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苍狼与白鹿4中的历史 -- 五藤高庆

彼特拉克：这位就太有名了，欧洲文艺复兴时期著名的诗人和文学家，人文主义之祖，意大利三大桂冠诗人之一的 弗朗西斯科-彼特拉克（Francesco Petrarca）。他是文艺复兴运动中的大宗师，也是意大利地区文艺复兴的最有名的代表之一。

出身于佛罗伦萨的名门望族之家，父名塞尔（Ser Petracco），是当时佛罗伦萨很有名气的公证员，也是佛罗伦萨的白系成员。所以他的命运跟他的前辈但丁一样。在黑系杀白系的时候，年纪尚轻的他和父亲一起被流放（但丁是他爹的好朋友）。他们最后流亡到法国阿维农。1305年由于法王腓力四世劫持教皇，创设阿维农教廷，实现了天主教会的两皇并立。而被劫持的贪财教皇卜尼法斯八世正是当年唆使和组织佛罗伦萨黑系杀白系的始作俑者，是白系不共戴天之仇人。白系内部派系很多，有不少白系的人并无什么大理想，参与白系只是因为想要发泄私仇。所以阿维农教廷创设后，成为白系流亡者理想的定居地。他们在阿维农形成了一个白系的小社群。塞尔就投奔到了这个地方定居。彼特拉克一生酷爱古典，喜欢文学艺术。阿维农所在的普罗旺斯地区，是当时欧洲的诗坛圣地。普罗旺斯的“温柔的新体”和抒情诗派，是那个时期欧洲诗坛的标杆。彼特拉克深受影响。最开始他听从父亲安排去学了法律，先后游学于蒙彼利埃大学和博洛尼亚大学。不过他一直没有放弃文学的梦想，最终他没有继承家业，而是在父亲死后专职于文学创作。未曾放弃的他和很多的伟大文人一样，爱情事业终于在阿维农两开花，让他踏上了一条伟大道路。

众所周知，小情人是文人和意大利人的标配，而作为意大利最伟大的文人，三大桂冠诗人更是要把自己的小情人整的足够文艺才能彰显水平。这三位情种的文学生涯，都是给小情人写情诗，或类似文艺作品开始的。在他们的如花妙笔的加持下，三位女性——但丁的贝雅特丽齐，薄伽丘的玛利亚，和彼特拉克的情人劳拉（Laura de Noves），成为了意大利文学史上第一代顶流的女性角色，也是亚平宁半岛的第一代大众情人。彼特拉克23岁时在赶一场乡村戏时邂逅了时满20岁的劳拉。俩人一见钟情，尽管劳拉这时已经嫁给了一个阿维农的骑士。但真爱就是火烹油，时间久温度够，那是一定要开锅的。但因为吃教廷的饭，所以彼特拉克是无法公开结婚的（彼特拉克的孩子是偷摸生的，后来晚年成名了，才公开认账上户口，而且他的媳妇跟他是头婚），不能修成正果的诗人只能用一生去爱慕她，即便后来两人没有再见面，但依然作为笔友交流不断。44岁时劳拉因黑死病去世，彼特拉克悲痛欲绝，为此写了很多追忆她的情诗。彼特拉克的情诗收录在他的处女作《歌集》（Il Canzoniere）里面。《歌集》实际上是即兴而作的诗体日记，共366首，其中14行诗317首，抒情诗29首，六行诗9首，叙事诗7首，短诗4首。其中最有名的是彼特拉克自创的意大利式十四行诗（Petrarchan Sonnet），这种彼特拉克首创的诗体，特点是非常像歌词，配上音乐就能唱。后世匈牙利著名音乐家，钢琴之王李斯特就以此创作过一首曲子《彼特拉克的十四行诗》（Tresonettidel Petrarca）。所以彼特拉克的一经出版即轰动意大利，迅速被翻译为其他语言传唱四方，进而成为当时西欧最流行的情诗集之一。三大桂冠诗人的情诗非常有人文主义特色。比对他们三人的诗作，可以看到他们的西施们，其特征逐渐展现了一个由神到人的过程。但丁的情诗里，贝雅特丽齐的美丽是一个精神上的存在，而不是一个现实上的存在。其形象充满神性，是三大美女中最像神仙的。而薄伽丘的情诗里，玛利亚就是一个活生生的邻家小妹，是绝对现实的存在。她的一颦一笑一喜一怒都发自纯粹的天性，和每个人的女友完全一样，所以她是三大美女之中最接地气的。而在但丁和薄伽丘之间的彼特拉克的情诗里，劳拉就是神性和人性兼有（彼特拉克自己就把《歌集》叫《圣母劳拉》的上篇和下篇），彼特拉克笔下的劳拉，其美貌犹如神造，让人望而生慕。但彼特拉克又不像但丁描绘贝雅特丽齐一样是从一种信徒膜拜天使的角度来描绘自己的偶像，而是像每一个意大利的情郎一样，对爱人直白的从头上的金发一直赞颂到下面的脚丫。这种活灵活现的描述长期以来在禁欲主义压制下，只有人去这么做，但没人去这么写，而敢直截了当的讲情人的身姿多曼妙，面容多好看的彼特拉克，绝对是那个时期的欧洲情诗诗人的独一份。以至于他的《歌集》一出版后，他的不少粉丝被作品中的劳拉迷得神魂颠倒，特地来亚维农来一睹芳泽（不过因为印刷技术、传播技术和运输技术的落后，等到粉丝们来看的时候劳拉已至中年，人老珠黄，导致不少粉丝看到后失望而归）。但他又不像薄伽丘对玛利亚的情诗那样，饱满的描写着情人间的打情骂俏斗智斗勇。而更像但丁所喜欢的那种圣洁的爱情。他和但丁描绘的爱情都是柏拉图式的，而不是薄伽丘这样的红尘人间式的。这种在文学上先是神，然后是半神，最后回归为人的过程，就是意大利人文主义诞生和演化的历程。中世纪的欧洲有两大统治阶级，一是以国王为首的封建主阶级，二是以教皇为首的僧侣阶级。前者靠刀剑夺得天下，尚武轻文；后者牢牢掌握文化大权，将文化变成宣扬基督教神学思想的工具。革命导师恩格斯总结到：“中世纪的历史只知道一种形式的意识形态，即宗教和神学。”教会鼓吹上天重于人间、来世重于今生、灵魂重于肉体；主张放弃现世的欲望，一心追求死后的灵魂超脱，这使得禁欲主义大为盛行，到了中世纪晚期禁欲主义已经走火入魔，已不再是倡导节制无限欲望的思想，而变成了一套因为过于强调灵魂和精神性，开始对人本身的存在意义都予以否定的理论。两大统治阶级的相互斗争，导致教廷北迁阿维农事件的发生，这标志着神罗皇帝和教皇势力的衰败。与此同时持续近200年的东征运动也基本结束。东征的过程让西欧人大开眼界：他们学会了东方的先进科技，开辟了东方市场，也看到了东方更现世的生活方式，进而增强他们追求俗世快乐的欲望。随着意大利城邦国家的崛起，商人国家和金权国家的逐步壮大，追求拜金和现世享乐的新生资产阶级和市民阶级因而诞生。他们诞生壮大的年代，是一个新旧时代的交替时期，而这也正是三大桂冠诗人的时期。这个时代的人身上，既有着旧时代的深深烙印，但又肯定和渴望新的俗世的价值观念。三大桂冠诗人的思想历程，就是这个时代的最佳象征。但丁是旧时代的展望者，薄伽丘是新时代的赞美者，而彼特拉克就是两级之间交替时期的代表。他鞭挞教廷的虚伪，但又长期在教廷担任要职；他大胆的赞美爱情和幸福，但有时又认为这是邪恶；他热爱祖国和人民，但又轻视和脱离群众。他主张人类之爱，但又有浓厚的个人主义色彩。这种新旧共融的特点，是早期人文主义者的一大特征。但彼特拉克比起但丁来说战斗性要强得多。他对于人的意义，人间的爱与美持坚定的赞赏态度，而对于教廷的禁欲主义是持坚定的批判态度的（其实严格说彼特拉克批判教廷，主要是批判教廷秉持的禁欲主义，而不是教廷本体）。可以这样讲，如果说但丁首先提出人不应该这样活着，人活着是有意义的。彼特拉克就用伟人们的故事，向人们揭示了人可以活的很伟大和波澜壮阔。而他写的伟人故事，就是彼特拉克的两部封神之作——《阿非利加》（Africa (Petrarch)）和《名人列传》（De Viris Illustribus）。

作为意大利历史上第一位名实相符的桂冠诗人，彼特拉克成名当然不能只靠他那些优美的情诗，而是靠他在文学和史学上的巨大成就。1320年左右彼特拉克遇见了他的一生挚友薄伽丘。两人诗文唱和，互比伯牙子期。薄伽丘知道他老友想家，就举荐他去佛罗伦萨大学讲学。但是佛罗伦萨这地儿是出了名的人杰地不灵。（意大利三大桂冠诗人全是佛罗伦萨人，但全都在佛罗伦萨呆不下来，到头提桶跑路，然后在别的地方成名。由于连着看走眼，得罪了意大利三大桂冠诗人，所以在美第奇王朝之前佛罗伦萨在意大利名声很糟），彼特拉克回到佛罗伦萨之后，发现自己流亡期间，负责给他们家看家的人卷了他家的财产。他向佛罗伦萨政府申诉，而惯于看走眼的佛罗伦萨政府完全不吸取追放但丁时的教训，装死踢皮球，就是不办事。诗人大怒，抬腿走人去别处定居。听说老友遭了这种对待，面上无光的薄伽丘一气之下，搬离佛罗伦萨去了契尔塔多。不过佛罗伦萨政府没眼力价，不代表佛罗伦萨人都没眼力价。有个以眼光准出名的佛罗伦萨有钱人，非常欣赏彼特拉克的才华，所以愿意出资赞助他，后来彼特拉克游学搞出版做项目的钱很多都是他给的，这个人就是美第奇家族的家主乔万尼-德-美第奇。也多亏乔万尼的慷慨，佛罗伦萨连着得罪了三大桂冠诗人之后，幸免于被彼特拉克和薄伽丘的诛心铁笔继续挂在意大利文学史的路灯上。

离开佛罗伦萨后的彼特拉克回到了阿维农，凭借才华和人脉关系谋到教廷中的职务。他干过很多活少钱多的闲职，加上他又找到了一个新的，极为给力的赞助人——米兰僭主加利佐二世-维斯康蒂，所以他既有机会出去游学，又有时间坐下写作。但是有钱有闲的彼特拉克并不缺良心，20余载供职和游学的人生经历，让他看到了教廷如何压抑人性，玩弄人心。诸侯是如何争权夺利，涂炭生灵。而卑微如野草般的普通人民在这水深火热的世道中，是如何依然散发出人性的光辉，而这光辉又是如何暗淡无光，生活的一点小确幸是如何难以保障，精神上同时又是如何被压抑摧残。目睹着种种残酷世情的诗人出离愤怒，他和当时的很多普通人一样，在内心中渴望英雄，渴望解放，渴望结束这种毫无希望的世道。彼特拉克从小就喜欢研究史学，而他内心中对英雄的渴求，让他把眼光投到了罗马时代这个意大利半岛的黄金年代，他毕生研究罗马史，沉迷于古代先贤们的言谈举止（特别是西塞罗、塞内加和维吉尔），还以先贤的行书口吻写了不少呼吁意大利团结，解放人民的作品。他把以罗马代表的古典文化作为他反对意大利的残酷世道的武器。1326年，他的第一部封神作，叙事史诗《阿非利加》出版。在这本史诗中，彼特拉克仿效维吉尔的笔法用纯拉丁语写作。主题是描述了在第二次布匿战争中；迦太基名将汉尼拔出动奇兵，翻越阿尔卑斯山，攻入意大利北部。古罗马猝不及防，节节败退，都城被围，危在旦夕。但罗马的一代名将大西庇阿改变战术，派兵攻入迦太基本土，迫使迦太基投降的故事。彼特拉克的这部史诗语言优美生动，修辞文雅，描绘的场面宏大，艺术性极高。而且主题也是当时欧洲上流阶级非常喜欢的战争史诗类型，所以甫一出版就是个爆款。连续被多国翻译，多次再版仍供不应求。彼特拉克也因此成为全欧洲闻名的文人。就像彼特拉克的情诗会让人跑去看劳拉一样，他的史诗，也让罗马再次在西欧光大起来。在《阿非利加》之前，罗马之所以是个重要的地方，与其说是因为昔日罗马的光辉，其实更主要的是因为梵蒂冈在罗马。随着阿维农教皇的出现，罗马和梵蒂冈失去了重要地位，光彩不再。而《阿非利加》重新让西欧人认识到是先有罗马，而后有梵蒂冈，在诗人的加持下，罗马再现光辉，重新成为一座文化名都。受惠的罗马人民非常感谢这位诗人，于是他们按照诗人最爱的古俗，于1341年4月8日在罗马的卡普托山（Capitoline Hill）上向诗人授予了欧洲文艺界的最高褒奖——月桂冠。彼特拉克是第一位绝对意义上的桂冠诗人。意大利三大桂冠诗人中只有他是生前就赢得了桂冠奖励的，其他两位都是后世追授的（其实当时授桂冠的还有另一位叫阿尔贝托-穆萨托Albertino Mussato，水平也很高，但是阿尔贝托本业是一位官员，而且很热衷名利，所以后来中断了创作，光芒完全被彼特拉克盖过）。

晋位桂冠诗人，让彼特拉克成为西欧公认的文豪。阿维农教廷眼见自己麾下收了这么一位大名人，顿觉面上光彩无限，于是他们对彼特拉克更无管束，最后干脆把诗人派做外交职务，以满足诗人好游学的个性。于是诗人借助出公差的名义四处治游。他最爱去的地方是旺图山脉（Mount Ventoux），曾多次到哪里踏青和体悟。在踏青体悟的过程让彼特拉克对生活有了更多的感慨，旺图山脉的壮丽，让他质疑道像这样的自然景色有哪里不好？为什么人不能欣赏这种现世的美呢。于是他在自己收藏纂抄的西塞罗的信件集《给阿提库斯的信》（Epistulae ad Atticum）里面，第一次提出了“蒙昧时代”（Dark Ages）这个概念。彼特拉克把罗马帝国结束后漫长的中世纪称作是蒙昧的时代，在如黄金般的罗马毁灭后，欧洲进入了一个文明湮灭，摧残人性的时代。正因为陷入蒙昧，人已经没有了欣赏美的能力，所以即便是旺图山脉这样雄浑的景色，也只能被庸碌的人们所略过。彼特拉克认为如要改正这样的错误，就需要“复兴”文艺，以使人的美感“重生”。这是文艺复兴这个词第一次出现在历史中，并被后世的史学家们用来标注彼特拉克的这个年代（文艺复兴Renaissance这个词本意，就是重生，复活的意思）。这也就是为什么彼特拉克被称为文艺复兴的宗师的原因，因为是他率先论述和标注这个时代的。彼特拉克在开悟后，更加倾心于古典。希望能“复活”古罗马的伟大成就。他直截了当的讲“在我感兴趣的事物中，我总是着意于古典，因为当今世代对于我常常是难以忍受的。”基于该想法，他不辞辛劳，周游各地，极力搜集希腊和罗马的古籍抄本与历史文物，随后反复阅读，认真校对，并以自己的观点进行诠释和阐述。他把自己的文艺和学术思想称为“人学”或“人文学”，并以此和“神学”相对立；所以后人称他为“人文主义之祖”。开宗立派的彼特拉克，一方面和老友薄伽丘一起搞古典学术，另一方面自己也开始依赖古典进行仿写和再创作。其中最著名的再创作就是《名人列传》。《名人列传》是基于著名古罗马作家普鲁塔克（Lucius Mestrius Plutarchus）的《名人传》（Parallel Lives）的再创作，后来由于彼特拉克去专注于写哲学著作，所以没完稿，但是其意义依然重大。在这本书里，彼特拉克以人物传记的形式，给意大利人展现了一部宏伟的罗马史，让他们了解意大利的过去就是历史上横跨欧亚非三大洲的罗马帝国，从而激起他们的民族自豪感和民族自信心，以摈弃极毒教宣扬的“世界国家”的空想，进而走上民族独立统一的道路。后来诗人还手绘了历史上第一张意大利全图，写出了在意大利民族主义发展史上非常重要的一首诗《我的意大利》（italia mia）。后世争取意大利民族独立的志士们，对他这首诗耳熟能详，经常引用。彼特拉克的作品大大激励了意大利人民的共同体意识，让意大利民族主义的崛起再次向前迈进了一步。晚年的彼特拉克移居到了帕多瓦地区的阿尔夸。他除了继续和老友薄伽丘一起搞古典文艺研究（比如他帮薄伽丘找钱，出版了薄伽丘主笔的《良神谱系》），其他精力都放在各种哲学论辩上。他在晚年所作的《秘书》（Secretum，De secreto conflictu curarum mearum）和《孤独生》（De vita solitaria）中开始表现出对人文主义的反思。这是以彼特拉克为代表的人文主义者的一大特色。作为但丁和薄伽丘之间的过渡，彼特拉克的矛盾性并不比但丁小，而他作为史诗类型文学作品的作者，既不能像但丁那样纯依靠美学观点来回避这个冲突，又不能像薄伽丘一样专注于小人物的喜怒哀乐来避开讨论道义和伦理的复杂性。他是矛盾的，他的人文主义是一种滴水穿石的力量，而不是刀砍斧劈。以他为代表的人文主义者都是教徒，有的甚至十分虔诚。他们对于教廷的痛斥和否定，很大程度上是一种“反贪官不反皇帝”的做法。他们探寻的只是如何在极毒教文化中增添新的、更强调人的现世利益的可能性。当他们最终碰壁的时候，他们则很难更进一步，直接像宗教改革运动时期的那些人一样对教廷“指斥乘舆”。做一个比喻的话，三大桂冠诗人中，但丁像是一个开明的老年人，他反感旧有的黑暗，对未来怀有期望并不吝赞美。但他也自知自己是一个属于旧时代的老朽，已不可能像新人那样创造新的时代了。薄伽丘则像一个朝气蓬勃的青年，对于旧有的邪恶是用各种方法斗到底，该骂就骂，黄嗑荤段都敢做。但是他的奋斗又不像久经沧桑的老人们那样充满智慧和哲理，是有精神无理论。而彼特拉克就更像一个混社会的中年人，他是义无反顾的离开了旧的时代向新生奔跑，而且终身不认为这是错误的选择，但是这个过程中的碰来碰去，让这个中年人反复彷徨不已，他向新时代迈了一步，但第二步没有走下去。所以他的重要性不在于产生了现代人所认为的重要而伟大的哲学思想，而在于他最早感受到了社会的变革，这种变革在其思想和情感上打下了清晰的印记；他的作品记录了这些印记，使后人在翻看时就能感受他那个时代。1374年，彼特拉克因病逝世，享年69岁。他作为那个时代的代表受到意大利人民深深的怀念，为了纪念自己民族最伟大的文学家。意大利人把他晚年居住的阿尔夸改名为阿尔夸-彼特拉克（Arquà Petrarca）。将他的墓地设为彼特拉克广场，是帕多瓦的一大名景。阿尔夸-彼特拉克镇曾多年入榜意大利最美村镇（I Borghi più belli d'Italia），每年都能接待数十万前来瞻仰这位伟大文豪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