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西河

主题:人文主义谈话录 -- 万年看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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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园 130-丹尼尔.丹尼特:相信神的好理由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BvJZQwy9dvE&list=FL3RezzS-A7eu0NV9aDxzpdA&index=9

很久很久以前,所有人都当真相信神。有些人现在还信。我这里指的是最基础、最朴素的信仰现象,例如相信珠穆朗玛峰的存在。这是一条司空见惯、直来直去的信仰命题。很多相信珠穆朗玛峰确实存在的人们对于珠穆朗玛峰都缺乏最基本的了解,无法从画面上的四座山峰照片当中将珠穆朗玛峰挑出来。我打赌今天在座的各位都没这本事,但这并不意味着你们没有资格相信珠穆朗玛峰的存在。而且你们依然能够与我谈一谈珠穆朗玛峰,并且说服我相信你们有能力相信珠穆朗玛峰的存在。这就是日常司空见惯的信仰。你不必非得有能力从一堆照片当中将珠穆朗玛峰挑出来,只要具备一定的知识,知道自己在说什么就行。

再举一个例子。请看命题A:Her insan dogar yasar, ve olur——这句话你让我念都念不下来。我压根不知道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因为这是土耳其语。但是我相信这句话是真的。(笑声)我之所以相信这句话是真的,是因为我找到了一位我信任的土耳其同事:“请给我提供一个土耳其语的句子,不要告诉我这个句子究竟是什么意思,只要绝对正确就行。”如果你能看懂这个句子,千万不要告诉我这个句子究竟是什么意思。因为接下来我还要使用这个例子,到时候我希望自己能够老实承认我根本不知道这个句子讲的是什么,但是我愿意押上一大笔钱跟人打赌这个命题是正确的。请注意,我的袖子里没有藏着机关,这不是魔术表演,不是超自然现象,只是非常简单的事务。某人提供给我一个命题,并且像我保证命题为真。我说:“我信任你,因此我相信这个命题是真的。”

接下来是命题B:E = mc2。你们当中有多少人相信这个命题?请举手?又有多少人理解这个命题的意义?顺便说一句,之前我在芝加哥城郊的费米实验室作报告的时候也用过这个例子。当时台下坐了二百五十多位全世界最杰出的物理学家,当时我就觉得这个例子在这里大概不太好使。“多少人相信这个命题?”台下全体举手。“多少人理解这个命题?”台下还是全体举手。这时有个听众在一片欢声笑语当中站起来说道:“实验主义者们自以为他们理解这个命题,其实他们并不理解。”(笑声)

我是否相信命题A与命题B呢?我完全不理解命题A,我对命题B大概理解一点皮毛。我能对命题B进行一点算术操作,但是无法进行推算,无法在任何情况下加以应用。不过这无所谓,因为我可以像其他人那样将责任转嫁到专家头上。我不必理解命题B,因为肯定有人对于命题B的理解从里到外极其深入透彻。这正是语言的最强大力量之一。语言的这一隐秘力量使得我们能够使用那些我们并不真正理解的范式,将理解的工作留给专家。这是一项非常有用的策略,很多科学家都是这么干的。他们会全然放心地应用他们自己根本无法推导的公式,因为他们信任权威的链条。

假如将科学的情况与宗教比较一下的话,就会发现宗教的范式就连专家都无法理解。事实上宗教或者说神学专家们不仅坦然承认自己并不理解这些范式,而且还坚决主张自己并不理解这些范式。他们并不介意大张旗鼓地宣称,他们的信仰的核心内容就连身为专家的他们也无法领悟。这也太奇怪了。(笑声)假如从外星人的角度来看,这一现象简直无法理喻。如此奇特的现象究竟是如何发生的呢?我想谈一下这个问题。

首先,在座各位应当都认为并没有什么相信神存在的好理由,相信神不存在的好理由则有很多。但是,声称自己相信神存在的好理由确实有几个。有些时候当大家听到宗教信徒宣扬信仰时都会忍不住感慨:“怎么还有人能够相信这种东西呢?”答案:他们确实不能够。有很多缺乏思辨能力的人会采取命题A的信仰方式:我的神父说这是真的,所以这就是真的。但是这并不是相信范式,只是相信权威而已。他们接受了宗教领袖与社群长老的权威。这种情况并不罕见。很多人平时忙着生活,没工夫在信仰问题上多操闲心。这些人相信,他们在教堂或者清真寺里按照教规要求念诵的语句是真的,至于他们自己并不真正了解这些语句的情况并不会让他们感到矛盾。这不是他们该操心的问题。针对宗教命题的一切驳斥都不能让这些人感到尴尬与哑口无言。

但是那些惯于思考的人们又怎么样呢?他们的麻烦就大了。他们就像我们一样清醒意识到并没有什么相信神存在的好理由。但是出于某些原因,他们认为他们必须相信神。这是我想要研究一下的现象。他们有什么理由这样认为呢?他们真正相信的是一个人应当“努力”相信神,这和相信神不是一回事。下面这句话是拉青格红衣主教在成为本笃十六世教皇之前常说的一句话:“天主教信仰要求人们认罪(profess)”,因此天主教徒会自称“认罪者”(professor)。我本人自然更乐意将professor这个词更合理地留给另一批职业截然不同的人们使用——我也是这群人当中的一员——因此在这里我要将宗教信徒称作“主张者”(declarer)。那么宗教究竟要求信徒们主张什么呢?他们为什么要公开彰显自己相信神呢?要记住,主张自己相信神的理由不等同于相信神的理由。

倘若一名认真思考的人主张自己相信神——我们知道这样的人有许多,我们这里谈论得不是什么乡巴佬,而是受过大学教育的人们——这并不能说明他们愚蠢。当然他们当中有些人确实很蠢,但是话说回来有些无神论者同样很蠢。他们也并没有遭到严重的误导。事实上他们抱有某些无神论者理应慎重对待的考量。下面我要给出若干个这些人的策略理由。之所以使用策略二字是因为这些理由并不是相信神的理由,而是试图相信神或者主张自己相信神的理由。首先最显著的一个此类理由自然是恐惧。这一点无需我多说,我们都听说过许多人如何害怕他们的神,尤其是害怕一个报复心重的神。但是还有另一类更有趣的恐惧,源自那些思考深入的人们。他们的恐惧在于社群共识的骤然崩溃。我们都听说过失败国家(failed state)这个概念。倘若一个国家陷入了失败国家的境地,几乎没有任何力量能把他们拽出来。人与人互不信任,最聪明的人们纷纷出国避难,贪污盛行,军阀林立,暴力当道,文明与信赖遭到践踏。现在我请大家想象一下自己是某个社群的权威人士,你所在的社群已经走到了沦为失败国家的边缘。人们纷纷前来询问你:“今天去市场安全吗?去地里种庄稼安全吗?”你不知道他们会不会安全,事实上你很怀疑他们会不会安全。在这样的环境里人们很有理由撒谎。我认为在这样的条件下,在座的每一位都会忍不住撒谎,而且我们也很有理由撒谎。“不,太晚了,一切都无法挽回了。”这样的说法很容易变成自我实现的预言。如果还有一丁点挽救危局的可能,如果能将全社会的信心提振一点点,说不定我们就能拯救危局呢?你的言论或许会产生显著的涟漪效应。我想正是因为如此才会有这么多善于思考的人们主张自己相信神,因为他们害怕信仰的动摇会导致社会的崩溃。

不仅只有宗教会涉及此类问题。想一想恶性通货膨胀吧,社会生活的许多方面都要依靠共识来勉强维系,一旦人们丧失对于通货的信心,那就一切都完了。如果你能推迟这一局面的降临,恢复人们的信心,那将为世界带来极大的裨益,但是这么做也意味着要撒谎。当年人们正是因此而坚决不肯抛弃金本位,因为市场对于通货的信心实在太不稳定了。这是维持金本位的最有力理由之一。这个理由固然不算太好,但也不能说太差:社群对于通货的信心需要依靠人们对于黄金的恋物情结来支撑。许多宗教信徒也是出于类似的理由才会死死攥着宗教主张不肯放手。犬儒主义一旦失控,就会导致沟通崩溃,狼来了的寓言就是个好例子。这方面的恐惧并非不合理。

你或许会说,这种顾虑虽然合理但依然是错的。放弃神就像放弃金本位一样。生活还是会继续。那么我们能与这些人讲理吗?不能。这些人必然会千方百计地避免与我们就这一问题进行理性讨论,因为讨论本身就会破坏共识。“不准乱说!不准乱想!”心理学家菲利普.泰特罗克研究过所谓神圣价值的本质。倘若某种价值观是神圣的,那么你就不该对其多做思考,你想就是你错,因为思考会导致颠覆性批判,进而导致价值观崩溃。我想说的是,在你们的日常生活当中,你们同样很有可能陷入这一类恐惧,并且认为最佳应对之道是咬着牙撒谎,为了避免灾难而维持假象。

第二个理由是爱。我们都会担心自己会让所爱之人感到失望、愤怒或者受伤,以至于我真心希望这样的顾虑会压倒在座每一位的坦诚心态。我们实在不敢向祖母、母亲或者姐妹说实话,唯恐伤害到他们。因此许多人都受困在假象当中,在他们看来任何脱身的尝试都是背叛。我们的怀疑主义论调令他们面临着曝光的危险。难怪他们厌恶我们,因为我们威胁他们要在背叛与撒谎之间做选择。最近出了一本新书,名叫《没有众神的哲学家》(Philosophers Without Gods),是由哲学家路易斯.安东尼编纂的一部无神论论文集,书中的哲学家有好些都接受过宗教训练。其中有一篇文章出自我的已故友人大卫.路易斯,题目叫做《神性的邪恶》,我在这里将他的论点简略介绍一下:基督教的神是一个报复心极重的角色,“伸冤在我,我必报应。”实际上按照圣经的字面内容,不知悔改的罪人与不信者将会受到永恒的惩罚。就算你倒霉生在朝鲜,死了也就完了,谈不上永恒的惩罚。但是地狱施加的痛苦却是永恒的。假如某人不仅相信、而且崇拜一位施加永恒痛苦的神,你怎么可能尊敬这个人呢?无论某人犯下了怎样的罪行,永恒的惩罚都太重了。我们有可能尊敬宗教信徒吗?路易斯问道。除非他们完全无视了永恒惩罚者的本质:“我们通过语焉不详逃过了后果。我们安慰自己,地狱的烈火硫磺只不过是假象,成熟的神学家肯定超越了类似这样的动画片场景。那些崇拜痛苦施加者的人们大概最喜欢这样的立场。因为他们信任上帝,因此关于上帝的故事必须还存在另一个更和善的版本,这个故事的结尾必须不是几十亿被诅咒的灵魂永远受苦受难。不信者往往可以用以下理由为信徒朋友们开脱:他们大概并没有想清楚自己究竟在崇拜什么。要不然你怎能认同自己的朋友居然会崇拜这样一位作恶者呢?我们可以将他们视作未能看到作恶者黑暗一面的好人。”大卫.路易斯进一步狡猾地说道:“通过让信徒们注意到神性的邪恶,我向他们呈现了一组此前他们一直在回避的选择……至于我本人则有可能再也无法仰慕许多此前我曾经喜爱与尊敬过的人了。”这正是这一问题的难点之一。假如我们很认真地向我们的朋友与尊长们推广无神论——我们确实很应该认真起来——我们往往会尴尬地发现自己再也无法喜爱与尊重这些人了,尽管此前我们对他们的看法还很不错。

这样一来我们就说到了第三个好理由,即负疚感。一部分负疚感要由骗人的人们来承担。这里我指的是理应更加清醒的教士与宗教领袖们所承担的负疚感。存在于教士、神父与阿訇当中的强烈负疚感很能让外人大吃一惊。这些人心里很清楚,他们在布道坛上宣讲的东西他们自己并不信。但是另一方面,他们也进一步将传染性的负疚感传播到了被骗者头上。他们将责任推卸给了自己的会众,让会众们相互监督彼此的信仰情况。……这让我想起了一个游戏:一大群人围成一圈,每个人都坐在身后那人的大腿上,所有人都相互支撑。同理,整个社会也可以由全体成员相互迫使其他成员履行责任来支撑,哪怕谁也不知道这份责任来自何方。就算教士与阿訇全都消失了,信徒群体本身也足以继续维持这种可怕的负疚感。罗伯特.鲍耶德与彼得.理查森合写过一篇关于二级惩罚的进化模型的论文。所谓二级惩罚指的是不仅要惩罚那些触犯社群规则的成员,还要惩罚那些拒绝惩罚这些人的其他成员。无论怎样的禁忌都可以通过二级惩罚来维持。当然惩罚不仅局限于体罚,也可以仅仅是否定、排斥与羞辱等等。

……

第四个相信神的战略理由是协和谬误。当某人做出了一笔毫无希望的投资之后,此人往往会觉得:我现在不能停下,否则就会失去之前投资的一切。太多的宗教领袖都受困于协和谬误无法脱身。我觉得我们应当同情他们,尽管同时也要批判他们缺乏开诚布公的勇气。但是我们必须承认,开诚布公需要极大的勇气。我推荐大家看一看约翰.厄普代克的《圣洁百合》,书中有一位丧失信仰的新教牧师克莱伦斯.威尔默特,他在担任圣职很久后终于鼓足勇气坦诚了自己是一位无神论者,然后他的生活就陷入了深渊。协和谬误是相信神的有力理由,尽管说起来不太好听。

最后还有一个理由,就是怕丢人。我不知道在座各位有谁关注计算机与国际象棋。当年深思计算机与人类对弈的时候,曾经在十三步将第十二部移动过的棋子又移回了原位。评论家们哄堂大笑,认为这一步证明了计算机无法像人那样思考。人类棋手就算下错了棋也绝不会用这种方式来纠正。承认自己犯了错需要极大的毅力。许多人都极端不愿意公开承认:“哎呦,过去五年我信教这个事吧,哈哈……太不好意思了,你瞧这事闹的。”真能毫无芥蒂地承认这一点的人与其说是勇敢,倒不如说是奇怪。

我将这一情况称作“相信与‘相信’”。有些人相信神,也有些人相信“相信”神。两种人各有多少呢?很难说。我觉得后者应该比前者更多。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相信神的人肯定也相信“相信”神——我反正还从没遇到过一位会因为自己的信仰感到不好意思的宗教信徒——但是相信“相信”神的人却未必全都相信神。具体比例是什么呢?我们不可能知道。相信“相信”神的人的日常表现与相信神的人完全一样,只不过他们不会在冒着枪林弹雨冲锋的时候指望神来保护自己。兴许我们这些无神论者平时谨言慎行都是在自己吓唬自己,或许我们身边真正相信神的人少之又少。

我们可以看到,神的概念在过去几千年经历了显著的进化,从最早的耶和华到后来的万物基础,前者像喜马拉雅山那样高耸,后者与平地土堆差不了多少。这样的进化是否逐渐靠近了最好的神的概念呢,就像物质的科学概念不断深入优化那样?又或者这只是神的概念不断遭到怀疑主义层层侵蚀之后发生的变化呢?我认为显然是后者。神的概念在怀疑主义的侵蚀下已经坚持了好几千年。神的概念的风化速度慢得简直无法察觉。每当一位教士为了避免信众怀疑而在布道词当中微调神的定义或者稀释教条规定时,神的概念就在他自己都没意识到的情况下风化了一点点。像这样发生在个人层面的修正悄无声息地一代代传递了下去,不仅发生在教士与信徒之间,也发生在父母与子女之间。到头来,原本明明白白不可动摇的神的概念变得云山雾罩起来,谁也说不清楚,唯有“神秘”二字遭到抬举。再接下来神的概念甚至遭到了私有化,这一点在美国的大型教会当中尤其显著。“我们不在乎你怎样理解上帝,只要你与基督耶稣同为一体并且经常来教堂就行。”他们甚至鼓励你自行理解神,你相信的神的概念究竟是什么其实无关紧要,因为本来就谁都不信。这个过程其实就像温水煮青蛙一样,如果所有的修正在短时间内完成,看上去肯定会笑死人。一层又一层的修正冲着同一个方向层层叠加,就像打补丁一样。

请听以下引言:“上帝全能的最终证据在于祂甚至不必存在就能拯救我们。”(笑声)这句话当然是个笑话,出自彼得.德弗里斯1958年的小说《鲭鱼广场》。“上帝如此伟大,以至于这份伟大排除了祂确实存在的可能性。”(笑声)这句话不是笑话,而是发言人的认真见解。说这话的是佛教学者雷蒙.潘尼卡,出自1989年的《上帝的沉默与佛祖的回答》。原本的神之图像还只是个平地土堆,现在迷雾也笼罩了上去,以至于根本说不清你究竟在抨击什么。如今的神学领域就像爱丽丝梦游奇境那样令人头晕眼花,我建议大家不要生气,而是要高兴,要骄傲。这说明我们正在赶着他们逃跑(掌声)。他们已经逃了几千年了。很久以前我们就摆脱了耶和华,如今只剩下云山雾罩了。我们就快成功了。

宗教那边还有什么手段没使出来呢?不多,主要是破口骂人。“一名无神论或者不可知论评论家能不能花三十秒钟谈论宗教的任何方面而不至于将宗教信徒称作白痴、极端分子、精神残障、法西斯、公共利益的敌人、神秘主义纳粹、骗子手、反理性派、集权暴君等等呢?”至少我没这么说过。我在这里说了这半天,一直都主张绝大多数宗教信徒都是不幸掉进坑里的聪明人。说这话的人是乔治城大学的杰奎.柏林布劳,接下来他又将我们称作“理性讨论当中的足球流氓。”(笑声)我认为这些言论恰恰彰显了理性怀疑主义的威力。我们应当温和而又坚定地回应此类言论,些许揶揄能够收到奇效。

今天早些时候,美国广播公司新闻频道采访我,想知道我对基督教新近掀起的新辩护运动怎么看。这一运动主要发生在但并不局限于天主教会当中。我认为这些辩护士对我们很有用,因为他们不是稻草人。他们基于各自不同的宗教信条提出了许多明确论点并且打算为之辩护。他们让许多宗教信徒都感到尴尬:“你打算让我们信什么?!”你要想表述这些为宗教辩护的观点,就必然连带着做出许多相当激烈的宗教主张,许多信徒根本没想过自己的信仰还包含这样的内容(笑声)。所以说我很乐意见到这一轮宗教辩护士的出现,因为他们多说多错。

我最喜欢的一条辩护论点是个人见证,我认为我们都应当将对付这一论点的手段加入我们的工具箱当中。杜勒斯红衣主教在《辩护士的重生》一书中非常坦诚地说道:“个人见证所需要的认识论与科学认识论差异显著。对于后者来说,由其他人提供的诠释并不会因为他人的权威而得到接受,而是要经过批判性试探的检验。但是假如我们根据见证行事,情况则非常不同。见证人虽然不能强迫我们相信,但却呼吁我们出于对见证人的个人尊敬与信任而自由地上升到信仰当中。拒绝见证人传达的消息,也就等于对见证人没有信心。”换句话说,个人见证在个人层面上只给了你两项选择,你要么嘟嘟囔囔地勉强认可见证人的说法,要么粗鲁无礼地表示:“你太糊涂了。”我们大多数人都不想这么做。如果有人用个人见证来对付你,你可以这样有礼貌地回答他:“你既然打见证牌,那我除了粗鲁无礼就没别的选择了。我这样说的确否认了你的诚实并且认为你不可信,如果说我很粗鲁,那都是你逼的。”你甚至还可以指出对方采用了诈骗犯的手段。这一招诈骗犯们早就会用。假如行骗目标产生疑心,他们就会假装感情受到伤害:“你怎么能不相信我呢?呜呜呜。”当然,许多人在骗人的时候确实没有意识到自己正在骗人。你可以礼貌地向他们指出这一点。

接下来是关于比喻的问题。上帝究竟会审判人还是会“审判”人呢?祂究竟会听取祈祷还是会“听取”祈祷呢?祂究竟是慈悲还是“慈悲”呢?经文应当从字面上理解还是作为比喻来理解呢?祂究竟会惩罚人还是会“惩罚”人呢?我认为我们有必要向这样做的人指出,他们这是在恬不知耻地利用一项便利的回避批评手段,就好像他们从来没有意识到自己正在玩弄花招一样。我们应当让他们感到丢人。我经常讲一个冷笑话:露西觉得洛克(Rock)很帅,黛西也觉得洛克很帅。露西想的是洛克.哈德森,黛西想的是摇滚乐。我认为各种神的概念之间的不同甚至要比洛克.哈德森与摇滚乐更显著。但是他们却说:“至少我们都不是无神论者!我们全都以各自的方式信神。”是啊,露西与黛西也都以各自的方式喜欢洛克。人们之所以这么做是因为他们相信“相信”神。如今相信“相信”神的势头已经压过了相信神,这一现象是有原因的,我们应当认清这个原因并且相应调整策略。

以上我给出了五个策略层面的好理由来宣称自己相信神,哪怕你其实并不信或者只是相信“相信”神。不相信神的好理由我这里就不多说了,我们都知道。不过我们会不会错了呢?我们应当本着开放心态想一下这种可能。我们的反对者担心不相信“相信”神会让社会陷入崩溃,万一他们是对的呢?那就是我们在搞破坏了。这些人也像我们一样相信无神论,但是又担心我们逼人太甚会对社会造成损害。我想着重举一个从没在这方面运用过的例子,也就是大卫.斯隆.威尔森。他写了一本《达尔文的大教堂》,并且在结尾埋了个大雷……其中他区分了他所谓的“事实现实主义”与“务实现实主义”:“诚然,许多宗教叙述作为针对客观世界的字面描述来说确实是虚假的。但是这一点仅仅迫使我们意识到了两种现实主义的存在。其一是基于严格对应关系的事实现实主义,其二是基于适应性行为表现的务实现实主义。例如一位无神论历史学家,一方面很熟悉耶稣的生平,另一方面自己的个人生活则因为他的无神论信仰而陷入了混乱。那么我们就可以说此人在事实层面恪守现实,但是在务实层面远离了现实。”所以说这人就算放弃事实知识也应当相信神话,从而打理好自己的生活吗?听上去这话就这意思。“理性并不应当成为衡量其他一切思考方式的黄金标准。适应性才应当成为用来衡量理性以及其他一切思考方式的黄金标准。假如某人将事实真相抬举到高于务实真相的地位上,那么从进化角度来看此人就免不了心智虚弱的罪名。倘若必须在两种现实主义之间进行取舍,倘若为了让自身信仰更具适应性就不得不牺牲事实正确性,那么事实现实主义必然每一次都是输家。”他似乎从进化角度出发支持了务实现实主义而不是事实现实主义。“过去几十年来的许多智识传统与科学理论都有同样的问题,一旦时间之手扯去了遮蔽它们的事实可行性的外衣,就会暴露出它们那愚蠢且由目的驱动的性质。如果出于期待的后果而相信某事是罪行,那就让无罪之人扔出第一块石头吧。”

我想指出,所谓事实现实主义与务实现实主义之间的根本区别在于事实现实主义者们提出的理论的真伪永远十分重要。假设有一位教士这样说:“其实并不存在一位听取你的祈祷的神,这只是有用的虚构与过度简化而已。”甚至就连唯一神论者们都不会将神称作有用的虚构,因为神的概念的有用性显然取决于不被信徒们视作虚构。大卫.斯隆.威尔森推荐的务实现实主义不仅家长作风浓厚,而且口不应心。“显然,事实知识自身并不足以激发适应性行为表现,很多时候脱离事实的象征性信仰体系的表现都要更好。”我觉得他这话倒是没说错。不过他是不是认为我们可以为了促成适应性行为表现而撒谎呢?威尔森意识到了他的言论具有什么引申含义吗?让我们回顾一下切尼、小布什与拉姆斯菲尔德的务实现实主义吧。几年前白宫记者朗.萨斯坎德写过一篇令人后背发凉的文章,其中包含了以下言论。“【布什总统的】一位助理这样说过,我们这些记者们‘生活在我们所谓的基于现实的社群当中。’根据他的定义,我们这些人‘相信针对可辨识事实的审慎研究能够得出解决问题的方法。’我回应了几句关于启蒙运动原则与经验主义的老生常谈,但是他打断了我。‘如今的世界已经不再这样运作了。我们是一个帝国,我们的行为会创造属于我们自己的现实。当你们研究这个现实的时候——无论怎样审慎都随你们的便——我们将会再次行动并且创造其他的全新现实,而你们将会再次展开研究。今后的事情就是这样。我们才是历史的演员……而你们,你们所有人,除了研究我们的所作所为之外什么也干不了。’”务实现实主义无非如此而已。

我觉得威尔森没太想清楚自己究竟说了什么。他的本意或许是想说我们正在面临悲剧,我们对于科学事实的求索或许以某种方式困住了我们自己。现在去追求务实现实主义已经太迟了,那都是过去的事了。我们现在就只剩下了事实现实主义,有时并不足以成为行事的动机。我们已经知道的太多了。我们再也无法真诚地走上务实现实主义之路了。我不相信这套主张,但是他似乎就是这个意思。倘若当真如此,那我们只能在知识的引领下尽力而为。我们已经回不去了。

但是我其实挺乐观的。二十年前假如我声称“苏联即将灰飞烟灭”,所有人都会笑话我。如果我说“南非种族隔离马上就要消失”,所有人都会笑话我。有时看上去硕大无朋、历史惯性极强的体制与现象也会像肥皂泡那样骤然破灭。不试试怎么会知道呢?或许在我们的子女这一代人期间,梵蒂冈就会成为欧洲罗马天主教博物馆(掌声),麦加也会成为迪士尼的安拉魔法王国(掌声)。如果你以为我这是在占嘴上便宜,别忘了伊斯坦布尔的圣索菲亚大教堂兴建的时候是教堂,后来改成了清真寺,今天也成为了博物馆。谢谢大家,我从心底感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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