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赢得自由 - 序 -- 88BaBa

我们不必在这里详述列宁去世后那一代人的悲惨经历：无穷尽的政治斗争、清洗、流放、处决，然后是人类经历过的最残酷最血腥的战争。奥威尔的《动物庄园》记下了那段历史在一个渴望自由的旁观者心灵上留下的巨大创伤。

但在伤痛中悲叹只是懦夫的所为。人类还会生存很长时间，还必然要对自己的命运进行无数次的挑战。一次失败决不能让它永远的一蹶不振。后来的探索者必须像检查第一架试验飞机坠毁的残骸一样，无畏地、严格地分析所有的错误与成绩，因为这将是使得下一次飞向天空的实验成功的必要条件。我们必须理解权力过分集中摧毁社会主义理想的机理。

权力集中是通过科层制实现的，这种组织形式是随着人类分工的不断复杂化而在生产与社会生活中逐渐产生的。当它用在政治领域时经常被称作官僚制，但其实所有稍大一些的企业或者机构（比如教会）也同样是科层制的。这种组织方式的原理是把一个需要许多人共同完成的任务划分为许多更为简单的部分（科），使得每一部分可以由单个人来负责，并在最后由领导者把分散的任务碎片汇总为一个整体。如果工作任务很大，那么大的部分还需要进一步划分为小的部分，这样组织便还要在纵向进一步划分为不同的级别（层）。科层制是人类的一项杰出创造，它使得每个人的工作可以专业化，因此大大提高了整体的效率。正是由于科层制的出现才使得原始的松散部落能够凝聚成创造伟大奇观的文明国家。

但有利必有弊，这种制度的坏处就在于它天然是集权的：只有当下级服从上级，分支服从主干时，科层制组织才能完成它所担负的任务。为了达成这样的服从，所有的科层制组织内部必然会逐渐形成一系列的机制和规则。这些机制的形式多种多样，从酋邦的装神弄鬼一直到现代企业对员工的“文化灌输”，但其精髓始终是韩非子和马基雅弗利都明了于心的“法、术、势”。这两位智者最清楚不过地解释了韦伯所称颂的“理性官僚制度”的实质，那就是利用人的所有欲望与恐惧把自由的个人驯化为维持组织运转的机器零件，以保证整个组织的强大无敌。

自然的，这样的组织从成形起就会自觉或不自觉地培养下位者卑躬屈膝的奴性，并且放纵上位者颐指气使的滥用权力。长时间在科层制文化中浸淫的人必定会迟早失去他在进入这环境之前所具有的自由精神。这种组织奴化个人的进程是自发而持续的，直到最后所有体制内的个人都成为维持组织运转的无意识零件为止。这样的“组织人”既丧失了人类最宝贵的主动性与创造力，也谈不上有任何的道德能力与公共精神。如果一个社会开始大量地制造这样的人就等于宣判自由和进步的死刑，但彻底地放弃科层制就等于让人类放弃任何稍大一点规模的分工合作，也等于放弃人类最大的潜力。这个矛盾要怎样才能解决呢？

要正确地使用科层制，就必须防止任何单个科层制组织在社会生活中独大，同时尽量减少人们受科层制影响的时间。在一个理想的社会里，必需要有许多相互竞争或互补的科层组织来共同完成社会生产与分配任务，这样才能为个人提供足够的选择空间，并且个人的选择也将是激励各个组织改进内部管理与运作机制的强大动力。相反，如果一个社会只由唯一的科层组织控制和影响所有的政治和经济运行，那么任何个人都将难以对这个组织的运行施加影响，对其不合理行为的有效的反对和改进更是难上加难。而无法被大多数成员影响和改变的组织很快就会把其中的个人要么变成唯唯诺诺的奴才，要么通过消灭或放逐彻底清除。

其次，这个社会还必须能够最大限度地缩短人们必须在科层机构里工作或生活的时间，而尽可能地增加个人可以完全按照自我意愿生活的闲暇。这正是为什么缩短社会平均工作时间是如此重要的原因，因为人们在生产工作时一定是处在某个科层制组织控制下的。他们的主动性与首创性只有在科层制之外的自由空间里才能得到培育与发挥的机会。

如果能够保证以上两点，那么人类社会就既可以通过各种各样的分工合作获得改天换地的神力，又可以继续保持和发挥其中每个成员的自由与独创精神。

可惜的是，改造社会的尝试从来就不是在实验室里的理想条件下进行的。恰恰相反，任何这样的实验从一开始就要面对历史留下的种种已经变成人类前进镣铐的旧制度 --- 也就是各种旧的科层制组织。只有一个新的科层组织能够把先觉醒的少数人的力量汇总起来，能够对抗和战胜旧的科层组织，能够改革、清洗、摧毁它们，能够在清理干净后的社会环境里进行新的自由社会的建设。这个新的科层制组织就是由社会主义的信念指导的政党，一台由勇敢者们的意志建构而成的社会改造机器。

但用来改造社会的组织机器也仍然还是机器。它必然要遵守科层制的运作规律，也必然拥有同样的力量与危险。这个组织的力量在长时间的革命准备、发动以及其后的动荡内战中再好不过地展示出来，那时一个接一个的艰巨任务与旧社会的一切现存组织构成了这个以社会主义为目标的新政党的强大竞争对手，并在实际上保证了其成员信仰的坚定性与主动性。但一旦社会主义政权成立，这种竞争性的外部环境消失，再要保证这一点就变得极为困难。因为要培养出人民监督政府的能力绝不是一朝一夕可以做到的，而经济恢复、发展、建立足以自卫的国防则是一分钟也不能耽搁的生死大事。如果革命是发生在美国这样技术先进、经济发达、几乎没有外来军事威胁的地方，那么行政和思想的强制就几乎没有必要。但是，在内战后一片荒芜、精疲力竭的苏联，只有靠强有力的行政措施与思想灌输来动员一切力量才能让这个国家生存下去。相对应的，从上到下一切可能导致分裂或者反对的力量或组织都必须被毫不犹豫地清除。所有这些都是一个在巨大外部压力下进行自我改造的社会所不得不采取的应急措施，但其后果却正是让革命政党作为唯一的科层组织无限蔓延并垄断了整个社会空间 --- 也就是让社会进入那种将最终摧毁自由希望和奴役所有人的可怕状态。

这是社会改造实验中最危险的阶段。在这样一个垄断社会的科层组织中，唯有党的领导者能对整个组织进行控制与调整。他必须尽快地驱使组织完成社会主义必须的经济与文化积累，同时用一些应急的方法（比如公开宣传、教育、反腐败运动等）暂时缓解科层组织对人的天然奴化作用。但如果经济文化积累不能在最短时间内达到一个必须的水平，那么捉襟见肘的物质条件将使人们处于严酷的生存斗争状态中，从而让一个垄断组织对社会的强力压制无可避免地长期化。在那样的条件下，没有任何宣传、教育、或者运动可以持续地对抗人们在组织中时刻浸淫的习惯。更何况，虽然党组织的创立者和早期领导者们必定是胸怀自由理想的英雄，但他们的生命是有限的。当他们故去之后，谁能保证一个从层层等级阶梯中爬上来的掌权者对自由的信仰？ 历史已经明白地告诉我们，罗马的教皇和基督耶稣的十二使徒绝没有任何相似之处。

在通过革命途径改造社会的过程中，建立一个由革命政党控制的全国性政权还根本不是改造社会的成功，而只是改造社会的正式起点。建立政权只是制造出改造社会的工具，但这工具并不是没有危险的，尤其是在过度地扩展其使用范围和强化其力量时。而由于严峻的内外部环境，革命的领导者很可能必须要过度地使用这工具来拯救革命本身。这种两难的处境正是苏联的社会主义实验在列宁去世后失败的根本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