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佳士事件短评 -- 包子1971

余浚聪是这批佳士抗争工人的积极成员。他25岁，江西人，是家里的长子，已经出来打了好几年的工。他经历过城中村出租房的火灾，他的妻子在佳士因为加班劳累而流产。他为妻子的治疗奔波，发现厂里自动把医保绑定了一家私立医院，转诊很困难。他热心宣传对工人有用的维权知识[12]，跑过坪山区的各个部门：社保局，劳动局，工会。他把国际歌抄在本子上，在歌词下边划上横线：“一切归劳动者所有，哪能容得寄生虫”。

他干活是勤快的，也懂得有时需要做个向老板低头的姿态[13]。去年夏天他带头去劳动站投诉工厂，被打发去仓库拖地。他没有焦躁，认真工作，几次找到高管沟通解释，最后按厂里要求写了检讨，算是“过关”。

今年四月，他再次因为提意见而触怒了厂里：“调我去清洗胶框、去扫地拖地、以扣绩效威胁身边的同事不准跟我说话，想尽办法逼我走”[14] 他“坚守阵地”，但是周围的人跟不上他的节奏。小余苦恼地写道：“更痛苦的是一些工友也接受了厂方的宣传，说我故意闹事，神经病…… 厂里的同事多已成家立业，不敢担风险……”[15] 小余的抱怨发自内心，但很片面。事实上，无论是否“成家立业”，对珠三角工人来说，这么多年来罢工就不是问题，问题是如何开始罢工……

确实，小余不像一个“正常”的珠三角工人。“很多同事问我，厂里这样逼你呆在这里还有什么意思，不如去找份更好的工作，再说你是耗不过厂里的！”[17]

对类似这样的、来自“正常工人”的好言相劝，他倔强地回答：“有很多人说反抗没用，实际上呢？去年去劳动局投诉之后，佳士事假还敢扣双倍吗？调休还敢那么频繁吗？”[18]

今年五月他被老板开除。然后他继续积极参与建会工人的抗议活动，直到被关押。在抗议期间，在一次街头宣传时，他说到：

“我们在厂打工的，在外上班的都知道，我们一个月，能拿多少钱？我们就拿这点钱，老板还要给我们七扣八扣的。我们产量连倍地上涨，他们还是要控制我们的加班。没有工资，我们怎么养活我们的家人和小孩？没有工资，我们怎么在深圳生存下去？ 我们就想加一点工资，把违法调休违法的罚款要回来，找到劳动局，劳动局不为我们说话。相反，老板还要说我们是闹事！说我们是别有用心！ ……他一个人，拥有几亿几亿的资产，几十亿的资产，我们，从年头干到年尾，只能拿到两三万块钱。我们加点工资，要回我们的罚款，有什么错？”

这段话，是一个工人理直气壮的不平之声，没有刻意煽情，没有鹦鹉学舌，没有多余的粉饰。

近一个多月来，知情人陆续披露了小于、建会骨干小刘、小米等人的以往抗争史，有助于我们进一步了解这批“非典型”工人的行动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