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Taylor Branch：高天火柱——MLK三部曲之二 -- 万年看客

11月19日，马丁.路德.金与亚伯拉罕.赫歇尔拉比一起出现在了纽约州凯亚美厦湖畔美国联合会所年会的现场。自从十个月以前在芝加哥第一次见面以来，金已经在伯明翰监狱里写了一封公开信，在全国各地进行了上百场演讲——其中自然包括华盛顿的“我有一个梦想”演讲与伯明翰的教堂爆炸案死难者葬礼致辞。他的名字在美国公众当中如雷贯耳却又褒贬不一。在抗议游行的冲突现场，金很容易就能成为新闻焦点。在没有游行的时候，他也能深入民间培养人脉。他尤其盛赞了十九位曾经在伯明翰运动进入儿童游行阶段之前前来声援的保守派拉比，当时这十九人作为作为联合会所春季会议的意外援军肃穆地走进了伯明翰某弥撒大会现场，极大地振奋了人们的士气。

赫歇尔将金作为一名当代先知介绍给了参会者们：“先知们对于人类的最大贡献在于他们率先意识到了人类对于邪恶的无动于衷。端庄体面之人同样可以包藏祸心，虔诚敬神之人同样可以罪孽缠身。”在称赞金的同时，赫歇尔也没忘了提醒他先知背负着怎样的重担：“单纯的知识或者信仰本身都过于孱弱，不足以治愈人与人之间的相互敌意以及人类手足相残的天然倾向。唯一的解药在于个人牺牲，在于为了更伟大的真理而舍弃排斥自己所珍视甚至看似可信的事物——例如偏见，在于为了上帝而做出此时此刻的自己尚且不能完全理解的行为。要想纠正人性就必须破冰突进，必须采取大步跨越的行动。”

金从赫歇尔手里接过了年会颁发的所罗门.赛科特奖。他在领奖致辞当中表示：“自由并不是什么联邦政府用银盘托出来的高档菜肴，黑人只要敞开肚皮吃下去就行。倘若自由当真要成为现实，黑人就必须为之受苦、牺牲与付出。”除了惯常的演讲主题之外，金还敦促各位参会代表不要想当然地接受“民权法案在国会必然无法得到通过”的惯常看法。他们在传播信息的时候必须提醒人们，“在民权问题上我国正面临着亲手毁灭自己的灵魂的危险。”金称赞赫歇尔效仿先知们的先例，面向至亲至近之人讲述最不入耳的真理——就赫歇尔而言，他主张在共产主义政权治下甚至就连犹太人也学会了漠不关心，从而推迟属灵层面的彻底清算。第二天，金在芝加哥犹太人改造大会的年会上又着重强调了苏联治下犹太人的凄惨处境。

在前往芝加哥的路上，金在纽约艾德维尔德机场（也就是日后的约翰.F.肯尼迪机场）驻留了一下，与克莱伦斯.琼斯以及斯坦利.利维森碰头商讨自己出书的事宜。金一直打算讲述一下伯明翰运动的经过，但是出书的安排却一直好事多磨。首先，一连串各种大事——梅德加. 埃弗斯遇刺，民权法案即将在国会闯关，华盛顿大游行，伯明翰教堂爆炸案——一直在分散他的精力。其次，他失去了斯坦利.利维森的帮助，很难直接联系上自己的写手、编辑以及出版经纪人。这一年的秋天，利维森万般不情愿地切断了自己与金常年以来的联系。在埃德加.胡佛与肯尼迪兄弟的双重敕令之下，利维森选择了自我放逐，以免金不得不做出两难选择：要么恪守原则不理会政府上层的告诫，要么眼看着全国范围内的民权运动遭到威胁。（“我绝不会让马丁如此为难的，”利维森如是说道。）由于不能向任何一位惯常的联系人吐露政府正在以间谍罪名要挟金的事实，利维森只得编出了一套相当尴尬的理由，声称自己曾经因为要去度假将手头工作全都转交给了琼斯，现在他之所以不肯将这些工作要回来则是害怕伤了琼斯的感情。眼看出书计划即将泡汤，利维森不得不铤而走险。电话窃听捕捉到他向一位朋友很不自在地坦诚道：“你知道我不打算见他（金），但是我必须把已经开了头的出书工作做完。”

11月初布设在金身边的六部窃听器早早就向联邦调查局发出了警报，因此探员们提前做好了准备，从艾德维尔德机场大门到洲际饭店会客室这一路上都部署了监视手段，全程记录了金一行三人的行踪。事后调查局总部夸口声称：“尽管当时的天气环境与安保环境都很不利，我们的纽约分局探员依然成功拍摄到了上述三人的合影。”尽管盯得如此不依不饶，但是胡佛并不清楚金与利维森的会面仅仅讨论了业务问题。他将金与利维森的同框照片当成宝贝一样送到罗伯特.肯尼迪面前，以此证明自己的窃听已经取得了成果——日后如果政府打算以间谍罪名起诉金，这些照片都是证据。

金前往芝加哥的时候，赫歇尔也从艾德维尔德机场出发飞向了罗马，与梵蒂冈的比阿红衣主教进行紧急磋商。比阿长期以来一直在秘密咨询犹太教领袖，一个月之前，有人将相关情况泄露给了《纽约时报》。11月18日，梵蒂冈理事会在圣彼得大教堂正式展开了一场辩论，论题是一份仅有三百九十九的单词的概要：《论天主教徒与非基督徒尤其是犹太人的关系》。辩论现场足足来了两千名身穿华丽法衣的高阶神父们。在他们的无声衬托之下，三名老迈的神父令人惊讶地站起身来，斥责这份概要是在政治上向以色列投降。厄内斯特.鲁菲尼红衣主教（Ernesto Ruffini）——西西里帕勒莫的大主教，梵蒂冈守旧派官僚的发言人——指责比阿散布异端邪说，因为天主教信仰的纯正本质不允许信徒们为犹太人“说好话”。第二天，也就是11月19日，比阿也站起身来针对眼下这场信仰危机发表了自己的意见。他还没开口说一个字，现场就爆发了热烈掌声。

自从1870年第一次召开的梵蒂冈理事会此时已经召开了十三届。等到赫歇尔来到梵蒂冈的时候，会场上早就充满了阴谋论的气息与情绪的纠葛。来路不明、不知受何人差遣的信使正在会场里到处分发措辞粗陋的反犹宣传册。有传言说——事后证明传言属实——保罗六世教皇打算将一切关于犹太人问题的讨论推迟一年。这一年1月保罗六世宣称自己打算拜访一下耶路撒冷。自从使徒彼得以来他还是第一个如此大胆的教皇。这一举动招致了舆论界的一片口诛笔伐。

赫歇尔尤其反对针对这份概要提出的一项修正，这项修正认为比阿的宗教改革的最终目的应当是让犹太人接受基督教。赫歇尔在送给比阿的信中写道：“正如大人您所知，这样的暗示将会深切伤害犹太人民的感情。教会的敌人肯定会不遗余力地宣称这份文件的全部目的就是终结犹太教信仰。”凭借这封信，他终于获得了在某天晚上单独觐见焦头烂额的红衣主教的集会。比阿的员工劝慰赫歇尔不要大惊小怪。根据他们的预测，教会肯定能挫败这条冒犯人的修正案，不过眼下按兵不动才是谨慎之举，因为本次参会的主教有很多都来自非洲与南亚地区，平生几乎没有接触过犹太人，他们认为这份概要应当进一步得到完善，使其成为面向其他宗教的教会官方声明的一部分，换句话说犹太教没必要在眼下这个场合抢着出头。比阿也建议保持耐心：“再议并不等于再也不议。”

会面结束后，比阿派遣自己的助理们护送赫歇尔拉比渡过台伯河返回宾馆。在路上途径卡沃尔广场的时候，一名助理惊讶地注意到一面照壁上刻着一行字：“黑暗当中的光明。”另一位助理则突然意识到平日里惯于在罗马街头放声谈笑的青年男女们此时全都陷入了诡异的沉默，窃窃私语地谈论着一场刚刚发生在大洋彼岸达拉斯市的谋杀。当时他们还不知道这场凶案标志这个世界即将迎来怎样的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