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Joshua Freeman:巨兽兴亡录 -- 万年看客

棉纺制造商们为什么要采取工厂化生产呢？他们的工厂又为什么会成长得那么大呢？无论在第一座大型工厂兴建的时代还是近几年的学术界，这都是一个争议热烈的话题。关于工厂诞生的常规叙事往往主张科技驱动力的作用。换句话说，工厂之所以那么大是因为当时出现了一系列改变生产范式的发明，例如阿克莱特的纺纱机。但是许多学者的研究都表明，机械技术革新、社会组织形态变迁与生产规模之间的关系并没有看上去那样直来直去。

首先，早期的机械化纺纱设备并不必然需要工厂化的环境。阿克莱特的第一台原型机体积并不大，而且可以用人力驱动，摆在农舍里就能纺纱。早期的珍妮纺纱机与骡机也是一样。阿克莱特之所以主张集中化生产，原因显然并非出于技术考量，而是为了方便自己收取专利费用。在他看来，如果各家各户都用他的机器在家门后面生产，那么他就拿不到钱了。因此他只批准纺锤数量不少于一千支的生产单位使用他的机器。只有大型水力棉纺厂——就像他自己修建的工厂那样——才能具有这样的规模（因此他的纺线机也被称作“水架机”）。即便如此，阿克莱特依然不遗余力地试图保守自己的商业机密。1772年他在写给斯特拉特的信中声称，“从今后我决心再也不让外人进工厂参观了。”

其次，尽管到了十九世纪初期大型工厂在英国已经成为了司空见惯的景观，但是却依然不是英国纺织业的最主要生产模式。非工厂化生产非但没有销声匿迹，反而在纺织业的各个领域继续发展壮大。直到十九世纪中期，许多英国纺织品制造商依然采取两手抓的经营方式，一方面依靠工厂纺线织布，另一方面也没有抛弃家庭织工的网络。更有甚者，十九世纪的一大部分时间里，典型的英国纺织厂的规模都很小。1838年英国棉纺厂的平均用工数量是132人，毛纺厂则只有39人。1841年，英国的纺织业心腹地区兰开夏共有1105家纺织厂，其中只有85家的用工人数超过了500人。

再次，工厂也未必非得遵循洛布/阿克莱特的单一生产商独占一整座动力装置的模式。好些工厂里都容纳着大量使用人力器械的工人。此外直到十九世纪二十年代，纺织厂都经常将厂房空间与动力租借给好几家较小的雇主。1815年，三分之二的曼城棉纺公司都仅仅占据某座工厂车间的一部分面积。斯托克波特的一家工厂里足足容纳了二十七位个体工头，他们手下的雇工数量合计达到了250人。这套体系在金属加工厂里尤其常见，工匠们会在工厂里租用单独的工位与蒸汽动力源。一位史学家这样写道，直到十九世纪中期英国毛纺业的“常见特色依然是同一家工厂的房间与动力的多重分包与转包。”有些工厂甚至从建立之初走得就是吸引小型生产商的合作路线。在十九世纪四五十年代，英国丝织业开始使用蒸汽动力的织机，不过蒸汽动力却为了适应家庭生产而采取了不同于工厂的形态。蒸汽机会修建在织工集中居住的村庄里，每家每户都有几台织机，蒸汽动力通过传动轴送进居家房屋内部。

总之，在第一家大型水力棉纺厂建成之后的一百多年间，科技、生产规模与商业组织形态尝试了各种各样的组合。直到十九世纪中期，单一实体拥有且运营一整座蒸汽动力或者水力工厂的模式才成为英国纺织业的主流。即便到了此时，无论在城市还是乡村，根据当时标准衡量的大型工厂——用工人数超过一千的工厂——依然是例外而非惯例。在当时人们眼中，这些工厂不仅在商业与科技方面走在前列，同样还是社会组织方面的开拓者。

那么大型工厂的所有者究竟为什么选择要做大呢？为什么要选择集中化大型工厂的生产模式呢？伟大的英国数学家与发明家查尔斯.巴比奇在1832年出版的著作《论机器和制造业的经济》一书中专门拿出一个章节讨论了这个问题：“论大型工厂的起因与后果”。巴比奇先从明显之处入手：使用机器往往导致产量显著提升，其结果就是“大型工厂的建立”。身为社会分工的领先研究者，巴比奇主张最有效率的生产单位人数规模必须是最有效率的生产流程分工所需要的人数的倍数。维修工人与财会人员也是生产流程的一部分，而他们的效能在小型工厂里往往得不到充分发挥。此外将生产各个阶段集中在同一栋建筑内部可以节省运输费用，并且由单一实体来负责质检工作，降低发生疏漏与错误的可能性。

说了这么多，究竟怎样才算大呢？巴比奇阐述的这些因素决定了保证生产效率所必需的工厂规模下限，但他并没有指明决定最佳规模的因素。在棉纺业当中只需寥寥几名工人就足以操作一台纺纱机或者织布机。在实务层面上，在十九世纪最初十年里，巨型棉纺厂看上去并不具备任何中小型棉纺厂无法取得的经济优势。十九世纪后期的开拓性经济理论家阿尔弗雷德.马歇尔注意到，“就某些行业而言……只要一座工厂达到中型规模，大型工厂通过机器经济取得的优势就会在它面前几乎全部化为乌有……在棉纺与印花布纺织行业里，就算相对较小的工厂也能在竞争当中不落下风，从来都有能力采用最出名的机器完成每一道工序。反过来说，所谓大型工厂其实也不过是若干家挤在同一屋檐下的小型工厂而已。”

在巴比奇成书之后，利兹记者爱德华.贝恩斯应和了巴比奇对于采用工厂模式的一部分解释，同时又从另一个角度补充了几点。在他看来，集中化生产有助于技能娴熟的监工在生产过程的每一步进行更有效的监督，有助于减轻浪费与盗窃物料的风险，最后还能促进生产各阶段的配合，从而避免“运转不畅的最极端困境：一班工人未能完成他们的分内任务，因此依赖他们的另外好几班工人只能干等着。”总而言之，集中化使得制造商能够更有效地监督与协调大量个体劳动力。在外包体系当中，这些个体劳动者（以及他们的妻子儿女）将会在四面八方的家庭环境里工作，出力全凭自觉。

试图解释工厂体系崛起的学者们进一步引申了贝恩斯的结论。直到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研究工业革命的史学家们依然强调科技是变革的驱动力。比方说在大卫.兰德斯1969年出版的经典著作《解除束缚的普罗米修斯》一书中，“英国工业革命”是一个篇幅极长的章节。章节一开篇他就写道：“在十八世纪，一系列发明改造了英国棉纺业并且催生了一种全新的生产模式——也就是工厂体系。”新机器开启了提升生产力与增加利润的可能性，也激发了一系列往往十分突然的组织与社会形态变迁，包括大型工厂的崛起以及与之相伴的工业革命。

就在兰德斯即将完成自己的著作时，学术界迎来了新马克思主义的复兴。这一潮流驱使人们重新思考了工厂崛起的故事。新马克思主义者们指出，工厂体系的崛起并非因为工厂具有科技优势，而是因为工厂体系更便于监督劳动力。监管人员可以迫使集中工作的工人以更大的强度工作更长的时间，对于分散的工人则做不到这一点。产品质量将会更加一致，盗窃与侵占的痼疾也会得到抑制。所以最早的工厂才会在采用动力机械或者改变生产模式之前就将工人们集中在同一个房顶之下。其他学者则挑战了工厂生产的集约优势源自劳动力重新组织的解释，转而强调了巴比奇、贝恩斯与马歇尔曾经注意到的事实：将原本由外部人员完成的多重生产流程集中在由单一公司管理的单一场所有助于削减库存，能够降低交通成本，并且更有利于生产活动始终与不断变化的需求保持一致。

在上述各位学者为了采用工厂模式的原因而展开辩论时，还有越来越多的文章反对了工业化必然意味着与过去做法一刀两断的理念。经济史学家们认为，起初发生了一场没那么惹人注目的“原型工业化”，为日后更激烈且更为人关注的变化打下了基础，后者就是我们一般所说的工业革命。十八世纪初期英国以及其他欧洲国家的商人与企业家们早就将无数以家庭为单位的小生产者整合成为了越发壮大的网络，将产品销往越发广大的市场并且积累资本。在这个过程中，原本位于城市的制造业搬迁到了乡下，因为农闲期间的农民提供了现成的劳动力来源。因此早在动力机器与大型水轮工厂发明之前就已经出现了基于农村的大规模制造活动。这样看来，工厂迈出的这一步尽管看似极富革命性，其实却并没有那么不得了。

不过就算将新老两派关于工厂体系崛起的各种解释都整合到一起，以下这个现象的根源依然说不明白：早期棉纺厂在极短时间里就达到了如此骇人的规模，步入了雇佣1000至1500名工人的区间，但在那之后它们的成长就停止了，接下来的新建工厂往往要小一些。在工厂出现之初，伴随水轮动力的经济考量或许让大型工厂很有吸引力，因为合适的建厂选址相对稀少，投资者还需要修建水坝与水渠来确保水流不断。在新兰拉克这座全英国最大的水轮工厂，工人们不得不在石头上开凿出一条一百英尺长的水渠来驱动水轮。蒸汽动力提供了更大的灵活性。史学家V.A.C.加特勒尔指出，尽管有些蒸汽动力工厂的规模同样很大——或许是为了尽快抢占市场份额——但是自从第一轮棉纺厂修建热潮过去之后，接下来的入局者们往往并不觉得与先行者们比拼规模是明智之举，一味求大的收益很有限，同时风险却又不容忽视，更何况管理能力的限制往往意味着大型工厂的生产效率反而会更低。

或许工厂规模并不仅仅反映了经济计算。在当时，英国的大部分财富的存在形式都是土地所有权或者政府债券，因此修建大型工厂也是树立社会地位的手段之一。比方说阿克莱特就在克罗姆福德工厂的附近为自己修建了一座城堡。这位曾经的理发师很快就成了一名慷慨的大家长，为组成自己手下大部分劳动力的童工们修建了一座教堂以及一所学校（上学是强制性的），还经常赞助成年工人的节庆活动。阿克莱特还采取过其他极尽豪奢的手段来彰显自己的发明与工厂象征着怎样瞩目的社会地位提升，例如借给德文郡女伯爵五千英镑偿还赌债。阿克莱特的儿子一方面继续经营家族的工厂，另一方面斥重金投资地产与政府公债，还向士绅阶层甚至贵族提供贷款，从而成为了全英国最富有的平民。斯特拉特家族的社会地位尽管在起步阶段要比阿克莱特家族更贴近建制派，但是也遵循了类似的发迹路线。弗朗西丝.特罗洛普在1849年的小说《工厂少年迈克尔.阿姆斯特朗奇遇记》当中描绘了大型工厂能够怎样彻底改变其所有者的社会地位。在她的笔下，书中的工厂主马修.道雷爵士在自家工厂附近置办了一座庄园，在庄园里能看到远处工厂“阴森的烟囱尖顶”。巨型工厂不仅带来了全新的生产方式，还催生了一个腰缠万贯并且试图打入统治精英集团的工业家阶层。这一现象还将会在日后一再重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