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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越来越多叛乱原因不是征收的赋税太多，而是赋税太少！ (2007-01-21 14:17:50)转载▼

3、越来越多叛乱原因不是征收的赋税太多，而是赋税太少！

吴思等人所谓的增加的赋税越多，叛乱也越多究竟是怎么回事情呢？那些越来越多，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的叛乱究竟是从什么地方冒出来的？？我的回答很简单，这越来越多叛乱，原因恰恰是征收的赋税太少！乍一看，这个结论似乎有些耸人听闻，但只要仔细分析一下，其中的道理就不难明白了。

为了把问题分析清楚，我们有必要把一些背景情况交代清楚

⑴两个背景

第一个情况是军费开支的急剧增长，第二个情况是发生在明末的连绵不断的特大自然灾害,

首先来看下军费增长的情况

,这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方面屯田制度的废弛,另一方面辽东局面恶化,战事的持久。

明初的军费主要通过屯田制度来解决，如顾诚在《明末农民战争史》中所介绍的，“明太祖朱元璋实行军民分籍制度，编为军户的农民世代为兵。政府把他们按照卫所的编制组织起来，进行屯田。沿边卫所三分守城，七分屯种，内地二分守城，八分屯种。每名军士给田五十亩和耕牛农具。收获所得以十二石归军士自己食用，余下的作为本卫所军官的俸粮和储积。在这种制度下，政府只对屯田情况进行督察，不用给饷。所以朱元璋曾不无得意地说：吾养兵百万，不费民间一粒粟。”[101]p14-p15

客观的说，这种制度在没有大的持久战事的情况下，还可以行的通，一旦国家处于持久的战争状态中，再要靠这种制度来解决军费问题，则只能说是一厢情愿。一方面，长期屯田的士兵已经类同于农民根本没有战斗力可言，如果士兵的主要精力集中于训练守卫以及作战，以确保其战斗力，则所谓屯田也不过有名无实，另一方面边境地区，长期处于交锋战争状态，往来破坏，屯田也根本不切实际，无法确保收成，如果遇到类似明末那种北方地区连年大规模的自然灾害，就更是有不如无。至于一些人常说的屯田土地长久以来被豪强侵占倒还在其次，事实上明末灾荒导致陕西等北方地区大量农民逃亡，土地都被抛荒，真要屯田的话，土地是不缺的，但在连年边境战争以及灾荒的条件，靠屯田解决军费开支根本是痴人说梦。既然依靠屯田不行，那么这一大笔的边防军费开支势必就要从国家的财政中支出。

至于辽东的战局，前面已经有很多介绍了。大批土地的沦陷，战争被拖入旷日持久，拉锯状态中。要维持大批精锐的部队以保证抵御后金分裂叛乱政权的攻势，并设法谋求反击，军队的粮食补给，城池的维护修固，以及武器盔甲等器械的维修制造，所有这些没有大量军费支撑是难以设想的。

由于对明末军费的巨额开支，凡是涉及这段历史的文章论著几乎都有详细的介绍，这里就不再展开了

接下主要介绍第二个情况，也就是当时的自然灾害,明末的自然灾害究竟严重到了什么地步,这是今天的人所难以想象的。在大自然的威力面前即便是万物之灵的人类也只能自叹渺小，这个时候，人的生命之脆弱实在和蝼蚁无异！

17世纪初期到中叶,也就是明朝晚期末期,中国连续发生在历史上也极为罕见的的超大规模自然灾害，这大概已经是所有学者的共识了。而且当时的自然灾害并非仅仅限于中国，而是全球性的。许靖华在《太阳、气候、饥荒与民族大迁移》中说“我和我的同事过去30年来一直在瑞士联邦技术研究院湖沼地质实验室从事古气候研究。通过与欧洲、亚洲、南美、北美的同行合作研究，我们形成了一个全球性的观点，我们的数据表明，自大约10Ka以前的冰川融化期以来，存在全球变暖时期和变冷时期的交替。全球温度变化对地区降水有可预见的影响。”“在近4000年以来有4个全球气候变冷的时期（也即小冰期）”[102]。而明末所处的17世纪上半叶到中叶正是这样一个向小冰期转变的时代。

李隆生在《晚明海外贸易数量研究》一书中对当时这种全球性的危机有比较生动的描写“17世纪中叶是一个全球政治动荡不安的时期，几乎整个旧世界和新世界的部分地区都发生动荡和暴乱。例如1648-1653年法国投石党运动；1642-1660英国发生的大反叛（英王查理一世被送上断头台）；1633、1634、1637、1645、1648年发生在莫斯科的动乱；1628-1644年中国的农民暴动；1624、1647、1664发生在墨西哥的暴动”

“17世纪中叶，普遍发生的全球性危机（十七世纪危机），除了每个事件背后的地区性原因外，一定存在一个共通的因素。……17世纪中叶的气候异常，导致农作物减少变成了一场大灾难，发生饥荒、瘟疫和政治与社会的动荡不安”

“Romano考察欧洲的国际贸易、工业、农业，发现如下的三项重要结论，……大概在1600年以后，欧洲的农业发展停滞，在失去农业部门的支持，商业和工业部门在1620年以后也失去成长动力；1620年以后的17世纪，除荷兰外，整个欧洲经济处于停滞状态。Romano因此认为1620年前后，‘不仅代表一个世纪的断裂，也决定一个新世纪的特性’”

“1630年代末期和1640年代初，日本北方一连串不寻常的凉夏以及其他地方的旱灾、水灾、减少谷物收成，特别是1641-1642年的大饥谨，造成许多人畜死于饥饿与疾病。……到1640年代中期，日本经济开始复苏”[103]p151-153

在这场全球性的灾难与危机中，中国发生的情况最为严重。“远东地区也没能逃过全球变冷的冲击。17世纪明朝末年华中地区又冷又干。最后两位皇帝天启和崇祯统治期间出现了最恶劣的气候。在40多年里（1601-1644年），历史学家记载了两次‘八年大旱’，即连续八年的严重干旱。在河南，据记载在整整三年里未下过一滴雨”[102]

在《中国人口史》中，我们可以找到对这场明末连续大灾的更详细的记载，不妨摘录一下，看看当时的情况究竟严重到了什么程度。

“17世纪上半叶，北中国进入一个日趋干旱的时期。1630年——1640年，北方旱情进一步发展，终于酿成了继1580年以后又一次大旱灾。华北乃至华中、江南等地、千里赤野。与此同时，华北乃至长江中下游地区发生大范围的蝗灾草叶不存。在北方的很大一部分地区，旱灾、蝗灾、鼠疫三位一体”[104]p405

首先来看明末旱灾的情况

“中国气象局气象科学研究院所《中国近五百年旱涝分布图集》对各种历史文献记载的水旱灾害的等级作了以下划分。

1级：持续时间长而强度大的降水、大范围大水、沿海特大的台风雨成灾。

……

4级：单季、单月成灾较轻的旱、局地旱

5级：持续数月干旱或跨季度旱，大范围严重干旱。如‘春夏旱，赤地千里，人食草根树皮’、‘夏秋旱，禾尽槁’、‘夏亢旱，饥’、‘四至八月不雨，百谷不登’、‘河涸’、‘塘干’、‘井泉竭’。”[104]p405-406

“根据《中国近五百年旱涝分布图集》一书提供的1470年以后全国120个观察点的水旱记录，……1580年—1630年，每五年大旱与大涝的比例为62：18，1635年—1645年的这一比例为45：11，这表明明代后期至明代末期，全国进入了一个异常干旱的时期”[104]p406

《中国人口史》分省列出了明后期的旱灾情况，其中普遍情况是万历十几年左右前后的一段时间，全国发生大规模的旱灾，然后是崇祯时期的旱灾，由于本文内容关系，我们只摘录万历末期到崇祯时期的各地旱灾情况，对于万历前期的旱灾就不摘录了。

陕西地区：“万历四十四年，陕西西部地区普遍发生特大干旱”，“崇祯元年、二年，陕西半数以上地区出现特大旱灾。崇祯二年至七年，个地区的旱情连绵不断。依据《中国近五百年旱涝分布图集》，崇祯八年，西安、延安、榆林和临洮四府出现特大旱灾，次年，波及平凉、巩昌二府。崇祯十年至十二年，每年约有半数的府遭受特大旱灾。崇祯十三年，陕西再次发生全省性的特大旱灾。次年旱情持续”

山西地区：“万历二十六、二十七、二十九年三年中，山西又遭受一轮新的特大旱灾的打击。……万历三十七八两年，山西再次遭受全省性的特大旱灾。以长子县为例。万历三十七年‘大旱岁荒，斗栗钱二百三十有奇’，……自此至万历四十六年，山西灾情一直不断”“崇祯六年，除大同府外，山西各地发生特大旱灾，崇祯十年、十一年连续两年发生全省性特大旱灾，十三年除大同府外，地均为特大旱，十四年潞安府无灾，其余各地仍遭特大旱灾袭击。……太原府直到崇祯十六年，年年都有特大旱情。山西农业在旱灾的打击下几至崩溃”

河南地区：“万历四十四年，河南府出现特大旱灾，其他各府也都有旱情。万历四十七年，北部各府特大旱，以后三年，汝宁府连续三年遭受特大旱灾。崇祯七年开始，河南全省转入一个新的干旱期。崇祯十一年至十四年，除汝宁府外，河南各府连续出现特大旱灾。崇祯十三年，汝宁府也出现特大旱情。这一过程与北方其他省份的情况一致”

北直隶：“万历二十七年至二十九年，北直隶大部分地区发生旱灾，二十九年为除少数地区以外的全省性特大旱灾。万历四十三年，全省性的特大旱灾再度爆发。此后两年，北直隶的大部分地区始终笼罩在旱灾的阴影下。这一时期中，北直隶地区始终可以看作山西灾区的外延。

崇祯九年开始，北直隶的气候明显趋旱，崇祯十二年至十四年，旱情发展到顶点，北直隶遭受全面的特大旱灾”

山东地区：“万历四十三年，山东全省特大旱”“崇祯十一年，全省性的特大旱灾再次发生，并持续到崇祯十四年”

辽东地区：“崇祯年间，辽东气候正常，未出现异常波动”

南方地区：“万历十七年以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南方地区不见有全局性的特大旱灾发生。崇祯大旱在南方发生的时间也迟于北方”崇祯九年，苏南、浙江和江西北部发生特大干旱。崇祯十三年，南直隶普遍遭受特大干旱，崇祯十四年，湖广地区出现全局性特大干旱。

[104]p407-p412

其次再来看崇祯特大蝗灾。

旱灾之后继之以蝗灾是通常现象。崇祯期间的旱灾从范围和强度来说都是特大级别的，蝗灾也是特大级别

“崇祯大蝗灾开始于崇祯九年，……崇祯十年蝗灾向西进入关中平原，……崇祯十一年，在连续而又大面积发生旱灾的条件下，蝗虫迅速增殖扩散。崇祯十年的蝗灾区，随着其范围的扩大，在十一年联合成西起关中，东至徐州一带长达上千公里的分布区。灾区西端的宽度限于关中平原，东端在有利条件下，宽度可达400～500公里，在北直隶大名府、广平府和山东东昌府一带形成蝗灾重要危害区。南阳盆地也遭受蝗害，滨海蝗区继续发展，胶东半岛的登州府及济南府利津一带都形成新的蝗灾区。蝗灾区的北界已北推至顺天府密云县一带。长江三角洲在连续两年干旱气候影响下，蝗灾大面积发生，形成了长江流域蝗灾的开始期。

”

到了崇祯十三年，蝗灾区的面积达到顶峰，“黄河、长江两大流域中下游以及整个华北平原都是蝗灾区”[104]p412-413

明末时期第三大自然灾害就是鼠疫大流行

根据记载，万历初期的时候，北方地区也曾经爆发过鼠疫大流行，这里不作摘录介绍，主要是摘录一些崇祯时期各地区的鼠疫流行状况。

山西：崇祯“七年、八年、兴县盗贼杀伤人民，岁谨日甚。天行瘟疫，朝发夕死。至一夜之内，一家尽死孑遗，百姓惊逃，城为之空”

“崇祯十年以后，大同府也开始爆发瘟疫，患者死亡率甚高。崇祯十七年（1644年），潞安府爆发鼠疫大流行‘秋大疫，……有阖门死绝绝无人收葬者’”

北直隶：“崇祯十三年，顺德府、河间府均有大疫。虽没有临床症状的记载，但大名府的资料显示，此年的瘟疫至少是烈性传染病的流行”

“崇祯十四年，疫情进一步发展，……死亡人口比率相当高，有知是年疫情向真定、保定、顺天乃至京师传播”

“崇祯十六年的几条记载表明这一轮瘟疫的流行仍为鼠疫。如在顺天府通州，‘崇祯十六年癸未七月大疫，……比屋传染，有阖家丧亡竟无收敛者’。……又如河间府景县，‘崇祯十六年大疫，病者吐血如西瓜水立死’。这是肺炎鼠疫患者的典型症状。……是疫传染之烈，让人‘惊畏’，联系周遍各县的情况来看，当然应该是鼠疫了”

“从北京近郊通州和昌平的疫情可以推知北京城中有可能陷入同样的传染病肆虐中。查《明史.五行志》，崇祯十六年‘京师大疫，自二月至九月’。”

实际上明史的《崇祯本纪》中同样有北京城内发生大瘟疫的记载，如崇祯十四年“临清运河涸。京师大疫。”，崇祯十六年“

秋七月,京师自二月至于是月大疫，诏释轻犯，发帑疗治，瘗五城暴骸。”

从这些记载可以看出，李自成崇祯十七年初进军北京的时候，实际上面对的已经是一个瘟疫流行之后充斥病弱的空城了，这也是为什么他在没有遇到象样抵抗的情况下就轻易攻克北京，而事实上进占北京以后，李自成军队可能也感染上瘟疫。不仅战斗力急剧下降，而且在北京撤退的沿途传播瘟疫，正因为如此才有如下记载，“崇祯十七年三月十五日闯贼入怀来，十六日移营东去，是年凡贼所经地区，皆大疫，不经者不疫”“顺治元年秋九月大疫，保安卫、沙城堡绝者不下千家。……黄昏鬼行市上，或啸语人家，了然闻见，真奇灾也”

河南与陕西：在崇祯六年，崇祯七年，崇祯八年，崇祯九年，十年，崇祯十三年，崇祯十五年，崇祯十六年也都发生大的瘟疫流行。

[104]p414-p421

以上就是明末尤其是崇祯年间，中国北方地区“旱灾、蝗灾、鼠疫三位一体”合并发作的一些基本情况了。

在许多人写的关于明亡的文章著作（比如那个吴思写的《崇祯死弯》）中，都会绘声绘色的写到这样一幕情形，“县令催逼钱粮，将老百姓打得‘血流盈阶’”，吴思在叙述所谓明末陕西农民造反的第一人的时候，更是唾沫横飞，添油加醋，试图彰显催征赋税逼反良民的恶果。“那年三月，澄城知县张斗耀在大旱之年仍然催征不已，而且手段残酷，老百姓受不住了。有个叫王二的人，在山上纠集了数百人，都用墨涂黑了脸。……”[84]

这种描绘所要给人造成的印象就是崇祯时期大规模的内乱是政府征收赋税过多，催逼不已造成的，农民因为无法忍受，所以走上了造反道路了。如果国家减轻赋税或者不征收赋税，那么就不会有人造反了！

但是且慢，事实果真是如此么？只要我们稍微分析一下就明白，当时大量农民走上造反作乱道路，根本就不是什么催征不催征赋税的问题！从上面对明朝末期大规模连续自然灾害的介绍中，我们已经知道，在万历末期以及崇祯时期的大部分时间里，中国北方爆发了超大规模的自然灾害，如陕西山西河南地区，连年特大型的旱灾，粮食没有收成，百姓都在饿死边缘挣扎，甚至出现了人吃人的惨剧。这样的情况下，难道国家不征收赋税，这些地区的百姓就能安分守己地坐在那里等着饿死？就会老老实实的做个良民，不去从事抢劫活动了？根本就是痴人说梦，在那样大的灾荒面前，国家就算不征收任何赋税，饥民们照样会铤而走险，走上四处抢劫甚至杀人的道路上去。灾民们造反作乱的真正原因是因为饥荒，而不是因为什么赋税。比如《鹿樵纪闻》中记载的澄城农民造反，就可以看出当时的真实情形！“崇祯改元之岁，秦中大饥，赤地千里。白水王二者，鸠众墨其面，闯入澄城，杀知县。”[115]

显然，“秦中大饥，赤地千里”才是农民起来作乱杀人抢劫的真实原因。至于有些笔记中的描绘的“澄城知县张耀采催科甚酷，民不堪其毒。有王二者，阴纠数百人聚集山上，皆以墨涂面。王二高喝曰：‘谁敢杀张知县？’众齐声应曰：‘我敢杀！’”[116]真是详细生动，连当事人说什么话都一清二楚，似乎作者就在造反现场亲眼目睹一般，这就只能当作小说来看了！

当一个地区发生大规模灾荒的时候，大量百姓变成衣食无着的饥民，这些饥民在走投无路的情况，要想不被饿死，就势必置法律道德不顾，肆意抢劫杀人。

崇祯元年七月，陕西巡按御史李应期上言说：

“全陕地多硗确，民鲜多营。慨自边疆多事，征兵征饷，闾阎十室九空。更遇连年凶荒，灾以继灾，至今岁而酷烈异常也。臣自凤汉兴安巡历延庆、平凉以抵西安，但见五月不雨，以至于秋，三伏亢旱，禾苗尽枯，赤野青草断烟，百姓流离，络绎载道。每一经过处所，灾民数百成群，拥道告赈。近且延安之宜、雒等处，西安之韩城等属，报有结连回罗，张旗鸣金，动以百计。白昼摽掠，弱血强食。盖饥迫无聊，铤而走险。与其忍饿待毙，不若抢掠苟活之为愈也。”[117]

如崇祯二年马懋才报告朝廷时所说：“臣家乡延安府， 去年一年无雨，草木枯焦，八九月间，乡民争采山间蓬草剥食。到十月后，蓬草吃尽，则剥树皮而食。到年终，树皮又尽，则又掘山中石块而食。乡民中有不甘食石而死者，始相聚为盗”[118]

可以说征收多少赋税在决定他们是否造反的问题上，根本不具有任何实质性的意义。要想不让他们造反，唯一的办法只能是投入大规模的物力财力，从别的无灾地区调集大量的物资到灾区，进行赈灾。否则就算把赋税降低到零，那该造反的照样造反！

当然那些就赋税问题大肆攻击明朝政府以及崇祯皇帝的论者也是说要赈灾的，比如吴思说“到了这种关头，官府应该做的是救济和赈灾，绝不应该继续加税压榨。而崇祯所做的正是加税，而且催逼严厉”。[84]

指责的是义正词严，可惜他似乎没有动脑筋想过，国家赈灾的钱从哪里来？难道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国家在赋税收入少的连军饷都发不出来的情况下，拿什么钱去赈灾？崇祯手里的钱就这么多，假如把一部分的钱拿去赈灾，那相应的原本可以把这笔钱拿来当军饷的部队就得不到这笔军饷，结果就多半是这支部队的士兵因为饥饿而造反（这样的例子不是没有，而是太多了）！造反的军队和造反的饥民之间哪个威胁更大，带来损害的更大，恐怕是谁都能算的清楚的！

崇祯并不是不想赈灾，事实上他比谁都想赈灾，但国家当时过低的赋税收入使得赈灾根本成了一相情愿的空谈，不具备任何现实性。比如崇祯初期，对那些因为灾荒而作乱的寇贼，崇祯还是希望通过招抚赈济的手段加以解决。他说“寇亦我赤子，宜抚之”[119]。崇祯四年的时候，他还从相当紧张的国家财政中拿出十万两银子赈济陕西灾民，在诏书中说“陕西屡报饥荒，小民失业，甚至迫而从贼，自罹锋刃。谁非赤子，颠连若斯，谊切痌瘝，可胜悯恻。今特发十万金，命御史前去，酌被灾之处，次第赈给。仍晓谕愚民，即已被胁从，误入贼党，若肯归正，即为良民，嘉与维新，一体收恤。”[119]。

但十万两的银子在当时的情况下根本就是杯水车薪，无济于事。正如顾诚说的那样“史料记载，吴甡赍来的赈银十万两，加上藩王以下捐助的五万两和粮食二万石，‘所救不及十一’，无异于杯水车薪。崇祯四年七月，李继贞的疏中说得很明白：‘前赈臣携十万金往，度一金一人，止可活十万人，而斗米七钱，亦正可活五十日耳。皇上宜敕赈臣回奏，前十万金果足乎？’”[120]

结果很显然，就是那些叛乱者有心接受招抚，国家也根本无力安置，如果不想被饿死，只能继续起来抢劫，国家如果派军队制止这种抢劫，势必又成叛乱！

事实上，在平定内乱的过程中，明朝政府并非没有过胜利，相反取得过很多的胜利，但这些胜利最后都因为财政原因以及财政危机附带造成的心理效应化为乌有。

比如一开始明朝政府对叛乱者的招抚，用顾诚的话说“留在陕西的各部几乎都接受过明廷的招安”[101]p46。但实际上由于政府没有钱来处置这些介绍招抚的叛乱者队伍，结果这些人最终还是只能走上叛乱的道路。当时负责招抚的三边总督杨鹤说：“诸贼穷饿之极，无处生活，兵至则稽首归降，兵去则抢掠如故。此必然之势。”[121]

招抚失败，就只能用军队来清剿。在军事上明朝有好几次机会把叛乱者彻底围歼，比如崇祯六年，在明军的围追堵截之下，大部分叛乱者队伍都被围堵在河南省的黄河以北地区，已经是走投无路，被围歼几乎只是时间问题。结果这些叛乱者只能采取诈降的策略。当时报上去投降的叛乱首领名单有几十人之多，“造反武装的主要首领几乎包罗无遗”[2]p933。这里不必一一列举，只举出其中几个后来如雷贯耳的名字好了，闯王（高迎祥）、闯将（李自成）、西营八大王（张献忠）、闯塌天（刘国能）。可以说所有后来让明朝政府头疼不已的叛乱首领都在里面，一网打尽。结果这些叛乱诈降以后，明朝政府军就停止军事行动，结果任由这些叛乱者从容渡过黄河，从包围圈的缺口中突围，扬长而去。

这是第一次；然后崇祯七年李自成、张献忠的部队又被五省总督陈奇瑜率领的明军堵截在汉中栈道地区，当时的情况按顾诚的描述是“这里山高路陡，居民稀少，出口被明军把守得严严密密，又碰上阴雨连下七十多天，‘弩解刀蚀，衣甲浸，马蹄穿，数日不能一食。’李自成、张献忠等部数万人几乎面临绝境。为了摆脱这种困难局面，起义军首领决定采取伪降手段。”[101]p67-68

结果明军再次认为这些叛乱者是真心投降，当时的情况也确实是李自成、张献忠走投无路了。于是李自成、张献忠等人的部队“乃整旅出栈，与奇瑜兵揖让酣饮，易马而乘，抵足而眠。贼之无衣甲者皆整矣，无弓矢者皆砺矣，数日不食者皆饱腹矣。”[122]。（翻成白话，意思就是“在官兵的保护下，李自成等部成建制的安然走出号称天险的栈道，一路上与护送的官兵揖让酣饮，易马而乘，抵足而眠，没有盔甲的都换上盔甲，丢失弓箭的换上新弓箭，多日没有饭吃也吃上饱餐”[2]p944）结果这些叛乱者一摆脱困境，一跑出明军的包围圈就“尽缚诸安抚官，或杀、或割耳、或杖责、或缚而掷之道旁。攻掠宝鸡、麟游等处，始纵横不可制矣。”[123]

对于这次被围困到走投无路，最后不得不又用假装投降的手段来摆脱绝境的叛乱中包括哪些部分的队伍，顾诚作过考证

“在汉中被困的义军究竟包括哪几部，也还存在疑问。吴伟业和一般史籍的作者，都说主要是李自成部；毛奇龄《后鉴录》中说，‘自成急奉闯王（高迎祥）奔入兴平之车箱峡’；文秉《烈皇小识》说，‘贼首李自成，张献忠等坐困于汉中之车箱峡’。可是，明陕西巡抚练国事转述陈奇瑜的奏疏，列举的受抚义军为：‘八大王部万三千余人，蝎子块部万五百余人，张妙手部九千一百余人，八大王又一部八千三百余人。’其中确切无疑的有张献忠（即八大王）、蝎子块和张妙手三部，所谓‘八大王又一部’究竟是指南营八大王，还是指依附于张献忠的另一支队伍，目前还弄不清楚。陈奇瑜的疏中并没有明确提到李自成部，也就是说，汉中被困的起义军是否包括李自成部在内，还缺乏原始材料来证明。既然各种史籍几乎毫无例外地都记载李自成部是汉中被困义军的主力，而且义军在出栈道后的战斗中，李自成部确实相当活跃。因此我们还不能把李自成部排除在外。闯王高迎祥部是否也被困于汉中，需要继续查证。人们长期以来有一种误解，以为闯将李自成是闯王高迎祥的部将，这是不正确的。李自成同高迎祥一样，都是他们各自率领那支义军的首领，互相间并不存在从属关系。”[101]p69-p70

从这个考证来看，张献忠肯定在其中，而李自成的部队，则是“各种史籍几乎毫无例外地都记载李自成部是汉中被困义军的主力，而且义军在出栈道后的战斗中，李自成部确实相当活跃”，那么90%的可能也在其中。两个在崇祯后期令明朝政府最为头疼的叛乱首脑都在这次被围困而陷入绝境中，但是他们居然又用这种小儿科的假装投降的手段逃过了被歼灭的命运，真是不得不令人发叹。

那为什么明朝方面居然一而再再而三的上这种恶当，几乎三番四次地在可以不费吹灰之力，不必付出太多代价就能用军事手段全歼叛乱者的情况下（事实上，这两次几乎都是用不着怎么打仗，光是围困在那里，叛乱者的队伍自己饿死都饿死了）就这么轻松的放跑叛乱者呢（甚至还主动给他们提供粮食补给，物资补给，简直把他们当成兄弟朋友来看待了！）？从表面上，自然很容易说明朝方面的统帅以及皇帝多么愚蠢。但实质上，这背后还有更深层的原因！

这深层原因是什么呢？很简单，那就是明朝政府从上到下，从皇帝到大臣，都普遍对这些叛乱者有同情心理，甚至是愧疚心理。他们总觉得这些叛乱者也都是良民，只不过因为自己这些政府的人员做的不够好，没有钱去赈济，没有钱发军饷，所以才导致他们叛乱的。是自己有愧于叛乱者，所以一听到这些叛乱者愿意投降，那真是心花怒放，自己的兄弟子民愿意和自己重归于好，那能不高兴?所以尽管在军事完全有绝对的优势和能力把这些叛乱者肉体消灭，而从皇帝和大臣的心理却是能不杀尽量不杀，能让叛乱者投降，就尽量不用武力剿灭。

就拿崇祯皇帝来说吧，从一开始，他就反复强调“寇亦我赤子，宜抚之”；然后又说“小民失业，甚至迫而从贼，自罹锋刃。谁非赤子，颠连若斯，谊切痌瘝，可胜悯恻”“若肯归正，即为良民，嘉与维新，一体收恤。”，甚至听说洪承畴把降而欲叛的王佐桂等数十人杀死的时候， 他还大为光火“王佐桂既降，何又杀之”。尽管以后由于事实的教训，他不得不改弦易辙，从一心招抚转变为剿抚结合。但他的内心深处还是偏向于“寇亦我赤子，宜抚之”[124]，这种偏向于招抚的心理并非是因为军事上拿叛乱者没有办法，不得不招抚，而是从内心深处就觉得这些叛乱者情有可原，即便在军事上完全有能力杀掉歼灭他们，他觉得也不应该多杀人命。上有所好，下必甚焉。他的这种心理，那些大臣们自然也心领神会，尽力迎合。崇祯七年三月崇祯举行的会试策问中就流露出他仍旧偏向招抚的心理。而当南京都察院右都御史唐世济向他上疏说应该区别流寇的成分，说流寇中的大部分成分是驿卒、饥黎、难氓。崇祯更是大为激赏，以至于特地“命内阁辅臣起草一份文件，专送陈奇瑜处要他斟酌处理”[2]p939，用樊树志的观点来说，这分明就已经是在暗示处于剿寇最前线的陈奇瑜，对待这些叛乱者，能不杀就尽量不杀，能少杀就尽量少杀，能招抚他们就尽量招抚他们。

可以说正是在崇祯这样的心理指导下，以及一些大臣官员相似心理支配下，这才先有渑池渡，再有车厢峡，居然接连两次在可以轻松全歼叛乱者主力的情况下，只要一听叛乱者要投降，就大喜过望，不问真假，全盘相信，不做任何预防措施，就轻松的放跑了他们。

对这种心理追根究原的话的，归根结底还是明朝政府因为自身财政困难，导致在赈济和军饷方面做的不够好，这才对叛乱者普遍抱有同情宽谅心理。只是崇祯皇帝心地仁慈之余，却忘记了，叛乱者一旦当惯了强盗，四处抢劫这样的自由自在的生活，再要他们回到常规上来，受到拘束管辖，即便是衣食饱暖，恐怕也无法令他们满意了。你就算不想剿灭他们，给他们提供再优厚的条件，他们也是不想再当良民的了。

尽管两次放过全歼叛乱者的机会，但在以后，明军平定内乱的过程中依然是取得多次重大的军事胜利。比如崇祯九年七月孙传廷在陕西重创叛乱者中战斗力最强大的闯王高迎祥部队，并且活捉高迎祥本人，受此威慑，一些叛乱者纷纷投降，接受招抚。

到崇祯十年，杨嗣昌上任兵部尚书以后，建议崇祯增兵增饷，实行“四面六隅，十面张网”的围剿计划，叛乱者又一次纷纷陷入绝境，张献忠走投无路（他要不是跑的快，差点就被左良玉打死[2]p979），只得再次提出投降（当然其实他还是假投降）。杨嗣昌担心有诈，向崇祯建议“拒绝招抚，派兵剿杀，或者要张献忠以袭击李自成、老回回做考验，否则便剿杀不论”但崇祯皇帝还是过于心慈手软，反驳说“岂有他来投降，便说一味剿杀之理”[125]。杨嗣昌反复声明自己的观点，甚至建议崇祯“明以抚示”，“阴以剿杀”。而崇祯皇帝则坚持“不可尽杀”，实际上默认甚至鼓励熊文灿等前线官员招抚张献忠。[2]p980

结果招抚张献忠以后，明朝政府还给他的部队发了十万人的军饷，还允许他们在谷城县白沙洲造房买地种麦，进行贸易，休养恢复元气。兵科给事中姚思孝上疏说“这张献忠在谷城县有数万人，造房子种田，还该遣散才是。”崇祯却反驳说“造房种田，正是招抚好处，又要遣散往哪里去？”[126]

张献忠看见明朝政府如此信任放纵他，就更加有恃无恐，他干脆在“谷城设关征税，搜集粮食，打造兵器”[2]p983

在张献忠走投无路，重施故技，假装投降以摆脱困境的同时。李自成的情况就更惨，他在明军的往来追杀中，已经濒临崩溃。《晚明史》中描述说“几次激战，李自成等部‘大半患病死亡，逃散甚多’。又受秦兵入川搜杀，不得已尽数出川，仅一千人突入汉中地区，进入深山密林中”[2]p987。这时候，李自成的得力部将祁总管也率部投降，只剩下李自成残部藏身于深山密林。而后李自成又试图冲出深山，进入河南，结果又被孙传庭伏兵袭击，结果是全军覆没，“李自成丢弃妻女，与刘宗敏，田见秀等十八人骑马”逃往深山中[2]p988。

到这时为止（崇祯十一年左右），在杨嗣昌的主持部署下，叛乱者基本上被剿灭的剿灭，投降的投降，内乱基本被肃清。但在国家的财政危机没有得到真正解决之前，这种军事上的胜利只能是暂时的假象。一方面自然灾害旱灾蝗灾依旧一年接一年的发生，陕西山西河南山东北直隶等地区在崇祯十一年前后都接连发生特大规模的旱灾，而这些旱灾都持续三四年之久，旱灾接以蝗灾，大批百姓都沦为饥民，而国家依然无力赈济灾区，饥民随时都能演变成作乱造反的生力军。而与此同时，辽东的满清分裂分子依然贼心不死，不断在边境骚扰，甚至闯入关内抢劫杀人。在崇祯十一年十月，清寇闯入关内肆虐，屠杀抢掠不计其数。而崇祯皇帝又始终把攘外看成第一要务，将其重要性放在安内之前，于是在李自成等叛乱首脑分子未被抓捕的情况就决定将洪承畴、孙传庭等精锐武装“悉数从安内战场调往攘外战场”，结果给了李自成、张献忠等人重整旗鼓、东山再起的机会。

张献忠是在崇祯十二年五月重新发动叛乱。至于李自成的势力在崇祯十三年也开始重新发展壮大，这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当时连绵不断的灾害饥荒。大量饥民几乎是不招自来。顾诚在《明末农民战争史》中对当时的情形有一定的描绘“崇祯十三年的灾荒是特别严重的，几乎遍及全国，不少地方竟至于颗粒无收，饥民大批死亡。”[101]p128

“保存下来的一些记载可以构成一幅幅触目惊心的图画： ‘至己卯（崇祯十二年）旱、蝗，自秋至明年不雨。其年庚辰（崇祯十三年）又蝗，仅能种而禾实不稔。斗米直可千钱，民间素所藏蓄者一时搜掠都尽。瓜果枣柿不待□而残，渐及草根、木皮、糠秕、山蔬，侈云富贵家粮也。十月之交，环辉山皆盗，以人为粮。千夫长擒来戮诸市，人争啖之。至二之日大寒，人益困，有父母食子女者，子女食父母者，夫妻、兄弟、朋友、乡邻互相食者。余人之衣冠动静犹昔，性情惊疑为豺狼。’”[127]

“今流亡满道，骴骼盈野。阴风惨鬼燐之青，啸聚伏林莽之绿。且有阖门投缳者．有全村泥门逃者，有一日而溺河数百者，有食雁矢、蚕矢

者，有食荆子、蒺藜者，有食土石者，有如鬼形而呻吟者，有僵仆于道而不能言者，……有集数千数百人于城隅周道而揭竿者。”[128]

郑廉在《豫变纪略》里，比较集中地叙述了贫苦无告的农民怎样转化成地方性的起义队伍：

“……岁乃大饥，人益不敢粜谷，谷以踊贵。米麦斗值钱三千，禾二千七百。人相食，有父食子、妻食夫者，道路无独行之客，虽东西村亦不敢往来。其颠顿死于沟壑者群聚而刲割之，顷刻而骨骸相撑矣。官吏捽而捶杀之垒垒焉，不能禁也。其桀黠不逞者遂相率为盗。于是鼠窃狗偷千百为群者不可胜数，如一条龙、张判子、宋江、袁老山之属，众皆万许。而临颍一条龙、寿州袁老山，其徒尤众，斩木折钧，往来梁宋之郊无虚日，日以益多。”[128]

李自成进入河南，几乎不费吹灰之力，就在短时间内招揽了大批部众。当地的那些乌合之众，毫无组织，混乱一团的饥民，在投入身经百战，军事经验极其丰富的李自成麾下之后，也很快就转化成具有强大战斗力的军队，从此遂一发不可收拾。据顾诚所说“李自成部义军初进河南时，兵力相当有限，大约不到一千人。经过短期的休整和准备，李自成在十月间率兵北上，同当地的起义农民一斗谷、瓦罐子等联合，有众数万人。十二月，‘连破鲁山、郏县、伊阳三县。’于二十一日攻克宜阳，‘不杀平民，唯杀官。’接着，乘胜进攻永宁（今洛宁县）。”[101]p130

实际上在明史的崇祯本纪中也能找到相关记载。崇祯十三年，十二月丁未朔。“是月，李自成自湖广走河南，饥民附之。是年，两畿、山东、河南、山、陕旱蝗，人相食”[73]。这里的“饥民附之”四个字道出了崇祯时期叛乱总是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的关键。灾荒灾害不断，而政府的财政危机又使得国家根本无力赈济灾民，这使得国家尽管在剿灭内乱的军事斗争不断取得胜利，但几乎只要稍一松懈，则叛乱势力又很快滋生壮大起来，杀了一个闯王高迎祥，又很快冒出一个李自成，把李自成三番四次杀的濒临崩溃，崇祯十一年更是让他几乎全军覆没，只逃出十八个人，结果不用两三年，又迅速卷土重来。其实如“饥民附之”这样的记载，在崇祯本纪中有很多处，而并非仅仅限于崇祯十三年的这次。

如崇祯四年“是冬，延安、庆阳大雪，民饥，盗贼益炽。”；崇祯五年“是月，总兵官文诏、杨嘉谟连破贼于陇安、静宁，贼奔水落城，平凉、庄浪饥民附之，势复炽。”；崇祯六年“丁未，副将左良玉破贼于涉县，贼走林县山中，饥民争附之。”；

崇祯九年二月，“山西大饥，人相食。乙酉，宁夏饥，兵变，杀巡抚都御史王楫，兵备副使丁启睿抚定之。”[73]

可以说事情发展到这个地步，已经完全不是常规的军事手段能够解决，暂时的军事胜利几乎毫无意义，只要政府的财政危机不解决，那无论打多少次的胜仗，都无济于事。（注意我说的是常规性军事手段，为什么这么说？这是相对于满清兽兵而言的。如果是满清的话，同样的局面之下，用军事胜利就能解决问题？为什么呢，因为满清采取的是杀光抢光的策略，一个城市发生反抗就把一个城市的人一个不拉的全部杀光，物资全部抢光，一个地区发生叛乱就把一个地区的人全部杀光，物资抢光，辽东大屠杀，扬州大屠杀，广州大屠杀，四川大屠杀都是如此.其中的四川大屠杀是把一个省的人全部杀光，这样当然就不必担心什么叛乱卷土重来的问题，更不必担心什么饥民作乱的问题，人都全部杀光了，还怕这个地方的人因为粮食不够吃而变成饥民作乱吗？明朝政府自然不可能采用这样的手段来解决问题）

唯一解决问题的办法只能是确保国家有充足的财政收入，然后用财政收入去调动全国的人力物力，不断给予各地灾区饥民以赈济，避免他们因为走投无路而抢劫作乱。但是要确保国家充足的财政收入，不增加赋税，这可能么？有些人似乎真愚昧的认为明朝政府的钱是可以从天上掉下来的，是可以从聚宝盆里生出来的，只是明朝的统治者吝啬残暴，存心要饿死灾区饥民，存心要逼迫饥民饥兵造反作乱推翻他们的统治，所以才不肯把钱拿出来。这样的想法省力自然是省力，只需把明朝的皇帝官员都丑化成愚蠢的白痴，吃人不吐骨头的恶魔就行了，很能满足他们表现自己正义，声讨罪恶的道德虚荣心，也很能符合他们从小所受到的那种脸谱化的弱智教育！但最后的结果恐怕不过是在愚弄他们自己，把他们自己变成白痴罢了！

事实上从明史的崇祯本纪中可以看到，对于崇祯十年以后特别是崇祯十三年的灾荒，崇祯还是设法多次给予赈济的，光本纪所记载的这一年的救济就有

“春闰正月乙酉，振真定饥。戊子，振京师饥民。癸卯，振山东饥。”，“戊寅，以久旱求直言。三月甲申，祷雨。戊戌，振畿内饥。”

“丁未，免河北三府逋赋。”，“秋七月庚辰朔，畿内捕蝗。己丑，发帑振被蝗州县。”“八月甲戌，振江北饥”[73]

说句老实话，崇祯之所以很能进行这些赈济，恐怕很大程度还是得益于杨嗣昌建议的增收赋税，增收剿饷，练饷，使得政府多了一千六百多万的收入。估计这多增加的一千六百万也没有完全用于军饷，还是有一部分挪用到了救济灾区上去了。但即便如此，在受灾面积如此广大，灾民如此众多的情况，这样一点可怜的收入进行的救济也只能是杯水车薪，无济于事的。

事实很清楚，如果真的想实质上解决灾民赈济问题，国家就必须有足够的钱，而国家要有足够的钱就必须要增加赋税收入，否则一切所谓赈济灾民的话都只能是纸上谈兵不切实际的高调

综合以上两个方面，要想解决饥兵作乱问题，国家就必须要有足够的钱来发军饷；要想解决饥民作乱问题，国家就必须要有足够的钱来赈济灾民。而国家的钱从哪里来，不可能从天上掉下来，也不可能从聚宝盆里生出来，也不能去抢来！只能是从赋税收入中来？没有足够的赋税收入，哪来的钱去发军饷，哪来的钱赈济灾民？明末国家的危机实质上是政府的财政危机，由财政危机才引发军事危机，由军事危机导致更大的财政危机，更大的财政危机导致更大的军事危机，如此恶性循环，国家岂有不亡的道理？

可以说明末的问题最核心的问题就是财政问题，其他一切问题都是财政问题派生出来的。解决了财政问题，其他一切问题都不是问题，都可以迎刃而解，不解决财政问题，则纵然是其他问题暂时解决了，必然还会再度爆发。而财政问题的核心与关键就是国家赋税收入太低，低到到了威胁国家本身存亡，民族存亡的地步。过去这个问题没有暴露出来，并不意味着这个问题不存在，而仅仅是因为国家没有遇到大的挑战，而崇祯时期，则是在连年自然灾害，连年战争的情况下，以最尖锐的形式把这一问题暴露了出来！这不仅从另一个角度的说明了那种把明朝灭亡归咎于崇祯的个性作风，归咎于崇祯的用人水平不过是皮相之谈，同时也证明了那种把明朝灭亡说成是崇祯横征暴敛的结果的说法是何等荒谬无稽，何等偏离事实真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