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张其昀《思想领导与精神动员》讨论之一 -- 包子1971

《暗杀与软绑》的讨论之一：什么是科学审讯法？资产阶级国家的“人道对待”与左翼青年的悔过书（一组对话）

A：

1946年，昆明发生国民党特务暗杀李公朴、闻一多的恶性事件，震动了全国。当时的托派《新旗》杂志发表文章《暗杀与软绑》（https://zhuanlan.zhihu.com/p/265249315），精辟分析了国民党的特务恐怖，作者可能是经历过蒋党秘密关押的王凡西。作者指出，资产阶级国家对反抗者的镇压，包括“硬干”与“软做”两种。硬干自然就是物理消灭，而“软做”又是什么？作者解释说：

“可是“软做”方法的情形就不同了，也是凶手对被害人的射击，但他所用的手枪非但无声，而且无形。给击中了的人并不流血，身体还是好好的，顶多不过“神经失常”，可是他一样地倒下来了，精神上倒下来了，甚至被毁灭了。放射这支无声无形枪的人不算凶手，而是“导师”“保母”或“教育者”，而那个被射中的人呢？自然也不是烈士，而是“忏悔者”“改宗者”或者“叛徒”了。”

然后，作者进一步指出了蒋党特务制度的各个环节：从“调查统计”，到“疲劳审讯”，到“优待与疲劳”的切换，以及最后对待不肯转向者的一颗子弹，以被害人“失踪”告终……

作者继续分析说，近代资产阶级国家特务制度的本质，在于“它们乃是社会矛盾达到了最尖锐，被压下去的革命尚在威胁，统治层对下层群众十分恐惧时候的产物”。

最后，作者断言：

“既然中国统治阶级存在的条件决定了特务制度的存在，那末想从现统治的机构中单独挖去这个特务制度，可见是绝不可能的。统治阶级与特务制度是“共存共荣”、“同生共死”的”

到了21世纪，世界各地资本主义社会的特务制度，与蒋党前辈相比，又有哪些继承和进化？

B:

我觉得《暗杀与软绑》所描写的，就是所谓“科学审讯法”嘛。不过在今天，无论是硬干还是软做，都太野蛮，对统治的副作用太大。反过来说，资本主义社会的国家机器需要这么拉下面子去亲手处理某些反对派的时候，恰恰是它已经感觉到危机的时候了。相对平稳的状态下，国家采取更隐秘温和、更合乎法治流程的措施，是更有效的。开始运用“科学审讯法”，等于国家已经输了一半了。

我可以举一个很近的例子，来阐述国家面对群众行动的反应是如何变迁的，就是最近泰国的反政府抗议现象。目前为止，泰国当局并没有强行驱散，也还没有捡起七十年代军政府干的那种“科学审讯法”去折磨人。当局只是放出信息，确认自己正在合法的记录你们集会者的个人信息（即合法的调查取证），也就是表态要通过“合乎流程”的法律手段来应对这场运动。这种貌似斯文的威慑，已经足够对抗议者保持压力。

A：

去年在柬埔寨，不是还有俩泰国反对派活动家被搞死了吗？给灌上水泥抛尸了……

B:

现在是军政府直面群众，而不是对付一些落单的异议分子，自然要换一套手法。

A：

说到危机，晚期资产阶级国家也可以说处于持续的危机中，各种“非常”、“紧急”、“临时”的控制措施，都被潜移默化地当作日常的国家形态，强加给大众了，只是外表的妆容越来越高明。

B:

对，长期危机的表面需要维护，需要推出一种不至于引起强烈不适的危机管理手段，这直接造成所谓“生命政治”大行其道，对于异议分子的处置手段，变得多样化而避免直接的物理摧残。

什么是“生命政治”？就是鼓吹生者至大，一切政治都是为“生命”服务的，除去生命之外，就不存在别的有意义的政治了。实际上是要设立精神禁区，取消所谓可能对生命有害的一切思考、讨论，通过占据“保护生命”（比如消除赤贫、维持社会稳定）的道德制高点，推动大众对秩序的真心认同，孤立可能威胁利益分配规则的反抗声音。

进一步说，所谓“尊重生命”的鼓吹，是为了避免现存秩序被自己的保卫手段过分折腾。暴力机关虽然很强大，但也很脆弱。就好比一个锤子，一旦砸下去没有彻底消灭对方，这个锤子随着惯性，很容易砸回到国家秩序自身。暴力作为一种不可控的战争因素，必然创造一个战场，会危害到社会生活的每个方面，最终损伤国家的合法性。所以资产阶级在平定政治异己的时候，越来越重视那些合法、隐秘、阴暗的手段，尽量回避公开镇压与赤裸裸的恐怖。

不难看到，面对政治挑战，每一次国家机器直接出头清场，都有可能引发意想不到的后遗症。比如2014年乌克兰的“广场运动”，当时的执政者妄想通过特种部队斩首某些反对派积极分子，去恐吓群众，却被资助运动的强大资本集团顺水推舟积极造势，激发了群众的愤怒，引发了执政圈子的大崩盘。我感觉这个时代的国家镇压，当局直接出面的时候，就是收网的时候了，有十足把握不伤害太多的情况下，结束事态。

A：

确实，暴力工具一旦超越日常界限，它就会按照惯性一直超越下去，不肯“回家”，直到国家强迫它停下来。1927年杀戮上海工人的刽子手杨虎、陈群，后来名声都臭了。被国民党主流派给边缘化了。

另外，《暗杀与软绑》中提到，主流共产主义喜欢把革命者捧得高高的，圣人化。一旦这些革命者扛不住白色恐怖，往往就会被抛弃，像扔掉一块用脏的抹布。你觉得这里边的逻辑是什么？

B:

我想，有一个重要原因，是长期以来，主流共产主义实践深陷抽象的“人道主义”陷阱吧。自从90年代以来，人类社会进入了资本主义全面胜利的时代，自命共产主义者的革命青年们，对关于阶级斗争的思想，无比的隔膜，实际上被统治者宣扬的超阶级人道主义给收编了。因此，他们中的许多人，陷入了与资产阶级国家的道德竞赛，企图用同一套抽象的人道逻辑争夺主流舆论的承认。青年们越是缺乏对工人阶级革命前景的理解，越会情不自禁地依赖“道德楷模”的感召力。

这些年，我们看到某些左派青年活动家有意识地炮制“活圣人”，热衷于在“高尚的人惨遭镇压”上做文章，希望在这点上形成舆论突破。归根到底，他们想宣传“国家不人道的对待我们，但是我们有着强大的人道力量（精神论，特殊材料论），我们不屈不挠反抗到底！快来追随我们！”。也就是说，两者在争夺超阶级人道主义的合法改良话语权，这也意味着，左派时时刻刻盯着国家，且只盯着国家，而无视工人阶级。然而，当你与国家在“谁真正高尚？”的精神层面上展开竞争时，你不可避免会被国家压倒。如果左派宣扬自己道德高尚，而国家道德低劣，这个时候，假如国家放出部分“革命青年”的黑材料，比如领导者要求其他人不谈恋爱，与家庭切断联系，“献出一切干革命”，自己却有好几个情人，大搞“三妻四妾”，左派营造的圣洁光环，就没法不消退！

在资本主义社会里，一些左翼青年遭受迫害，出现所谓的“扛不住”现象。很多时候，这种“扛不住”，是因为国家用一整套细腻方法，软硬兼施迫使青年们低头了。一旦人们看到，国家对激进分子的改造是卓然有效的，而且并未使用骇人的手段，这就让“活圣人”的宣传出现巨大困难。然后，当局进一步放出青年们自己揭发的“内部人身控制”等等材料，“圣人”的宣传就彻底尴尬了。

所谓“生命至大”论流行起来的一个结果就是，自以为是革命者的青年只能不断渲染“人道主义危机”来反抗国家，而失去了阶级现实感。如果并未发生“野蛮镇压”，如果青年们被揭露自己有很多“低俗“行为，最后陷入困境的是谁，就显而易见了。

说的再直白一点：反抗资产阶级的镇压是必要的，但是如果左翼活动只剩下"反镇压"，那么国家只要把左翼晾在那里，就可以让他们实际上无法存在。

A：

嗯。如果资产阶级的镇压是针对群众行动的，那么这最终可以理解为围绕阶级利益的战斗。至少当事的工人群众有可能理解正在发生什么，也能明白起来反抗的合理性。

但如果镇压的对象是“左翼”，那么今天的左派还需要解释：为何镇压左派就是坏事？我想起前些年某高校的“马克思主义青年”对我说的一句话：“群众是天然属于我们左派的（即群众自然而然追随左派）”。这种自以为是的虚妄心理，容易产生“我是活圣人，快来跟我走！”的白日梦，撞到国家的冰冷墙壁，也很容易幻灭。

B:

自称马克思主义者的90后、00后学生，其中许多人有这样的表现，恰好说明在资本主义全胜的地区，作为工人革命学说的马克思主义影响已经跌落为零，需要重新复活。

A：

资产阶级国家对左翼革命者的道德优势，这一点你能再解释两句吗？

B：

一个比较简单去理解的点就是，国家根本不需要“左派”或者其它反对派渲染的那样，需要频繁地兽性大发才能维护自己的统治。实际上，一个经历了大繁荣的资本主义社会，国家有余力、有动力进行怀柔，怀柔治理是日常社会秩序的重要基石。在左翼一方，造谣被戳穿的思想代价是很大的，以及部分青年左翼活动者圈子盛行的人身控制、思想把关和权力欲旺盛等等，在社会性怀柔的国家面前，自然会显得后者“干实事、说人话”。

A：

最近两个月，我们整理了一批三十年代中共地下党员被捕后，某些转向者的文字，发在知乎上了。这些文字中，很重要的部分就是以“围绕在蒋公周围救国”为自己的转向辩护。30年代的国民党没有什么力量和意愿去进行深刻社会改良的，但是它还可以用“救亡”来粉饰自己。

B：我觉得这种“国家起码还能救亡”，也是某种侧面的国家道德力量，一直被资产阶级秩序自觉地运用着。三四十年代，梁实秋或另一个反共文人说过：中央有错我们要指出，中央不改，我们依旧拥护中央，因为它是中央（大意如此）。 闻一多这个前国家主义者，后来就跟这一套迷魂汤决裂了。

A：

说回所谓“生命政治”，我感觉你介绍的这个概念，属于主流社会学不断用新词解释旧内容的范畴，本质上是20世纪马克思主义思想家们反复揭露过的“资产阶级人道主义”，即超阶级的人道观。有志于瓦解资本秩序的年轻人，到底如何摆脱这种精神枷锁呢？

B:

最起码得要知道“生命政治”，或者“超阶级的人道主义”是怎么样的秩序谎言吧！第二，我感觉还是要回到群众行动的逻辑，不能把群众视为一个流量式的存在或者空虚的舆论。群众最大的力量不在于他们的人数，而是他们对于自身处境的思考，以及他们对社会生产的潜在控制能力。鲁迅说，社会革命沾有许多血和肮脏的东西，我加上一句：社会革命不是粉嘟嘟、不排泄的二次元小公主。回到工人阶级及其斗争，是认真思考社会出路的青年，唯一的道路。

最后再顺便指出，20世纪的主流共产主义，为了吸引追随者，曾经无比强调自己的人道主义面目，也曾经以“和平长入社会主义”的理由，阻挠各国的工农大众夺取政权。一个很简单的悖论就是，真实的社会革命通常意味着社会秩序的一时崩溃，以及大量死人。用“人道主义”来掩盖革命血淋淋真相，用“阶级合作可以减少人命损失”一类的理由，去阻挠工人阶级颠覆资本秩序，这样的左翼到底是在欺骗别人，还是在欺骗自己，这都不重要了，但这是不真诚或者是愚蠢的。

A：

有什么讲述“生命政治”的新近书籍？

B:

这个话题，齐泽克的《暴力，六个侧面》一书有些启发意义。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