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接触商谈——西藏政策的困局与变局 -- 诸葛小花

一

在去年的帖子里我提到过，如果有时间，我会写一个关于中央政府与达赖集团谈判，或者更准确一点，与达赖集团的“接触商谈”的帖子。现在简单写几句。

按照藏学研究中心王小彬的整理，2002年到2008年，中央政府与达赖私人代表总共进行了九次接触商谈。第一次时间为2002年9月，地点在北京、拉萨、林芝、日喀则、成都、上海等地；第二次时间为2003年5月底-6月初，地点在江苏、浙江、云南迪庆藏族自治州等地；第三次时间为2004年9月，地点在广东、湖北、四川甘孜藏族自治州等；第四次时间为2005年6月30日-7月1日，地点为中国驻瑞士大使馆；第五次时间为2007年2月15-23日，地点为广西桂林等地；第六次为2007年6月29日-7月5日，地点为上海和南京；第七次为2008年5月4日，地点为深圳；第八次为2008年7月1日-5日，地点为北京；第九次为2008年10月31日-11月5日，地点仍为北京。另据公开的新闻报道，第十次为2010年1月26日-31日，地点为北京、湖南韶山和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自2010年以后，双方无正式公开的接触商谈。外电报道，2017年11月，双方在昆明有一次接触商谈。如果从20世纪70年代算起，则接触商谈不下20次。

二

按照官方的说法，接触商谈讨论的是达赖的个人前途。但问题在于，事情是否只是副国级职务、二环豪宅和保健医疗这么简单？或者，这些东西对于达赖本人来讲，是不是没有人主动送上？所以，谈判的核心的内容，恐怕离不开海外流亡集团的整体回归问题。

谈判的结果，是中央政府反复强调“三个坚持”和“三个不行”，达赖方则发表《为全体藏民获得真正自治的备忘录》，要求把“所有藏人自治区与合并为一个自治区”。

在历史上，通过谈判解决国家统一问题，始终是一个值得认真考虑的选项。特别是在20世纪80年代、90年代的政治氛围下，这个选项更有诱惑力。最终没有谈成的根本，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对西藏持之以恒的支援建设，和由此带来的对西藏民生巨大改善。这个翻天覆地的变化，使得达赖集团在开价时，除了要求宗教特权以及实质的政治独立以外，无法开出合理的价码。合理限度之内的东西，中央政府已经用全国对口支援体制持续在给予；超出这个限度的而不危及中央政府合法性的空间，微乎其微。西藏态势的微妙变化，是一分一毫的人力物力积土成山之功，而非幸致。

我研究中央政府和达赖的接触商谈，很早就有一个结论：只有谈本身，谈不出什么东西来。因为如果从一线主持其事的人的角度看：谁也承担不起商谈彻底失败的代价（至少在商谈当时是如此），但是谁也承担不起商谈成功的代价。

三

有没有这样一个时间点？过了这个时间点，所谓商谈接触，除非真正降顺，否则再也没有意义。这样一个时间点，在过去10年，恰好出现了。

2012年2月6日下午，时任重庆市副市长的王立军走进美国驻成都总领事馆。此事成为后来中国政坛一系列顶级高官落马的多米诺骨牌的开端。这件事不仅影响到中国高层政局，也从根本上影响了对达赖集团的接触商谈：为了完成政治力量整合和重建政治权威这一关乎生死的大任务，中国政局进入一个讲规矩、讲是非的时代。官至正国级的常委永康、开国元勋之后的瓜爸、平民而得高位的令狐、军权煊赫无比的锤锤，一时尽入秦城。在这个时候，还要和一个被定性为“图谋‘西藏独立’的分裂主义政治集团的总头子，国际反华势力的忠实工具，在西藏制造社会动乱的总根源，阻挠藏传佛教建立正常秩序的最大障碍”的人派出的代表喝茶聊天，是个什么道理？此人流亡海外，搞了了“小朝廷”？此人影响着藏民和藏传佛教徒的精神世界？此人有多重外部力量的支持？要是这么个逻辑的话，则今夜秦城，不知几人垂泪，几人扼腕。当时怎么没一次把事情搞大？

护士长夜奔之际，坊间有一种说法：达赖身体有恙，护士长去成都，是为紧急应对之故。这个说法很快被证明是无稽之谈。但护士长闯馆一事，搅动政局，最终竟然封住了所谓的“接触商谈”之路，是所有人都没有料到的。

四

西藏政策，可能已经出现了一些调整的迹象。这些细微的调整，是一系列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

第一，长期以来的在台湾、香港、新疆、西藏问题上的被动，和希望借助所谓“上层人士”搞“代理人治理”有关。但是从香港问题所展现的教训来看，“代理人治理”成本之高，超出最初预想，收拾局面，非直接治理不可。

第二，大众媒体发达的时代，密室交易的操作性几乎被压缩至无。尤其是08年以后的几次商谈，几天之后，中央必召开记者招待会。

第三，从贸易战至新冠，心情难免如过山车一般。今日之TG，多少恢复了一些真正的自信。既然经贸关系未必能成为中美关系的压舱石，既然中国要全面准备应对关系恶化可能带来的各种冲击，那么在这样一个曾经认为坚不可摧的东西都被动摇的时代，凭什么认为，在西藏问题上，原来的有些判断，不能变一变？

第四，从国际范围内看，西藏分离主义势力受到西方世界的支持，与六十年代西方社会叠加的民权运动、嬉皮士运动、反战运动、以及对东方的神秘主义想象有关，亦即藏教提供了一种融合反叛与享乐的意识形态。现在，当时的1968年人（1968er）已经步入暮年，加上整个西方世界的右转势头，分离主义势力在未来能获得的来自西方世界的支持，可能会减少。需要警惕的，是分离主义集团利用藏教在整个东亚文化圈中的传播，抽取资源续命的策略。中国城市新兴中产阶级以藏教作为新的身份识别标志，是这个大战略的一部分。

五

西藏问题，核心是两个因素：第一是对西藏的物质力，第二是对西藏的精神力或道义力。公路和铁路修通，用于高原地质气候条件的大型运输机列装以后，对西藏的物质力投射，获得了决定性的优势。

在精神力或道义力上，形势比较复杂：达赖手中，主要是在同情西藏分离主义势力的英美知识分子的帮助下，搞出两个叙事框架：一个是香格里拉叙事，即西藏作为保留神秘力量的终极圣土的故事，用来忽悠西方民众；一个是出埃及叙事，即把自己的逃亡解释为带领藏民族出埃及的苦难辉煌，用来作为自己的基本人设。中美对抗，主要围绕人权叙事展开。美方指责中方在西藏侵犯宗教自由和原住民权利；中方反击说发展权才是根本人权。中国政府目前运用的，是祖国统一叙事，用这个叙事结构，说服主体民族承担对西藏倾斜政策的成本。但这个政策只对内有用，对达赖及其支持力量而言，没有作用，甚至在对方看来，分裂你，对我很重要。

未来真正角力的地方，是正义叙事。阶级斗争叙事曾经是正义叙事的一个版本。“百万农奴解放纪念日”是正义叙事的当代操作。在可以预见的将来，随着大量裁判文书的公开，藏教到底在西藏和其他地区干了什么，会以非常具体的方式展现出来。

六

在《为全体藏民获得真正自治的备忘录》之后，达赖方补充发表过另外一份文件，其中提到上师和弟子关系，是西藏宗教信仰的重要特色或核心。也就是说，如果谈得成的话，TG要接受和尊重这一核心教义。由此也从另外一个侧面证明，上师对弟子的控制，是达赖集团自认的力量之源。

和达赖集团的接触谈判，可以类比为一次并购的尝试。并购活动的基本规律，是努力降低被并购方的核心价值和市场估值。并购虽已冻结，但是思考这个过程中有哪些地方坚持或背离了战略理性，是很有益处的。

有很多事情，不久之后，将被时光的风沙掩埋。希望用这个短贴记录一些其中的曲折和不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