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关于“新清史” -- 烤面包的胖大叔

【《明清之际士大夫研究》中有一个关键词——“戾气”给我印象深刻，明末清初时，政治和社会中充满着各种“戾气”，人与人之间发生着大规模的相互杀戮，不仅朝代变更过程中到处发生着满汉种族之间的仇杀，还有奴变（奴仆杀主人），还有皇帝滥杀大臣等等现象。明清之际的士人对此有很多反省，王夫之对明末知识人的现状不满意，认为这段时间群体运动太多，就是现在所说的群体事件太多。所以他提倡“崇独”而不“崇群”，意思是我们这些知识人不要老喜欢抱团取暖，掀起一场场运动，要静下来考虑自身有什么问题需要反思和解决。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关节点，因为群体活动是一把双刃剑。

晚明的群体运动非常多，比如东林党和复社，复社对政局的控制已深入朝廷，甚至科举取士时，复社可以操控最终的选拔结果，有时皇帝都对此无可奈何。从社会层面来看，群体运动密度过大导致舆论纷纷，满眼都是喧嚣浮躁。现在我们看东林党到处奔走，仿佛士气高昂，形成对政治的监控态势，但反过来看这又是一种戾气，容易呈一己之私，对所有人采取极端不负责任的态度。很多人认为是群体运动导致明朝灭亡，甚至认为王阳明的知行合一学说只强调空谈，不注重经世的学问，形成了很大的舆论漩涡，是导致明朝走向衰败的文化原因。

明末的群体运动到底是什么性质这个问题当然见仁见智，但明末社会中酝酿出的“戾气”氛围仍可以作为我们讨论明清转折的一个重要出发点。　　

因为我发现有一个现象，到清初时，大家都在批评明末，认为明末士人误国，“平时袖手谈心性，临危一死报君亡”，包括王夫之、顾炎武、黄宗羲都认为这是造成明末衰败的原因。明末的士风是否应该为明亡负起这样大的责任，在我看来实际情况可能远为复杂。但有一点以往的研究者可能没有注意到，这种反思变成了皇权重新介入和支配士人精神世界一个非常重要的契机，看当时清朝皇帝的很多谕旨里，恰恰是用王夫之反思明末士风的理由作为他们控制士人思想非常重要的切入点。乾隆帝说，因为群体活动太多，所以有了明亡结果，明已经亡了，你们士人还在闹，不要闹了，我们应该联合起来，不要再聚到一起空谈，应该搞实际的东西。　　

对此，我称之为皇权和清初士人无意识的合谋。原来士人里存留着一些挺有意思的对明末状况进行反省的思想，很多批评是有道理的。但皇权把这些思想收编接纳后，转变成了一个控制士人群体和他们的舆论发表的一个最重要的手段，这种合谋一直处于有意识和无意识的行动过程中。　　

由此可知，话题士人可以介入，普通老百姓可以介入，皇权更可以介入。所以政治如何影响舆论，不仅仅是遗民本身如何表达思想的问题，也变成了一个新来异族政权如何建立他们的合法性的关键之所在。要建立政权的合法性，就必须要把汉族士人的话语权重新转变成一个满人政权建立的合法性资源，从明末反思中皇权与士人双方寻求共识是其中一个最重要的手段。《何处是江南》中我有一章专门讲到了皇帝与士人无意识合谋造成了什么样的后果。　　

我有一个看法，如果研究明末清初的士人，包括遗民，不能脱开整个大历史政治氛围，特别不能脱开皇权和他们互动博弈的关系，只有在皇权异族不断介入，同时士人不断反省反抗的博弈状态中，才能把握整个士人的精神世界和状态是如何转变的。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切入点。

观察所谓“无意识的合谋”，恰恰可以让我们重审清代学术生态发生变化的深层原因。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梁启超先生撰写的《清代学术概论》，梁任公有一个著名的观点：由于明末清初士人被迫害得太厉害，所以被迫从事考据学研究，从而导致乾嘉时期士风的变化。这种变化完全是皇帝迫害的结果。但经我研究，情况可能恰恰相反，如果乾隆和士大夫在明末思想和政局的评价上形成了无意识的合谋后，经学和考据学的兴起则完全是乾隆通过皇权手段有意设计的结果。　　

其中的重要证据是，乾隆本人对经学非常有兴趣，虽说不上精通，但看他的《御制诗文集》，里面有六七篇都是纯粹的考据文章，乾隆有意地用这种方式，来引导整个清朝的思想转向，士人遭迫害被逼转向的说法显然说服力不够，在我看来，考据学的转向是皇权有意设计的结果，是皇权与士人有意和无意的合谋结果。在皇权与士人对明代思想状况进行整体合谋的批判之后，其实已经发出了思想界新的转向信号。因为有了某种共识，士人当然可以起而响应了，大家认为，明代学术这么糟糕，是因为没有实在的学问做支撑才导致灭亡，在清朝就应该做一些实实在在的学问，就不应该像明代那样搞团体运动、搞东林党，不能再批评朝政了，不要再折腾了，要搞清高一点的学问。　　

我的研究从明清士人本身的演化出发，但仅仅从明清士人本身的思想变化脉络中不易把握整体政治生态的变化，必须考察皇权的思想如何介入了士人的意识，双方思考的异同点何在，皇权怎么样和江南士人对话，你才能敏感地感觉到明清之际历史变迁的脉络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