故的简报，包括维修空调从楼上坠落或坠亡、被电击等等。2018年，中国家电服务维修协会保险专委会称，每年中国有近亿件空调安装维修单，发生空调相关事故约5175起，集中在6月到9月，其中死亡事故约362起，每天约有14位工人师傅无法平安回家。出事的工人多来自农村，绝大部分是男性，年龄在25岁到40岁之间。在用工关系上，家电企业常常将售后业务外包，工人自己需要承担安全成本。而很多开发商房屋设计未预留安全作业空间，室内也无牢固挂点，增加了高空作业风险。由于大部分工人和公司不存在劳动关系，无法获得工伤赔付，出事只能获得商业保险赔付。

必须指出，以上这些工作安全事故都是在全球气候危机日益加剧的大背景下发生的。尽管世界主要经济体的官方代表机构已通过多次联合国气候峰会达成共识，必须加快能源转型来扭转气候危机的恶化趋势。但将能源转型产业化的解决思路并没有真正做到以人为本。今年仅在国内，新能源产业在资本飞速扩张下就已经让许多劳动者付出了生命的代价。首先在清洁能源汽车领域，继去年比亚迪员工猝死事件后，今年7月长城汽车新能源汽车子公司一名研发人员高强度工作16天后猝死身亡。长城汽车实行大小周制度，周末节假日也常加班，人均月加班时数超40小时。而在4月长沙比亚迪的制造车间，先后有至少3名员工在一周内从宿舍跳楼，原因仍未调查清楚。长沙比亚迪今年还因超标排放污染气体引起周围居民流鼻血不适而引起争议。

除了新能源车企的劳动问题，新能源电力行业的生产安全也引人担忧。在本土长年累月的政策刺激和补贴下，新能源发电有着庞大的市场需求，多个省份都在快速发布自己的风电和光电规划，然而扩张的行业产能与激烈的市场竞争似乎让企业在追求规模增长中牺牲了工人安全。近年来新能源电力行业事故频发。据不完全统计，今年全国各地已出现多起引发伤亡的风电、光伏、储能电站事故：

(接下：见补充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