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智者邓小平 (１) 从稻公之称说起 -- 响水湾

梁中堂 全国政协委员，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专家委员，山西省政府经济研究中心副主任

　　1979年12月11-14日，全国第二次人口理论讨论会[1]在四川成都召开。会议的主题当然是人口控制问题了。令人完全可以感受到，会议的主题是迎合全国的气氛，有不少的人文章都是鼓吹“人口革命”，认为实行“一胎化”不仅可以削平中国人口生育高峰，而且是中国人口史上的革命。

我在发言中主要讲了实行“一胎化”政策可能产生的各种后果：

　　　　（1）人口老化过程由于出生率连续剧烈降低，将十分严重。

　　　　（2）无子女照顾的老年人太多，社会问题严重。

　　　　（3）经济年龄结构特殊，社会负担加重。

　　　　（4）人口年龄构成显著变化，对国民经济发展将带来直接的影响。

　　　　（5）人口政策的反复变化，将对社会政治生活带来很大的影响。

中国人已经习惯了一个时期只听一种声音，猛然听了这不同的批评观点，一下子炸了锅，会上就有不同的反响。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办公室主任栗秀珍就在参加我所在的那个小组会上说：“问题哪里会有那么严重？”那时国家还没有设立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国务院有一个计划生育领导小组，办公室设在卫生部。陈幕华副***担任国务院计划生育领导小组的组长，栗秀珍是副组长兼办公室主任，是实际主持这方面工作的领导同志。陈幕华副***是12月11日大会结束的那一天赶到成都的。她没有参加理论讨论会，而是留下各省计划生育办公室的主任又开了五天会。在返回太原的路上听到了广播中陈幕华副***的讲话要点，可以看出，这几乎完全是反驳我论文中的观点。她总结说：“总之，对提倡‘最好生一个’的种种担忧是没有必要的。”

　　人口学从70年代复苏开始，大多是起因于行政因素。1978年第一次全国人口理论讨论会仅限于计划生育部门、高校系统、社会科学院系统、党校系统和军队系统。成都会议又杀出一支新的生力军进入人口学领域，而且，由于特殊原因，这支队伍在之后的几年里不仅十分活跃，且在中国人口及计划生育领域里一度还执牛耳，影响极大。这就是由七机部（后称航空航天部）第二设计院和西安交大为主的搞计算机的一些同志。70年代末的还没有微电脑之类的东西，计算机在国内是很神秘的玩艺。所以，人们并不了解它。第一次人口理论讨论会时，七机部的李广元在北京大街上看到大街上到处张贴的“全国第一次人口理论讨论会由此向前走”的路标，不禁喜出望外，一路找到会上，要求参加会议。工作人员向刘铮请示，刘铮也以为这些搞数学的人起什么哄。但既然来了，就算列席吧。连材料也没有发给他。我在大会发言后，李广元听出我有对中国人口的象谜一样对国外既为迷惑又很有魅力的人口问题。宋键也十分奇怪用控制论还能预测人口。他把从国外带回预测，所以来和我聊天。都是年轻人，聊过之后，就已经相当熟悉了。李广元是“文化大革命”中毕业的中国科技大学的学生。70年代中后期，任他们二院副院长的宋健去欧洲做访问学者，某研究所向他提议测算的一大摞资料摔给李广元。李广元从此跑统计局，跑***部，就开始了人口预测。

　　李广元问我：“你关于今后20年的人口数字是怎么算的？”

　　“用笔算的。”我回答说。

　　“那多慢呀？用计算机简单多了。把参数向里边一代，给个指令，要多少年的结果都能很快打出来。比如今后一百年的人口预测，要不了一个小时，就全打出来了。绝对准确。”

　　李广元那时有34、5岁，长得很精干，热情活跃，很快在会上就成了令人注目的人物。不几天，许多人都知道了用计算机预测人口既准确又可靠。只要收一些手续费，不论全国的或那个省的，数字往他那里一输，计算机就打印出来了。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中国人口没有普查，包括各省的人口，虽然有个统计数据，但大家都知道是不一定可靠的。至于未来的人口，传统的办法就是手工或者手摇计算器计算，要个10年、20年的数据，也要算上个把月。各地做计划生育工作的人，莫不希望有个让别人都信服的人口数据。所以，不少人都向李广元预约，要会后替他们计算本省市的人口数字。大会最后一次发言时，李广元在会上介绍了他们怎样用控制论方法测算中国未来的人口。1979到1980年前后是我国从上至下崇尚科学技术的时代，尤其是控制论和系统工程，都是大多数人闻未所闻的学科，感觉神秘的不得了。加上李广元很会演说，进一步感染了会议的气氛。我清楚地看到坐在***台上的栗秀珍是如何被征服的，并且在那时已经意识到，国家计划生育办公室将由此转而依靠这批人。

　　其实，在会议上交流用计算机预测人口结果的，还有西安交大的一位中年女教师，叫王月娟。

　　　　无法展开的争论

　　成都会议之后，“提倡一对夫妇只生一个孩子”的活动迅速升级，同时对只生一个的政策的诠释，宣传也逐步形成强大的攻势。正如我所预料的，在这强大的宣传活动中，七机部二院搞计算机的那批很有能量的人，被紧紧地抓住，为其拼命地使劲鼓吹。1979年12月中旬全国第二次人口科学讨论会和全国省、市和全军计划生育办公室会议结束后，1980年2月13日，一个“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工作者”合作“应用现代控制论的方法”预测百年中国人口的研究结果就发表了。根据这个小组科学研究表明，“从现在起大力提倡一对夫妇只生一个孩子，到1985年普遍做到‘一胎化’，那么本世纪末人口自然增长率可接近零，全国总人口可控制在十一亿以下。”因为这是中国社会科学工作者和我国控制论最高权威合作的“课题”结论，在中央及***中影响都相当大。但是，我清楚地知道这不是科学论证，而是以科学的形式为长官意向诠释。1980年3月7日，《光明日报》又发表了宋健、田雪原、李广元、于景元《关于我国人口发展目标问题》的文章，《人民日报》3月18日发表了田雪原《关于人口“老化”问题》的文章。同时，在内部的许许多多会议上，“一胎化”被解释成为解决我国人口问题唯一科学和正确的选择。

　　　　我对这一时期所谓“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工作者”合作进行的所谓“成果”以及这些人的表现，极为不满。这种不满程度甚至超过对那些仓促制定政策的人。当然，就是到现在我也不认为这些学者应对“一胎化”后果负有主要责任。但是，如果当时没有这些人装腔作势，以伪科学唬人和推波助澜，也许1980年中央不会有一个号召人们只生一个的“公开信”，全国也就没有一个“一胎化”的生育政策，成千上万的农民就不会经受10多年来的磨难，80年代以来的我国历史就是另外的样子。至少，现今新的国家领导人不会以为“一胎化”的政策是经过科学论证制订的，也许改变生育政策不至于像现在这样仍然遥遥无期，农民不再无限期地经受折磨，也许……。因为，参加“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工作者”合作的各个成员，并不具有解决预测、论证我国人口发展目标这一课题的素质。可能许多人会认为我这一段话讲得过于尖刻，但我要在这里申明一下，和那些在关乎我国人民切身利益的大事面前所持有的态度比较的话，我这里讲的都是相当严谨和负责任的。人们可以检索或者要求那个由“自然科学工作者”和“社会科学工作者”合作组成的研究小组的任何一位成员自己提供一份科研成果目录，在1980年2月13日发表这个要求中国必须实行“一胎化”的结果前，有哪一位曾经有过同类的研究成果问世或者具有较长时间从事这方面的研究经历？和七机部二院大约同时以相同方法研究人口预测的是西安交大的几位搞数学和系统工程的老师，王月娟参加会议提交王浣尘、蒋正华、王月娟、邵福庆的文章《用系统工程方法研究人口问题》。从这两拨研究人员这一时期提交的文章看，我国学术界用系统工程预测和研究人口问题都刚开始。中国社会科学院在1980年以前没有一个能像中国人民大学人口研究所那样具有人口研究素质的学者。田雪原刚从教育部的行政岗位上调到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不久。根据当时的政治需要，中央要为马寅初先生平反，任务落实到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也可能因为田雪原刚来，加上他过去也在教育部门工作、北京大学毕业，或者还应该包括他自己也可能对这个问题具有独特、敏锐的认识和积极性，为马寅初平反的一些工作就落到他的头上。直到两个月前的成都会议上，田雪原的文章是《要建立科学的社会主义人口理论》及有关马寅初平反的资料，而没有涉及人口预测及人口发展目标方向的研究。我不清楚“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具体是怎样结合的，但我知道在成都会议上还没有这样的结合。所以，满打满算所有的时间，也不到两个月。在这么短的时间里就能够做出一个《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工作者合作进行人口研究首次对我国未来一百年人口发展趋势作了多种测算》的重大成果，就能够对“中国人口发展目标”发表结论性意见，并且摆出一副“舍我其谁”的架势，要求7、8亿之众的民族用自己的生活、生命实践他们仓促计算的结果，至今回忆起来，仍然认为这些人不仅不具有一位科学家应该具备的诚实品格，而且缺少一个为百姓、为自己民族负责的起码良知。

　　其次，在我国的控制论专家做人口发展目标预测时，我们国家从1964年开始已经15年未做过人口普查了。搞人口学研究的人那时还不太理解，但现在终于知道，这意味着没有条件进行人口预测。人们那时能得到的人口年龄性别等构成，是从***部门得到的。这样的数字是经过许多变通处理之后，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下使用这些数据也不是不可以，但必须认为这是一种假设，是一种可能的趋势，以此作为依据制定政策，要中华民族按此付诸行动，让所有的中国人都按照一种模式生活，使成千上万的农民倾家荡产和流离失所，在那时所有从事这方面研究的人都很明确的。在1981年初春召开的全国第三次人口科学讨论会上，1987年中国人口学会召开的“中国人口发展战略研讨会”上，以及许许多多内部会议上，他们公开为“一胎化”的后果进行辩解。说中国要现代化，农民就必须做出这些牺牲，尽快地减少人口，更何况许多地方的农民生活水平极低，一代一代地周而复始地生存下去有什么意义？记得当时我就气愤地反驳说，再穷的人也有他的欢乐，他的幸福。任何人都不能因为他穷，就取消他存在的权利。有几次会议期间，我曾直接给他们说，农民被计划生育折腾成这个样子，你们这批人是有责任的。

　　如果是个人素质的不高，出道时间不长，并且没有意识到材料上不充分，所以，仍有一种自信，似乎也无可指责。“初生牛犊不怕虎”，此之谓也。但是，这些人在发表其所谓研究成果的手段和对一些计算结果的解释上瞒天过海，毫无职业道德的做法，实在让人不能不小看他们。譬如，坚持实行“一胎化”为最佳政策，就必须回答由此导致的“老化”和负担指数上升的问题。这个问题是由人口生育政策引起的，它讨论的问题当然是从1980年开始执行“一胎化”的这一代年轻人老年时的人口老化程度和社会负担问题。但是，首都的“自然科学工作者和社会科学工作者”在其报告和文章中总是喋喋不休地说“本世纪内不致发生‘人口老化’，到二十一世纪头二十年内，这一问题也不严重”。我们知道，当时讨论的人口政策主要是针对60年代初到70年代末平均每年出生2500万左右总计4亿多人口的这一代人的生育行为，老化之类的社会问题也应是他们晚年的事。而这一部分人进入65岁的人口统计范围，就是二十一世纪第一个二十年之后。用二十一世纪二十年代之前的老化状况来搪塞，就是偷换概念，就是所答非所问，同时还是对没有人口学知识的***的误导和欺骗。为什么本世纪最后二十年和下个世纪最初二十年老化问题“不严重”？根本原因就是从50年***始的30多年的高出生率。我们由此作为“一胎化”的生育政策的论据，反而是该感谢过去的高出生率。还有，这个小组称对各种方案的人口预测作了100年的测算，但在论述‘“一胎化”导致2020年以后的老化指数将可能最高时就不提了。1980年3月18日《人民日报》上的一篇文章是这样说的：“如果从今年起平均生育率大幅度降低，到1985年降低到并且一直保持为一（简称“一胎化”方案），2000年六十五岁以上老人所占比重为百分之八点九。二零一七年为百分之十六点二，二零二二年为百分之二十点八，二零二七年为百分之二十点六。”为什么举例分析到二零二七年嘎然而止了？我们知道，人口统计上讲的老化指数是指65岁以上老人在总人口中的比例。1959-1962年是我国“三年困难”时期，每年生育人口很少。从1963年补偿性生育开始，我国进入了一个连续近15年以上的高生育时期，这些年平均每年出生人口大约在2500万，1963年开始的最初5年，每年接近3000万。比如根据1982年的人口普查，1963年出生的人口是2700多万，而1962年仅只有1500多万。2027年是包括1962年在内的“三年困难”时期出生少的人口进入老化年龄的统计年份，2028年是从1963年高出生年代的人口开始进入老化年龄的统计年份。就是说，2028年开始，我国老龄化指数将迅速提升。

　　从1980年初开始，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都论证“一胎化”的可行性和科学性，搞得举国上下沸沸扬扬。外人不知，无论中国的“自然科学”也好，或者“社会科学”也好，主客观条件都不具备论证那时必须出台的人口生育政策的条件。现在看，那时真有点“闹剧”的味道。但真实性也的确如此。我国此后就开始步入这一陷阱，至今还未能从其中走出来。

　　从全国第二次人口理论讨论会开始，到1988年，是我从事学术活动最为活跃，成果最多的10年，发表了一系列文章。这些文章因为直接反对“一胎化”，当然很难发表。不过，那时人口学界还有个好风气，即写下文章相互寄送，也是一种内部交流方式。那时我常常对自己说，“你存在的理由就是要表明世界上还有不同的声音”。若非如此，我可能早就告别人口学了。

　 我们那个时候，科学沦为政治“婢女”的现象还很严重。在这样的条件下做研究，所以又无不时时处处感到的一种憋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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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中堂：人口学家和江湖术士

　　 谨以此文献给即将召开2011年年会的中国人口学会。

人口学作为原本意义上的人口统计学，仅仅限于对人口过程和现象的描述；如果作为探求人口生产和再生产规律的科学，因为现代社会尚未得到充分发展从而决定人口发展的各种经济社会因素未能得到足够的展现，所以还无从认识。特别是因为现阶段的人口过程充满了各种利害关系，不同社会集团的人们因为利益、立场和出发点的差异，对同一个人口问题往往都会做出迥然不同的、甚至于截然相反的解释，更增添了认识的复杂性。为此，人口学现在还仅处在已有一定发展基础的譬如经济学、社会学、历史学、地理学、现代医学等社会科学、人文学科和自然科学的襁褓中。在目前国内外的学科设置中，人口学还不是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出现。除了我们国家这30年来人口学和人口学家大行其昌以外，国外很少有人会以人口学家的身份现身于大学讲台和科学论坛的。相反，比较严谨的学者往往都把自己的工作仅限于以深厚的学科背景为支撑譬如从经济学或者社会学等学科出发研究、阐释和描述已经发生的人口现象，模拟未来的发展趋势。在实力强大的发达国家的众多学者中，竟然没有一位聪明人以人口学家或者其他什么科学家的身份起草一份人口发展报告建议政府推行某种使自己国家更加强盛的人口生育政策。

　　但是，与国外不同，在新中国，自从毛泽东提出计划生育的概念以后，这样的人口学家和所谓的其他什么家的大师却大有人在。1980年2月，七机部设计火箭轨道工程技术的宋健反串人口学领域，以“百年预测”的所谓科学成果论证当时正在全国推行的“一胎化”生育政策是中国必须接受的最佳选择。凭借数学功底做控制论专业的宋健是在国门初开的1978年欧洲之行中才知道国外用控制论方法测算未来人口的。回国后，他把从国外同行那里得到计算人口的一大摞资料甩给年轻的李广元，算是这一帮搞数学的人开始接触人口问题的研究。但是，即使从1964年的那次人口普查算起，也已经15年没有普查数据了。更何况在此之前的人口普查和统计都与现在的人口统计学根本不是一回事，中国那时根本没有宋健从欧洲带回来的资料中的数学模型所需要的人口数据和相关指标。李广元主要从公安部得到一些与户籍相关的人口资料，就开始了他们的人口测算。一年以后，终于搞出了一个按照中国妇女总和生育率（那时中国的人口统计中还没有这个指标和数据）分别为1.0、1.5、2.0、2.3、3.0等5种假设情况下的“百年人口预测”。因为这些搞计算机技术的人无法把计算出来的情况写成像样的文章，就又找到了1979年4月刚从教育部调到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的田雪原。两方面的人1980年1月走到了一起，2月13日就向社会宣布重大的“百年预测”结果。“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工作者合作研究人口问题首次对我国未来100年人口发展趋势作了多种测算”作为大号、黑体的通栏标题，发表在14日的光明日报和人民日报，鼓吹“当务之急是尽快把人口增长率降下来，向‘一胎化’方案过渡”。针对2个多月前我在成都会议上提出的“一胎化”会导致中国人口迅速走向老化的观点，文章反驳说，本世纪内不会发生老化，下个世纪头20年这个问题也不严重。“在比较遥远的将来，人口老化问题真正出现以前，完全可以根据科学预测，及早地调整育龄妇女的平均生育率，把人口发展相对稳定在一个比较理想的水平上。所以，我们毋须为将来的人口老化而担心，更不必为中国未来人口减少而多虑。”由于“一胎化”政策造成很尖锐的社会矛盾，1982年2月，邓小平－胡耀邦体制确立后，中央出台了以农民“女儿户”为重要内容的现行的生育政策。上个世纪80年代，党中央和国务院一直在做地方和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的工作，要求把“一胎化”的生育政策调整到现行生育政策方面。已经担任国务委员的宋健和他的那一帮人对此百般抵制，不断给邓小平写报告，反复标榜自己使用的“国际公认的”科学方法表明只有“一胎化”的生育政策，才是中国的选择。1986年，我在提交中国人口学会举办的“中国人口发展战略讨论会”的一篇论文《评宋健于景元的人口测算》中反驳说，世界上从来就没有什么“公认的”科学预测方法，人口预测仅仅是那些测算的人设定的一些条件下的人口发展大势。我在文章里还引用了30年代4位科学家对瑞典的人口预测和7位科学家对美国的人口预测，说明从来就没有谁的预测真的准确过。（该文收录在1988年由中国城市经济社会出版社出版的我的《中国人口问题的“热点”——人口理论、发展战略和生育政策》一书，有兴趣的读者可以在该书第218、219页看到这两个图）

　　我们且不说更多的细节，就说这帮人都是刚开始接触人口，从没有任何知识积累所以是从零开始，第一，没有西方控制论测算人口的数学模型所匹配的数据和人口统计指标。第二，宋健小团体反串人口学从事人口测算的历史满打满算也只有一年多点的时间。第三，田雪原调到中国社科院经济所还不到一年的时间。第四，搞数学的宋健小团体和经济研究所的田雪原合作不到两个月的时间，这帮人敢对社会说他们的计算是“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结合的科学成果。请读者自己判定，一帮从其他学科反串进入人口学领域，把用极不匹配的数据的计算称之为科学研究结果，并且要老百姓用生命去实践他们的妄推的计算结论。

　　进入新世纪以后，由我们敬爱的蒋委员长蒋正华牵头搞了一个包括全国政协副 徐匡迪、原国务委员宋健在内的，囊括了许多两院院士的“国家人口发展战略”。蒋正华与宋健有比较接近的学科背景，只不过所出身的西安交大属于地方军，上个世纪80年代初中期他进入人口学领域的时候，最多属于宋健的跟班，被宋健及其嫡系的那帮人看不起。现在因政治身份当了名义上比宋健大的大官，就又当别论了。2004年，蒋正华异想天开要做国家人口发展战略的研究。我们知道，中国的所谓人口发展战略，少不了要做人口测算。在此之前，2000年10月1日，我国进行了一次人口普查。但是，国务院人口普产办公室根据10月5日初步汇总的全国人口不到12亿的结果，立即决定停止预定的普查程序，要求全国的普查员回头再做一次“补查漏报”工作。经过将近20天寻找遗漏人口，全国总计为12.4亿。即使如此，这个数据比国家统计局1999年年底的人口数还少1600多万，甚至于比1998年年底还少300多万。为了与此前公告的人口数据衔接，国务院人口普查办公室又增加了2000多万，公告我国总人口12.6亿。本来，人口普查是由中央政府领导的一次权威的独立的人口调查。可是，这次普查期间违犯普查程序安插一个“补查漏报”和最后空降2000多万，显然都是用1999、1998年等平时的人口动态检测来影响和决定人口普查。蒋正华数学学科背景和接受联合国人口基金资助在印度学习人口统计当然应该懂得人口普查和调查应该遵循中立和独立原则，当然懂得这是一次失败的人口普查，其数据无法使用。如果做人口战略研究，计算未来的人口究竟该用那个数？国务院公告12.6亿，应该说是国家认可的我国人口总数。但是，这其中有2000多万属于空的，没有具体的性别、年龄以及空间分布、职业构成，是无法拿来做测算使用的。用12.4亿？国务院普查办公布全国人口数为12.6亿就直接否定了12.4亿，也是不可使用的数据。还有，测算人口数据必须确定妇女生育率，按照2000年人口普查的资料普查前一年的妇女生育率为1.22，几乎所有的人认为太低，不真实；除此之外，其它数据由都没有权威性的调查支持，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使用1.8-1.9，都只是一个估计的数据。所以，如果是一位严谨的学者，应该知道不具有作战略研究的基本条件。但是，蒋正华竟然敢做这个课题。当时的国家和人口计划生育委员会还号召各个省、市、自治区的计划生育部门动员全国的人口学研究机构都来做这个题目。2004年6、7月份，我那时还在山西省政府所属的一个单位工作，一次由省政府的一位副秘书长召集的会议上，我讲述了因为上述的理由根本没有条件做这个课题，并指名道姓地批评蒋正华这样做是欺世盗名和明确拒绝参加这项研究。2006年春节前的国家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的专家委员会上，我在发言中再次申述上述理由，并说我将拭目以待，看我们敬爱的蒋委员长怎样做这个课题。一年多以后，“中国人口发展战略”竟然真的做出来了。整个课题报告可以不交待计算的数据怎样来的、具体如何处理，但可以有发展目标，有要求今后30年继续把妇女生育率控制在1.8，有继续稳定现行生育政策的建议，等等。据说，该课题递交中央后，成为编制中国“十二五”计划的基础。一个不具备测算条件的所谓“国家人口发展战略”的重大课题，就是这样糊弄国人的。

　　根据我对这段历史的叙述，即使没有人口统计学知识的读者也完全可以自行判断出来，近30年来在我国似乎产生重大影响的两次人口测算恰恰都是根本不具备人口统计学计算要求的基本条件而由当事人瞎糊弄出来的结果。我之所以说“似乎产生重大影响”是因为这种影响完全是人为地制造出来的。即使完全按照人口统计学的要求条件经过人口统计学家（简称人口学家）很严谨地测算是一回事，人口发展的实际过程又是一回事。不用说那个在人口学家的电脑里或者被打印在纸上的东西纯粹是按照人口学家的假设条件计算的结果，就是客观的人口过程就竟是怎么一回事现代科学还根本没有弄明白。不错，如同每一滴水珠汇总为一条江河或大海一样，各个家庭的人口实践也最终演绎出全社会的人口过程。但是，与那个可以直接从江河海洋分离出无差别的水珠迥然不同的人口过程除了化学的、物理的运动以外还有生物的和社会的运动过程，人口的生产和再生产会涉及有利害关系的不同集团和处于不同社会条件下的各个家庭，以及有思想有感情的人。这样，那个总是处在运动状态的总人口过程和千百万社会条件都不相同的家庭之间究竟是一种怎样的必然联系却是在目前的社会发展阶段中人们还无法解释的问题，从而各个家庭的具体生育和社会总人口之间的关系本来是人类还根本没有提出要解决的问题（这就是除了我们国家以外世界上任何国家的政府和他们的人口学都没有想管制自己的老百姓生孩子的原因），我们国家却出现了两位大科学家，一个宋健和一个蒋正华，竟要求老百姓按照他们的所谓“科学计算”去生孩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