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对马克思主义和修正主义的简述 -- AleaJactaEst

先修正一下自己:<<马恩全集>>厚的很，从三楼扔下去，落在别人的头上，可能会出人命。我现在谈的，不可能是全部的马克思主义，主要是<<反杜林论>>（“天才论“和“只见树木，不见森林“这里都有）和<<哥达纲领批判>>（这里面有“各尽所能，按需分配“）这两本书里面的理论。

之所以选这两本，因为它们是马恩晚期的作品，和<<共产党宣言>>等等相比，又多了马恩后几十年对理论的思辨和对现实的观察。而且，这两本书的写作目的，是“打脸“和“反打脸“，因而是“针对性地“阐述了马克思主义。

两本书，网上都有中文版。伯恩斯坦的理论，主要是我看的德文版《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没有找到网络中文版。

哲学家们的文风各不相同，笛卡尔和约翰·洛克他们的文章，是所谓的“读者体“，一清如水的文字，带出深奥的道理，对脑细胞有适度的刺激。

康德和黑格尔，就是另外一回事了。拜读他们的著作是烧脑:文章里的每个字你都认识，放在一起，就不知道说的是什么。即使你自以为理解了（这可能是错的），要试图解释给一个和自己水平差不多的人，只能靠打粗浅的比方（可能错上加错）。要不然，你就干脆把他们的原话再重复一遍。用自己的语言来解释他们的哲学，对于哲学家们来说，都很困难。

这大概是因为他们写作的对象不同:

笛卡尔和洛克是写给壁炉前，喝着葡萄酒的小资们看的，所以理不甚深，语不甚俗。

康德和黑格尔是哲学系教授----你到我的武馆来，先和我对一掌再说----一招都接不住，也就不用浪费时间了。

马恩和伯恩斯坦的文章，写作目的是发表在报纸上，希望宣传的对象越多越好，所以他们的作品最浅显易读，每句话之间，从没有逻辑的跳跃，而且没有什么“我看，我想，我认为“，下结论之前有数据的支持，理性当先，他们的文章最没有歧义。

按照马克思主义的原理，人的思想是现实的反应，再反动的人，文革时也写不出<<河殇>>来。

马克思（1818-1883）和爱德华·伯恩斯坦（1850-1932，伯恩斯坦这个词是德语琥珀的意思）都是德国人。另外，他们俩都是犹太人，也都不是犹太教徒。

他们生活的年代，生产大发展，社会大变革，思想大爆炸。

无法全面介绍那个年代，提一下几个容易引起误会的地方。马克思他们的一些说法，离开那个背景是无法解释的。比如说:

国家真正作为整个社会的代表所采取的第一个行动，即以社会的名义占有生产资料，同时也是它作为国家所采取的最后一个独立行动。那时，国家政权对社会关系的干预将先后在各个领域中成为多余的事情而自行停止下来。那时，对人的统治将由对物的管理和对生产过程的领导所代替。国家不是“被废除”的，它是自行消亡的。应当以此来衡量“自由的人民国家”这个用语，这个用语在鼓动的意义上暂时有存在的理由，但归根到底是没有科学根据的。

这段话，怎么看怎么怪。现在一个人再怎么信仰共产主义，也许能想象得到，明天习大大会把所有的生产资料公有化，但是绝对不会想到，然后中国就会“自动消亡“。

这是因为，在马克思年代的西欧北美，“国家“这个概念还处于形成阶段。

在封建时代，欧洲有国王，有教会，有议会，有城市等等，但是，什么是一个国家？这是资本主义社会才开始讨论的问题。

在马克思的时代，国家实际上还是一个组织大家去打仗的机构，国家的管理落到实处的是服役和练兵，还有外交，财政其实就是用来养兵的。

我们所熟悉的现代国家的种种职能:教育文宣，经济管理，修桥补路等等该怎么搞，都还在摸索阶段。

拿最强大的英国来举例:1840年鸦片战争开打的时候，英国有14万军人，再加6万内卫性质的国民军。清朝有世界上最大的常备军，是20万八旗加60万绿营（这80万，其实还要负责现代国家的部分警察职能）。还要考虑到，清军士兵一旦入伍后，就是终身职业（没有明确的退役制度），第一次厦门战役，阵亡的9个士兵（属于精锐的福建水师提标），年龄从22岁到59岁不等，大多已娶妻生子，而英军却都是正处当打之年。按照人口的比例来看，英国的军队是高度发达。

而另外一方面，直到1855年，英国才有第一部文官法。在这之前，政府有几个部门？每个部门该有多少人？公务员从哪里找？都是一笔糊涂账。管理印度这么大的事，负责的，是东印度公司这个“民企“。

所以，在马克思眼里，刚刚成型的国家，消亡也不是不可想象的。“社会“这个东西，完全有能力行使人所需要的一切职能（所谓的“社会主义“）。

马克思的思想在当时并不另类，和他几乎同时的英国人赫伯特·斯宾塞（Herbert Spencer 1820-1903 ，社会学的奠基人）认为的社会进化是这样的:

简单社会（社会没有分化，人与人之间同质性很高）

↓

复合型社会（开始出现异质性，也就是说人与人直接开始组成了不同的部门，有了社会分工）

↓

好战型社会（高度机构化的组织来进行战争防卫或攻击）

↓

工业型社会（社会更加多元，政府控制能力减弱，民众之间出现了自愿组织）

他生活的时代是好战型社会，而他所预料的”在工业化之后，政府控制能力减弱”，并没有出现。

事实上，在我们这个位面的历史上，政府的能力越来越强，国家越来越行使社会的功能，马克思和伯恩斯坦的功不可没。

苏联和修正主义国家，政府都越来越大。”国家”成了”社会”。

那个年代的另外一方面，不可不提。就是议会制度的逐步成熟和平权运动的逐步胜利。

伯恩斯坦介绍英国的成功经验：

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同资产阶级左翼结成联盟。不管这个联盟在其他方面的结果是什么，有一点却总是事实，即选举改革运动到那时才获得实际结果：一八六七年有一部分城市工人获得了选举权，一八八四年又有一部分城市工人以及大部分农村工人得到了选举权。固然一八六七年的选举改革是冠有一个保守党大臣（迪斯累里）的名字的，但也不过就是一个名字而已。

事实上，这个选举改革是一届议会的成绩，在那一届议会里，自由党党员占大多数（三百六十一名自由党议员对二百九十四名保守党议员），所以他们能够迫使靠议会权谋上台的保守党内阁反对本党内有势力的少数派而接受了他们的——自由党人的——修正案。

工人和资产阶级激进派当时为议会改革进行宣传的组织之一就是英国改革同盟。国际的总委员会有许多委员都属于这同盟的执行委员会，由马克思起草的总委员会向洛桑代表大会的报告带着几分自豪强调了这一点。马克思认为这种妥协完全正当，而发展的过程也证明了他是对的。

固然一八六七年的法案还远不能满足工人阶级的要求和需要，它却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帕麦斯顿[ 帕麦斯顿子爵，亨利·约翰·坦普尔（Palmerston, Henry John Temple 1784—1865），英国国务活动家，1855—1858 年和 1859—1865 年任英国首相。——编者注 ] 的预言，帕麦斯顿在一八六零年谈到约翰·罗素 [ 约翰·罗素（John Russell 1792—1878)，英国国务活动家，辉格党领袖，1846—1852 年和 1865—1866 年任首相，1852—1853 年和 1859—1865 年任外交大臣。——编者注 ] 勋爵所提出的、包含一八六七年通过的法令所有各点的一个议案时，曾以尖刻的口吻说，改革确实有可能不致使议员人选有多大变动，但是“此后就要为楼座表演，不为包厢表演了”。

工人对议会的影响大大增加了。第一个果实是一八七零年的教育法，它是在“我们现在必须教育我们的主人公”这个口号下通过的；第二个果实是工厂法和结社法的广泛修改。

在德国，俾斯麦需要管理的国家，利益集团更多，问题更复杂。

德国于1870年统一后，年满25岁的男子，不论贫富，均获得帝国议会选举权（在当时几乎是最自由的）。俾斯麦的本意，其实是想用比较保守的农民的选票，来对抗城市资产阶级，但事实上，最后得利的是工人政党。

伯恩斯坦能投降，根源是德国政府的招安。

从实际再回到理论。

马克思和伯恩斯坦生活的一百年间，现实世界大发展，大变革，出现的思想家，比以前多出了一个数量级，也就是顺理成章的事了。

我们现在熟悉的种种主义，基本上在那个时候就都已经产生了。比如说经济学，当时就有自由放任和政府干预的争议-----现在混了一百多年，我们还是在研究放还是抓。

一种思想，不管对错，往往会（甚至跨界）启发另外一种理论。

举个例子:后来被批臭的“马尔萨斯人口论“，讲的是人口增长，会导致资源缺乏，生存竞争。

达尔文在<<物种起源>>里，说自己的理论，不过是马尔萨斯学说在动植物界的运用而已，“物种间为了生存而竞争“的观点，是受马前辈的启发而产生的。

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的扉页上，向达尔文致敬。“社会按照一种规律在发展，社会存在着不可调和的斗争“等等思想，马克思无疑在他那里找到了佐证。

还有人把达尔文的理论在社会学上加以进一步的推导，“适者生存“，所以生存下来的，就是“天择“的，“天择“的，当然自带合理性光环。这就有了社会达尔文主义。

社会达尔文主义，又是种族主义的天然盟友。

下面,来看看那个年代和马克思相关的种种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