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文摘】无间道之新四军版 -- MacArthur

--- <中国民兵>杂志

为收集整理军史资料而殚精竭力、八方跋涉，这位普通的离休干部，２１年如一日，其精诚感动了党和国家及有关部门４０多位高层领导人――

王强：脚步不停为后人

□赵国庆

1996年5月，迟浩田在南通接见王强。

　　１９９６年５月２０日，中央军委副主席、国务委员兼国防部长迟浩田上将来到绿水环抱的江苏省南通市文峰饭店，接见在南通休养的军队离退休老干部。一走进大厅，迟浩田就大声问道：“王强同志来了没有?t”

　　年逾古稀的王强，是个普通的离休干部。他１９７９年从南通军分区政治部副主任的岗位上离休，从离休第二年就开始为收集整理军史（主要是新四军史）资料而栉风沭雨。他与迟浩田的友谊，就是在收集整理华东抗日革命斗争史以及海安县角斜“红旗民兵团”的史料中结下的。

　　首进中南海

　　２０多年前，根据中央要求，趁老同志还在，全国各地展开了抢救党史军史资料的工作。江苏省委的老领导管文尉、周一峰首先想到了在华东军区政治部组织部工作过多年的新四军老战士王强同志。他已经离休，又熟悉历史，有一定的文字功底，是个收集整理党史军史资料的难得人才，便决定聘请他为江苏省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特约研究员。紧张了大半辈子的王强，本该很好地享受一下晚年的轻松，可他觉得，抢救党史军史资料是造福后人的大事，我有什么理由不再上阵呢?t

　　王强虽说是从战争年代走过来的人，但研究党史军史，也是件陌生的事。他一头扎进书籍资料堆里，记笔记，做卡片，碰到难题就向党史专家请教。不久，他参加了《苏中抗日斗争》编写组。

　　这是一本分量较重的新四军历史教科书，涉及大量的史实和人物。王强和其他同志一道，跑了全国各地的１０几家档案馆，采访了近千名新四军老战士，经过一年多的艰辛劳动，终于形成了６０多万字的书稿。

　　书稿形成后，由谁题写书名，成了大家特别关心的事。省委党史征委将这一任务交给了王强，派他赴京。

　　怀着惴惴不安的心情，他第一次走进了中南海增福堂，见到了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的陈丕显。

　　陈丕显曾是苏中地区有名的“红小鬼”，先后担任过苏中区党委副书记、书记和华中党工委书记，被苏中地区广大干部群众亲切地称为“阿丕”。王强真正面对面地和陈丕显坐在一起，还是第一次。他把这本书连同正在编写的《苏中七战七捷》的内容向陈丕显汇报得十分透彻，着实让陈丕显同志感动不已。陈丕显同志当即让秘书乔晓阳给小平同志的秘书王瑞林打电话，请小平同志题写书名。王瑞林很快回话说：“首长就在办公室，手头事情太忙，他的意见是请中央和军委其他领导题写。”陈丕显又吩咐乔秘书：“将两书名送到耀邦同志办公室。”在陈丕显同志的关怀下，胡耀邦同志欣然为这两本书题写了书名，王强还未回南京，省委党史征委就收到了胡耀邦的手迹。

　　“做了大好事”

　　研究党史军史，最棘手的是对历史事件、人物如何评价、结论。王强坚持不唯上，不唯书，尊重事实，维护真理。

　　对苏中四分区反“清乡”斗争的历史地位如何看，特别是对反“清乡”斗争时期的“汤团行动”的评价，一直是研究苏中抗日斗争的同志争论的热点。所谓“汤团行动”就是在１９４３年反“清乡”斗争期间，以汤景延为团长的通海自卫团，奉上级命令，以假投降的形式，打入日伪内部，在经过５个月机智顽强的斗争后，又从敌人内部破腹而出，胜利地回到了抗日民主根据地。但对“汤团行动”如何评价，却存在着原则性分歧。一种意见认为，当时这样做政治上是错误的，策略上是冒险的，在根据地干部群众中产生了很坏的负面影响；另一种意见认为，“汤团行动”是根据当时斗争形势的需要，采取的特殊斗争方式，其结果对反“清乡”斗争起了配合作用，应当给予肯定。

　　由于两种观点争论不休，直到１９８３年１１月南通市委举行反“清乡”斗争胜利４０周年纪念活动，谁也不在大会上提“汤团行动”。王强根据省和南通市领导的指示，与有关同志一道，对“汤团行动”展开了全面调查。

　　通海自卫团惟一健在的领导人、当年的副团长沈仲彝，正在福州军区总医院养病。冒着酷暑赶来的王强，也已经快要倒下了，一跨进病房就连喝了四大杯水。沈仲彝因受“汤团行动”的牵连，文革中被关进水牢。听说南通来人，以为这次又要被抓了。所以，任凭王强怎样开导，他只是闭目养神，只字不提。

　　首次接触失败了，可王强并不甘心，第二天他又赶到医院，谁知沈仲彝只管睡觉，还是不理。怎么办?t随行人员失望地打起退堂鼓。“不行，他不开口我不走。”沈仲彝终于被感动了。他一边吩咐工作人员送西瓜，一边含泪讲述起当年的斗争内幕，并答应写一篇有关“汤团”的回忆文章。临别前，还将“汤团”健在的部分人员通讯录提供给王强。

　　王强如获至宝，立即出征，在大江南北采访了几十名“汤团行动”的亲历者。在掌握第一手资料的基础上，他决定前往中南海，听取当年领导“汤团行动”的高层领导人的意见。

　　在解放军３０１医院，原中央军委常委粟裕多次接待王强，抱病写出了肯定“汤团行动”的文字材料。

　　在中央书记处，书记处书记陈丕显对王强说：“我最担心的就是这段历史写不好。对‘汤团行动’的评价，一定要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根本不是汤景延叛变，实际是民族主义。”

　　在国务院，副总理姬鹏飞高兴地握住王强的手说：“‘汤团行动’不能否定。这个问题涉及一大帮子人的问题，你做了大好事。”

　　在外交部，副部长韩念龙向王强介绍了与汤景延的交往及分手经过，明确指出“他是个好同志，好党员。”

　　……

　　一份份当年老同志的回忆资料，一条条中央领导同志的重要指示，连同王强等同志的考察报告，摆到了省市领导面前，“汤团行动”终于彻底平反了。在之后出版的《苏中四分区反“清乡”斗争》等史书中，都对“汤团行动”作出了公正的评价，汤景延的亲属也享受到烈属的待遇。

　　彭冲的三次召见

　　１９９４年４月，江苏省新四军历史研究会和南通市党史工委在海安县召开了“粟裕与苏中”学术研讨会，王强不仅参与了会议的筹划、接待工作，还在会上发表了题为《论粟裕和苏中地方武装建设》的学术论文，引起了与会者的关注。根据叶飞、傅奎清、韩培信等新四军老前辈的提议，１９９６年，王强在中国新四军和华中抗日根据地研究会首届选举中，当选为理事、副秘书长，主要负责研究会的联络和协调工作。

　　中国新四军研究会成立后，首先碰到的是经费难题。研究会负责同志将筹措经费的协调工作交给了王强。从１９９６年夏季开始，王强只身走南闯北，先后在华东地区的１０多个大中城市，找市长，跑公司，仅用半年多时间，就为研究会筹措经费１００多万元。

　　２００１年２月，为了新四军研究会《铁军》杂志创刊及新四军重建军部６０周年纪念大会，王强又来到了北京。在京半个月，原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现任中国新四军研究会会长彭冲先后三次召见他。

　　彭冲对《铁军》杂志要求很高，在仔细听取王强的汇报后，与他一起反复推敲创刊词，并对如何办好刊物作了明确指示。

　　根据研究会布置，王强担起了在京请中央领导题词的重任。他起早摸黑，在中南海来回穿梭，短短几天，就取回了迟浩田、张震、张劲夫、洪学智、廖汉生等５位领导同志的手迹。１０天后，彭冲第二次召见王强，满意地说：“７个计划，你跑回５个，不错了。”

　　在一般人看来，送请柬是件极为平常而普通的事。其实不然。王强在京送请柬的经历，的确使人难以想象。

　　研究会在筹备新四军重建军部６０周年纪念大会中，列出了北京城里的１４人名单，其中多数是新四军老领导或他们的家属。如何将请柬送到他??她　们手中，王强起初也没想到那么复杂。

　　在新四军老政委刘少奇的夫人王光美家门口，门卫不让他靠近。出示证件和介绍信后，仍一口回绝：王老身体不好，中央领导有交待，她要休息好。王强当然不甘休。一次次上门磨。第四次上门，干脆蹲在卫兵室，不见王光美不肯走。卫兵没办法，只好帮他联系放行。

　　查找新四军政治部主任邓子恢的夫人陈兰时，王强本以为家住独门独院，哪知道挤了半天公共汽车，到地方才知道其住地乃是一片高楼，车来人往，邻里之间几乎谁也不认识谁。他走街串巷，挨家打听，用整整两天时间才找到她家。陈兰接过请柬，紧握住王强的手，感动地说：“你这位老同志办事这么认真，非常感谢你。”

　　原中央军委新四军分会委员曾山的夫人邓六金正在北京医院住院。王强好不容易找到医院，可医院规定，除家人外，任何人不许探视。王强没办法，只好通过熟人预先联系，尔后将请柬寄给她，得到她从医院回音才放心……

　　３月５日，彭冲第三次召见王强，当得知１４份请柬全部送到当事人手中时，彭冲赞扬道：“不简单，你的任务完成得很出色。”

　　“不要光为别人写”

　　王强１９４４年担任当地党的地下交通员，１９４５年加入新四军。先后参加过南通地区的岔石战役、灵甸大捷、启东“六八”战役以及淮海战役、渡江战役等，立过战功。从事党史工作２１年来，他先后参与编写党史书籍１０多本，为陈丕显、姬鹏飞、黄火青、梁灵光等１０多位高级领导人撰写回忆录，整理采访笔录１００多篇，发表党史学术文章２０多篇。然而，他却从来不写自己在战争年代的一件事。８０年代初，王强为征集、研究红十四军的历史资料，多次拜访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黄火青，协助他整理有关回忆文章。交往中，黄火青了解到王强战争年代的经历，就曾对他说：“你也是个老革命，战争年代就在机关工作，不要光为别人写，你也要写写自己嘛。”王强只是笑了笑，说：“在你们面前我还是后辈，我没有什么值得写的。”

　　２１年来，他平均每年出差在外２００多天，除按机关规定报销正常出差补助外，没有任何额外报酬。在外白天采访，晚上加班是常事。有时办事回来晚了，吃不上饭，就冲包方便面一吃了事。有些年轻人跟着他出差吃不消，他总是说：“这比战争年代好多了。”外出期间，他能省则省，从不乱花公家一分钱。１９８４年前后，他常去河南山区查阅资料，当地有旅馆他不住，每天只花几角钱住在浴室里。每次外出，他从不向老领导要车，也不肯“打的”，要么挤公共汽车，要么步行。北京、南京、南通是他的常住地，他分别购买了这三个城市的公交车月票。一次，一位中央老领导与王强约好时间在中南海见面。王强拿着月票挤公共汽车没挤上，眼看就要耽误会见时间，他拔腿就在大街上跑起来，赶到中南海时，浑身已被汗水湿透，提前８分钟赶到。老领导歉意地说：“早知这样，我就派车接你啦。” （责任编辑／李春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