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记六十年代一次农民进城 -- 天马行空

有河友说，暂住证不是针对进城农民的，我完全同意，只是进城农民成为这一制度的最大受害者而已。

有河友说，八十年代身份证出来之后，农民进城不要开介绍信了，这我不完全同意。确实，那时候农民进城不要介绍信了，但是要开类似介绍信的那样的东西，叫什么名字我忘记了，类似现在的没有犯罪证明，原则上要求在户籍所在地一年一开的，到工作所在地才能顺利办暂住证。

这政策对普通进城农民工倒没有太大影响，因为大多数农民工户籍所在地就是家乡，每年都回来的。苦的是一些所谓白领，工作所在地的户口搞不到，他们的户口可能还在学校，也可能在第一个接收他们的企业所在地。这样，即使他们每年都回家乡，还是开不了这证明。如果专程去户籍所在地跑一趟，无论是时间还是金钱都非常不合算。

没有户籍所在地的证明，原则上是办不了暂住证的。深圳的流动人口管理最规范，这样的管理方法，即使很多高级人才也深受其苦。最典型的是华为，早期员工经常在宿舍被突击检查，查到没有暂住证就抓去收容所。深圳的收容所在樟木头，被抓去收容所，有“到樟木头扛木头”说法。曾担任华为高级副总裁的毛生江，据说就曾经被抓进收容所。华为的员工工作量很大，那时候大多数人也没有手机，有些员工想偷懒，就找个地方躲起来，回来时就说这几天被抓去樟木头了。当时华为人事有一个主要工作就是去樟木头捞人，交了大笔罚款之后，大多数暂住证都能搞下来。

特区领导见多识广，政策灵活，管理人员抓到没有暂住证的技术商务人员，尽管也想弄钱，但一般不会对农民工那样使用十分粗暴的方法。对农民工粗暴就粗暴一点，反正他们没什么话语权，最后也没闹出什么事来。

“到樟木头扛木头”的说法，我在读高中时就听说过，后来不记在心上了，前两年看一些老华为人的回忆文章，提到此事，有恍如隔世之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