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我转载一个关于毛对“放卫星”态度以及大饥荒责任的帖子 -- 看僵尸集会

在“大跃进”和大饥荒时期，林若担任中共东莞县委第一书记……

林若所领导的东莞和全省各地一样，在“大跃进”年代，也盲目追求高指标，浮夸风泛滥，相继放了水稻、甘蔗等高产卫星。

1958年12月8日至15日，广东省委召开全省农业社会主义先进单位代表会议。在这个表彰先进的“群英大会”上，省委再次要求各县报粮食产量，并且宣布，凡是平均产量达到千斤的县，命名为“千斤县”，都奖给拖拉机、载重汽车，还有奖状、锦旗。来开会的各县代表，由县长带队。在这次会议上，省委奖励了 2130个虚报水稻等农作物产量的县、乡、社、场，并按照省委、省人委的奖励政策，分别奖给汽车、拖拉机、小型化肥厂全套设备等40多种物资。注2

东莞属珠江三角洲地区，而且《南方日报》在11月已报道东莞获得“特大丰收”，在全省一片浮夸风的影响下，县委、县人委负责人经过研究，自报亩产超千斤，因此获得了省颁发的“千斤县”称号。

这年年底，“吃饭不要钱”这股风也刮到东莞，各公社纷纷仿照推行。12月13日，《东莞日报》报道：全县秋收结束，晚造96万多亩，收割总产量达 1000亿斤，平均亩产1500斤；全县79万人，平均每人1800斤，加上早造水稻杂粮、平均每人有粮食2473斤。县委根据各地虚报的粮食生产数字，产生错觉，认为粮食问题已完全解决，决定从11月份起，全县农民实行“一日三餐吃饭不用钱。实现了几千年来的愿望”；从12月起，城镇居民粮食也取消限量供应，改为不限量凭证供应。注3

并提出“吃饭不要钱”、“放开肚皮吃饱饭”等口号。全县各地大办公共食堂、托儿所、敬老院等事业，对老人实行“四包”（包吃、穿、医、葬）。

由于当年粮食并没有实现大增产，而在浮夸风的影响下，东莞各地纷纷报高产，而高估产势必带来高征购，各地实际没有那么多的粮食产量，于是，在1958年底就出现粮食紧张，集体财政负担过重，人民生活困难的局面。县委不得不向省委写报告，提出纠正原来多报产量数字。

省委第一书记陶铸于1959年1月11日带一支工作队，到东莞县指挥反瞒产运动。他认为东莞在去年12月“群英会”上刚获得“千斤县”称号，而不到一个月，却提出纠正多报产量数字，这未免过于儿戏了。陶铸到达东莞当天，县委召开生产队长以上干部大会，反对“瞒产私分”。干部们迫于强大的政治压力，采取了蒙混过关的办法，自报出“隐瞒”粮食4000多万斤。跟随陶铸一起到东莞的袁溥之（省长陈郁夫人）在会上唱起反调。她心平气和地向陶铸提出，农民粮食没有那么多，反瞒产是反不出粮食来的。陶铸当场批评了她，说她是不是右了一点。

林若等东莞县委一班人见陶铸决心很大，于是发誓要搞到一亿五千万斤到两亿斤才罢手。并提出“保证三顿干饭吃到底，全部粮食集中到公社”的口号，强调 “任何人不能保有粮食”。注4

陶铸在虎门公社搞调查，查出全社“瞒产”了1116万斤粮食和1.2万元资金。陶铸就此事给省委写信指出：粮食反瞒产的矛头，要对准原来的小队干部打埋伏，而不在于反浪费和节约。注5

1959年2月25日的《人民日报》，刊登了陶铸的这篇调查报告。在报告中，陶铸把公社的种种问题，归结为最重要的一条，即集中统一和本位主义的矛盾。所谓本位主义，就是生产大队隐瞒和动用了由公社统一管理的粮食和资金。陶铸断言被隐瞒的资金，大概占人民公社总投资的四分之一。

根据陶铸的意见，此后，省委在全省范围内开展了以反瞒产、反私分和统一财务、反对本位主义为主要内容的整社运动。由于东莞是陶铸直接抓的试点，于是东莞县委不适当地开展了反对生产队本位主义和瞒产私分的斗争，开展以整顿粮食问题为中心的整社运动。石龙公社李屋小队从春季前反瞒产以来，粮食情况越来越紧张。3月底参加了县的五级干部会议之后，该队在强大的政治压力下，发动群众卖粮给食堂，仅6天时间，35户中27户占77%卖出存粮，共7542斤，每户平均279斤。县委书记李富林为此专门写了一个李屋小队发动卖粮的经验报告，佛山地委于4月15日将这一报告转发各地，称赞李屋小队“做法很好，可以参考”。注6

这一做法，实际上是强迫农民将家中存粮统统挖光，多年形成的积谷防饥成为泡影。

此次“反瞒产”，不仅助长了浮夸风，而且给农村粮食安排带来很大的困难。后来，“陶铸一点也不回避这次失误，他在各种场合都说自己错了，在那种情况下，不该提倡吃三顿干饭，不该‘反瞒产’”。注7

由于“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左”的错误一再发展，尤其是高估产高征购，严重挫伤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加上从1959年起，东莞农田连续遭受大面积的水灾、旱灾，农副产品产量急剧下降。1959年至1961年，东莞粮食生产三年连续减产，主要经济作物总产也连年减产。

尽管东莞农业连年减产，但几年来粮食上调任务却急剧增加，1956年上调粮食为10328万斤，1957年为9321万斤，而1960年为20403 万斤，比1956年增加了97.55%，比1957年增加一倍多。由于上调绝对数增大，因而使农民口粮逐年减少，农村每人每月平均口粮由1956年的 42.6斤（稻谷），下降到1959年的29.7斤，再下降到1961年的25斤，比1956年减少40.4%。注8

“五风”（指共产风、浮夸风、命令风、瞎指挥风、生活特殊化风）给东莞带来了“十分骇人听闻”的后果，它严重地损害了广大农民群众的生产积极性，严重地破坏了生产，人们的生活受到了影响，以致出现了非正常的死亡。据1960年12月下旬召开的全县四级干部会议统计，全县20个公社、一个农场，全县农业总人数738019人，当年共死亡13598人，占人口总数的1.84%，其中属非正常死亡的1373人。在非正常死亡人口中，属被迫致死的8人，自杀死亡的267人，因扣口粮而饿死的2人，因水肿病死的1069人，工伤事故死的27人。造成非正常死亡的原因，一是粮食少，生活安排不好；二是因粮食少，缺乏营养，体质弱，容易感染和增加其他疾病；三是干部不关心群众生活，不关心群众疾苦，劳动过度，苦战无边；四是干部严重强迫命令，对待群众采取打、骂、斗等非法手段，以致逼死人。注9

1960年12月30日，东莞县委发出《认真贯彻执行省委关于劳逸结合的规定》，要求各级党组织，战胜和度过暂时的粮食困难，保护人民体质健康。一方面搞代食品，切实办好公共食堂；一方面注意劳逸结合，减少体力消耗，使群众得到休养生息，保存体力和精力。对社员、工人、学生、机关干部和其他各界人士的作息制度、劳逸结合，均做出详细规定。

1961年1月19日，因为粮食、食油、肉类供应紧张，许多地方出现了因营养不足而造成的水肿病人。省委发出关于切实做好度荒救灾和疾病治疗工作的指示，并拨出大米、食糖、黄豆一批，分配给各地作为补助水肿等疾病病人专用。同月29日，东莞县粮食局按照省委和县委指示，紧急调拨大米25吨、玉米糠5吨、生油1吨、豆类15吨，供应水肿病患者。县粮食局同时规定：稻谷、大米及其制品不准在农贸市场交易，禁止黑市买卖；加强管理监督经营粮食制品的单位，不准克扣群众粮食，节余粮食和粮票一律上缴粮食部门；按省、地要求，实行按人定等、按等定量，做到人粮相符。注10

4月17日，县委批转县委生产度荒办公室关于《横沥公社黄屋大队疾病调查报告》。要求各公社从中吸取教训，要认真安排好群众生活，开展以治病防病为中心的群众运动，搞好饮食卫生和环境卫生，坚决制止非正常死亡发生。该大队有些社员因缺粮而患水肿、闭经、子宫下垂等疾病，1961年1月至9月非正常死亡5人。注11

5月5日，县委又批转县委生产度荒办公室《关于当前生活安排消灭疾病的情况及今后工作的报告》，要求各公社切实抓好五六月的度荒工作。

1962年，东莞农村口粮仍然十分紧张，据不完全统计，全县2月至6月，平均每人每月口粮在15斤以下的有1422个生产队（24%），174768 人。有些地区口粮紧，吃了过头粮，到2月已出现断粮户。据调查，沙田公社2月已出现81个断粮户，望牛墩公社从3月至6月，完全没有口粮的有1096户。注12

由于缺粮，发生饥馑，出生率大幅度降低，死亡率显著增高，东莞人口连续三年几乎没有增长。1959年人口为793563人。1962年受经济困难影响，死亡率上升，加上有的人偷渡香港，在人口出生率高达30‰的情况下，总人口为796409人，下降了7.1‰，为新中国成立以来人口减少的唯一年份。注13

东莞非正常死亡较其他地方少的原因有四：一是气候、耕作条件较好，有些地方干部群众为了度过饥荒，分了一些自留地和五边地，想方设法多种番薯、玉米等杂粮，以解燃眉之急；二是东莞毗邻香港，有些饥民为了活命，铤而走险，偷渡到香港；三是在香港和海外有许多亲戚朋友，他们寄回不少饼干、米粉、面饼和花生油等食物；四是有些港澳同胞和海外侨胞寄回一些外币，在东莞的亲属可以持外币到侨汇供应店购买一些特需商品。

注释：

注2　《南方日报》，1958年12月16日。

注3　《我县晚稻生产战果辉煌》，《东莞日报》1958年12月13日。

注4　《林若同志关于发动群众，反对本位主义，开展以整顿粮食问题为中心的整社运动的报告》，1959年1月11日。

注5　《省委转发陶铸同志来信及东莞县林若同志在干部会上的报告》，1959年1月15日。

注6　中共佛山地委：《地委批转李富林同志关于东莞石龙公社李屋小队发动群众卖粮的经验报告》，1959年4月15日。

注7　林若：《哲人虽去，风范犹存》，载《高山青松》，广东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12页。

注8　中共东莞县委会：《几年来我县农业生产的基本情况和今后恢复生产的一些意见》， 1962年7月5日。

注9　中共佛山地委组织部东莞县工作组：《东莞县1960年死亡情况报告》， 1960年12月31日。

注10　东莞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东莞市志》，广东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07页。

注11　东莞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东莞市志》，广东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2页。

注12　中共东莞县委会：《东莞县三级干部会议报告》，1962年2月25日。

注13　东莞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东莞市志》，广东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306、1326页。

研究中国大饥荒的学者都会注意到这样一个历史文献：1959年2月22日，毛泽东对广东省委书记处书记赵紫阳的报告作的长篇批示。赵紫阳的报告是反映广东省雷南县反瞒产私分的经验。毛泽东批示中认为“瞒产私分粮食一事，情况严重，在全国是一个普遍存在的问题，必须立即解决。”毛泽东这个批示和广东省雷南县反瞒产私分的经验传遍全国。全国各地都搞起了反瞒产私分运动。

1959年1月中旬，陶铸带一支工作队，到东莞县虎门公社指挥反瞒产运动。他到东莞是事出有因的。1958年底，就在一些地方断粮的情况下，广东省在表彰先进的“群英大会”上再次要求各县报粮食产量，并且宣布，凡是平均产量达到千斤的县，命名为“千斤县”，都奖给拖拉机、载重汽车，还有奖状、锦旗。来开会的各县代表，由县长带队。在报产量时，东莞县长拿不定主意，不敢自作主张，打电话给县委书记，问要不要报千斤县。县委书记告诉他：“先把拖拉机、载重汽车拿回来再说。”锦旗、奖状拿到手后，县长不敢明目张胆地拿回东莞，而是塞到挎包里，静悄悄地送到县委书记的办公室里。

1月11日，在东莞县反瞒产大会上，基于强大的政治压力，基层干部承认“隐瞒”了2000多万公斤粮食。县委誓言要追出7500万公斤到1亿公斤粮食。陶铸警告大家：“保证三餐干饭吃到底，全部粮食集中到公社，任何人不能保存粮食。”他写信给省委，宣布了他的调查结果：粮食反瞒产的矛头，要对准原来的小队干部打埋伏，而不在于反浪费和节约。

在省委的统一部署下，赵紫阳率领另一支工作队，到位于雷州半岛最南端的雷南县调查。1月23日，雷南县召开4000名干部的大会。赵紫阳认定，雷南有严重的瞒产问题，必须紧急动员起来，开展反瞒产运动。自动坦白的干部可以保留粮食，用来改善食堂伙食，不坦白的不准回家。

接着，赵紫阳在雷南县召开全省电话会议，把反瞒产运动，扩大到全省各地。他估计全省有25亿至30亿公斤隐瞒的粮食，几乎是1958年公布粮食产量的10%。1月25日，他指责全省多数基层干部都卷入了瞒产活动。 一场反瞒产斗争，骤然爆发了。

形形色色的辩论会、斗争会、大字报，有如狂暴的南海台风，铺天盖地而来。雷南县7个生产大队和生产队的干部，被迫承认参与瞒产。在被指控参与瞒产的基层干部中，一人自杀，一人自杀未遂，6人被拘捕，2人被监禁，109人被撤职，大约有50%的基层干部，受到不同形式的批判和处分。

反瞒产所到之处，风云变色。有些地方，基层干部不报瞒产，就不准回家过年；有些地方，逐家逐户搜查粮食，把农民往年的旧粮，也作为瞒产没收；有些地方，连农民家一罐半罐黄豆、花生、芝麻、菜种也搜刮一空。

雷南的反瞒产运动大有斩获。不仅查出了7000万斤粮食，还取得了解决农村粮食问题的经验。1959年1月27日，赵紫阳给省委送上了一份报告。报告说：“自去年12月中旬以来，粮食问题已经成为农村舆论的中心。雷南县去年晚造生产有很大跃进，年底却出现了粮食紧张不正常的现象。为此全县召开了一系列干部会议。结果查出瞒产私分的粮食7000万斤。雷南县的经验证明，目前农村有大量粮食，粮食紧张完全是假象，是生产队和分队进行瞒产私分造成的。召开以县为单位的生产队长、分队长以上的干部大会，是解决粮食问题最主要、最好的形式。”赵紫阳在这个报告中介绍了作法：要把普遍系统深入的思想发动、阶级教育同个别突破、个别交待粮食情况相结合。要反复交待粮食政策和对瞒产干部的政策。坦白交待，既往不咎；拒不交待的要给予处分，甚至法办。

1959年1月31日，中共广东省委转发赵紫阳的报告批语说：“许多地方的事实证明，去年粮食大丰收、大跃进是完全肯定的，粮食是有的。必须坚决领导和进行好反瞒产、反本位主义的斗争，才能保证完成粮食外调任务和安排好群众生活。”

1959年2月22日，中共中央转批了赵紫阳这个报告。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按语中写道：

赵紫阳同志给广东省委关于解决粮食问题的信件及广东省委的批语，极为重要。现在转发你们。公社大队及小队长瞒产私分粮食一事，情况严重，造成人心不安，影响广大基层干部的共产主义品德，影响春耕和1959年大跃进的积极性，影响人民公社的巩固，在全国是一个普遍存在的问题，必须立即解决。各地县凡是对于这个问题尚未正确解决的，必须立即动手按照赵紫阳同志在在雷南县所采用的政策和方法，迅速予以解决。

省级、地级、县级、社队、队级、小队级的同志们：

我想和同志们商量几个问题，都是关于农业的。

第一个问题：包产问题。南方正在插秧，北方也在春耕。包产一定要落实。根本不要管上级规定的那一套指示，不管这些，只管现实可能性。例如去年亩产实际只有三百斤的，今年能增产一百斤，甚至更多，吹牛而已，实在办不到。有何益处呢？又例如，去年亩产五百斤的，今年增产二、三百斤也就算成绩很大了，再增上去，就一般说，不可能的。

第二个问题：密植问题。不可太稀，不可太密。许多青年干部和某些上级机关缺少经验，一个劲要密。有些人竟说愈密愈好。不对，老年怀疑，中年也有怀疑的，这三种人开一个会得出一个适当密度，那就好了。既然要包产，密植问题就得由生产队、生产小队商量决定。上面死硬的密植命令，不但无用，而且害人不浅。因此，根本不要下达这种死硬的命令。省委可以规定一个密植的幅度，不当作命令下达，只给下面参考。此外，上面要进行研究，到底密植程度以何为好，积累经验。根据因气候不同，因地点不同，因土、肥、水、种等条件不同，因各种作物的情况不同，因田间管理水平高低不同，作出一个比较科学的密植程度的规定，几年之内达到一个实际可行的标准就好了。

第三个问题：节约粮食问题。要十分抓紧，按人定量，忙时多吃，闲时少吃，忙时吃干，闲时半干半稀，杂以番薯、青菜、萝卜、瓜豆、芋头之类。此事一定要十分抓紧。每年一定要把收割、保管、吃用三件事（收、管、吃）抓得很紧很紧。而且要抓得及时。机不可失，时不再来。一定要有储备粮，年年储一点，逐年增多。经过十年、八年奋斗，粮食问题可以解决。在十年内，一切大话，高调，切不可讲，讲就是十分危险的。须知我国是一个有六亿五千万人口的大国，吃饭是第一件大事。

第四个问题：播种面积要多的问题。少种、高产、多收的计划，是一个远景计划，是可能的。但在十年内不能全部实行，也不能大部实行。十年以内只能看情况，逐步实行。三年以内，大部不可行。三年以内要力争多种。目前几年的方针是：广种薄收与少种多收的高额丰产田同时实行。

第五个问题：机械化问题。农业的根本出路在于机械化，要有十年时间。四年以内小解决，七年以内中解决，十年以内大解决。今年、明年、后年、大后年这四年内，主要依靠改良农具，半机械化农具。每省、每地、每县都要建一个农具研究所，集中一批科学技术人员和农村有经验的铁匠木匠，搜集全省、全地、全县各地比较进步的农具，加以比较，加以试验，加以改进，试制新式农具。试制成功，在田里实验，确实有效，才能成批制造，加以推广。提到机械化，用机械制造化学肥料这件事，必须包括在内。逐年增加化学肥料，这是一件十分重要的事。

第六个问题：讲真话问题。包产能包多少，就讲能包多少，不讲经过努力实在做不到而又勉强讲做得到的假话。各项增产措施实行八字宪法，每项都不可讲假话。老实人，敢讲真话的人，归根到底，于人民事业有利，与自己也不吃亏。应当说，有许多假话是上面压出来的。上面“一吹、二压、三许愿”，使下面很难办。因此，干劲一定要有，假话一定不可讲。

以上六件事，请同志们研究，可以提出不同意见，以求得真理为目的。我们办农业、工业的经验还很不足。一年一年积累经验，再过十年，客观必然性可能逐步被我们认识，在某种程度上，我们就有自由了。什么叫自由？自由是必然的认识。

同现在流行的一种高调比较起来，我在这里唱的是低调，目的在于真正调动积极性，达到增产的目的。如果事实不是我讲的那样低，而达到了较高的目的，我变为保守主义者，那就谢天谢地，不胜光荣之至。

毛泽东 一九五九年四月二十九日 （党内通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