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老毛也有后悔的时候 -- id10tts

有些河友以不同形式表示过和我交流费劲，其理由之一是我动辄质疑对方发言的根据。我并不喜欢这样，但是双方讨论都不建立在同一个有共识的事实基础上，我也不明白这讨论还能怎么进行下去。

比如您讲黄老说叫他上山是因为反党集团缺他一个，我不知道出处是什么，得请您说明了。

就在上文我提到的黄克诚自述里，提到七月底八月初毛泽东两次与他（及周小舟、周惠、李锐）谈话。黄认为毛“分明是要我们回头，与彭德怀划清界限”、黄自觉“虽然我被认为是彭的亲信，绝对脱不了身，但那时似还没有要定为‘反党集团’的迹象”。

从上述文字里，我想怎么也看不出来黄老认为老毛调他上山，是为了一网打尽的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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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又讲，康老说民主是形容词，云云。

这个说法也算流传甚广了，我有时候便想不明白，把长期执掌我党内务部门的康老说成这样一个毫无政治敏感性、口无遮拦的人，到底是瞧不起康老的智商，还是瞧不起读者的智商。

据我所知呢，这段话的出处是李慎之，这个老右派在多篇文字里提到康老这么讲过。然而呢，他没有给出来源，而他自己显然不够格当来源，不管别人信不信，反正我是不敢不加甄别的采信。

其实这个说法本身起源更早，在上世纪80年代，就有一种论调，说列宁所谓的民主集中制（民主集中制这个提法是列宁提出的）实际是民主的集中制，集中制是主体，民主是对集中制的修饰（插一句不相干的啊，这个观点本身就是谬论，有专文驳斥过）。提出这一观点，往往是为了鼓吹放弃民主集中制，而实施泛民主、“真民主”。

于是乎问题来了，当时列宁至少还是个正面角色，康老则已经被打翻在地。如果有证据证实“民主集中制里民主是集中的修饰”这个观点是康老说的，或者康老说过，“民主派”放着这样绝佳的靶子不打去攻击列宁？

所以我的甄别结论是谁爱信谁信，我是不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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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对事实整体认识差异有点大，就几个细节交流一下吧：

反革命串联与做思想工作有什么区别？区别大了去了。

毛主席在遵义会议之前，不止做了张闻天王稼祥的工作，按先总理的回忆，毛一路说服了很多同志，也包括先总理在内。

这就是最主要的区别，毛通过说服，使得同志们转变了思想，这叫做思想工作。而彭黄周等人，思想本来就是一致的，他们凑在一起，有什么思想工作可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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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啊，毛的说服虽然是私下做的，但是为了组织活动服务的，最终是摆到了遵义会议的桌面上解决的。而“反党集团”在庐山白天开会，晚上密谋，这就非常不光明正大了。

我想您可能又会觉得，晚上交流思想可以是为次日白天开会所服务嘛。是的，因此党中央并没有把“晚上凑在一起”这件事本身作为罪名，而只是要调查清楚，他们凑在一起究竟说了什么。

党是有这个权利的。八大通过的党章第一章第二条第九节规定了党员的义务：对党忠诚老实，不隐瞒和歪曲事实真相。

恰恰就是这里，“反党集团”们没有履行党员义务，坐实了他们就是在密谋。就拿人品最为人称道的黄老的回忆来说吧：

我中间省略的部分，是黄老对为什么一开始不说的解释。我没有断章取义的意图，感兴趣的河友可以自己去看。

我之所以拿出这两段，就是要说明这样一个事实：以耿直敢言著称的黄老，对他们晚上说的话，也是不想向中央老实交待的。此非密谋而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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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一个事啊，可不可以议论毛“象‘斯大林晚年’”？我相信很多人，觉得这件事是无可厚非的，因此打成反党，是上纲上线，是对毛反常的个人崇拜的体现。

有这种想法呢，也不奇怪，我表示理解。对此我可以举个例子，比如有些河友对习近平同志的执政有意见，包子黄桑，内残外忍，云云。我认为其观点虽然有待商榷，但百姓在论坛上闲聊天，即使口出怨言，也大可不必过于紧张，以为是收了什么方面的黑钱，要搞反党乱国的阴谋。

然而要是郭伯雄徐才厚之类手掌兵权印把子的党国要员在政治局会议期间大吹这等歪风，大放这等厥词呢？嗯，“你懂的”。

高级干部，权大责大，对谨言慎行的要求不应与我们寻常百姓一概而论。我们也不应简单地以己度人，道理大抵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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顺带再一提啊，上述“反党集团”的密谋，信息来源基本都是改开出版物。即使按改开口径，如上面的讨论，也不是没有问题的。而按戚本禹回忆录这种毒草，那问题更是大了去了。

虽然说戚本禹当时不在庐山，他的回忆不能简单地视作实情（当然戚文中不少内容与其他文字可以互相印证）。但以戚的地位，他的回忆，可以认为代表了当时党内相当一部分人对“彭德怀反党集团”问题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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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涉及到您最后说的问题了。这里您恐怕是记错了，陶铸劝的是黄克诚，去劝彭德怀的是元帅，这种谈话其实也是论资排辈的，陶铸劝彭德怀恐怕还不够分量。这段记载黄克诚自述里有。

而陶铸劝黄克诚认罪，到底算不算逼供信呢？对这个问题性质的判断，我认为关系到一个对事实的认定：

党中央到底是根据既有事实，判断“反党集团”罪行属实，要他们承认，只是履行手续；还是既设目的，通过多方罗织，最终陷人以罪呢？

这个问题，我认为等价于到底是“反党集团”自己屁股擦不干净，不能被大多数人所信任？还是大多数人迫于毛的淫威，不得不违心地冤枉好人？

这事呢，比较难讲。难讲的地方在于，如您所说，毛确实有这个“淫威”，可以让大多数人转向。但毛是动辄大发淫威的人吗？甚至可以再问一句，毛的威望固然大，但大到足以使大多数身经百战的党的高级干部，无视事实甚至颠倒黑白，昧着良心去诬陷自己的战友和同志吗？

我觉得吧，这个问题一般人只能根据自己主观印象和立场来回答，很难有客观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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顺带再说一句，也是改开出版物里的坑之一。

就是陶铸劝黄克诚这类事，改开的口径呢，往往描述劝人者劝被劝者“相忍为国”，表现出劝人者也是一副不以为然的态度。好像毛泽东实际是个孤家寡人，除了少部分党羽，已经与绝大多数“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分道扬镳。

实际怎么回事呢，黄老毕竟耿直，黄克诚自述在这个地方不算坑。

这段回忆里，明确地表示出了当时党中央的集体认识。即使是陶铸个人，“顾大局”也并非是他的首要想法，而只是一种托词，在工作陷入僵局时给对方一个台阶下，否则又何必等到第三次才这样说呢？

这算逼供吗？如黄克诚回忆，中央已经认定他们“有组织、有目的、有计划地进行反党活动”。这一点已经“客观上表现出来”了，证据上并不差这一份口供，要他们认罪，只是履行一个手续。

而且，就算彭黄等人死不认罪，中央无非就是仍然做出“反党集团”的决议，彭黄等人抗拒从严，罪加一等罢了。就好像一般刑事案件，罪犯死不认罪，没有口供，但相关人证物证确凿，难道就不能判刑了？

事实上“反党集团”并没有“要什么就给什么”，比如“军事俱乐部”一条，彭黄都没认。彭黄回忆里都提到是为了保护同志，同样的，主观目的我们无法确证，不去追究，客观上可以看到，“军事俱乐部”这一条是查无实证的（据戚本禹回忆，这一条来自于李锐的揭发，而以李锐的身份显然说服力是不够的）。

反过来说，“反党集团”所认的罪，大抵是“不管主观上怎么想，但客观上表现出来”的。

共产党员是唯物主义者，是要承认物质的第一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