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Ana Simoes：1919年5月29日日全食观测回顾 -- 万年看客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2gO0kqtD4_g&t=218s

……我接下来要做的——希望不至于打消大家的兴趣——是审视这场数学科学考察当中的非数学部分。我也会结合分析英国发起的两场科考，其中一支队伍前往了几内亚沿海的普林西比岛——1919年的时候这里依然是葡萄牙帝国的殖民地，今天这里则是圣多美和普林西比民主共和国的一部分。另一只队伍前往了索布拉尔，这是巴西东北部的一座较大城镇，当时人口约有三万五千。总之两支科考队前往了地理与政治环境都截然不同的地点。普林西比考察队的领队是剑桥天文台馆长亚瑟.斯坦利.爱丁顿与专业钟表师爱德华.考汀汉（E.T. Cottingham）；索布拉尔考察队的领队是格林威治皇家天文台的查尔斯.戴维森（C.R. Davidson）以及安德鲁.克罗姆林（A.C.C.Crommelin）。两支队伍的考察目的是检验阿尔伯特.爱因斯坦的广义相对论的预测是否正确。广义相对论于1915年提出，1916年发表。该理论预测光线在经过引力强大的大质量天体附近时会遭到弯曲。

同时组织两次考察，而不是像平时一样仅仅组织一次考察，难度可想而知。更何况考察还发生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刚刚结束后的困难时期，此时爱因斯坦尚未成名，相对论还没有得到英国科学精英的普遍接受——他们更喜欢以太理论。相对论的物理架构不仅有悖于大多数物理专家的直觉，而且还有悖于牛顿经典物理学长期以来的观念。更何况建立相对论所采用的数学工具基于不变量理论与多变量微积分，即便对于专家来说都很难理解，非专业人士更是理解不了。这正是伦敦皇家学会会长J.J.汤姆森在1919年11月6日的皇家科学院与皇家天文学会联合会议开幕致辞当中指出的要点。他在致辞当中宣布了这次考察的结果，并且正确地预言道，就算这两场考察的结果开启了爱因斯坦广义相对论得到接受的第一步，这一理论得到彻底接受的过程依然将会漫长而艰辛。科学史学家马修.斯坦利新近出版的《爱因斯坦战争》详尽讨论了这个过程。

科考结果之所以难以得到广泛接受，其中的困难还包括科考数据的整理工作遭到了严密审查，这项工作在1919年夏秋期间进行，主要由爱丁顿与皇家天文学家弗兰克.戴森（F.W.Dyson）完成。戴森从一开始就意识到了这次科考的重要性，因此在两年前就投入了科考的幕后筹备工作。早在1917年3月9日，他就在皇家天文学会的会议上指出了1919年日全食的重大意义。正是在他的大力支持下，这次科考才派出了两支队伍，旨在将成功概率增加一倍。他肯定知道此前两次失败的日全食考察，一次是1912年前往巴西，另一次是1914年在战争期间前往克里米亚。他很希望这次科考能够检验爱因斯坦的理论。这次英国天文学家们想要观察与拍摄的天象不同于世纪之交时期常见的天文观测对象。这次日全食之所以重要，首先是因为持续时间很长，足足有五分钟或者说302秒；更重要的是这次金牛星座恰好位于太阳背后，因此日全食的背景当中将会布满亮度很高的星星。这一点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天文学家真正打算拍摄的恰恰正是这些星星而不是太阳。他们要做的是在日全食期间拍摄一张星图，然后等到晚上再拍摄一张星图。后一张星图里当然没有太阳挡在星星与观察者之间，因此星光应该不会遭到太阳的扭曲——假如这种扭曲效应当真存在的话。然后他们要比较两组照片，看看星星的位置有没有变化，以及变化程度是否符合爱因斯坦的预测。预测的变化很微小，只有1.75弧秒，不过依然相当于经典物理预测的变化程度的两倍。假如某人接受经典物理框架下的光微粒学说，那么应当观测到的变化应该是0.87弧秒。

屏幕上是戴森、爱丁顿与戴维森三人合写的论文的首页。这篇论文在1920年1月初发表，紧跟在1919年科考成果公布之后。这篇论文篇幅很长，详细记录了两场科考的各种细节，从准备到结果，从观测到计算都得到了充分解释。可以看到论文作者开篇就讲明了爱因斯坦与牛顿的理念之争。爱丁顿不是一般天文学家，对于物理学与数学也颇有研究，因此他从一开始就倾向爱因斯坦。戴森的立场则要中立得多。他之所以支持科考是因为他很清楚这是英国天文界决不能错失的千载良机。他在第一封通信当中就表明了这一点，这封信于1917年3月9日刊登在了天文学期刊《天文台》上面。戴森之所以对于验证相对论如此感兴趣，是因为这条他大概并不理解、而且原本也不太在乎的物理理论居然冷不丁地解释了水星进动现象。因此身为一名天文学家，他觉得英国天文界很有必要迈出这一步。他在这封信中还指出1919年之前还有另一场日全食，发生在1918年6月8日的美国中部。但是考虑到政治与经济条件，1919年的日食对于英国科考队来说更加便于观测。爱丁顿在联合论文发表之后几个月出版了一本书名叫《空间、时间与引力》，并且在书中承认“我的立场并非不偏不倚”，而是偏向爱因斯坦的理论。戴森对于相对论这一物理理论的态度保持中立，但是对于这一理论预测的天文现象却高度敏感。两人虽然立场各异，但是都全身心投入了数据整理工作，最终成果则是1919年11月6日的宣布。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以来，物理学家与科学哲学家们开始质疑这次科考的观测与数据分析是否严谨。批评家们指控一部分有利于牛顿的数据遭到了抹杀，理由是爱丁顿在科考之前曾公然宣称支持爱因斯坦。但是倾向某一理论与作假数据支持该理论绝不是一回事。必须指出，根据剑桥大学收藏的手稿，关于舍弃观测照片底版的最重要决策其实是戴森做出的，因为他注意到索布拉尔观测点的天体照像仪镜头在日食期间失焦了，原因是定天镜过热。科学史学家Daniel Kennefick在过去十年里一直在研究科研弄虚作假的问题。面对当代人的质疑，他深入分析了英国天文学家们在1919年科考当中的每一步行动并且为他们做出了辩护。他最近出版的新书《驱散怀疑的阴影》（No shadow of a Doubt）详细记录了他的分析。

1919年英国科考在许多方面都非常数学化。我刚才简要讨论了最相关的方面，以表明数学在科考开始前与结束后都占主导地位。在科考开始前，数学是爱因斯坦关于光线弯曲预测的重要组成部分，科考的目的正是为了验证这一预测；在科考结束后，数学也是观测数据分析过程的重要组成部分，正是数学分析证明了爱因斯坦的正确。数学对于科考队的成功至关重要，但数学也总是与天文学和物理学不可分割地交织在一起。在本次讲座当中，我打算改变分析重点，不再一味关注爱因斯坦预测的天文、物理和数学支柱，以及科考队在证明广义相对论方面的影响，因为这些内容在文献中已经得到了详细讨论。我选择将这两场科考放在一起讨论——这种事以前从未有人做过，两场科考一直被人们分开讨论——以表明它们的科学成果——无论是在天文、物理还是数学领域——建立在许多人、事与决定之上，而且这些人与事在标准叙述中常常遭到忽略。尽管它们通常在科学叙事当中遭到隐没，但是对于科学事业的成功却至关重要。

为此我采用了印刷资料——科学通讯、讨论和出版物——不过主要还是依靠私人资料，例如爱丁顿在科考期间写给母亲与妹妹的家信，以及他与里斯本天文台之间的频繁通信。这些信件之所以重要，不仅因为它们能让我们了解天文学家们在科考途中的想法与感受，还在于它们体现了科考观测目的地所在国——既巴西与葡萄牙——的当地天文学家群体与一般公众对于科考的态度，他们如何应对科考活动，如何理应在科学叙事当中占据核心地位。两个选定观测点的地理和地缘政治地位很不对称。索布拉尔是一个独立大国的大城市——此时巴西摆脱葡萄牙殖民地地位赢得独立已有将近一个世纪之久，普林西比岛则是葡萄牙殖民帝国边境的弹丸之地。但是尽管普林西比岛面积狭小，却是当时全世界最大的可可出产地之一。在1919年科考开始之前十年，葡萄牙政府与英国政府还因为这个岛发生过冲突，因为英方指责岛上的可可种植园使用奴工。当然话又说回来，尽管存在这样的指控，岛上可可的主要买家之一依然是英国的吉百利公司。这其中的宗教内涵很值得玩味：吉百利公司的同名创始人约翰.吉百利是贵格教徒，而爱丁顿碰巧也是贵格教徒。时间所限我就不细说了。确立了两个观测地点的政治地位差异之后，我主要想关注三个方面的隐没。首先，科考队员发表的文字隐没了当地人的积极作用，特别是在观察日全食的过程期间；其次，普林西比观测点的的科考设备与人员全都没有留下照片，这一点与索布拉尔形成了鲜明对比；最后，葡萄牙的殖民统治也在科学叙事当中遭到了隐没，原因大概在于英葡两国之间复杂且争议显著的政治冲突。

下面这部分内容的名称是“或成或败：观测日全食”。屏幕上的画面节选自里斯本天文台的展览图片，展示了两支科考队的考察路线，可见他们离开格林威治，分别抵达索布拉尔与普林西比，然后走海路从利物浦回到英国。为了观测这302秒的日全食，人们整整筹备了两年，而且还是在战争期间。两个观测点的天气都不尽人意，普林西比的天气尤其糟糕。尽管英国政府资助了科考旅程，却没钱购置全新的观测仪器。英国各家天文台只得贡献了一批仪器零部件，集中在格林威治皇家天文台，并且在1919年初进行组装，以此保障精确观测。科考队的随行物资足有两吨重，将这么多物资运送到远离出发点的目的地殊为不易——利物浦距离索布拉尔的航程是1772公里，距离普林西比则是5800公里。此外科考的成功还取决于葡萄牙与巴西的当地天文学家的参与以及当地精英阶层的支持。最后还不能忘了为科考充当劳工的当地普通民众，尽管他们的姓名永远不见于史册。显然，如果我们能审视科考人员关于科考见闻的私人记录，那就能密切地窥见科考途中以及日全食观测期间的情况。接下来我要比较一下爱丁顿本人留下的三个叙事版本。首先是他写给母亲的信，发信时间是6月21日，此时他已经踏上了归程；其次是他在1920年初发表的联合论文当中对于日全食的记述；最后则是他在几个月后出版的科普书籍《空间、时间与引力》。

我将会阅读一大段他写给母亲的信件当中的内容。这封信篇幅很长，关于日全食的描述开始于屏幕左侧信纸底端的最后一行。为了方便大家阅读，我将信件内容抄录了出来，添加进了插图小说。从配图可见，观测现场并非只有两位天文观测员，而是一共有九人。从信文当中可以看出其他人都是谁：“在日全食当天早上过来的人们包括卡聂洛（Jeronymo Carneiro）先生（桑迪种植园的所有者）”——桑迪种植园是天文观测员住宿与观测的地点——“馆长（负责管理‘外来劳工’）”——这些劳工主要来自安哥拉与几内亚，他们来到种植园工作，有时甚至会干一辈子——“法官，怀特先生（在电报站工作的两位英籍黑人之一）”——怀特也是唯一能以英语与爱丁顿交谈的在场人员——“还有三位医生。他们刚刚来到就赶上了一场剧烈的暴风雨，是我们所见过的最猛烈降雨。在一年的这个时候出现这样的天气非常反常，但是的确有利于观测日食，因为扫清了天空。降雨在中午停止（日食时间是下午2点15分），雨后透出了几缕阳光，但是很快就被云层遮住了。”

“下午1点30分，已经进入了日偏食阶段，我们终于开始瞥见太阳。1点55分，我们几乎能（透过云层）持续看到太阳已经成了月牙状，大片晴空已经显露出来。我们只得凭着信念开始拍照。我没顾得上观测日食，因为我忙着更换照相底版，仅仅瞄了两眼，第一眼是为了确定日食已经开始，第二眼是为了在日食进行到一半的时候确定天上有多少云彩。”

“我们拍摄了16张照片（其中4张还没冲洗出来）。它们都是优秀的太阳照片，清晰显现了日珥；但是云层严重干扰了星星的成像。我希望最后6张照片能提供我们需要的东西，但是目前的结果很令人失望。我们的安排非常到位，只要天气稍好一点就本应能够得到精彩的结果。日食结束后十分钟晴空如洗，但是很快又布满了阴云。”其实我昨天晚上就在普林西比过夜，当时雨下得也很大。我打开手机一查，未来几天天气也都是阴雨不断。可见当年科考队员有多么困难。

“日食之后六个晚上，我们每晚冲洗了两张底版。白天我一直都在测量。多云天气打乱了我的计划，我只得以不同于原本打算的方式来进行测量，因此也无法宣布任何初步测量结果。但是有一张成像清晰的底版确实给出了与爱因斯坦相一致的结果，而且我还觉得第二张底版也给了我一点肯定。”

从这封家信当中，我们不仅得知了在日全食期间陪同观测员的其他在场人员，还得知了科考队对于考察结果的第一手评估。最后一句话还揭露了爱丁顿本人的立场偏向。相比起来，爱丁顿在撰写1920年的论文时则采用了另一副口吻。论文的行文精确描述了日食的开始与结束以及观测的细节，例如一共用了几张底版。但是这段文字根本没有提到观测员的情绪。他提到了日珥很清晰，但是完全忽略了坏天气导致的失望，坚持观测的信念，以及希望观测结果能证明爱因斯坦理论的期待。

我们最后要分析的文本来自《空间、时间与引力：广义相对论概述》当中的“称量光线”一章。爱丁顿在这本书当中详细记录了科考旅途的许多细节，具体到这一章节，他如此描写了日全食的过程：“成影箱占据了我们全部的注意力。我们头顶正在发生壮观的天文奇景，后来的照片显示太阳表面升腾起了十万英里高的日珥。但是我们全都没工夫观赏天象，只能意识到身边晦明晦暗的景物与寂静的环境，打破这份寂静的唯有观测员的呼叫以及为302秒日全食计时的节拍器打拍子的声响。”

由此可见，就书面记录而言，三段文字的情绪越发收敛。内容丰富、揭露天文学家内心感受的家信情绪最丰富；其次是科普书籍，记录了情绪、景物与环境，但是忽略了天文学家的感受；最后是毫无水分、就事论事、详细描述技术层面的科学论文。在家信当中我们知道了日全食观测现场有哪些人，既然信中表明观测现场不仅只有两个人，书中的记录难免令人困惑：书中没有告诉我们“观测员”究竟是爱丁顿本人还是考汀汉，也没有告诉我们观测现场的其他人有没有帮助他们设定节拍器。我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在索布拉尔的确出现了这样的情况。不幸的是，索布拉尔那边没有留下私人信件，但是克罗姆林给《天文台》提供了一篇简短的文章，名为《前往索布拉尔的日食科考》，谈到了天文学家如何穿过亚马逊雨林，如何等待日全食降临，日全食之前如何出现了恶劣天气，在日全食期间都干了什么，等等。在这篇短文结尾，索布拉尔提到了一位来自巴西农业部的当地专家利卡迪奥.阿罗乔（Leocadjo Araujo），他在科考全程为英国天文学家提供了很大帮助。此人不仅知识渊博，而且还会说英语——语言不通对于英国科考队来说从来都是大麻烦。我们可以将这篇短文与他在联合论文当中的描述对比一下：“当日牙完全消失之际，只听得一声‘开始！’然后利卡迪奥博士就启动了节拍器。在日全食期间他每过十拍就喊一声，我们按照节拍记录下了曝光时间。”这两段文字都告诉我们利卡迪奥.阿罗乔身在观测现场，并且帮助确定了更换照片底版的精确时间与正确的曝光时长。比较一下这两段文本，我们有理由怀疑普林西比的观测员也并不是英国天文学家。当然，除非发现其他信息来源，否则我们永远不可能知道了。

日食当天夜里，索布拉尔与普林西比两地的科考队都开始冲洗照片。有趣的是，我们通过报告得知，两地的科考队都利用了当地人提供的陶罐来冲洗照片。底版被放进陶罐里蘸上冲洗液。此外两地的当地人都向科考队提供了冰块来确保冲洗液温度适宜——在普林西比，冰块来自殖民地农业协会的主管格拉格尔（Grageir）先生。冰块与陶罐为照片冲洗提供了恰当的条件，这也是为什么要在夜里冲洗照片的原因，因为环境温度更低。总结一下第一方面的对比，我们可以发现，科考队不仅要依靠自己带来的、在战争时期用现成零件拼凑起来的仪器，同时还要临时借用当地的日常用品作为辅助科考设备。尽管科考过程极其关注细节，但是日全食测量的精确度却并非取决于什么高科技装备，而是取决于所谓的“二手技术”（technologies-of-use ）与家常器物的结合。

通过交叉参考不同信息来源，可以清楚看到在普林西比桑迪种植园以及巴西索布拉尔，科考队员在观测日全食时都有当地人员参与其中，有些当地人还承担了重要任务。尽管他们的形象遭到隐没，但在索布拉尔与普林西比都有有两类当地人直接参与了实验。第一类是劳工，他们提供了搬运仪器以及为日全食观测装置搭建保护结构所需的人力；第二类是当地精英，他们参与了日全食观测，或者为科考人员提供了冲洗观测照片底版所必需的物资——陶罐与冰块。除了这些人之外，考察途经国家或殖民地的天文学家、当局和个人也为科考队提供了重要帮助。

说完了形象隐没，接下来进入讲座的第二部分：描绘还是不描绘。这一部分主要关注两个考察地点留存记录的不对称。索布拉尔观测点留下的大量照片，普林西比却一张照片都没留下。平布上半部分的索布拉尔照片是戴维森亲自拍摄的，内容是两架天文望远镜，两面反射镜以及保护它们的帐篷。下半部分的照片则出自同样来到索布拉尔观测日全食的美国天文学家之手，展示了同一座帐篷的背面。但是还有很多照片拍的是天文学家与当地人在一起。相比之下普林西比却一张照片都没有。这一现象的主要原因当然在于两地的地缘政治环境不同。比方说在索布拉尔共有三支观测团队，除了英国科考队之外还有来自美国与巴西当地的团队，而普林西比则只有一支由两名英国观测员组成的英国科考队。由于普林西比没有留下照片，如今想要确定当年的观测地点也成了难题。一位研究桑迪种植园建筑的建筑师确定了英国天文学家落脚歇息的房屋。根据联合论文的描述，我们终于在一百年后确定了观测仪器架设点的坐标。当地艺术家在点位上留下了一轮瓷砖彩绘作纪念。此外普林西比考察队只有一台天文望远镜，而索布拉尔团队则从耶稣会天文学家科蒂（Cortie）神父那里又借了一套望远镜，凑成了两台。一百年后，我们终于通过多方查证还原了一部分当年普林西比的情况。

回过头来说说索布拉尔，这里究竟都留下了哪些照片？我们有巴西、英国与美国观测团队的合影。其中有巴西国家天文台馆长赫里克.卡洛斯.莫利兹（Henrique Carlos Morize），他照片里最高的那个，有法国血统。在他的带领下，巴西观测团队足足来了十七人。我们有巴西团队携家属的合影——莫利兹与妻子还在索布拉尔庆祝了结婚周年。实际上我们现有的索布拉尔照片记录都是莫利兹提供的，他自从1908年就成为了巴西国家天文台馆长，自从1916年以来还担任了巴西国家科学院主管。巴西科学家们希望在天文学的旗号下向本国国民——尤其是政府——证明科学的重要性。1922年巴西独立一百周年将近，当时国内各种活动层出不穷，科学界也不甘落后。因此对于莫利兹来说，接待好外国科考队至关重要。早在1917年他就坚决主张1919年日食必须在巴西观测。所以他主动联系了英国天文学家。早在1912年他就在巴西接待过爱丁顿与戴维森——天文学圈子的惯例是要为来访的外国观测团队尽量提供后勤支持，从而确保观测顺利进行——当然，1912年与1919年观测期间的恶劣天气都超出了他的控制范畴。1919年，他确保了巴西政府对于观测的支持，而且也赢得了观测地点民间领袖与教会权威的支持，从而周到且热烈地接待了英国科考队。莫利兹在5月9日就赶到索布拉尔安排接待工作，巴西科考队也为英国同行提供了观测所需的一切便利。

如此充分的相片资料表明，莫利兹与巴西科学界希望通过这次观测来弘扬科学精神，在巴西社会树立科学的重要地位，无论科学知识具有怎样的实践意义——公众当然更看重科学成果的实用性——以及增强巴西科学界的团结自主意识。除了这些影像资料之外，我们还可以看到许许多多巴西新闻界留下的报纸资料。我刚刚开始挖掘这个信息源。相比之下葡萄牙报界根本没有报道这次观测——无论是在殖民地还是在本土。而巴西新闻界则全程跟踪报道了科考进程，从科考队抵达巴西的落脚地帕拉州到索布拉尔所在的塞阿腊州都不例外。这些报道将爱因斯坦的理论传遍了亚马逊地区。此外当时的巴西首都里约热内卢的报界也广泛报道了这次科考。这些报道不仅让爱因斯坦为巴西公众所熟知，也将巴西天文界推到了公众面前，为其树立了显著的良好形象。

再来看看最后一项隐没，也就是巴西与葡萄牙分别在文字资料当中得到了怎样的描述。绝大多数文字资料根本没有提到葡萄牙，至多只提到普林西比。而普林西比的形象也被合情合理地描绘成了非洲西海岸几内亚沿海的小岛。除了极少数例外之外，这些文字都略去了普林西比的殖民岛屿地位。我认为这样做是为了将科学考察与强迫劳工指控的不良政治影响隔离开来。例外有两处，其一是戴森在1917年3月9日的介绍通信。他在信中这样描述普林西比：“一个发展得很不错的葡萄牙岛屿，不久前因为政客们对于所谓‘奴隶可可’议题的兴趣而广为人知。”1920年论文的叙述口风则为之一变：“普林西比是一个属于葡萄牙的小岛，位于赤道以北的几内亚湾内部，距离非洲沿海约120英里。”这段文字没有提到不久前英葡两国的政治矛盾。此外1920年论文结尾的致谢词对待巴西当局与葡萄牙当局的态度也差异明显。巴西政府的支持得到了充分认可，作为巴西政府代表的莫利兹也得到了提及。在普林西比那边则仅仅提到了种植园主杰罗姆.卡聂洛以及他手下的经理阿特拉亚（Atalaya）。从爱丁顿的家信当中我们可以得知，他与这位阿特拉亚用非常简单的法语讨论了许多话题，考察结束时两人已经成了朋友。尽管里斯本天文台馆长与副馆长也在科考当中发挥了重大作用，却没有在致谢词当中得到提及。实际上这两人也是葡萄牙政府的代表。

屏幕上这封信是爱丁顿写给里斯本天文台馆长的信。后来他又转而与副馆长保持通信，因为馆长当时已经八十多岁了，于是授权副馆长接洽英国科考队。这些信件表明葡萄牙天文家与英国科考队的关系同样十分密切。爱丁顿发去的第一封信写于1918年11月11日，也就是一战停战日当天。第一段表明了爱丁顿与考汀汉想要借助天文观测来验证爱因斯坦理论的用意。接下来他询问了在普林西比住宿落脚的信息。实际上，在从利物浦前往普林西比的航程当中，他也在一直与殖民地当局接洽住宿问题，还希望对方能提供口译员。在这封信的结尾，他还附上了戴森的问候——戴森曾为了观测1900年5月28日的日全食而去过葡萄牙。戴森向副馆长弗雷德里克.托马斯.乌姆（Frederico Thomaz Oom）问好，因为Oom制定了一以贯之的好客政策，凡是外国天文学家来到葡萄牙都予以接待，无论对方是职业人士还是业余爱好者。这样做不仅是为了向外国同行们证明葡萄牙天文界的水平不逊于任何国家，也是为了争取葡萄牙政府支持本国天文界。总而言之，在葡萄牙与巴西以及许多其他国家，当地天文学家群体都试图利用日全食提供的机会来面向本国政府推进科学议程。

还有一封有趣的信件，也是爱丁顿写给乌姆的，写信日期是5月4日。他在信中写道，科考队在4月23日乘坐“葡萄牙”号客轮抵达了普林西比，“我们得到了卡聂洛先生的热情款待，我们的一切需求都得到了满足。当地所有人为我们提供了各种协助。现在我们唯一需要的就是日全食当天天气晴好。”——可惜这项需求没能得到满足——“这是一个美丽的岛屿，除了顺利完成工作之外我们在这里过得也很愉快。”最后一封信件写于他回到英国之后，时间是8月3日。信写的很短，感谢了葡萄牙天文学家们的帮助：“我们在7月14日乘坐回到英国。随信送上三张我们拍摄的照片的放大负片，你可能会感兴趣。负片的细节不如正本那样清晰，但是日珥确实拍摄的很壮观。我们再次感谢您与乌姆博士的盛情帮助。”第一封信与第三封都是写给里斯本天文台馆长本人的。这些信件如今保存在里斯本天文台的档案馆里。在信件的指引下，我们找到了那三张放大负片，画面上的日珥的确非常壮观。

……

我希望表明，两场科考的比较分析向我们提出了关系重大的科学史问题，本次讲座也涉及了一些此类问题。这些问题的一部分答案虽然仍属猜测，却横跨了天文学、物理学、数学与技术领域，横跨了地理学与殖民帝国，横跨了政治与宗教。它们展现了科学家网络、当地精英、无名参与者与一般公众全都为科考的筹备、执行与最终成功起到了根本作用。它们还表明，我们对于科学史的叙事高度不对称，凸显了某些参与者、参与机构与地点，同时又隐没甚至抹消了另一些。这些科考远非单纯的数学事业，而是数学、物理、天文学、物质条件、社会限制、政治决策、宗教派系的总和。所有这些因素共同促成了科考的成功。我主张，唯有将两场科考结合起来分析，才能摆脱旧有 的狭隘历史视角，从全球史的角度来审视1919年的日全食观测。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