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正说唐之梦 -- 给我打钱87405

在一些中国人心目中，唐就是最好的时代。这种看法是如何形成的呢？先看事情吧。

开元九年，唐玄宗拜张说为兵部尚书，同中书门下。同中书门下的意思就是等同于宰相。就在同一年，早些时候，也就是二月初十，唐玄宗颁布《科禁诸州逃亡制》，任命宇文融为劝农使，长达四年之久的检括田户工作就此拉开序幕。玄宗一边倚重张说，一边重用宇文融，可谓文学与吏治并举。

先来看检括田户。宇文融最初提的是三项建议，色役伪滥，检括逃户，籍外田，《资治通鉴》在记载此事只提了逃户问题，可见括户才是问题的核心。

逃户问题，也就是流民问题，是由来已久，到今天还是如此。什么原因造成的不是我可以议论的，这里不说。

逃户有几种。一种是名义上的逃户，这些人并没有背井离乡，而是临时的或者长期的为了逃避赋役躲到了山里，躲到了亲戚朋友家，甚至躲到了地主家里，最后这一点一会再说。一种是实质上的逃户，他们逃亡有不同的选择，有的是逃进了深山老林，有的是逃到了开发度不高的地区，有的是逃进了城镇。

不论是哪种逃户，都可以说，不再是“国民”。按所谓无产阶级的论调来说，那就是皇帝这个地主头子手上的佃户变少了，不利于皇帝进一步剥削他们。我并不想在这里讨论这种所谓非常深刻的问题，只说明一点，逃户问题严重，直接影响朝廷的财政收入。

那么逃户或者说流民问题，真的是严重威胁到社会的安定团结吗？恐怕不能这么说。我来简单的算一笔账。开元十四年有过一次“人口普查”，全唐700万户，而众所周知的是，唐名义上控制的领域超过1200万平方公里。这说明什么呢？这说明有大量的、可供开发的区域。逃户这支流动大军，起到了扩大耕地面积、开发新区域的积极作用。

逃户流民问题，在什么情况下利大于弊，在什么情况下弊大于利，不是一两句话就可以说得清的问题。正因为如此，不同的人就有不同的看法。

毫无疑问，宇文融的建议正中唐玄宗下怀，而张说这一派，却在明里暗里表示反对，加以阻挠。阳翟县尉皇甫憬上疏，（检田括户是）“故夺农时，遂令受弊”。唐玄宗将其贬为盈州尉。括户工作开展不久，唐玄宗召集百官在尚书省开了一次会，讨论得失，户部侍郎杨玚当场抗议，“所得不补所失”。不久，杨玚被贬为华州刺史。宇文融括户之功被其本司校考为上下，但主持考核的卢从愿死活就是不同意。这些人的后台不是别人，就是张说。当然，张说反对之缘由，恐怕并非是“看到了开疆拓土的积极意义”。

有人说，这是利益问题。自士族地主们倒台之后——这里的士族是狭义，专指汉代——普通地主们开始兴起。这里的普通二字，指的是，不像他们的“前辈”那样依靠显赫高贵的出身，而是通过科举考试进入朝廷。张说正是其中的佼佼者。这些取代士族地主的普通地主们，趁着唐初立足未稳，推行无为而治之机，大肆扩张，大量占有土地和劳动力，甚至把手伸进了“国家的腰包”，这当然是不容辩驳的事实。这样来看，检田括户将遏制这些新兴地主的扩张势头，甚至要把他们据为己有的利益夺过来（前面提到一类逃户，就与此相关），张说们当然就会反对就会阻挠了。然而真实情况是，这一成份确实存在，但实际影响非常之小，否则，唐玄宗就不会拜张说为相。

有人说，这是三观问题。张说自己就不用说了，他拔擢的人才，都以文词而知名，比如贺知章、张九龄，又经常以“无文”的由头排斥另一些人。狄仁杰、张柬之、姚崇这一干人，全都长于吏务，多把文士视为龌蹉不堪用之人。宇文融自然是“能吏”这一派的。开元初，宇文融曾任富平县主簿，源乾曜就颇为赏识他的才干。检括田户他走马上任之后，在很短的时间内，就从户部帐簿中查获许多伪充勋官逃避赋税的人丁。显而易见，官与吏，是两类人，以至于到了水火不容的地步。可是，唐玄宗为何又同时重用这二人呢？难道就是为了玩弄所谓的制衡术吗？

我个人所见，这是文化使然。

首先要解释一个问题，德与才，在中国传统文化的精英那里，并非是世俗中所理解的那样。就拿张说来说，他也是极能办事的人。到开元十二年冬，括户工作取得成功，国家财政丰裕，张说率先倡议封禅泰山，百官响应。唐玄宗大悦，以为此举可粉饰太平——这里的粉饰又跟世俗的理解大不一样——于是宣布来年十一月举行封禅大典。筹备一事由张说主持，一年间，紧锣密鼓、有条不紊推进相关工作。在筹备过程中，张说担心突厥在封禅时趁虚而入，欲加强边防。兵部郎中裴光庭建议请突厥参加封禅大典，如此“突厥来，则戎狄君长无不皆来，可以偃旗卧鼓，高枕而有余矣”。张说十分赞赏，上奏唐玄宗后实行。以此可见，张说不仅是知识渊博、文采出众，并且心思慎密、调度有方，是历朝历代中非常杰出的宰相。

那么，德与才之别，究竟别在何处呢？大概可以说，德者若水，才者若火，在中国传统文化的精英们那里，崇尚水治乃是一种至高的政治理想。唐玄宗用张说，不仅是因为张说是他的老师，更重要的是，他也有这种政治理想。所以，粉饰太平，并非是今人所讹用的那个意思，而是水治天下，文治天下，垂拱治天下的意思。

我们中国的传统文化，讲究的是先礼后兵，这先礼后兵，并非是早就想好了要使用武力，而是不到不得已不使用武力。我们中国的传统文化，推崇的是不战而屈人之兵，这个屈，不是要对方屈服，而是要叫对方罢兵，“重新回到谈判桌上来”，“有事好商量”，“万事和为贵”，“从长计议”。正因为如此，需要遏制自己想动武的冲动，尤其是当自己强对方弱的时候。这就是为什么中国人会主张，子不教父之过，教不严师之惰的根本原因。

所以，真实的唐朝跟一些人所想象的、梦里幻化出的那个唐朝，大不一样。真实的唐朝，是中国的唐朝，而不是今天在西方思想武装下的、用西方文化推想出的那个压根从来就不曾存在的唐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