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沪港对比，老邓管治下生活水平的相对倒退 -- 陈王奋起

资兴的农业学大寨运动高潮也是1975-1978这三年。

1975年第一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期间，县委确定青市公社为农业学大寨点。组建工作队，于10月3日进驻该公社各大队、生产队和直属单位。与此同时，郴州地委包括书记、宣传部长在内的3名常委分别带学大寨工作团进驻资兴的厚玉、黄草、蓼市3公社，并设立总团办公室。加上资兴县委书记也是地委常委，同时在资兴办点的地委常委共有4人。

全县不完全的统计：1975年10月县委作出建设大寨县决定至1976年5月底，28个公社(镇)共开农村批斗大会1200多场次，斗争阶级敌人393名。

大批资本主义，是高度集中劳力搞集体，封堵社员自发倾向的诀窍。“个人”与“集体”始终是农业集体化后的一对矛盾。由于集体经济是“看得见，摸不着，得不全”，而“小自由”是“现做现收，全做全收”，何况普遍存在“吃饭靠集体，用钱靠自己”的现实，农民们自然乐意把劲用于“个人”。扩大自留地，副业单干、集市贸易等等，都是他们所喜欢的“资本主义尾巴”，也是劳力分散、削弱集体生产的重大威胁。如何高度集中劳力搞集体生产，成为公社干部和工作队员最为重视也最为头痛的事情。

于是，县、社领导和干部按上面的理论指导，给一切自发现象扣上“资本主义”帽子，开展社、资两条道路斗争，用大批资本主义的办法把劳力高度集中用于集体生产。在反复大讲“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和大寨大批大干走集体化道路的同时，抓住社员中的“资本主义”典型人物和事例，大举批判和经济处罚，以“杀鸡警猴”、“祛邪扶正”。

同时，制定了一系列的严密制度，执行处罚。最主要的是实行“两个基本”、自留地定点定量。即规定一年中每个劳力出集体工的基本劳动日数，每个家庭要交队的基本家肥数量，未达者年终分配时扣罚其粮食和现金。自留地按人口在指定地点划上够家人吃的菜地，扩大者没收、罚款。安排外出搞副业者要完成上交金额，副业单干要处罚。普遍规定外出要请假。有的地方甚至限制了家庭生猪、家禽饲养数量。

青市公社还创造了名闻全地区的“社会主义大集”。奉地委领导指示，县委工作队和公社党委组织发动农民将个人、家庭用于交换的农产品，包括粮、猪、禽、蛋、菜、茶、果、药等，全都卖给国家供销、粮食等部门，由国家这类部门组织上市。用这种“社会主义大集”取代“资本主义”的群众集市贸易，造成“赶墟的人少、自由交易少、投机倒把少”，达到“堵资本主义路、搭社会主义桥”的目的。1976年8月11日，“社会主义大集”首次开放之日，正是地委全区农村政治工作现场会议召开之时。到会的各县县委领导都在青市现场观摩，听青市公社书记介绍“大集”的经验发言，以便各县回去照此办理。

在基层，整顿领导班子是运动的关键，也是所谓批修防变的重点。

建成敢批敢斗敢干的革命化县委领导核心是大寨县六条标准的首条。县委成员曾在地委领导主持下开展整风，围绕学大寨、建大寨县的主题，就认识、路线、作风、干劲各自做自我批评，向上级保证端正路线，转变作风，带头大干。其实，“建设大寨县，县委是关键”的说法极具片面性。当年江青反问“县委是关键，那省委呢？”被说成是反对华主席，破坏学大寨。江青有天大罪错，这句话却没罪没错。普及大寨县运动是自上而下启动的，党又是领导一切的，而中央，省委、地委都不是关键，责任主要是县委的，岂非咄咄怪事！

县委则推而论之，也把“关键”下移。县委书记在三级干部大会作报告说：“建设大寨县，公社党委、大队党支部也是关键。……要把公社、大队建成大寨式单位，责任必然落在党委和支部身上。”“公社、大队建成大寨式单位，大寨县才有基础。”县委决定大力整顿公社和大队班子。方法是学理论，揭矛盾，上帮下促，开展“三查”(查斗敌批修批资，查蹲点，查带头大干)。

公社、大队两级班子整顿，主要是通过批修防变，解决“软、懒、散”问题。软，就是不斗敌批资；懒，就是缺雄心壮志，不蹲点劳动；散，就是不齐心合力，甚至勾心斗角。

全县稻谷总产量(占粮食总产95%以上)：

1975年(第四个五年计划最后一年，学大寨高潮之前)比1970年增4429万斤；

1980年(第五个五年计划最后一年，含学大寨三年高潮)比1975年增产 2690万斤；

1985年(第六个五年计划最后一年，终止了学大寨)比1980年增产3407万斤。

全县农业总产值：

1975年比1970年增2100万元；

1980年比1975年增193万元；

1985年比1980年增4085万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