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推测一下当年为啥选择了“分田单干” -- 钛坪樽逾

我和王郁昭开始议论乌坎事件。我们从乌坎事件聊到了仁寿事件。1992年末和1993年初，也是在一个深冬季节，四川仁寿发生了农民抵抗基层政府的群体性事件。严格地说，这是改革以来震动高层的第一起群体性事件。在此之前，因为税费负担引发的农民抵抗，基本上都是个体的，如发生农民自杀等。这次事件的起因是，仁寿县为修路强制农民集资缴费，农民张德安以中央减轻农民税费负担的政策规定为依据，走街串巷奔走宣传，动员农民抵制。上万农民奋起反抗，堵塞公路和围攻乡镇政府，冲突激化并扩大。在这种情况下，地方政府一方面进行高压宣传，一方面想方设法抓捕张德安。事情报告到中央，万里说：这个张德安是真正的人民代表，地方政府的做法很愚蠢。于是，因为万里的表态，政府的处理发生根本转折。随后，国务委员陈俊生主持内部会议提出要求，并在会上传达了万里的谈话。那时，王郁昭还是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我随同他参加了这次会议。我们谈到：从仁寿到乌坎，可以说是农民利益表达方式和组织形式的新飞跃：而从小岗到乌坎，则可以说是农村改革从经济突破到政治突破的新飞跃。农民在变，政府也在变。农民与政府的关系，正在酝酿一场深刻的突破或者激变，或可称为中国政治重新建构的开始。说到乌坎农民的新型组织，王郁昭认为这是很正常的事情。他认为，早就应该实现真正的基层自治，就基层直接选举来说，仅在村庄很不够，不仅应该在乡镇层面，而且应该在县的层面，推进直接选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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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熊猫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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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2 年 11 月，仁寿县下发通知，在全县范围内，摊派 213 国道拓宽工程款，工薪人员从工资里强制扣 50 元，农民中年龄在 18-60 周岁的男性和 18-55 周岁的女性都必须交款。各乡镇标准不一，有按劳动力平摊 40-50 元不等，有按人头平摊 20-30 元不等。

    “一石激起千层浪。”通知下发后，在全县农民中引起强烈不满。一时间民心骚动，怨气升腾。谢安乡自然也不例外。全乡农民去年人均收入不足 400 元，而年初以来，摊派不断，再加上这年全县遭遇 36 年来罕见大旱，粮油减产，价格大跌，麦苗枯黄。农民早已不堪重负，而这 213 摊派款恰似火上浇油一般，“烤”得大家喘不过气来。

这天， 52 岁的张德安像往常一样在家做农活，但双眉紧锁，心情沉重。这几年，张德安家里景况也不太好，对此次摊派也是无力承担。不过现在，他正考虑另外一个重要问题：此次摊派是违反国家政策规定的。想着想着，他放下手里的农活，一溜烟跑进卧室。卧室的床上桌上，横七竖八地摆着各种资料，有订阅的报纸刊物，有手录的笔记。张德安熟练地翻着资料，一遍又一遍地阅读着：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路管理条例》第四条：国道、省道由省、自治区、直辖市公路管理部门负责修建、保护和管理。

1990年2月，国务院通知：各级政府要切实减轻农民负担，农民对公负担不得超过上年收入的5％。    1990年6月13日，四川省省委、省政府召开全省电话会议，要求清理整顿乱收费、乱摊派、乱罚款，切实减轻农民负担。    1991年12月7日，国务院第九十二号令，《农民承担费用和劳务监督管理条例》规定：农民除缴纳税金，完成国家农产品订购任务外，依照法律规定承担村（包括村民小组）提留，乡（镇）统筹费和劳务（农村义务工、劳动积累工），是农民应尽的义务。除此之外，要求农民无偿提供任何财力、物力和劳务的均为非法行为，农民有权拒绝。    1992年8月15日，国务院办公厅向全国发出通知，要求各地各单位进一步做好《农民承担费用和劳务监督管理条例》。未经农民负担管理部门审核出台的涉及农民负担的收费、罚款和集资等项目，一律无效，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应予抵制，农民有权拒绝。    看着看着，张德安又陷入了沉思，记忆的闸门在不经意间被打开了，往事如潮水般在他心头翻滚。

1985 年 7 月，谢安乡党委、政府强制向农民征收对公负担，出现了挑粮、牵猪、搬家具、抢农具等侵占农民合法财产的事件。对此，张德安立即写信给中央反映。 1986 年 2 月，中央下达有关减轻农民负担的文件，情况有所好转。从此以后，张德安开始利用各种渠道广泛搜集国家有关政策法规并认真研读，因为他知道，只有靠国家政策法规这把“尚方宝剑”，才能有效抵制当地政府的违法行为。

1988 年，谢安乡以修乡卫生院为名强制摊派所谓“修房款”，对交不起款项的农户，采用打、抢等非法手段，强制以实物抵押。村民张学才家遭到“追收队”十人打抢，其妻被打伤，大型农具风车、拌桶被抢走。然而，仁寿县委政策研究室 1991 年 08 号文件却隐瞒事实，为打抢者辩护。张德安以国家有关政策法规为依据，分析了 08 号文件的虚伪性和欺骗性，给中央写信，反映实情。结果， 08 号文件被推倒，张学才的农具被追回。

1992 年 11 月，仁寿县下发通知，在全县范围内，摊派 213 国道拓宽工程款，工薪人员从工资里强制扣 50 元，农民中年龄在 18-60 周岁的男性和 18-55 周岁的女性都必须交款。各乡镇标准不一，有按劳动力平摊 40-50 元不等，有按人头平摊 20-30 元不等。

    “一石激起千层浪。”通知下发后，在全县农民中引起强烈不满。一时间民心骚动，怨气升腾。谢安乡自然也不例外。全乡农民去年人均收入不足 400 元，而年初以来，摊派不断，再加上这年全县遭遇 36 年来罕见大旱，粮油减产，价格大跌，麦苗枯黄。农民早已不堪重负，而这 213 摊派款恰似火上浇油一般，“烤”得大家喘不过气来。

    这天， 52 岁的张德安像往常一样在家做农活，但双眉紧锁，心情沉重。这几年，张德安家里景况也不太好，对此次摊派也是无力承担。不过现在，他正考虑另外一个重要问题：此次摊派是违反国家政策规定的。想着想着，他放下手里的农活，一溜烟跑进卧室。卧室的床上桌上，横七竖八地摆着各种资料，有订阅的报纸刊物，有手录的笔记。张德安熟练地翻着资料，一遍又一遍地阅读着：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路管理条例》第四条：国道、省道由省、自治区、直辖市公路管理部门负责修建、保护和管理。

    1990年2月，国务院通知：各级政府要切实减轻农民负担，农民对公负担不得超过上年收入的5％。

    1990年6月13日，四川省省委、省政府召开全省电话会议，要求清理整顿乱收费、乱摊派、乱罚款，切实减轻农民负担。

    1991年12月7日，国务院第九十二号令，《农民承担费用和劳务监督管理条例》规定：农民除缴纳税金，完成国家农产品订购任务外，依照法律规定承担村（包括村民小组）提留，乡（镇）统筹费和劳务（农村义务工、劳动积累工），是农民应尽的义务。除此之外，要求农民无偿提供任何财力、物力和劳务的均为非法行为，农民有权拒绝。

    1992年8月15日，国务院办公厅向全国发出通知，要求各地各单位进一步做好《农民承担费用和劳务监督管理条例》。未经农民负担管理部门审核出台的涉及农民负担的收费、罚款和集资等项目，一律无效，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应予抵制，农民有权拒绝。

1985 年 7 月，谢安乡党委、政府强制向农民征收对公负担，出现了挑粮、牵猪、搬家具、抢农具等侵占农民合法财产的事件。对此，张德安立即写信给中央反映。

1986 年 2 月，中央下达有关减轻农民负担的文件，情况有所好转。从此以后，张德安开始利用各种渠道广泛搜集国家有关政策法规并认真研读，因为他知道，只有靠国家政策法规这把“尚方宝剑”，才能有效抵制当地政府的违法行为。

  1988 年，谢安乡以修乡卫生院为名强制摊派所谓“修房款”，对交不起款项的农户，采用打、抢等非法手段，强制以实物抵押。村民张学才家遭到“追收队”十人打抢，其妻被打伤，大型农具风车、拌桶被抢走。然而，仁寿县委政策研究室 1991 年 08 号文件却隐瞒事实，为打抢者辩护。张德安以国家有关政策法规为依据，分析了 08 号文件的虚伪性和欺骗性，给中央写信，反映实情。结果， 08 号文件被推倒，张学才的农具被追回。

纵贯四川眉山市仁寿县的国道２１３线改建工程发放集资券本息累计近８０００万元，曾因此在１９９３年引发了当地较大规模的群体性事件。十三年过去了，这些集资券仍然无法兑现，当地部分农民生活困难。实际上，国道２１３线改建工程集资纠纷反映出的是西部地区基础设施建设的急切需要和国家投入不足之间的突出矛盾。

事件回放：八千万集资券十三年难兑现

国道２１３线纵贯仁寿县全境，北接成都市，南通乐山市和自贡市，是仁寿县连通外界的重要通道。１９９２年下半年，国道２１３线进行改建工程，未征得群众同意向农民收取以劳折资款，加重了农民负担，最高人均负担近百元。在集资过程中，有的干部工作作风简单粗暴，引起农民不满。１９９２年冬至１９９３年６月，该县谢安、富加、花房、曲江、建新等８个乡镇农民纷纷抵制不合理负担，还波及到其他一些乡镇，在全县形成了较大规模风波。个别不法分子利用农民要求减轻负担的愿望，打着反贪官减负担的幌子，煽动群众闹事，冲击区、乡镇领导机关，搞打砸抢烧，一度造成部分工厂停产和学校停课，部分党政机关瘫痪和半瘫痪，几十名干部遭到殴打。这起群体性事件后，一批县乡干部受到严厉处分。

据仁寿县交通局介绍，国道２１３线改建工程共计７９．２公里，国家每公里补助５０万元，补助总额近四千万元，但实际总投资却需要１．２亿元，因此县里发放了集资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