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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232-Judith Flanders:圣诞节的谎言与传说 -- 万年看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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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园 232-Judith Flanders:圣诞节的谎言与传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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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诞节的历史听上去很简单。从耶稣降生到教会,再到家庭,再到商业社会。这个故事有着肃穆的开端,温馨的中段,最后以冷冰冰的钞票来结尾。但是这个故事究竟是不是真正的故事?首先,每一个圣诞节都不一样,天主教西班牙的传统不同于天主教葡萄牙或者天主教南美的风俗,新教德国与新教丹麦也不能一概而论,至于新教英国与新教美国之间的区别更是不必多言。

但是对于我们所知的圣诞节来说,宗教归根结底只是众多组成因素之一——而且令人意外的是还只能算作次要因素。我们有各自文化庆祝的圣诞节,有在家中庆祝的圣诞节,还有在大众媒体、书籍、报纸、杂志、电影、电视上庆祝的圣诞节。这些圣诞节相互联系但是并不一致,因为还有作为概念而存在的圣诞节——那个神奇的、宛如怀旧那样完美的日子,烙印在我们的回忆里,没有任何单独哪一个具体的圣诞节可以彻头彻尾地呈现这个日子的气氛。诗人C.戴.路易斯(C. Day-Lewis)写道:“没有许多的圣诞节,只有一个圣诞节——一个博采众长的日子,由数不清的圣诞节留下的挥之不去的印象集结而成,一幅由回忆绘制的画卷。”这正是理解圣诞节的关键。

因为我们每个人都存储了大量的圣诞节,存储了暑往寒来的所有幸福——以及偶尔的悲伤,所以圣诞节是一个有魔力的日子:它能让我们就像《爱丽丝漫游仙境》的白女王那样在早餐之前相信六件不可能的事情。关于圣诞节,我们毫不费力就能相信很多不可能的事情,很多相互矛盾的事情,而且往往意识不到我们正在相信这些事情。

因为这是一个众多传奇层层堆叠的节日。圣诞老人在荷兰问世,而他的大红工作服可能是可口可乐公司的发明;阿尔伯特亲王将德国的圣诞树带到了英国,除非是黑森雇佣兵将其传入了革命时期的美国;圣诞节的前身是罗马的农神节,也可能是日耳曼文化的沃登飨宴日——只不过所有这些说法当然都是错的。对于圣诞节来说,事实以及我们以为的事实很难与我们甘愿相信的各种说辞划清界限。

两个关于圣诞节的常见核心假设如下:其一,圣诞节的起源在于宗教起源;其二,每一位发言人所属国家的圣诞传统才是真正的圣诞传统,所有其他国家只能苍白地加以模仿。先看第一条:圣诞节一度曾经是宗教节日,只不过在我们这个时代沦为了鄙陋的市场驱动形式。这一理念如此司空见惯,以至于对于这一天的实际构成的检视难免让人意外。首先,圣诞节的确是基督教会为了庆祝耶稣诞生而设立的节日,因此今天我们一般认为所谓的老圣诞节——真正的圣诞节,过去的圣诞节——是神圣肃穆的宗教节日,如今遭到了世俗化资本主义社会的玷污。

再来看第二条:圣诞节是“我们的”文化的本土节日,无论“我们的”文化究竟是什么。这条假设同样就像神经反射一样自然。无论对于英国、北美还是德国的人们来说,圣诞节都是英国、北美或者德国的本土节日。德国人认为他们的条顿冬至传说,他们的将临环,他们的圣诞树,他们的季节市场,他们的烤鹅与紫甘蓝都是正宗的节庆传统,不可能在其他地方得到理解。英国人——尤其是英格兰人——则认为他们的百果馅饼与葡萄干布丁、鬼故事与狄更斯朗读才是圣诞节的本质核心。至于美国——圣诞老人、圣诞袜子、户外巨型圣诞树以及蛋酒的发祥地——更是想当然地认为圣诞节显然是美国的节日,世界其他国家都只是在亦步亦趋地共襄盛举。

但是即便我们将“我们的”圣诞节视作真正的圣诞节,我们——大多数西方人——在现实当中却并不会仅仅遵守“我们的”传统,而是会践行多重传统的大杂烩,这些传统主要来自盎格鲁-美利坚世界与欧洲的德语区,几个世纪以来的报纸杂志与书籍再加上过去一百年的电影广播与电视将这些传统充分搅拌混合,然后然后我们就得到了并不专属于某一种文化的圣诞节,而是一个通行全球且并非源自一国一地的全新节日。今天晚上我想探讨的正是这个圣诞节,这个我们自以为自己如此熟悉——以至于我们霸道地将其称之为“我们的”——的怪异杂交产物,它的历史、神话、传统、故事以及象征。

第一个神话,正如我先前所说,即圣诞节曾经是宗教冥思与灵修的时间——大概从来都并非如此。圣经对于基督诞生言之甚略,仅仅在路加与马太两部福音书当中各自提了一句。路加福音大概成书于耶稣死后五十年,马太福音大概又晚了十年,两部福音书都没有指明耶稣的生日是哪一天,因为生日对于早期教会来说没有多少宗教意义。重要的日子在于耶稣受洗的日子——即宗教层面的生日也就是在最早的已知圣诞节之前二百年,即公元二世纪,东方教会将1月6日订立为显现节/Epiphany,这是个希腊语单词,意为“彰显”,意味着耶稣的神性在这一天被揭露在世人眼前。至少对于一部分埃及基督徒来说,这一天大概也是耶稣的受洗日,尽管我们并不确定为什么要选择这一天。

公元312年,基督教被确定为罗马帝国的正式宗教,此后不久罗马主教儒略一世下令应当在12月25日尊奉耶稣的诞生日,圣诞节就此被确立成为了宗教节日。尽管如此,圣诞节从一开始似乎就决心要与宗教拉开距离。389年之前的某一年,君士坦丁堡大主教觉得有必要警告自己的教众们,切勿在这个神圣的日子里纵情舞乐,“吃喝无度”。如果这种事情此前从来没有发生过,那也肯定不会有人专门提出警告。因此就在史料首次提及圣诞节之后仅仅过了三十年左右,圣诞节就已经被当成了世俗享乐的日子。

接下来的情况也大同小异。可以肯定的是,到了公元第一千年的末尾,德国、威尔士与爱尔兰都留下了当地宫廷在圣诞节当天大排筵宴的纪录。很快,任何吃得起的人都会在圣诞季大吃大喝,尽管最晚从五世纪开始,将临节就成为了教会正式认可的斋戒悔过时间,相当于上半年的四旬斋,在此期间禁止食用肉类、奶酪与蛋类。在英格兰,世俗统治者同样也曾经三心二意地试图控制圣诞节前后的胡吃海塞之风,尽管这方面的努力即便在他们自己家里也收效甚微。例如1213年圣诞节这天,英格兰国王与宾客齐心协力消灭掉了二十七大桶红酒,四百头猪,三千只禽鸟,一万条鳗鱼,一万五千条鲱鱼,一百磅杏仁,以及六十八磅香料。

大吃大喝的风气克服了一切禁锢,这一点并不出人意料。欧洲的农业年度基本上敲定了这样的结果。秋收之后粮食入库,蔬菜水果得到腌渍保存。在北欧,11月11日圣马丁日是杀猪宰羊的传统日期,不打算留着过冬的家畜都要在这一天宰杀掉。水果蔬菜有了,肉类也有了。圣马丁鹅在德国与丹麦非常出名,圣马丁猪是德国传统美食,盐渍牛肉(martlemass beef)是英国的名菜。此外圣马丁日还是新酒启封的传统日期。

在英格兰,这个传统的饮酒季节被回溯性地给予了历史依据,从而为其正名。在十二世纪,蒙茅斯的杰弗里的《不列颠列王传》——某民俗作家曾经冷淡地将其称作英伦三岛上的“第一篇历史小说”——讲述了理论上属于正史人物的十五世纪领导人伏提庚的一则故事,他被邀请在饮酒季节发表祝酒词:“Lord king wæs hæil”——wæs hæil意为“祝你健康”。这个故事几乎完全出于编造,并非编造的那一小部分在历史上也差了五百年,但是这句传奇的wæs hæil被转换成了宴饮/wassail一词,成为了圣诞传统的一部分,不仅包括祝酒词,还包括相关的酒,喝酒的碗,以及酒后的唱歌与派对,一切都是wassail。

在我们的印象里,到了十九世纪,虔诚的维多利亚时代英国人会在教堂里或者会与家人一起围绕炉火度过圣诞节,但是实际上圣诞痛饮依然非常常见。当时有报纸称,庆祝圣诞节就是庆祝“骚乱闹事与酩酊大醉”。某伦敦法院留下了一位谋杀嫌疑犯的审讯记录,这个倒霉蛋根本没办法告诉法官他妻子被杀的那天晚上他在哪里,因为“他完全回想不出圣诞节当天的一丁点情况,他喝得太多了。”更常见的情况下,人们会像1831年的另一位倒霉蛋那样因为酗酒闹事的罪名被送到法官面前。此人恳求法官高抬贵手,因为“当时是圣诞节,希望大人能够宽恕他”。不幸的是法官很不以为然:“在过去三天,每个被带到我面前的人都做出了同样的辩护。”判决:有罪。接下来的情况也无甚改观。到了二十世纪初,一位美国软饮饮料制造商进行了长达十年且极其成功的的季节性广告宣传,让圣诞老人喝饮料。这种广告贯穿了整个禁酒令时期。圣诞老人、圣诞节与酒精就这样你中有我地捆绑在了一起。

另一个更清醒且几百年一直担任圣诞象征的传统就是冬天的绿植。早在七世纪初,大贵格利教皇就注意到英伦三岛的居民惯于用绿叶装饰教会与圣所,尽管当时此类做法尚未与特定季节绑定,仲夏的绿叶装饰就像仲冬一样常见。十六世纪的一位历史学家声称此前几百年间每个校区都会竖起一根巨柱,在夏天作为五月花柱,在冬天则以冬青与常春藤来装饰,这就是“人们在圣诞时分的消遣”。

这并不是我们所知的圣诞树,但是不妨将其视为后世圣诞树的先驱,因为树与圣诞节之间的联系已经开始浮现,在德国尤其如此。这一联系最初起源于一类戏剧类型,叫做乐园剧。圣诞夜是亚当夏娃尽享美食的日子,这些演剧的第一幕总是发生在伊甸园里。在仲冬的德国肯定找不到长满绿叶的苹果树来代表智慧树,因此人们会树立起一棵常青树,上面拴着苹果。演剧逐渐不再流行之后,这些伊甸园之树依然在在德语地区的公开场合被竖起。我们知道早在1419年弗莱堡市议会就竖起了一棵树,上面挂着苹果、流苏与姜汁面包。已知的第一棵室内装饰树来自1605的斯特拉斯堡,当时这里是圣诞树传统的核心地区。据称这棵树上挂着纸玫瑰、苹果、镀金甜点以及糖果造型。几年之后这棵树将会有一个新名字——Weihnachtsbaum,或者说圣诞树。

这个德国传统在十八世纪传到了英国与北美。1789年,一位宫廷女官的丈夫——这位女官侍奉的是乔治三世的德裔妻子夏洛特王后——建议竖起“一棵照亮的树,按照德国传统”。但他的妻子不太确定这么做是否合适:“我觉得我们的孩子还太小,这么多花费与辛劳并不能逗他们开心,”——这恐怕是天下父母的心声——“此外我们所有的朋友也都不在。”这番对话似乎暗示她和她丈夫早就见识过这种树,尽管夏洛特王后直到1800年才在温莎竖起了英国历史上第一棵可以确定日期的圣诞树。

两年前的1798年,诗人塞缪尔.柯勒律治在圣诞节访问了德国北部的一户人家,眼看着一家人仪式感十足地点燃了家中树上的蜡烛,然后交换礼物,这两者都是他不熟悉的传统,于是他专门写了一篇散文来记述自己的见闻。这篇文章在十九世纪二三十年代反复重印,将这一传统扩散到了英国与新世界。如果画面上这幅画可信的话,费城的德国社区居民早在1809年就在美国竖起了圣诞树。这是一幅水彩画,画家名叫刘易斯.米勒(Lewis Miller),是一位宾夕法尼亚的民间艺术家。可以看到画作上标注了1809这一年份,米勒那年只有十三岁,所以这应该是他后来凭借他对1809年圣诞节的回忆创作的作品,可以看到画面上包括了装饰着水果与各种纸艺的树,树下有“圣诞树”字样,所以这棵树的作用毋庸置疑。桌子底下坐着个赤裸婴孩,旁边神秘莫测地标注着“圣诞礼物”,或许是耶稣降生的隐喻,又或许画家的家庭在那年12月喜添新丁,我们不知道。

到了1848年,这项德国传统扩散得更加广泛了。这一年的《伦敦新闻画报》刊登了维多利亚女王与阿尔伯特亲王在温莎共度圣诞的版画,画面正中间是一棵摆在桌子上的圣诞树。这幅画在公共意识当中巩固了圣诞树的意象,这一意象如此强大,以至于到1861年阿尔伯特亲王去世时人们经常报道说是德国亲王在结婚时将圣诞树习俗在带到了英国。两年之后这幅版画传到美国,画面得到了更加民主的修改。当时最畅销的美国杂志《戈迪女士手册》(Godey’s Lady’s Book)重印了这幅画,然后小心去掉了维多利亚脖子上的珠宝与阿尔伯特的徽章绶带以及小胡子,还减少了圣诞树下礼物的数量。修改后的版画不再是需要仰慕的皇室家族形象,画作的名称也从《温莎的皇室家族》改成了《圣诞树》。所有人都能仿效画面上阖家欢乐的生活。

我们将圣诞节确定在了12月25号,我们有了圣诞树,柯勒律治的散文以及这些家庭主题画作让我们有了相互赠礼的习俗,但是这里的交换礼物依然局限在家庭成员之间。至于那位圣诞季的送礼专员,那位圣诞节日的人格化象征,还要多走一段弯路才能问世。在十五世纪中期,一位德文郡教士写下了第一篇英国圣诞季歌曲向圣诞节致意。他在这首歌当中并没有将圣诞节当做宗教节日,或者季节,或者大吃大喝的日子,而是将其当成了一个人:“我主啊,欢迎圣诞爵士。”这位圣诞爵士前来监督人们吃喝取乐,向听众们传授这一天的习俗,最后说道:“要欢欣庆祝,要兴高采烈。”

圣诞节爵士就是这样一个乐呵呵的发明。但是他必须与气质更加凶狠的其他圣诞季访客竞争人气。冬天是迷信的日子,是鬼魂当道的日子。生者们在这个季节更容易见到神灵或者亡魂。11月1日万圣节与11月2日万灵节或许源自崇拜或者安抚死者的古代观念。与死者一起来到的还有各种阴阳两界的中介,负责奖励、惩罚、保佑或者驱逐它们的人间追随者。11月10圣马丁夜,圣马丁会向佛兰芒地区的好孩子们分发苹果与坚果——在其他地方负责这项工作的或许是个野人,这位野人往往要么侍奉一位游方圣徒,要么与游方圣徒同行——这位圣徒很可能就是圣尼古拉,他的纪念日是12月6号——野人往往身披兽皮,拿着皮鞭或者马鞭来惩罚坏孩子。不管他是谁,野人都非常凶猛。为了分散教众们对于野人以及天主教圣徒的关注,新教改革家马丁.路德推出了风格更加温和的竞品,也就是同样会在圣诞季送出水果与坚果的基督之子/Christkind。德语区的人们同样也欢迎 Weihnachtsmann/圣诞人,此外天主教德语区依然还在信奉圣徒野人组合,荷兰人也一样。正是在荷兰诞生了过去二百年西方最著名的圣诞送礼者。

又或者并非如此。关于圣诞老人的标准故事情节如下:圣尼古拉是四世纪的利西亚-希腊地区的迈拉镇(Myra)的主教,该城镇如今位于土耳其境内——尽管直到十三世纪这个故事才得到确立——这位主教曾经在圣诞节这天将三口袋黄金扔进某破落贵族家的窗户里,为他的女儿提供嫁妆,以免她们被卖做妓女。后来的故事讲述了这位圣徒如何挫败某邪恶酒馆老板的阴谋,他打算谋杀、肢解、盐渍并且烹饪三个小学生,然后把他们的肉卖给过往旅客充当饭菜。再后来他拯救了在海上风暴中触礁的船只。通过这些主题,圣尼古拉成为了水手以及尤其是儿童的主保圣人。他在12月的生日成了学校年终按照学年表现赏罚学生的日子,这一天过后学生们就放寒假了。他的招牌特点包括一个大口袋来代表较老故事当中的黄金。到了十六世纪的荷兰,在圣徒纪念日前夕经常有人打扮成圣尼古拉斯走街串巷,向好孩子发糖,向坏孩子发煤块。

从那以后这故事继续。荷兰移民将他们的圣徒圣尼古拉带到了新阿姆斯特丹也就是日后的纽约。圣尼古拉的荷兰语拼法是Sint-Nicolaas,说英语的新阿姆斯特丹市民将其拼成了Sinterklass,几番以讹传讹之后就变成了圣诞老人/Santa Claus。克莱门特.克拉克.穆尔1823年的诗歌《圣尼古拉的造访》则让圣诞老人成为了不朽的形象。这首诗的开头几句我们全都耳熟能详:

Twas the night before Christmas, when all thro’ the house

Not a creature was stirring, not even a mouse;

The stockings were hung by the chimney with care,

In hopes that St Nicholas soon would be there…

圣诞节前夜,家里好安静,

就连小老鼠,都不出声音。

一排长袜子,稳挂烟囱旁,

圣尼古拉斯,就要来拜访……

但是我必须暂停倒带一下,因为这个故事的几乎全部情节都从来都没有发生过。四世纪的迈拉主教很可能从来没有存在过,最早提到这个人的史料大约出现在他的生平时期之后二百多年。到了十六世纪的荷兰,尽管圣尼古拉确实会在每年12月出现在街头,但是却很难将他从荷兰传播到北美,因为从1624年以来,北美殖民地的荷兰社区就与荷兰共和国——也就是将自己从哈布斯堡统治之下解放出来的七个荷兰行省组成的政治联盟——签订了协议,其中规定新世界的教会必须是新教改革教会,绝不允许承认圣徒或者圣徒纪念日。进一步说,尽管此时的新阿姆斯特丹在法律与政治层面属于荷兰,但是其中的居民却像日后的纽约一样种族混同。在三千五百名居民当中有两千名是英国人,还有很多德国人与斯堪的纳维亚人。到了十七世纪末,只有不到2%的新阿姆斯特丹居民是荷兰人。因此这里不会庆祝圣徒纪念日,荷兰传统风俗也仅仅局限在少数族裔群体当中,而并非来自古老的殖民地传统或者宗教。

因此圣诞老人在美国的出现并非源自民间故事、古早的殖民地风俗或者宗教,而是因为有一位名叫约翰.品塔德(John Pintard)的商人从中推波助澜。1804年品塔德参与建立了纽约历史协会,创始人们选择了圣尼古拉作为协会徽记,并且每年举行圣尼格拉宴会,大概是为了纪念品塔德的胡格诺传统——许多美国胡格诺信徒都来自低地地区,有着崇拜圣尼古拉的传统。与此同时,年轻作家华盛顿.欧文正在借鉴纽约的荷兰移民历史,用来创作政治讽刺。1809年他创作了文笔诙谐的《纽约外史》,对比了昔日更和善更美好的新阿姆斯特丹与如今喧嚣忙乱的纽约。纽约历史协会也惯于用新阿姆斯特丹来对比他们眼前这座飞速变化城市的各种当代弊端。协会年度晚宴的祝酒词这样宣称:“致圣尼古拉。愿我们荷兰祖先的优良品德与淳朴作风不会迷失在纸醉金迷的当代。”

欧文的《纽约外史》非常受欢迎,树立了他的文坛名声,但是这份名声同时也模糊了这本书的戏谑本质。没过几十年这本书就被当成了信史,尽管只要检查一下就会发现书里内容全都是作者的讽刺杜撰。比方说他主张荷兰人将他们在新阿姆斯特丹修建的第一座教堂命名为圣尼古拉教堂以此纪念圣徒,可是实际上新阿姆斯特丹根本就没有叫这个名字的教堂,直到二十世纪的纽约才修建了一座。但是圣尼古拉的传奇依然还在不断延续。在1810年的纽约历史协会圣尼古拉晚宴上,品塔德拿出了一张宣传单,上面版印着“良善的圣者”圣尼古拉,身穿主教袍。下方是一段英荷双语对照的诗文:

St Nicholas, my dear good friend!

To serve you ever was my end,

If you will, now, me something give,

I’ll serve you ever while I live

圣尼古拉,我的朋友!至亲至近!

侍奉你是我命中当有的职分

请赐予我一点礼物,如果你愿意,

我将始终侍奉你,直到我死去。

品塔德声称这段诗文是一位“八十七岁的高寿老妪”告诉他的。当然,品塔德很可能确实是从某个老太太那里听到了这段诗文。但是如果1810年这老太太八十七岁,那么不仅她本人肯定出生在英属殖民地,就连她的父母也一样。荷属纽约距离十九世纪初实在是太远了,

但是传奇总比现实更精彩。这场晚宴之后两周,某杂志刊登了一首以“良善的圣者”为题的诗歌——正是品塔德的原话——其中有一句“我们称他为圣克劳斯”(whom we Sancte Claus name)。值得注意的是,这些英语作家用的都是德语版的Sankt而不是荷兰语的Sint,尽管他们认为荷兰语才是这个词的来源。两年之后,圣诞老人的知识扩散到了童书当中,这本童书不屑一顾地提到了“所谓的Santa Claw老头,小孩子总听到各种关于他的故事;为了迎接这家伙,每年大人都会鼓励他们将袜子挂在烟囱边上过夜。”到了1830年,某纽约书商做广告宣称,在他的“圣诞老人圣殿”里顾客可以回归到“先辈的优良传统”。因此在美国诞生之后不出二十一年,圣诞老人早已成为了怀旧的道具。

这样看来,华盛顿.欧文、约翰.品塔德以及他们的朋友就是创造圣诞老人的头号功臣——是吗?几乎所有证据都表明确实如此,唯独两篇报纸文章不肯凑趣。这两篇文章分别发表于1773年与1774年,都提到了圣诞老人,当时品塔德才十四岁,华盛顿欧文还没出生。因此我们必须继续倒带。1773年12月23日,《雷文顿纽约快报》(Rivington’s New-York Gazetteer)报道说:“上个周日,人们庆祝了圣尼格拉周年纪念日——此人也被称作圣诞老人。”1774年的另一篇文章也提到了圣诞老人,然后就是长达几十年的沉默。那么这群使用圣诞老人一词的庆祝者们究竟来自哪里?没人对此提出过解释,甚至就连猜测都没有提出一条。或许他们是另一群移民,既不是荷兰人也不是假荷兰人。或许圣尼古拉与圣诞老人之间的缺失环节就要落在这些人身上。

在十八世纪,定居在即将成为纽约州的地区的欧洲移民包括德国人,奥地利人,捷克人,斯堪的纳维亚人、芬兰人以及英国人,此外还有大概两万五千瑞士人。大多数瑞士移民都去了北卡,但是也有不少人来到了滨州和纽约州。这些移民大都来自瑞士德语区,这一点对于研究圣诞老人的历史学家来说很有意思,因为我们意识到圣尼古拉在瑞士方言里的两种拼法分别是Samichlaus与Santi-Chlaus,两者看上去都比荷兰语的Sint Nicolaas 更像Santa Claus。在瑞士的某些地区,Samichlaus会在圣尼古拉纪念日这天翻山越岭到处走访,这一风俗至少可以追溯到十七世纪。我们可以肯定的是,纽约肯定有瑞士移民,他们来自Samichlaus每年造访的地区。有可能Samichlaus就是圣诞老人的前身,并且在《雷文顿纽约快报》留下了痕迹。我们还可以肯定的是,品塔德也有一份提到圣诞老人的《快报》,因为画面上这张报纸正是他的藏品,现在属于纽约历史协会。我们当然不可能知道他读没读过这份报纸,但是我们知道他有这份报纸。

圣诞节的各个因素开始逐渐成型,有了圣诞老人,有了圣诞树,有了圣诞大餐,有了圣诞痛饮,那还缺什么?还缺圣诞颂歌。圣诞音乐可以追溯到最早的圣诞庆祝时期——是吗?还是先别着急。确实存在创作于公元四世纪的早期基督教圣诞音乐,这些音乐由教会成员创作,为教会成员创作,旨在宣讲耶稣降生的神学含义,传播得并不很广。这并不是今天众所周知的圣诞音乐,我们必须快进一千年才能听到我们熟悉的圣诞颂歌。

直到十二世纪,颂歌/carol都意味着世俗的法语歌曲,还要搭配舞蹈,要并且在春天演唱。这一来源今天还能看出来。我们并不说“颂歌”,而说“圣诞颂歌”,尽管其他时间我们全都不唱颂歌。到了十三十四世纪,开始出现圣诞颂歌与教会音乐,最早使用拉丁语歌词,后来逐渐使用各个欧洲国家自己的语言。许多欧陆语言的颂歌都侧重于基督降生的主题,可是英语颂歌——我们现在也应该习惯了——却从一开始就采取了将要流传至今的另一个主题:已知最早的英语圣诞颂歌是一首祝酒歌。

到了十七世纪末期,颂歌已经无处不在。在德国,马丁.路德本人亲自撰写了《我自天堂来》(Vom Himmel hoch),《哦圣诞树》(O Tannenbaum)的一部分乐曲也已经出现,歌词则要等到十九世纪。新法兰西也有了第一首土著语言圣诞颂歌,由耶稣会传教士让.德.布劳夫在休伦湖畔创作,颂歌里的耶稣躺在桦树皮的帐篷里,前来拜访的三位大酋长则送来了海狸皮。此时在英国已经有了《欢乐迎圣诞》(Deck The Hall With Boughs Of Holly),《祝你圣诞节快乐》(We wish you a Merry Christmas),还有《当牧人在夜晚看护羊群》(While Shepherds Watched their Flocks by Night),作词人是纳姆.泰特(Nahum Tate),此人还有一项更加出名的文学成就:他将《李尔王》改写成了大团圆结局。

但是总体来说,圣诞颂歌在英国并不被看重。它们是人民的音乐,是街头的音乐,是工人阶级的歌曲,因此它们大抵上不得台面,对于中产阶级来说不够体面。1826年,一部最早的歌集将圣诞颂歌介绍给了中产阶级,就好像他们完全没听说过似的。作者首先针对颂歌一词的起源进行了非常复杂并且完全杜撰的阐述,之后又来了一段同样杜撰的教会历史。但是,他赶紧补充道,接下来他将仅仅讨论这一音乐形式的“家庭用法”。实际上他也必须这么做,因为颂歌并没有教会历史。于是作者自己编了一套:他将颂歌的世俗历史改成了宗教历史,更重要的是,他将工人阶级的歌曲改成了中产阶级的歌曲,他将来自街头的音乐变成了壁炉旁边的家庭音乐。接下来几十年的歌曲收藏家大都排斥流行颂歌,认为它们“违反了一切道德与良好品味。”同样的过程也发生在北美。十九世纪非裔美国人的灵歌——其中最出名的当然是《向苍天呼吁》(Go Tell It On The Mountain)——也要等到二十世纪才能得到人们的广泛认可。

将这些颂歌“中产阶级化”的途径就是由教会出面将其纳入宗教仪式。因此教士们开始将圣诞颂歌纳入圣诞夜仪式,最后干脆构建了专门的颂歌法事。没过多久,人们就开始不仅仅认为这些歌曲是教会的一部分,而且还认为自己从来都听过这些歌曲。十九世纪六十年代的某人还记得自己童年时期就唱过他所谓的“英格兰古代颂歌”,包括《齐来崇拜歌》(O Come All Ye Faithful),实际上这首歌在他小时候还没有被翻译成英语。1903年,某杂志赞赏牛津大学保持了“古代”颂歌礼拜仪式的活力,仪式现场摆着圣诞树,歌曲则包括《弥赛亚》的选段——这三样的历史全都不足一百年,现在全被称为了“古代”历史。

1880年,康沃尔主教以类似的方式创建了新的圣诞夜礼拜仪式并且纳入了颂歌。这种做法非常流行,很多教会都纷纷效仿,包括1918年剑桥大学国王学院的礼拜堂也采用了这套做法。国王学院的《九课颂歌》(Nine Lessons and Carols)非常流行,成了每年必唱的曲目。1928年BBC开始广播这首歌曲。距离第一次礼拜仪式十年之后,这首歌突然神奇地增长了年岁。BBC公共宣传材料声称,“这一节日自从礼拜堂将近五百年前建成以来就开始举行。”

正是这种神奇的转变使得圣诞节成为今天的节日,这个节日不断变形,从而满足我们个人以及社会集体在任何时代的需要。尽管我们可以追踪单独一项传统的传承线,但是每一种细节的基础或者与之相关的情绪却往往相互矛盾。圣诞老人性情慈祥,潜入我们家里之后还会品尝一下我们留给他的茶水与饼干。这是被驯化的圣诞老人。不过尽管我们将他驯化得如此深入,心中却总还难免潜藏着一点点对于这些“冬日故事”的恐惧,故事里充满了夜间来访的精灵与鬼魂。谁都不太清楚为什么冬天——尤其是圣诞节——会成为鬼故事时间。根据莎士比亚的说法,一年到头唯有圣诞节这一天“没有一个鬼魂可以出外行走……没有一个精灵能用法术迷人,妖巫的符咒也失去了力量”。我觉得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我们才可以在这一天我们尽情讨论鬼魂而不用担心真会把他们招来。

无论出于什么原因,这一联系至少在十七世纪就已经非常强大了。十九世纪英国人对于古董主意的爱好使得鬼故事重新流行起来,而圣诞节与鬼故事产生联系甚至还要更早。沃尔特.斯科特在节日故事《马米恩》当中承诺要为读者奉上“戏法师与鬼魂”。《匹克威克外传》里的丁利戴尔圣诞节庆祝活动的压轴节目也是关于妖怪故事的重新讲述——这一节小说的发表时间恰好赶在现实世界的圣诞节前夕,成了作者送给全社会的圣诞礼物。或许正是因为对于圣诞节的彻底驯化才使得这些故事如此流行,就好比生活在安全的社会使得阅读犯罪小说让人感到愉悦而非紧张。喝一杯热饮,舒舒服服的坐下,看着孩子们在身边破坏他们刚刚到手的新玩具,正是这样的环境才使得憧憧鬼影如此赏心悦目而不是令人生畏。幽默作家杰罗姆.K.杰罗姆注意到:“只要有六个英国人在圣诞节炉火前汇聚,他们就开始讲鬼故事。这是节日的季节,但是我们却喜欢思考坟墓与尸体,谋杀与流血。”这一传统流传到今天,衍生了整整一个类别的圣诞主题恐怖电影。

圣诞节的反面,无论是血腥电影还是针对节日季节风气的抱怨牢骚,其自身也在十九世纪末发展成为了独立的行业。抱有此等倾向的艺术家与作家并不缺乏喷吐胆汁的商业化出口。幽默作品占据了此类内容的一大部分。威登与乔治.格罗史密斯的《小人物日记》是一部针对十九世纪后期郊区生活的讽刺杰作。书中角色普特先生的儿子宣称:“我恨圣诞节的家庭团聚,这有什么意思?有人说:‘啊,我们可怜的詹姆斯叔叔去年还在我们身边来着。’,然后我们全都开始抽鼻子……另一个满脸阴郁的家伙说:‘我在想明年该轮到谁了。’然后我们再抽一轮鼻子,然后就开始胡吃海塞……”

公元1000年的教士谴责喝酒跳舞,反而向我们揭示了当时的人们会在圣诞节喝酒跳舞。同理,今天这些抱怨鬼们对于圣诞节的满腹怨气也告诉了我们,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圣诞节究竟意味着什么。如果圣诞节当真就像这帮唱反调家伙声称的那样遭到集体厌恶,那么谁也不会花钱让他们开口唱反调。

因为圣诞节对于绝大多数人来说是个传统节日。这些传统有时被视为古代传统——火鸡,圣诞树,《生活多美好》,唱颂歌,听女王演讲或者国王学院颂歌礼拜——但是一切的核心都在于重复,而且还得是某种非常特定的重复,也就是回忆与遗忘并行、回忆与错误回忆并存的的双重重复。像这样的无止境循环为我们营造了令人安心的幻觉:稳定的生活,长期存在的社区。随着这些关于过往家庭假日的故事逐渐被一代代讲述者磨去棱角,令人尴尬不安的因素随着每一次事件的重新讲述而逐渐消失,没有意义的事件被忘记,听众们不熟悉的老细节被他们更熟悉的、来自他们自己生活当中的细节所取代。这种情况反复出现在各个国家的圣诞节庆祝活动当中。当人们说他们怀念旧日的圣诞传统时,并没有多少人的意思是他们怀念偷窥其他人的住所、半夜朝天开枪、头上套一具山羊骨架等等做法,或者他们怀念全年唯有圣诞节这天吃得起肉的时代。

他们真正想说的是他们怀念那个被我们在情绪层面上当成节日核心的东西——并不是我们现有的生活,而是我们想要的生活,是一个家庭、宗教、个人与社会关系全都立足稳固的美好世界。因此并不意外的是,圣诞节庆祝方式的最深刻改变与现代西方最伟大的四场革命相伴相生——英国内战,美国革命,法国革命与工业革命。这四场革命带来了无法逆转的改变,工业化,现代化,城市化,全都促成了对于过去的共通渴望。人们渴望一个从未存在过的彼时彼刻,在那里我们全都被爱,被保护,被珍重。

圣诞节的仪式让我们可以相信——哪怕一年只能相信一天——这个世界确实存在。而真正的魔法在于通过重复这些仪式,我们每年都能回到彼时彼刻。圣诞节并不仅仅是怀旧,怀念童年,或者是我们读到的文章,或者是我们在电视广播上看到的节目。真正的圣诞节是所有这些圣诞节的混合,是传统、情绪与仪式的拣选搭配。归根结底,就像《圣诞颂歌》当中老吝啬鬼斯克掳奇的外甥弗莱德所说的那样,我们需要相信圣诞节正是“这样一个好日子,一个友善、宽恕、仁慈、愉快的日子。就我所知,在漫长一年当中唯有这个日子能让男男女女不约而同自由打开心扉,认为那些比他们地位低贱的人是自己人生旅途中真正的同伴,而不是命定走上另一条道路的另一种生物。因此舅舅,虽然圣诞节从来没给我的口袋里添一点金银,我却相信它给了我好处,还会继续给我好处。我要说,上帝祝福这个日子!”

通宝推:桥上,燕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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