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文摘】大国伤心地--中国远征军纪事 -- 清水

大国伤心地

文/记者 邓康延 图/陈祖梁 李正提凤凰周刊

“几年前我们这里挖地盖房还能挖出远征军尸骨。”云南腾冲高黎贡山下界头乡的几户村民告诉我们。

“怎么知道是远征军的？”我问。

“他们都穿草鞋。日本兵穿的是皮鞋。”

后来，一位研究滇西抗战的学者告诉我，当年远征军新兵的第一课，不是瞄准、操练，而是编草鞋。老兵们身上都有一个小包，装着随处拣到的布条，能把草鞋打得不磨脚。

中国抗日胜利的千里之行，始于草鞋脚下。

我们几位朋友被60年前的远征军事迹感召，自筹经费从深圳、昆明奔赴滇西，拍摄纪录片。同行的作了数年田野调查的人文地理学者章东磐、孙敏、李正感叹来的晚了，他们前年、去年所采访的远征军老人有些已相继离世。

沿着中国远征军从东岸越怒江、跨高黎贡山、攻腾冲的同样反攻路径，我们一行人原路回溯，时间是2005年5月初，正好是61年前中国远征军第二十集团军反攻的开始日，也正值俄国向全世界盛大展示二战胜利60周年阅兵式的那几天。红场上几大国首脑恭居一侧，一车车卫国老兵们穿过全世界崇敬的目光。俄国，以一册精装的历史书，向世人导读他们的光荣。

因为这一面镜子，因为镜子外面我们的物象，我们怅然若失。

其实，二战规模中最大的、历时最长的、死伤最多的战场在中国。可悲的是当60年前世界都在庆祝战争结束时，惟有我们的国度开始了另一场鏖战，这一次双方以同一语言在同一故乡兵戎相见。巨大的族群分裂，横亘至今。

当一个民族连自己的历史都不能正本清源，又怎能阻挡别人的妄加篡改；当一辈后人连自己的浴血卫国的父兄都不能尊敬，又怎能奢望明天的社会理至情归。对历史的态度，其实是国品之所彰，国运之所系。

正是当年，十万中国远征军和美国盟军死死抵住日军直插中国腹地昆明、重庆的钢刀，并以百年间第一次反侵略的战略反攻，奠定了抗战的胜利，奠定了中国在二战同盟以及联合国大国的地位。那曾是凄怆的壮美：一寸河山一寸血，十万学生十万兵。

我觉得抗战的云南有三条惊世骇俗的道路。一条是血路－滇缅路：绵延千里，历时数年，十万民众修筑，无日不被轰炸的中国战时惟一的接受国际援助的生命线；一条是铝路－驼峰航线：中美空军几乎以两架飞行就有一架不归的航行，维系了中国的军需命脉，而坠毁的飞机铝片也在地下铺成闪光的路；还有一条鲜为人知的尸骨路－远征军的反攻线：强渡怒江，仰攻高黎贡山、松山，巷战腾冲、龙陵，几个月间每天都有几百人伤亡并被就地掩埋于山涧沟壑。太多的士兵没有墓碑，甚至没有留下名字。

高黎贡山脚下的老人说，打完仗几天，山坡上流的都是“血旺子”。山泉也红了一年。

我在查资料时看到了两本参战者回忆录，一本是日军士兵吉野孝公1980年在日本出版的《腾越玉碎记》,另一本是远征军198师592团团长陶达纲1988年在台湾出版的《滇西抗日血战写实》。前者九死一生地在3000多名“玉碎”的日军中幸存下来，战后几十年常感受到濒临死亡时的痛苦与颤栗。后者也常常怀想着战死的上千兄弟而不安。他们写的恰好是相同的时间和战场，故对比来看极具张力。

吉野孝公《腾越玉碎记》（摘）

敌人突然在黑暗中怒涛般地涌了过来，一场军刃和刺刀的混战。敌人被击溃，遁入灌木丛用机枪反击。这时我们推出一门大队炮，小队长命令：“零距离射击，放！”敌丛里飞溅起巨大的火花，五六发以后，敌丛哑然无声，微微传来敌兵的呻吟声。……敌人并没有就此败退，新手一个个地接替上来继续对我实施轮番进攻，阵地上的树木几乎全被击毁，痛苦中死去的战友尸体还紧紧地抱着枪身。从凹洼处爬上来的敌人在我方重机枪的枪口下，像小山一样堆积。但我们的子弹已所剩无几。敌人立即在层层堆积的他们同伴的尸体上架起机枪开始扫射。

……我们退回腾冲城内，3000多日军，受到6万多中国军进攻。……我穿过到处爆炸的城内去寻找粮食，两旁重叠着被炸死的友军尸体，有的没了手，有的没了脚，有没死的二三名日本士兵，表情痛苦地伸出满是血污的手向我求救。

九月十日，敌人在蒋介石总统的愤怒激励下，实施最后总攻。我们剩下的守备队兵有350多名，他们像狂涛一样席卷而来，奋战、奋战，殊死奋战。城内战场在充满怒吼和叫骂的肉搏中化成一片血腥的荒野。9月12日太田大尉发给师团司令部诀别电报：“我们已弹尽粮绝，突入城内优势之敌自昨日以来即与我混乱战斗中。我决定将军旗及密码烧掉后，实行最后的冲锋和突围，敬祝全军胜利。”

一个军曹嘶叫起来：“我们的最后时刻已经到了，现在我们就去靖国神社，大家不要落后，冲！ ”

我被俘后醒来，卫生兵在包扎我的伤口时，完全出乎我的意料，对我非常亲切。为我抬担架的士兵，肩上渗出了血，丝毫也看不出敌意。

我后来被押到一位中国远征军少将面前，他称自己毕业于日本军官学校，将军对我说，“腾冲守备队龙兵团一直战斗到最后一人，很勇敢，但对于全体战死的官兵来说，也真是很可怜。我也失去了二百多名少尉以上的军官，受到蒋总统的严厉斥责。战争对人类来说，是一种非常痛苦和不幸的事。我们同是亚细亚同胞，彼此进行了这么长时间的不幸战争。”将军后来说，“你来到这儿，绝不允许自杀，战争一结束，你们就要成为重建日本的支柱。中日两国也须尽早结束战争状态……”

陶达纲《滇西抗日血战写实》（摘）

在进攻高黎贡山的灰坡时，日寇的速射炮、机关枪如一阵狂风暴雨般……第二天清晨，本人清查官兵伤亡情况、第一、第三两营官兵，已经有85人伤亡。师长叶佩高将军，冒着枪林弹雨到团指挥所，真是与部下同生共死的好长官啊！第二次再攻，本人当晚下令清点人数，可怜又伤亡250余人之多，其中有第三营营长姚立功阵亡，副营长郭砚田阵亡，副团长陈志杰负伤，第一营营长逢桥负伤一直未下火线，其余死伤的排长、班长及士兵二百余人。 这些都是他们父母所心爱的好儿子啊 ！

5月30日，打下冷水沟，只见两个坑中有水泡着的十几具日军尸体，细看他们的大腿肉、屁股肉、都有刀痕，有的还见骨头，真是惨啊，皇军的悲惨下场。也感到很奇怪。又随部队到了北斋公房（原日寇据点），房屋四周有一小堆一小堆的黑色屎便，这才恍然大悟，原来是日本人吃他们自己人的肉，因为纯吃肉的屎便是黑色的，显然五六天以来，日本人后方补给断了……

6月1日这天，高黎贡山上很冷。我眼看着两位战士在我面前冻死去了。

592团之官兵，在滇西大捷一役中，自5月11日起至9月25日止，有不幸负伤一次两次三次者，又再上战场，又再阵亡者。呜呼！能不令人悲伤，他们此种牺牲精神，无愧对中华民族之先烈在天之灵，凡有良知的人，能不同声一哭！

黄昏时分，我们攀到高黎贡山一个叫茶铺的地方安营扎寨，傍水又有平地。原来这里正是61年前叶佩高将军的宿营地，当时资料记载，他也只有块油布挡挡雨。上万士兵漫山遍野，淋在树下，抱枪而憩。

我们未遇上当年的大风雨，吃完马帮穆大哥做的赶马肉，生一堆篝火聊天。想想61年前此地此时的搏杀，脊背生冷。穆大哥说这附近下雨天很多人都听到闹鬼，有时还能听到喊杀声。附近的北斋公房、冷水沟、灰坡这些险要战场如同坟场。我们晴日空手而行山路陡壁已举步维艰。美国新闻战报称这段路上有二百多匹骡马跌入峡谷。当年狭路相逢，一方是又冷又饿在泥泞中负重仰攻的草鞋兵，一方是坚筑工事两年、装备素质精良的日本龙师团。那几乎是鸡蛋碰石头的游戏。惨烈处，叶佩高将军几欲自杀，他实难承受一边是上方火急的攻击令，一边是子弟兵们飞雪般的死亡帖。

在海拔3200多米的山垭中，战壕纵横，散兵坑遍布，来自福冈矿山的日本兵，善挖坑道，作战凶猛，战友配合如兄弟，出击似虎狼，天皇崇拜加武士精神加嗜血杀戮，绝非《地道战》、《地雷战》中挑着太阳旗和鸡的演戏鬼子。

但是，正是那些鸡蛋最终碰裂了、淹没了石头。尸骨之路，温热柔软，却不可阻挡。

我找到一个散兵坑，用手扒下去，只挖了十几下，跳出一个东西，我大喊一声：“子弹！”一颗尚未上膛的三八大盖子弹。我在太阳下凝视它斑驳的绿锈，想着这个坑里的日本兵是被击毙还是打跑了。这颗子弹原本可能会击中一个远征军兄弟，而在61年后它像一个符一样攥在我手里，洞穿着我原来的战争观。

随后的十多天里，我们再深挖也一无所获。据说当年子弹炮弹很多，解放初期和大跃进时，穷苦的山民纷纷来挖，挖到大量子弹以及死尸骸骨。1颗子弹可以换1个粑粑，有人靠捡子弹壳换了一头牛。

战争如此惨烈，但那些死去的和存活下来的官兵们的命运如何呢？

在高黎贡山下的界头乡，正在晒太阳的三位老人给我们讲了一个难以置信的故事。

有一个连的远征军用机枪死守住高黎贡山路口，日军找来一个村民为他们带路，绕到后边，把一个连的一二百人全部打死了。解放后肃反，大家提出那个村民帮敌人杀中国军队，那村民对审讯他的官员称，他杀的都是国民党，那官员想了想，把他放了。后来这村民还当了队长。

我们去保山板桥见到远征军老兵刘志声老人，他先笑着说：“我这辈子死里逃生。”他写了一部尚未出版也难出版的书《征魂》，“写的是我们团上千人的死亡。”他曾在黄埔军校办的干训班培训过，至今记得门口的对联：“贪生怕生莫入此门，升官发财请走别路。”他说国难当头三种人：热血抗敌、麻木不仁、投敌求荣。现在让他选还做第一种人。

他现在还想着为打象达的日军而阵亡的八百多兄弟弄个墓、立个碑，因为他听说黄土坡上那些军人坟被平了，种地的还犁出骨骸来。他还为一位孤寡的远征军老兵写申请向政府求助，可县民政科说无政策，那战友到死也未拿到一分钱。

刘志声的命运也不济，1950年保山地委书记让他做秘书，派克笔都给他用了，但在填表时他如实写了抗日经历，生活全变了，几十年里每逢政治运动就挨整。

保山一中的另一位老人张子文也有相似遭遇。他当年入黄埔13期，慷赴国难，当过怒江边上的炮兵副营长（全营4门炮，5发炮弹）后被调往长官部当参谋，第一天卫立煌接见，称他“少年英俊”。日本投降后，他就逃避内战去昆明工商学校当教师，解放初仍被查出历史，劳教21年，出来后当了英语教师，干到70岁退休。这些年政治环境宽松了，他又被请到广播电台讲当年的抗日经历。

一位钟表店的大妈告诉我，那些留在村里的远征军老兵可惨咧，没人管，一分钱也拿不到，有的七八十岁了还下田，冬天一双凉鞋子。她听村里人说，台湾来的老兵请一个村里老兵吃饭，他不好意思去，怕丢人。

一路上我们见到了十多个远征军老兵，大多数多年前一直被划入人群的另册，噤若寒蝉，几乎每人当年的老照片、纪念物全被抄或自行焚毁。有的人眼里含着泪说：“现在的待遇、生活都好多了。”

好多了。这些大多80岁以上的老人，随时可能人与故事一起消亡。他们比国殇墓园的那些战友，已是死里逃生；他们又在几十年间，生里避死。

一直守护腾冲文脉史鉴的人士称，收复腾冲之战，为全国抗战全歼顽敌之首胜；建立腾冲国殇墓园以安抗日阵亡将士之灵骨，乃全国之首义。1944年11月，日寇尚未降，腾冲尚未康复，腾冲已在筹建墓园。1945年7月7日墓园落成日，全城万民献金、义卖，祭献英灵。

我们走进国殇墓园。长长的甬道，通向“忠烈祠”。国民政府十多位党政要员匾联扑面。蒋中正题“碧血千秋”、“河岳英灵”，何应钦题“气壮山河，成仁取义；光昭日月，生荣死哀。”龙云题“气涌怒江头，恸血溅三军，热泪难填浩波荡；骨收香城畔，看芳留百世，忠魂犹守汉山河。”

后面的坟山上三千多块墓碑环绕、纵列。最底下的是一等兵、二等兵，最上面的是中尉、上尉，四周又有校官、将官的合碑，美国盟军的合碑，至顶处，一塔耸天，底座是李根源题写的“民族英雄”，塔身是霍揆彰题写的“中国远征军第二十集团军攻克腾冲阵亡将土纪念塔”。碑石已非1945年的原物，1985年重立的腾冲火山岩碑石经风雨剥蚀、青苔滋生，有的已字迹模糊。四周静寂。几千躺着的人不说话，他们等距离地像生前一样，成班、连、营、团、师地布阵。他们中间许多人临冲杀前都没吃饱肚子，一生中都未穿过皮鞋。我抚摸着一块块碑，那一个个汉字名字幻化成一个个似曾相识的面孔。我的泪水突然溢出，摄影师牛子的泪水突然溢出。四周一片模糊。

守护过墓园的当地八旬老人段大兴告诉我们，1945年，阵亡官兵被集体火化后骨灰成车拉来，开始怕罐不够，压得很满；后来罐又多了，又匀出些装半罐，墓碑并不对应骨灰，三千多名字也不能包括反攻牺牲的九千多阵亡官兵。清明的公祭在五十年代初取消了，大约同期，民政部停发了活着的国民党抗战老兵的抚恤金。国殇墓园沉寂了十多年，再喧闹时是文革涌来的打和砸。墓碑上所纪念的二十集团军中的54军，在内战中曾被蒋介石调到东北与林彪属下的解放军54军对垒过。文革中解放军54军支左恰好驻扎在腾冲。正是革命有理的年代，解放军54军就在远征军54军的纪念塔下埋了炸药。红卫兵们也将坟山上的三千多块刻有远征军官兵的墓碑尽数砸毁。（惟有腾冲另一处纪念54军198师的阵亡将士塔，得以原物保存，只因很早该塔被人用泥糊上后大写了“毛主席万岁”等红色标语）

文革最热闹时，城关镇小学有一位老师带着小学生们来砸墓，他还爬上主建筑“忠烈祠”把四角的飞檐斗拱的木雕锯了，如今仍满檐断茬。

墓园被底朝天毁了一遍，只有一块于右任手书的“忠烈祠”匾额保了全身。当时粮食局职工田复明悄悄拿回家，作了10年床板，1984年墓园重修时他扛回来并捐上10元钱。如今园内上万文物中，存留此一件真物，算是血脉丝连。

“修而复毁，毁而重修。”1984年开始的墓园修复工作，县委下决心搬走了已占园多年的党校。县文化局1984年8月30日送省文化厅的报告称：“纪念塔已被炸成数块，现存党校猪厩。”“全体阵亡官兵名单的碑碣约百方，除用于铺砌祠后走廊阶沿及党校办公室廊外，尚存八十四方。”重建时，台湾报纸大幅报道称：原以为是统战，看来真是纪念了。

国殇墓园，第一次被意识形态侵袭持续了几十年，第二次被商品经济冲撞几年间就已有大变。如今国殇墓园的南边和西边已被食肆街、娱乐厅、珠宝店所蚕食。墓园靠近公路一侧，很远就能看到一块醒目的招牌“高家狗肉馆。”如今墓园门票20元。

在国殇墓园忠烈祠下有一块蒋介石题写的布告，警示不得改变墓地的属性：“……赖我将士忠勇，与敌周旋，前仆后继，遂克腾冲，恢复滇缅国际路线，促成伟大之胜利。丰功伟绩，薄海同钦。兹建此墓园，永垂矜式。除按此举行祀典及随时开放任人瞻仰外，不得擅自驻兵及移作别用，以示爱护、尊崇之意，倘有干犯例禁，定即严惩不贷。”

在国殇墓园我们遇到一位7旬老人，他是个共产党的老军人，他感慨道：几十年回过头说一句公道话：国共都在抗战，只是当年国军守土有责，必须正面抵挡拼杀，所以责任更大，伤亡也更重。忘记远征军对民族的功绩，就是背叛共产党实事求是的精神。之后我得知，他原来是中国军事医学科学院的原院长秦伯益将军。当时我看到他虽身穿便装，仍以一个中国老军人的威严向墓塔敬了军礼。而那天，我们也看到有多位年轻的解放军军官，在墓地间言行随便，不知肃穆。

在国殇墓园的留言簿上，写着“毋忘国耻，警醒同胞”，“我爱远征军”，也写着“杀死日本人”，“一百万日军，二百万伪军，为什么？“墓园收门票是用烈士血骨赚钱”。显示了另一种惊心。

在一把日本刀的展柜前，没有什么解说词。曾接受此刀捐赠又转给墓园的腾冲文管所原所长李正先生告诉我们，这把刀是浙江海宁籍远征军预备二师排长沈荣裳的战利品。在攻克腾冲的血战中，一个日本军官挥刀跳出残破的掩体，8位中国兵猝不及防地死于刀下。沈排长端起冲锋枪朝这发疯的鬼子扫尽最后一颗子弹。战后他回到老家，跪着把军刀献给母亲，当作抗战胜利的纪念，再后来母亲怕留下政治运动的罪证，把刀层层包裹投入水井。1990年沈荣裳从台湾返乡，委托义弟羊坚将刀辗转送到腾冲。

我亲眼目睹了李正先生经历的另一次无奈。他说年前去庙宇祭母，发现地下一块碑上有字，他慢慢用手抠，发现竟是他研究过的战死于腾冲的名将李颐少将墓碑，他赶紧让人送到国殇墓园。这次陪我们来拍摄，他问起李颐的碑，没想到被搁在院草丛中，翻过正面，已有虫爬。

在滇西战死的美军、日军尸骨都是怎样处理的呢？

配合远征军的美国顾问团共亡19人，他们都在当时或战斗后几天举办了葬礼，其中军衔最高的梅姆瑞少校在大塘子阵亡后，当地土司提供了一口价值700大洋的上好棺木。1946年、1947年美国政府两次专门派出公益救护队寻找他们的遗骸，用绿帆布袋装了回国迁葬，并写出上报国防部的寻找报告，进入国家档案。

日军在中国的阵亡者，战争之初祭典规格高，死的多了，只好从简。保山市史志办的陈祖梁先生对此事研究过多年。他说，日本人早先是把尸首都运回本土，后来尸骨成堆，不及运送了就割头带回，再后来阵亡的长官割一臂，士兵切一指。到远征军反攻时，日军节节败退仍拖着死尸同行。有位远征军军官称，他们最后打下腾冲东北角，日军除了几个活的，其他死尸垒成一人高的垛，一个月下来，尸上爬满白蛆。一户腾冲人光复后回到家，发现二楼堆满日本骨灰盒，每个盒上放着手表、钢笔、书信、照片、奖章等。那户人家又惊恐又愤怒，一炬焚之。

日军阵亡者骨灰大多数进入举世瞩目的靖国神社。参观神社不收门票。“靖”在汉字里有“平安”之意，却因所附后缀，在华人心里淌着血腥。一部分横尸缅甸的日军遗骸，几十年间在其遗属、企业财团、政府的大量资金人力关注下，或被迁回或在当地大修墓地，不论原址上已盖酒楼或民居，日人皆重金买下而祭祀，甚至犬马也有立碑。一位旅居缅甸的远征军老兵提起当年葬缅的战友墓地，哽咽难语。

而日本人也在盘算着将死在滇西的日军骨骸及文物迁回国，自然遭到拒绝。至今我们还能看到日本人在滇西的倭冢或日军战死地悄悄鞠躬、洒酒、焚香。

远征军死亡的故事太多，立碑的太少，毁碑的不少。保山博物馆李枝彩先生讲了父亲亲历过的场景。61年前一个营的远征军在山神庙峡谷乘夜埋伏，计划凌晨偷袭日军，没想到被发现，日军集中火力一阵狂轰，只逃生了一个拉肚子的士兵。战后多天，尸体腐臭，一拖就会掉腿和胳膊，只好就地掩埋。沟底因此垫高一尺，乡民不再走此路，斜坡上又辟一径。60多年了，像冷水沟、灰坡、象达一样，渐渐再无人知道死了多少人，他们叫什么名字，来自何方。

腾冲，原本是中国最具特色的火山石石头城，浴火尽毁，几十年间的重建，仍未显出一方风骨。起码，没有一尊远征军雕塑。我们想，如果能够向全国发起征集，能不能塑造出一尊震撼人心的城标呢？如果再建立一个基金，或许会让地下的远征军睡得好一些，让越来越少的活着的远征军活得好一些。

战争和胜利都很远了。比起当年的美军、苏军，甚至战败的日军，中国远征军是最寂寞的一群，像被火山翻腾过的黑石，他们早已不可能成为腾冲的玉。可他们是我们这个民族不断向前延伸的道路中，最坚实的一部分。

远征军，时间空间都不远，近在每一颗有良知的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