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Alex Edmans：金融是否有益于社会 -- 万年看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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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上好，欢迎大家来到本次“商业如何更好地服务社会”系列讲座的第五场。今天商业对于社会的责任已经显而易见了，我们近来见证了一系列针对商业巨头的反抗活动。格蕾塔.桑伯格向议员们强调制止气候变化的重要性的时候就曾经表示，她很担心商业界典当了国家的未来只为追求短期利润。我感谢且欢迎所有从第一场讲座就一直参加至今的观众，也欢迎所有今天第一次来的观众。据我所知今天的观众最远来自芝加哥。报告厅门外有先前讲座的文字稿，如果对于我先前四场讲座的内容感兴趣，可以去门口领取材料或者上网查询。但是每一场演讲都是独立主题，就算今天是你第一次来也不必担心前后脱节，我会涉及先前讲到的内容，但是不会完全依赖。

本次系列讲座的大主题是“商业如何更好地服务社会”，今天我要特别关注商业领域当中一个格外富有争议的组成元素，也就是金融服务行业。在英国，金融业的总价值在2017年是1190万英镑。你可能觉得这个数字很大，但是数字大小要看与什么相比。1190万英镑这个数字相当于同年度法国或者德国金融业价值的三倍。法德两国都是成功的经济体，甚至有人会认为它们比英国更加成功。为什么英国的金融业规模这么大？我们分配给这个领域的资源原本可以用在其他方面。公民的福祉依赖于衣食、医疗以及消费品等等，但是金融业不提供任何商品。另一方面我们也可以通过服务受益，银行账户与信用卡等等确实有助于我们的日常生活，但是金融服务业的一大部分活动都在于合并、收购与股票回购之类，这些并不是能够显而易见地造福消费者的行为。而且金融服务业不仅可能无法为社会创造价值，还有可能积极地破坏价值，因为金融服务业可以将其他领域的资源再分配到自己手下，从而有可能抽走全国最优秀的人才，让他们一股脑地从事金融而不是例如医疗之类的其他领域。

从工资收入来看，假设一名入门级投资银行职员在21岁时入职，平均年薪是七万两千英镑。这个数字相当于英国工资中位数的两倍半，这个中位数还涵盖了各个年龄段的就业者。换言之，只要你在投行上班，起手就能拿到普通英国男女平均工资的250%。在投行工作十年后，平均工资还会上涨到三十二万九千英镑。不过甚至这个数字放在金融业内部也只是个小数，我们都听说过银行家与交易员赚取千万英镑高薪的故事，这些故事绝非孤立个案。就这样，国家内部的一部分顶尖人才被吸纳进入了金融业，远离了更有效益的行业。这一点很值得担心，因此资本主义的现阶段状态才会招致如此强烈的反叛与反抗。《独立报》与其他几家报纸曾经进行过调查，认为英国经济每年要因为金融业过度发展而损失4.5万亿英镑。我读一下这项调查的副标题：“‘金融诅咒’吸干了其他行业的人才与投资，在过去二十年里让全体英国人每人都承担了67500英镑的成本。”换言之，因为金融国度发展，你的工资在这二十年里的下降幅度相当于全国工资中位数的两倍。

但是如果你参加过我之前的讲座就会知道，我的讲座历来强调两大主题。首先是分析证据，我们不能流于表面地接受我们看到的一切。四点五万亿这个数字看上去确实很吓人，因此会赢得许多关注，看上去也确实支持了人们愿意相信的主张。我们都愿意相信金融领域的规模已经过大而教育领域的规模又太小。但是我们首先要批判性地分析一下这份研究都采用了哪些原材料。我一直主张我们要采用经过同业评审的过硬证据，这样我们才能确定研究方法足够可信。在衡量金融领域的规模时，这项研究仅仅考察了私人信贷的规模。私人信贷也就是放款。但是金融服务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并不仅限于放款，还包括投资股票市场——养老金行业尤其是投资股票的主力。养老金不仅对于有钱人很重要，而且对于所有计划退休的人们都很重要。这项研究并没有考虑股票投资的数额，而股票投资正是普通人分享经济发展成果的主要重要手段之一。

就算他们正确衡量了这一数字，这项研究实际上又做了什么？他们审视了不同国家金融领域的规模与国家经济体量之间的关系。他们发现，在某一点位之前，金融业规模越大则国家经济体量越大。但是过了这个最优点位之后，金融业就会规模过大，反而减小了所在国家的经济体量。研究担心英国已经越过了这个最优点位，英国的金融业已经规模过大了。但是这项研究假设这个最优点对于所有国家来说都一致，而实际上未必如此，因为不同国家各有专长的行业。英国或许在制造业与农业方面缺乏比较优势，但是却在保险与养老基金等方面有优势。所以英国具有更发达的金融业或许也很合理。此外我们都知道相关不等于因果，假设某国经济不行，那么原因是否一定在于金融业规模太大？如今全世界增长最快的经济体都是亚洲国家，这是否意味着我们这些英语人口都应该该说汉语？英国经济蒙受巨大损失的原因是否在于我们都说英语？显然不是。说到亚洲国家经济增长为什么这么快，除了“他们都不说英语”之外可能的原因还有很多，不能轻易得出结论。有趣的是，研究的作者并没有把话说死，而是表示：“我们要小心，任何此类估计都只能得到近似结果，其他研究方法可能导致不同结果。”但是新闻大标题从来不会提起这些告诫，因为需要抓人眼球。

这次讲座的用意并非为金融行业辩护。实际上在讲座结尾我将会指出，金融行业为了更好地造福社会还有很多需要改进之处。但是就像我在之前讲座当中提到的那样，先要进行诊断，然后才能治疗。在找到某个问题的最优解之前，我们首先需要彻底分析这个问题，而且某些现存的诊断结果未必正确。我的讲座有两大主题，首先是强调要分析证据，其次要区分做蛋糕心态与分蛋糕心态。人们担心，我们掌握的资源——例如人才总量，以及既可以充当银行也可以充当医院的建筑数量——是固定的。我们看看屏幕上这两张饼图，蓝色部分是金融，橙色部分是其他所有行业。假如我们认为资源总量固定，那么蓝色区域越大则橙色区域越小。假如某人投身银行业，那么她就当不了儿科医生。一座建筑如果用来充当银行，那就不能同时成为医院。根据这种观点，或许我们确实应该为了金融行业规模过大而担心，因为这样一来金融领域必然侵占其他行业原有的资源。

但是问题在于，英国金融规模增大是分蛋糕的结果——占据了医疗、教育与衣食的资源——还是做蛋糕的结果？或者说金融业做大之后，会不会有更多的小微企业融资更容易？退休人员的养老金是否更有保障？社会其他行业增长是否得到促进？这个问题的答案并不算显而易见。论辩双方都能找到很多证据来支持自己，我要说的是，1190万英镑这个数字未必非得以其他行业的损失为代价，而有可能是为其他行业提供服务的副产品。很多研究都表明，向公司放款或者通过风险投资来支持公司能够显著影响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其中最经常得到引用的论文来自两位芝加哥教授拉格拉姆.拉扬——曾任印度央行行长——与路易吉.津加莱斯，题目是《论金融依赖与增长》（Financial Dependence and Growth）。他们审视了金融行业发展程度各异的不同国家的高速增长行业，发现同一个行业在金融业更发达的国家增长更快，意味着更发达的金融业确实更有助于起步阶段的创业公司。依靠金融业的帮助，创业者可以将梦想化为愿景，将愿景化为现实，将现实化为公司，将小公司一步步做大，从而造福更多人。

很多这方面的研究涉及了高效的银行体系，金融如何有助于投资，金融如何促进国家经济增长，等等。因此并不意外的是，如今有很多国家都在制定鼓励金融业的政策，尤其是服务小微企业的金融业的政策。在英国，你们应该都很熟悉企业投资规划，允许人们以节省税费的方式向创业公司注资。通过这套规划，我可以支持一个保障残疾女性就业的烘培店，或者支持一家雇佣出狱人员并且帮助他们重返社会的咖啡店——顺便说一句，那家烘焙店的名字是Luminary，欢迎大家光顾。法国有马德林条款，德国有INVEST计划，都旨在鼓励金融业投资新公司。你们当中有些人应更知道英国政府新近发布了一份工业战略白皮书，其中主张增强英国竞争力的基石之一就是扩展小微创业企业的融资渠道。

仅从表面上看待这一切，你可能会认为金融真不错。但是我依然要强调现实世界并非非黑即白。刚才我说不能因为看到1190万英镑就认定金融业有害，现在我们同样不能因为看到官方背书就认定金融业有益。尽管做蛋糕主张确实基于过硬的研究，这些研究也确实表明提供新的进入服务有益于公司、国家乃至全民，但是这其中还有一大漏洞：在英国，一大部分金融活动其实是负面性的。我们说金融有益于公司，因为金融可以帮助公司融资，让公司通过发行股票在金融市场上筹措新资金。但是在实操层面上，很多金融活动其实逆转了这个过程。很多颇具规模的公司都会斥巨资回购已经发行到投资者手中的股票。看一下这张柱状图表我们就能理解人们在担心什么。蓝色代表回购股票的总额，粉色代表发行新股的总额，灰色折线是粉色减去蓝色的差额，也就是全部英国公司发行新股的净额，或者说减去回购之后的实际融资额度。可见除了2009年与2015年之外，这个额度都是负值。换言之股票市场并没有起到应有的作用，从公司吸取资金的额度反而超过了注入资金的额度。

因此人们非常关注股票回购问题。英国政府曾经专门调查过不当回购。在美国，这是少数几个两党意见一致的议题。共和党参议员马尔科.鲁比奥主张大力打击股票回购，民主党参议员伊丽莎白.沃伦也认为：“股票回购会让公司血糖飙升。这一做法确实能在短期内推高股价，但是增加公司价值的唯一方法是向未来投资，而它们并没有这样做。”金融有益论主张公司可以通过金融服务融资，从而雇佣人工并且进一步投资。但是现在公司却在通过金融业花钱而非融资，这样一来投资额度很可能降低，工资支出很可能降低，甚至可能解雇人工。也有证据支持这一担忧。William Lazonic教授指出，在英国有91%的企业净收入花在了股票回购与分红上面，“这一来留给提升生产力或者雇员薪资的投资额度就很有限了。”为了满足投资者与股票市场，CEO们不惜挤榨公司的投资资金，这是个很严重的问题。

那么他们为什么要这么做？为什么不惜让自己的公司得不到足够的投资与人工费用？这样做看似难以理解，所以我们要借助实例来分析。比方说医疗保险公司Humana，在2013年，公司业绩不错，每股收益7.73美元。2014年公司的表现则有些差强人意，每股收益只有7.34美元。收益下跌对于Humana的股东们来说固然不是好消息——要记得这些股东并不是面目漫漶的无名资本家，而是养老金基金或者大学捐款基金。但是同时这对于担任公司CEO的Bruce Broussard来说也是个坏消息，因为他的绩效奖金发放标准是每股收益不低于7.50美元。按照现在的股价，奖金肯定没戏。那么他打算怎么办？首先他试图操纵收入。只要改变会计规则，就能改变账面盈利。最近英国连锁蛋糕店Patisserie Valerie就出现了这个问题，他们宣称的盈利状况并不属实。总之Bruce Broussard修改了会计规则，每股收益随即上涨到了7.49美元，但是距离目标还差一美分。他还能干什么？他回购了一批公司股票。回购股票之后，市面流通的股票数量就会减少。每股收益等于公司收益除以流通股票数量，那么动用公司资金减少流通股票数量之后股价就会上升。果然，回购后的每股收益上升到了7.51美元。Bruce Broussard也如愿拿到了168万美元的奖金，尽管他经营医疗保险业务的业绩不尽人意，尽管他做了假账，尽管他回购了股票。

问题出在哪里？每股收益是衡量高管的常用标准。投资者、董事会甚至员工都会用这个标准来审视高管的表现，而且他们很有理由这样做。收益是公司收入减去开支，一名优秀的CEO可以提升收入，也可以削减开支，如果能做到这两点，那么理应得到嘉奖。所以Bruce Broussard才要面对7.50美元这个目标。但是另一方面还有另一种提升每股收益的方式，你还可以放着收入与开支都不管，仅仅削减流通股票是数量。这就是金融手段遭到滥用的方式。你并未利用金融投资或者雇人——或者说造福社会——而是为自己谋私利。通过花钱却不投资，股票回购不仅在实际上缩小了蛋糕总量，而且还反而增加了高管本人分到的蛋糕份额。还是刚才那两张饼图，现在蓝色代表CEO在公司盈利当中所占的份额，橙色代表股东与利益相关方所占的份额。可见饼图面积缩小的同时蓝色面积反而增大了——增加的面积相当于168万美元。就算公司的价值下降了，Bruce也不管，反正他已经拿到了奖金。

让我们来批判性地审视一下这番主张。假如这一切所言不虚，而且在任何情况下都正确，那么或许我们应当立法禁止股票回购，以免公司高管继续损公肥私。但是不要忘了，本次系列讲座的主旨是要审视大规模证据而不是个例。我们应当批判性地看待人们关于股票回购的担忧。再说一遍，我不打算为股票回购行为辩护。待会儿我将指出股票回购需要得到怎样的改变与变革，但是正确的变革必须以正确的诊断为前提。首先，人们担心股票回购是平白送给投资者的礼物。你并未花钱投资公司，而是将钱送给股东。某著名报纸确实声称“国会将要送给银行股东530亿元大礼”，因为特朗普的税务改革降低了股票回购的难度。但是我们必须明确一点：股票回购绝不是送礼。进行回购的公司固然将钱交给了股东，但是股东也必须交还手中的相应股票。从另一个角度来看，股票回购其实就是股东卖掉股票，只不过买家正好是发行这些股票的公司。整体上来看这个过程既不会带来收益也不会造成损失。股东固然拿到了钱，但是却失去了股票。这就好比你贷款买房，某个月手头宽裕，于是超额偿还了本月的房贷。超额支付的部分并不是你送给银行的礼物，而是削减了银行未来对于你的房屋的主张权。

再来看看William Lazonic教授的主张：在英国有91%的企业净收入花在了股票回购与分红上面，没有留下多少钱去投资再生产或者提升员工收入。这条主张得到过广泛引用，看起来无可辩驳。回购显然致使公司毫不投资，每一英镑里的91便士都落到了股东手里。但是这一假设犯了一个极其低级的错误：净收入或者说利润本来就是收入减去人工费用、减去各种投资支出——例如研发与广告——之后的差额。指责公司不用这笔钱来搞投资纯属欲加之罪，因为投资发生在计算净收入之前。这就好比说“孩子们都在挨饿，因为他们面前的盘子是空的。”但是他们面前的盘子之所以是空的，其实是因为他们已经吃完了。但是尽管这一主张犯下了如此低级的错误，却依然得到了人们的全盘接受，因为这一主张与公众认知相一致：股票回购是邪恶的行径。

最后的论点或许也是最微妙的论点：假如公司盈利可观，那么盈利不应该由投资者独享，利益相关方也应该有份。员工应该得到加薪，或者公司应当投资削减生产过程当中的碳排放。显然，公司的成功绝非仅仅是投资者与高管的功劳，员工们的付出也功不可没。所以利益相关方的福祉绝不容忽视。所谓利益相关方就是公司活动当中除了投资者与高管之外的所有人，包括员工、顾客、社区与供应商等等。请注意，这些人确实得到了好处。员工得到了工资，供应商得到了货款，顾客得到了产品。问题并不在于投资者独占了全部好处而利益相关方一无所得，而是在于利益相关方得到的是定额回报，而投资者得到的则是风险回报。比方说我有一座别墅——说说而已，我可买不起伦敦的别墅，现在只能蜗居在公寓里——姑且比方说我有一座别墅并且打算出售，在此之前我想整修一下屋顶。于是我雇佣了一位承包商为我整修屋顶。那么我该付给他或她多少钱？选项一是付给他或她一笔定额款项，比方说一万英镑。这一来无论我卖房得了多少钱，他或她的收益都是一万英镑。这也很公平，因为我的卖房收益来自我收拾房间与打广告的努力，取决于房屋市场的当前行情，承包商应当很高兴拿到一万英镑。他或她得到了回报，不过是定额回报。

公司员工也是一样，你在公司工作就能得到一笔固定收入，与市场行情涨落或者产品销量无关。在另一种情况下，或许新屋顶的质量对于我的卖房价格至关重要，于是我决定不给承包商一万英镑，而是五千英镑外加售房价格的1%，从而为承包商提供更努力工作的动机。在大多数情况下，公司都选择为利益相关方提供定额回报，因为去除了风险因素。我其实不同意这种做法，我主张让全体员工持股而不是仅限于高级管理层持股，从而让员工也能从公司的良好表现当中获益，因为公司的良好表现也有员工的一份功劳。但是请注意，员工与供应商能否分享公司成长的利益取决于回报是否可变，而并不取决于公司是否回购股票。

接下来我讨论几条我比较认可的主张。沃伦还说过：“提升公司价值的真正方式是投资未来。”投资未来固然很好，但是其中的利弊还要更微妙一些。投资创造价值的前提是投资的收益大于成本。一家公司固然可以投资新机器与新厂房，但是投资行为同样会占用其他行业的资源，这些资源原本可以拿来兴建学校。因此一味增加投资未必有益，关键在于投资收益是否大于资源成本，因为这些资源版本可以用于社会其他领域。比方说韩国大宇公司从事了太多与其专长无关的行业，以至于破坏了大量价值。有些CEO因此说：“我之所以回购股票，是因为目前没有足够好的投资机会。”批评者们则认为：“作为CEO，如果你没有比回购股票更好的主意，那么你已经黔驴技穷了。”我在一定程度上认同这种说法。我一直强调要用新的方式来思考投资。像我这样的金融教授经常错误地主张，投资的前提是成本与收益计算。但是我在系列讲座的第一讲就指出，投资的许多收益既无法预测也无法落实在账面上。比方说医药公司Merck研发过一种药物，旨在治疗流行于西非地区的河盲症。这项投资的收益永远无法落实在账面上，因为非洲河盲症患者太穷，买不起这种药。如果基于利润计算的话，Merck根本不会研发这种药物，向非洲穷人免费发放药物一分钱也赚不到。我一再强调，在思考投资问题时不仅要想到财政收益，还要想到社会收益。研发河盲症药物能带来巨大的社会收益。假设某位CEO确实认为眼下没有足够好的投资机会，那么她的决策很可能从一开始就是错的，因为她没有意识到许多账面上不赚钱的投资其实能带来显著的社会收益，尽管带不来即时的财政收益。

不过尽管我相信CEO的投资额度应当比典型的实际额度更高，但是依然还是要有一个收手点。好比说拍电影，就算你是最才华横溢的导演，在影片当中塞满了各种各样的大场面与视觉特效，影片内容也总有饱和的时候，此后加入的任何场景都只会降低影片的价值。作为企业家来说，就算你设想了各种各样的好主意，既要提升员工福利又要降低污染，你这一家公司的投资收益也依然有极限，超过极限之后最好的花钱方式就是给股东分红，因为股东拿到分红之后还可以向其他公司投资。既然我们要讨论“商业如何造福社会”，那么审视一切商业决策的镜片都不是公司利益，而是社会福祉。某几家大型公司利用盈余资金给股东分红，可以帮助股东继续投资其他创业公司。如今美国创业公司很容易就能通过股票市场融资，部分原因正在于投资者拿到了先前投资的回报因而现金富余。

沃伦认为“股票回购会让公司血糖飙升。这一做法仅仅只能在短期内推高股价。”但是证据却显示，股票回购对于长期股价的推高效应更加显著。这方面的最早研究在美国进行，随后全球范围内的数据也证明了这一主张。前一项研究发生在二十世纪，后一项则发生在二十一世纪。我在第二场讲座时提到过，假如你为CEO设定了每股收益7.50美元的目标，那么CEO就倾向于采用不当手段达成目标，例如玩弄会计规则与削减投资。但是他们通常并不会进行股票回购——Humana的案例是反例而不是常规，因为股票回购对于公司收益的影响力很有限。在Humana案例当中，提升账面公司收益的最有效方式是做假账与削减投资，足足将账面公司收益提升了15美分，而股票回购仅仅提升了一美分。那么股票回购究竟会在怎样的情况下遭到滥用？我本人的一项研究表明，当CEO打算套现自己手里的公司股份时，往往提前回购公司股票从而推高股价。应对这一点的恰当做法是直捣病根：对于CEO的激励不应当基于短期股价。一旦CEO关注短期股价，那就什么坏事都能干得出来——回购股票、做假账、降低工资、削减投资等等。所以我在第二讲主张应当给予CEO一批在五年、七年乃至十年内不允许抛售的股票。

最后我想谈一个与股票回购截然不同，但是在金融市场同样争议强烈的话题。截止到目前我在讨论“金融是否有益于社会”的时候谈的都是初级金融市场：你想创业，我向你投钱，就好比我将自己的现金注入了烘焙店与咖啡公司。但是金融市场上的绝大部分活动都发生在我所谓的次级金融市场，这里的资金并不会流向公司。好比说我与莎拉交易沃达丰公司的股票，我有沃达丰股票，卖给莎拉，莎拉给我钱，沃达丰一分钱也没得着。我们两个进行的是次级交易。你或许会觉得这样显然并未给社会创造价值。诚然，我一开始投资了沃达丰，但是沃达丰并未因为我将自己的股份转卖给莎拉而受益。刚才我提到的高薪金融从业者的绝大部分日常工作就是交易已经发行的股票。公众认为这样的交易行为太过分，以至于欧盟推出了股票交易税，理由是某些此类交易可能导致严重后果。

但是我最后想说的是，即便是次级证券交易也依然能为社会创造价值。为什么？让我为上次没来或者忘记了我说过什么的听众重复一下我在上一场讲座当中的论点。当一名资金管理人员思考是否进行长期投资时，他们想得是或许股票市场的短期回报并不好看。假设一位CEO打算向员工投资，促进他们的个人发展，提升他们的生理与心理福祉，整体的股票市场未必能立刻意识到这些投资带来的益处。正如我在第一场讲座提到的那样，企业对于员工的投资平均要过五年才能得到股票市场的充分认可。作为CEO，我可能在此之间就会因为股价偏低遭到解雇。但是莎拉是一位非常聪明的交易员，她交易股票的时候不仅看收益，还看员工待遇——你如果认为我这么说有些异想天开，要知道确实存在实例。美国有一家大型基金名叫Parnassus Endeavor Fund，他们的投资标准就是员工待遇，他们认为人是一家公司最重要的资产，因此他们在投资时不看分红看员工。晨星评级评定他们在过去一年、三年、五年以及十年都是业绩最好的大型资本基金。总之在投资时将员工待遇纳入考察标准是完全合理的做法。假设莎拉发现沃达丰的员工待遇不错，而且这一点没有在股票价格上反映出来。于是莎拉大量收购了沃达丰股票，从而推高了股票价格。这一点对于CEO来说很有利。如果你知道市场上存在基于长期因素进行交易决策的人们，知道这些人正在审视你是否向员工投资，是否推进多元化，是否遏制气候变化，那么你就更有余地采取这些长期决策，因为二手交易者可以利用这些信息来抬高股价。

当然这绝不是说一切次级股票交易都对社会有利。基于短期收益的交易对于社会就很有害。我的最后一张幻灯片讲得就是我们需要确保投资决策基于长期考量。但是在此之前我要谈一谈系列讲座当中一直没讲到的一点，也就是向市场学习。CEO每天都要做出重大决策并且接收大量信息，但是他们也很容易陷入群体思维。他们会向其他高管寻求意见，会向投行征求看法，会咨询管理顾问，但是这些人和他都是同一个圈子里的，因此他还需要外部意见。我们来看一个外部意见很有用的案例。惠普公司CEO卡莉.菲奥莉娜曾经考虑过收购普华永道，董事会表示同意，投行大概也同意。于是他们接触了普华永道，然后惠普的股价就下跌了。因为金融领域的交易员们意识到了这项收购很不利，因此抛售了手里的惠普股票，导致股价下跌。卡莉.菲奥莉娜随即承认：“我犯了错误。我听到了你们的意见。我意识到这是个坏主意，我马上收手。”这样做避免了上千万甚至十几亿美元因为一场不良收购而遭到浪费。二级交易市场上存在着海量的投资者，他们的选择都会影响股价，而公司高管可以利用这一点来指导自己的决策。这不是个例，朗讯与阿尔卡特的合并一开始也遭到了股市的制止。

反过来说，有没有公司无视股市反应一意孤行的案例？Quaker Oats-Snapple并购案就是个好例子。当初Quaker Oats想要并购Snapple，股价随即下跌10%，因为交易员们意识到这样做不符合公司的长期利益。Quaker Oats没有改变做法，最后损失了14亿美元。时至今日这起并购案依然是商学院课本里的典型反面案例。时间有限我就不详细讲了，先来看看证据。很多优秀的论文都指出，当股市行情走低时，公司高管更倾向于取消与制止不良并购案，因为市场警告了他们。许多论文都审视了公司高管的决策变化与股票价格之间的关系。从前投资煤炭的高管如今或许会投资清洁能源，因为清洁能源公司的股价在上升而煤炭公司的股价在下降。股票价格是反映公司质量的有用信号。而且股市还不仅会影响到投资决策。我在伦敦商学院教出来的学生毕业之后考虑职业道路时也会审视哪些公司的股价居于高位，因为公司把握住了行业的增长侧面。我们能看到烟草与煤炭都在长期下行，也能看到其他行业的上行。这些交易员通过股票价格给出了免费的信号，所有人都可以利用这些信号来判断投资这家公司多么有利。有证据表明CEO在股价较高时更倾向多投资。他们也将股价当成的独立的投资机会指导。而且股票价格越有根据他们就越倾向于遵从市场——所谓有根据就是交易员根据长期因素而不是短期因素进行交易。

最后，我们必须承认金融业当中有许多部分确实对社会有害。比方说在做空的时候，有些情况下已经将公司股票脱手的前股东依然可以投票影响公司决策。这种情况必须立法加以制止。假如我做空头，股票表现越差我就越有利。于是我就向别人借来股票从而维持我在公司里的投票权，从而促使公司做出不良决策。我相信这种做法理应遭到禁止，因为对于社会有害无益。另外，有时候交易员会根据短期收益而不是员工满意度这样的长期因素进行交易。我在上次讲座主张要让投资者也成为利益相关方，从而促使他们考量长期因素。Parnassus Endeavor Fund之所以能够将员工满意度作为股票交易标准，是因为这家基金持股的公司数量很少，所以才有足够的动机与资源来深入调查每一家公司的详细情况。至于那些持股三百多家公司的投资者根本不知道各家公司详情如何，只能将利润与分红作为交易依据，因为这些信息在雅虎财经上面就能查到。

此外人们也很担心金融公司干坏事，比方说欺诈。富国银行曾经无差别地向顾客出售他们不想要或者不需要的产品。我在之前的讲座当中提到过富国银行的“就要发”（Going for Gr-Eight）营销策略，CEO要求所有客户代理向自己的每一位客户售出八项理财产品，因为八与发谐音。这就是他强迫客户代表售卖不必要产品的科学理由。其他案例还有支付保障保险的不当销售或者说次级贷的不当销售。这些都是严重的问题，所以你或许会觉得我在大事化小，仅仅用一张幻灯片归纳了所有这些问题，而将讲座的其余时间都花在了股票回购与交易上面。并非如此。我之所以在这里只用一幅幻灯片是因为我们都知道欺诈很糟糕。你们用不着专门耗费一个周三夜晚听我告诉你们欺诈很糟糕，这个问题我们早已取得了共识。我之所以花费大量时间讨论股票回购与交易，因为这些问题的是非更加微妙，而且现有证据并不支持公众看法。我同意所有其他人认为欺诈很糟糕的观点，也在先前的讲座当中给出了解决方案。其中包括延长高管薪酬发放期限。之所以会发生次贷危机，原因之一在于CEO在发放次贷之后就立刻套现了自己手里一亿四千万美元的股票。待到金融危机爆发次贷变成坏账的时候，他却毫发无损。

其次，应对所有这些问题的关键在于要有使命感。公司存在的目的不是赚钱。将赚钱当成目的的金融公司肯定会采取“就要发”销售策略，哪怕顾客不想要你的产品；这样的公司肯定会乱卖保险导致次贷危机。但是假如你作为一家银行致力于提升客户福祉以及存款应对财务未来，那就会认真思考自己销售的理财产品是否当真有益于客户。这些是我在第一讲谈到的内容。我在第三讲谈到了改进公司管理，挑战群体思维，让投资者监督公司完成使命。口头上说说“我们的使命是造福客户”是一回事，付诸实践又是另一回事，所以我强调要让投资者与全社会监督公司不仅说到而且做到。

就说这么多，下面我很乐意接受提问与质疑。如果你不同意我的讲座当中的某些或者全部内容请尽管质疑我。听到不同论点对于我来说也是学习。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