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谈谈文化大革命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基础（转发） -- Ryansh

文革前，毛泽东批判当时的卫生部是“城市老爷卫生部”，原因就在于当时农村人口还占绝大多数的情况下，全国 140 多万名卫生技术人员，其中 70%在大城市，20%在县城，只有 10%在农村；高级医务人员 80%在城市；医疗经费的使用农村只占 25%，城市则占去了 75%。毛泽东对我国上层建筑整体状况忧心忡忡，对医疗卫生不为工农兵服务，只为少数人服务的干部保健制度多次批评，对农村缺医少药的现状非常担心。毛泽东说，“最初红军医院设在茅坪，一直坚持免费为老百姓看病。那时候，药比较少，一点阿司匹林都是宝贝。有药，只要老百姓需要，首先为他们治病；其次才是战士，最后是党的干部。战士们死不同意，要把药留给干部，相互谦让，那种场面让人流泪。现在，共产党掌权了，怎么能把老百姓忘了，把工人、农民忘了？”

对此毛泽东于 1965 年发出了著名的六二六指示：“卫生部只给全国人口的 15%工作，而且这 15%中主要是老爷，广大农民得不到医疗，一无医，二无药。卫生部不是人民的卫生部，改成城市卫生部或老爷卫生部，或城市老爷卫生部好了！”“应该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

“培养一大批‘农村也养得起’的医生，由他们来为农民看病服务。”由此掀开了以农村为重点的医疗卫生革命的序幕。

文革期间，医疗卫生革命的重点是围绕着全面建立农村合作医疗体系来进行的。合作医疗的模式其实在文革前就已经产生，但是医疗领域从来也是既得利益关系盘根错节的地方，要想让农村获得医疗资源的转移一直阻力重重，合作医疗也并没有得到很大发展，只是在文革期间，在从根本上冲击了修正主义的路线及其在卫生领域的反应以后，农村合作医疗才得到极大的发展。

当时的合作医疗模式一般是，农村中的人民公社社员，每人每年交一块钱的合作医疗费，社员每次看病只交五分钱的挂号费，其他医药费一概全免。当然，合作医疗要具有现实性，必须要有与其互相配合的多种机制的建立。这些机制就包括，将大量医疗资源和人才下放到农村，在文革期间绝大多数地区做到了社有公社医院，大队有卫生室，使农民真正能在家门口看病。同时从社队中选拔有志于从事医疗卫生工作的社员，经过集中培训后，作为赤脚医生回到所在农村，在公社专业医务人员的指导下从事基层医疗保健工作。赤脚医生并不脱产，他们仍然在所在的生产队拿工分，并参加劳动，在为乡亲看病时可以随叫随到，完全是贫下中农自己的医生，因而医患双方的关系极为融洽。从政治上说，赤脚医生正是体现了毛所说的人民必须自己管理上层建筑，不能由别人代劳的问题。正如教育和文化领域本身就代表了一种权力一样，医疗卫生的大权是否掌握在人民自己手里，同样是事关社会主义方向的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赤脚医生本身并不脱产，他们仍然是贫下中农，但同时他们又掌握了过去完全被垄断的医疗资源，“拿锄头的手也能拿针头”，让广大农民看病不再被人卡脖子，被钱卡脖子，改变了农村长期看病难的状况，因而受到贫下中农的热烈欢迎。

在解放前的中国的大多数农村中几乎没有任何卫生人员，农民要想看病，要么要筹集路费长途跋涉到县城乃至省城，要么只能找乡村中流行的巫医来看病，喝符跳大神，几与等死无异。而由于缺乏卫生常识和预防措施，各种传染病的肆虐在极大破坏农村生产力的同时，更是让农民的预期寿命极低，婴幼儿的死亡率极高。在解放以后至文革前，我国大力开展了群众性的爱国卫生运动，农村缺医

少药的状况也有所缓解。但农村医疗问题从根本上得到解决，还是在文革时期，包括血吸虫病在内的一些传染病的彻底根治也正是在合作医疗和赤脚医生全面普及以后才得以实现的。赤脚医生虽然谈不上医疗技术有多么高超，但是经过针对性的培训，他们可以长期在第一线向农民普及基本的医疗卫生常识，并以预防为主的方针，针对各种传染病的流行进行防范，如接种疫苗，清理感染源等等。

比如当时报道的一个大队的赤脚医生采取的措施包括：（一）每月全大队搞一次

环境卫生，改变不讲卫生的习惯；

（二）注意饮食卫生，坚持喝开水，不喝冷水；

（三）家家户户有厕所，做好粪便处理；

（四）在发病季节到来之前，给干部、社员吃预防药，打预防针；

（五）发动群众上山采药，做到家家户户有储备药；

（六）成立检查组，深入生产队检查督促，定期评比。正如毛泽东所说的，一是高小毕业生，二是学 3 年医学，主要在实践中学习提高，这样的医生放到农村去，就算本事不大，总比骗人的医生与巫医要好，而且农村也养得起。

在实践经验逐渐丰富以后，赤脚医生也完全可以自行处理农村中的一些常见病、高发病，即使是不能处理的较大的伤病，也可以在送往上一级医疗机构治疗之前，做一些第一时间的紧急处理，从而极大的争取治疗的时间。按照当时赤脚医生的培养方式，在有几年实践经验后，又再次送到院校或医院中去深造，之后再次回到实践中，如此往复，逐步提高，使不少赤脚医生的专业技能也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文革末期，我国已经形成了数以百万计的农村医疗队伍，1975 年我国合作医疗在全国覆盖率达到84.6%，到 1970 年代末，甚至达到了 90%以上。

1972 年，美国斯坦福大学几位学者在中国拍摄了一部专门向国外介绍“赤脚医生”的 52 分钟的纪录片《中国农村的“赤脚医生”》。这部纪录片真实地记录了当时中国“赤脚医生”就地取材、土法上马炮制针对农村常见病的药物和使

用小小银针治大病的情形。该片在许多国家放映后，引起了强烈反响。正是这部片子，把中国的“赤脚医生”推向了世界，推动了全球的“中国‘赤脚医生’热”。

1974 年，世界卫生会议在日内瓦召开，王桂珍作为中国“赤脚医生”的代表参加了会议，并在大会上做了 15 分钟的发言。她在参加会议的过程中，亲身感受到了人们对中国“赤脚医生”的关注和喜爱。

1976 年 9 月初，“世界卫生组织西太平洋区委员会第 27 届会议”“世界卫生组织太平洋区基层卫生保健工作会议”在菲律宾首都马尼拉召开，参加会议的有 33 个国家和地区的代表。中国赤脚医生和合作医疗的代表人物黄钰祥和覃祥官参加的中国代表团出席了会议。会上，覃祥官作了题为《中国农村基层卫生工作》的报告，之后回答了参会各国卫生部部长和各大媒体记者的提问。覃祥官的报告与解答，令全体出席会议者们赞叹，他们称赞中国创造了人间奇迹。世卫组织对此评价说，中国农村实行的合作医疗制度，是发展中国家群众解决卫生经费的唯一范例。尽管每个合作医疗的具体情况在全国有很大差异，但是总的来讲，它是由群众集资、采取预付医疗保险金的形式，解决群众基本医疗保健问题的一种医疗保健制度。初级卫生工作人员的提出主要来自中国的启发。中国在占 80%人口的农村地区，发展了一个成功的基层卫生保健系统，向人民提供低费用和适宜的医疗保健技术服务，满足大多数人的基本卫生需求，这种模型很适合发展中国家的需要。在当代世界的发展中，中国做出了一项重大的贡献，即展示了一个国家即使在相对比较贫穷的时候也能在推进民众的健康与长寿方面取得重大的进步，也展示了卫生成就无需严格受制于经济手段，即使经济手段非常有限。……

虽然当时中国的人均收入水平很低，但是中国的卫生成就己经开始同那些远比中国富裕的国家比肩了。

在城市中也对原有的医疗体制进行了一定的改革。比如进一步普及卫生防疫站和妇幼保健站，实施将医院与原来附属的药房分离等等措施，尽量避免医疗成为从病人身上榨取利益的工具。文革期间还多次在全国范围内实行了全面的大幅度的药品降价。比如 1969 年 8 月的大降价，降价以后的药品价格水平，比以前下降了百分之三十七，比一九五○年下降约百分之八十。医疗器械、化学制剂和生物制品的价格也有不同程度的下降。这次降价幅度最大的是劳动人民特别是农村广大劳动人民常用的普通药品。如一支二十万单位青霉素的价格，比降价前下降了百分之四十六，比一九五二年下降了百分之九十；一支一百万单位的双氢链霉素的价格，比降价前下降了百分之六十三，比一九五二年下降了百分之九十四；消炎片的价格，比降价前降低了百分之十三点三，比一九五二年下降了百分之六

十七；磺胺嘧啶片的价格比降价前下降了百分之五十，比一九五二年下降了百分之六十六点五。最常用的、原来价格就很低的解热止痛药去痛片的价格，这一次又下降了百分之二十。在药品全面降价的同时，还实行了全国统一药价的革命措施，取消了地区差价，改变了过去由于实行地区差价造成的越是边远地区药价越高的现象，减轻了山区、农村和边疆各族广大劳动人民的药费负担。

这些举措，与修正主义路线所主张的将医疗领域商品化、市场化、产业化的资本主义方向完全格格不入。早在 1965 年 7 月毛泽东与医务人员谈话时就说：

“不要怕得罪人。这样做得罪了一批人，可是老百姓高兴。这批人不高兴让他们不高兴好了。做什么事总要得罪人，看得罪的是些什么人，高兴的是什么人，老百姓高兴就行......县卫生院认为赚钱的医疗队就好，不赚的、少赚的就不好，这难道是人民的医院？……有些医院，医生就是赚钱，病人病不大或没有什么病也要他一次次看，无非是赚钱。甚至用假药骗人。搞一些赚钱的医院赚钱的医生、假药，花了钱治不了病，我看还不如拜菩萨，花几个铜板，买点香灰吃，还不是一样？”

1975 年，反映医疗卫生革命过程及其成果的影片《春苗》上映，受到国内外观众的喜爱。可以不夸张的说，文革在各个领域所进行的改革中，医疗卫生领域的改革是最受到群众欢迎的一个领域，也是效果最明显的一个领域。然而刚刚复出领导工作的邓 XX 在观看电影《春苗》时，不等看完，就说这是 “极左”，然后拂袖而去。后来梁效在批邓的文章中写道：人们不禁要问：为什么这部深受广大群众欢迎的影片竟惹得他如此暴跳如雷呢？那是因为这部影片热情地歌颂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成功地塑造了田春苗这个文化大革命造就的一代新人的典型，尖锐地批判了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就触到了他的痛处。但是，攻击《春苗》“极左”，恰恰暴露了他自己极右的立场。在他看来，岂止一部《春苗》，整个文艺革命乃至整个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都是“极左”。

在文革十年期间，由于医疗卫生革命的巨大成就，使我国婴幼儿死亡率迅速下降，人均预期寿命极大提高。从数量上看，文革期间人口增加近两亿；从预期寿命来看，1960 年中印两国人民的预期寿命相近，仅仅只有 50 岁左右，都低于南韩 10 岁左右，但在文革时代，中国的预期寿命突然大幅度增长，很快大幅度超过印度，而且追上并超出南韩，1975 年达到 68 岁，最多时超过南韩 4 岁。但到 80 年代，中国的预期寿命陷入停滞，有些年份还略有下降，从而被南韩逐渐赶上并超出。到现在，南韩人均寿命已经比中国多 6 岁多了。预期人均寿命的增长也与人口死亡率密切相关。刚解放时，我国人口死亡率高达 3.6-3.8%，到 1964年，已经下降到 1.16%，文革时代开始后，我国人口死亡率又开始逐渐下降，到最低时只有 0.63%，但文革后，我国人口死亡率又开始逐渐增长，到现在，已经增长到 0.72%。与之相对应的是，刚解放时，我国卫生人员很少，每万人只有卫生人员 10 人，此后增长缓慢，文革前最多的时候，也只增长到 28 人，但在文革期间，我国卫生工作人员猛增，1970 年共有卫生人员 657.2 万人，每万人则有卫生人员 79 人，到改开前 1978 年，我国卫生人员总数达到 788.3 万人，每万人卫生人员增加到 81.9 人，达到了顶峰。此后，我国卫生人员总数逐渐下降，到 2003年只有 621.7 万人，每万人只有卫生人员 48.1 人，远低于文革时代。此后，我国卫生人员才重新恢复增长，但直到现在，我国每万人卫生人员数仍然低于文革时代的 1970 年。（黄卫东：《文革时期的我国人口素质阶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