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洞朗事件，国际政治与龙旗飘飘的国家 -- 卢比扬卡

今天要讲一本书是英国著名历史学家、国际关系学者、外交家爱德华·卡尔的名著《二十年危机》。

1914年7月28日，人类历史上空前的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了，在2500公里到4000公里的漫长战线上，交战各国动员了6500万人投入战争，前后打了整整五十一个月，总计1600万人阵亡，2000万人受伤，在金本位制的情况下，每天军费开支高达匪夷所思的一亿二千三百万美元。等到1918年11月11日上午十一时，停战的钟声和礼炮声终于在欧洲所有城镇的上空鸣响，当晚的夜空四年以来第一次不再有炮弹飞过的时候，欧洲整整一代年青人业已消失在了东线和西线的战壕中。遥想四年前战争爆发之初，各国人民在爱国主义的激荡下，怀揣打败敌国、封狼居胥的梦想，斗志昂扬奔赴战场，气吞万里如虎，如今只落得可怜无定河边骨、犹是春闺梦里人；从此，要和平，不要战争，成为世界人民的共识。

为了结束战争、实现永久和平，从1919年1月18日起，交战各国代表齐聚巴黎凡尔赛宫，巴黎和会开始了。然而，半年之后，和约终于达成时，法军统帅福熙元帅在看完和约后，却断言，这不是和平，这只是二十年的休战。老帅一语成谶，从1919年6月28日德国代表在凡尔赛和约上签字，到1939年9月1日德军闪击波兰，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前后整整20年2个月零2天。现在的问题是，为什么人类不能吸取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惨痛教训，在短短的20年时间里，再次义无反顾，投入另外一场范围更广、毁灭力更加惊人的世界大战？到底是什么造就了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这二十年危机？

对于这个问题，爱德华·卡尔在他1939年出版的传世之作《二十年危机》中明确指出，对于这“二十年危机”，彼时国际关系中的乌托邦主义者们要负上重要责任；这些乌托邦主义者，怀揣美好的愿望，用抽象的理想和绝对的道义原则代替对于力量和利益的客观计算，不能实事求是地理解国际政治的实质，也就不能采取正确的行动去缔造和平；由此，第二次世界大战也就不可避免了。

卡尔有这样的见识，与他的个人经历和勤奋思考是分不开的。1892年6月28日，爱德华·卡尔出生在伦敦的一个中产阶级家庭，就在他22岁生日那一天，也就是1914年6月28日，塞尔维亚青年普林西比在萨拉热窝用炸弹和手枪暗杀了来访的哈布斯堡帝国王储斐迪南大公，点燃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导火索；又过了五年，在卡尔27岁生日那天，也就是1919年6月28日，德国在凡尔赛和约上签字；只不过，在第一次世界刚刚爆发的时候，卡尔还只是一名剑桥大学的学生，等到德国在和约上签字的时候，卡尔已经在英国外交部供职整整三年了。卡尔作为英国代表团的成员，全程参与了巴黎和会，对于列强如何构筑战后秩序有着最直接的观察和亲身经历，这一切仿佛在冥冥中注定了卡尔与《二十年危机》的一段缘分。

时间转眼来到1936年，纳粹在德国执政已经进入第三个年头，此前一年德军跨过莱茵河收复了凡尔赛和约规定的非军事区莱茵兰，对此列强无动于衷，此时德国早已从大萧条的打击下复苏，经济欣欣向荣，失业率降至有史以来最低，柏林奥运会如火如荼，希特勒在奥运会开幕式上大肆宣扬“爱与和平”，距离苏台德危机、慕尼黑阴谋还有两年，国际联盟的集体安全机制还在正常运转，放眼欧洲大陆，除了西班牙内战正打的难解难分，竟是一派风暴来临前的安宁景象。

然而极富洞察力的卡尔发现，眼下欧洲大陆只是暴风眼中的暂时安宁，在风暴的外围，从远东的中国东北，到非洲之角的阿比西尼亚，再到欧洲柔软的下腹部西班牙，一轮轮危机正在发酵，酝酿着一场空前的国际政治大风暴。

今天的游客们从伦敦西敏寺火车站出来，自南向北穿过白厅街，来到查尔斯国王街一个看起来不起眼的拱门前，只要轻轻推开它，就会发现里面富丽堂皇的罗加诺厅，那里就是英国外交和联邦事务部的所在地；差不多一个世纪以前，爱德华·卡尔作为职业外交官，就困坐在这暴风眼正中心的罗加诺厅中，忧心忡忡地眼看着日本关东军制造九一八事变霸占中国东北，眼看着意大利法西斯军队大规模入侵、吞并了阿比西尼亚，眼看着德军如入无人之境般冲进莱茵兰地区，被世人寄予厚望的国际联盟除了空洞的道德谴责和毫无强制力的经济制裁外，对这一切几乎束手无策。与此同时，在欧洲柔软的下腹部西班牙，德意法西斯支持弗朗哥叛军与苏联支持的西班牙共和国政府大打出手，德意两个法西斯国家并且出动空军和所谓地面志愿部队直接入侵西班牙共和国，苏联的志愿人员和全世界左翼进步人士组成的国际纵队则在加泰罗尼亚和马德里与西班牙共和军肩并肩抗击法西斯入侵，一切仿佛几年后全面世界大战的局部预演，一如今天的叙利亚战场。

卡尔作为职业官僚，缺乏政治家的权威去扭转这一切，在一战后和平主义盛行的大气候下，任何军事行动，甚至包括对帝国主义侵略扩张的武力反击都被舆论视为不可接受，美国人甚至直到珍珠港事变被打疼了才改变孤立主义的传统加入反法西斯世界大战，此时就连日后叱咤风云的丘吉尔也坐困愁城，一筹莫展，准备告老还乡了。但是，士不可以不弘毅，卡尔决定用自己的方式战斗到底。

在英国西南部威尔士偏远小镇阿伯里斯特威斯有所并不知名的大学，这个小镇至今只拥有人口1万多人，这所大学至今在英国大学排行榜上只排名40开外，但是这所大学却在1919年建立起世界上第一个专门研究国际关系学科的大学院系伍德罗·威尔逊国际关系学院。1936年的一天，这所学院的院长收到了一封来自伦敦的求职信，原来爱德华·卡尔已经正式辞去在伦敦外交部的工作，毛遂自荐要来这所阿伯里斯特威斯大学研究国际关系，著书立说。卡尔的目的，就是要以笔为武器，开启民智，从理论上批判乌托邦理想主义，扭转绥靖主义甚嚣尘上的意识风潮。

这当然是一件非常不容易的事情。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传统的精英政治和权力政治名誉扫地，人民意识到国家大政方针与自己的命运息息相关，大多数人的命运再也不能被极少数人在密室中所决定。由此，在教育普及和大众媒体蓬勃兴起的新形势下，西方社会进入到大众政治的全新时代，公众意见，舆论影响力，在内外政策的制定中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在这种情况下，人们需要将国际政治从权贵们的密室中剥离出来，放到公民社会中加以审视和研究，由此也就催生出国际关系学作为一门学科的诞生。正是在这种大势所趋之下，阿伯里斯特威斯大学才第一次设置了专门的国际关系学院。

然而，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惨烈代价的冲击下，人们对于传统的权力政治彻底失去了信心，对于战争的恐惧以及和平的渴望，压倒了一切其他考虑。这种无原则的和平主义和绥靖主义的思潮，形成了某种新的政治正确，反映到国际关系学科中，就是极具乌托邦色彩的理想主义占据支配地位，这种乌托邦主义的基本特色，就是用“事情应该怎么样”的抽象道义原则，去代替“事情本身怎么样”的实证研究。 这种乌托邦主义的代表人物，就是领导美国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总统伍德罗·威尔逊。

伍德罗·威尔逊长期执教于普林斯顿大学，研究法学和政治学，进入政界以前曾经出任普林斯顿大学校长，是一名学者型的政治领导人。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全世界目瞪口呆地发现，人类居然以如此庞大的规模、如此高效率地互相屠杀了整整4年，造成数千万人伤亡，显然人类社会是病了，而且病的不轻， 那么伍德罗·威尔逊总统给全世界开出的药方，就是所谓的“十四点计划”，以及基于这十四点原则所建立的国际联盟集体安全体制。

伍德罗·威尔逊总统在1918年1月8日的国情咨文中，首次阐述了战争的目标和构筑战后和平的若干基本原则，包括：

1. 签订公开条约，杜绝秘密外交。

2. 平时和战时海上航行的绝对自由。

3. 消除国际贸易壁垒。

4. 裁军和限制军备。

5. 公道地处置殖民地。

6. 归还被占领的俄国土地，由世界各国协助解决俄国问题，使之自由、独立地解决自身政治发展。

7. 恢复比利时的领土完整和主权独立。

8. 阿尔萨斯-洛林以及其他被占领土归还法国。

9. 根据民族分布线修正意大利疆界。

10. 允许奥匈帝国境内各族自治。

11. 罗马尼亚、塞尔维亚、黑山的领土应予以恢复，塞尔维亚应取得出海口。巴尔干国家的政治独立和领土完整应由国际保证。

12. 土耳其境内各民族应予自治，达达尼尔海峡国际化。

13. 建立独立的大波兰。

14. 建立国际联盟，实现集体安全。

仔细观察这14项基本原则，除了涉及到当时具体国际政治局势的若干规划，诸如调整欧洲各国边界之类，可以梳理出以下六条抽象的自由主义国际关系基本原则：

1. 反对秘密外交；

2. 海上航行自由；

3. 自由贸易；

4. 裁军和限制军备；

5. 民族自决；

6. 集体安全。

爱德华·卡尔的这部《二十年危机》，几乎就是围绕着批判这乌托邦自由主义六原则，特别是反对秘密外交、自由贸易、民族自决和集体安全这四项基本原则展开论述的。

首先来看反对秘密外交。所谓的反对秘密外交，也就是要把外交和国际政治事务从列强当中一小撮精英权贵的密室交易中解放出来，要在公众和舆论的监督之下，由民意代表机关公正、透明地制定外交政策；据说，这样就可以把公众从一小撮权贵的私欲下解放出来，避免公众再次沦为极少数权贵野心的牺牲品；以公众的利益作为外交政策的依归，就能最大程度地实现公众的福祉。

显然，这一条原则的隐含前提是相信理性的力量，相信理性会通过人民大众的声音表现出来。伍德罗·威尔逊总统曾经在国会演讲中宣称：“国家的目标越来越淡漠，理性的人类共同目标取代了国家的目标。普通民众的智慧，在所有的事务上面，都比精英人士的智慧更加简单明了，更加坦诚直白，更加趋于一致，精英们却仍然坚持认为，他们在经营权力的游戏，他们的游戏意义重大。这就是我为什么说，这场战争是民众的战争，不是政治家的战争。政治家必须遵从大众的清晰思想，否则他们必遭失败。”

那么究竟什么是理性呢？一般来说，现代政治科学对于理性的定义，乃是对于代价的敏感性，也就是权衡利弊得失，计算成本收益。但是在卡尔看来，乌托邦理想主义者们念念不忘的理性，乃是出自于18世纪末到19世纪初英国功利主义哲学家杰里米·边沁的一个著名命题：人的本性中最基本的特征乃是规避痛苦、追求快乐。从这个命题出发，边沁进一步推演出一种理性伦理，也就是“善”即“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在这个基础上，边沁进一步推论道，既然人类社会存在的意义就在于追求善，也就是“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那么在追求“善”的过程中，在“趋利避害”原则的驱使下，人类社会成员共同努力，就可能形成一种惩恶扬善的法庭和仲裁机构，而这种法庭和仲裁机构并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国家机器，而是存在于天地良心之间，存在于人心当中，那就是社会舆论的“法庭”。

在后世的自由主义思想家们看来，边沁所谓的“善”，也就是“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正是人们在权衡利弊得失这样的理性思考过程中所要追求的根本目标，这样，就在功利主义哲学的“趋利避害”命题和理性的“权衡利弊得失”之间划上了等号，成为自由主义者们眼中“理性”的基本内涵。经过自由主义思想家们这样演绎过后的所谓“理性”，已经不再是实事求是地计算成本收益，而成为一种伦理，成为一种至高无上的抽象道义原则。

进而在这种伦理理性的基础之上，自由主义思想家们全盘接受了边沁关于舆论重要作用的论述，他们坚信，无论什么问题，只要理性地呈现在人们面前，舆论就会对其做出正确的判断，并且会根据正确的判断采取正确的行动。这种牢不可破的信念成为后世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坚实基础。

作为早期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集大成者，伍德罗·威尔逊总统十分推崇这一套19世纪的伦理理性主义，将这种思想移植到了国际政治领域，并把它带回欧洲，使它产生新的生命活力。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国际政治领域的几乎所有流行理论都是通过美国人的视角对这套19世纪伦理理性自由主义思想的反映。

然后来看海上航行自由原则和自由贸易原则。这两条原则实际是一码事，国际贸易主要是通过海运来实际完成的，海上自由航行实际上就是为了自由贸易服务的，目的是促使自由贸易顺利进行下去。而自由贸易的原则就是要打破各国的关税和各种非关税贸易壁垒，促进国际贸易自由繁荣。

那么为什么自由贸易如此重要，以至成为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一项基本原则呢？爱德华·卡尔认为还是要回到功利主义哲学家边沁和另一位古典自由主义思想家、经济学家亚当·斯密。

边沁和亚当·斯密最早发展出各自的理论，原意之一是要回答这样一个政治哲学中的基本问题：人为什么要遵守秩序和规则？边沁“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命题并没有能够回答这个问题，既然少数人的幸福并不在考虑之内，那么这些少数人为什么仍然遵守根据大多人的利益所制定的规则呢？边沁认为，这是因为，个人在促进他人幸福的同时，也就自然而然地促进了自己的幸福，所谓“助人为快乐之本”。

后世的自由主义思想家们完全接受了这个观点，他们进一步认为，个人的最高利益与社会的利益是并行不悖的，个人追求自我利益的同时，也就促进社会利益的实现；而促进社会利益的同时，也就帮助了个人利益的实现。这就是著名的利益和谐论。

不过利益和谐论也有一个逻辑上的重大问题，那就是人们在实际社会生活中往往能观察到大量的利益分歧，如果这些利益分歧呈现出客观的根本冲突，那么就会完全推翻这一理论。那么自由主义思想家们是怎样解决这个问题的呢？很简单，他们认为所有可能出现的利益冲突都是误解和错误权衡的结果，言下之意，只要增进知识和相互了解，就能消除误解，做出正确判断，而正确判断的结果一定是利益和谐。

这样的信念对于后世的国际关系理论和实践都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今天很多国家在处理国际政治问题时，往往强调建立长效沟通和增进互信机制，比如元首热线电话和定期安全对话等，试图以此来消除误判，促进国际关系和谐友好，就是源于这种利益和谐的信念。

事实上，早在哲学家边沁以前，古典自由主义经济学家亚当·斯密就已经提出了类似的命题，而且对于后世的影响更大。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提出理性经济人假说，认为每个人的自利动机，在自由市场经济看不见的手的调节下，会自动产生利他和促进整体社会福利的效果。比如一个面包师辛勤劳作，目的是为了自己赚钱，客观效果却是满足他人对于食物的需要，而且你越能满足他人的需要，就越能实现自己的自利目标，进而促进了社会整体福利。这充分说明了个人利益与他人利益和社会利益在根本上、在全局上是一致的。这也是一种极其有说服力的利益和谐论。

这样，对于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家来说，只要将这些解释个人行为的原则推而广之，应用到解释国家行为上，一切就都顺利成章了。个人在追求自我利益的同时也在客观上促进了社会的整体利益，国家也是一样，在追求国家自身利益的同时也促进了全人类的整体利益。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自由贸易的原则就成为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家们所推崇备至的基本原则，因为普遍的自由贸易可以在世界范围内增进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

由此，所有的自由主义国际关系思想家都坚信，每个国家的最大经济利益与全世界的最大经济利益是完全一致的，一个国家的真正利益，从来不会与人类的整体利益背道而驰，国家为实现自己利益而采取的行动是不会与整个社会的真正利益和权利发生冲突的。那么言下之意就是，如果一个国家的利益，以及这个国家为了实现自己的利益而采取的行动，与国际社会的整体利益相冲突的时候，一定是这个国家没有正确理解自己的利益。

进一步地，为什么有的国家不能正确理解自己的利益呢？在自由主义思想家们看来，这是因为这些国家不是民主政体，人民的权利和利益得不到伸张，整个国家被专制君主和一小撮贵族所绑架，在大多数情况下，独裁者和权贵们会把自己的私利置于国家和公共利益之上，他们往往会将整个国家当作谋取私利的筹码，因为自私和贪婪而将国家和公众置于危险境地。

那么如何才能使国家正确理解的自己的利益呢？一众自由主义经典思想家们一致认为，只有共和民主政体下，人民群众真正当家作主，人民的利益成为指导国家大政方针、内外政策的根本依据，经过大众传媒和代议政制机构的充分反复讨论，国家才能真正明确自己的利益是什么。而且，由于政治的意义在于追求“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而战争显然是违背“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的，因而在民主共和政体下，人民不会追求用战争来实现自己的利益，民主共和制国家之间不会用战争去解决国际问题，一个由民主共和国组成的世界联邦将是一个和平、自由、繁荣的乌托邦。

此外，由伦理理性论、利益和谐论以及刚刚提到的民主和平论出发，以伍德罗·威尔逊总统为代表的自由主义国际关系思想家们又引申出另外两个重要的原则：民族自决和集体安全。

首先来看民族自决原则。所谓民族自决原则，就是一切民族都有权利按照自己的意愿处理自己的事务，特别是有权从被压迫、被统治、被奴役的苦难境地中独立出来成立属于自己的主权民族国家，或者取得高度自治。

自由主义思想家们相信民族自决可以促进世界和平，依然是基于伦理理性和利益和谐论这两点考虑。一则，既然政治的意义在于追求“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那么民族压迫和奴役显然是与之背道而驰的；二则，既然每个国家的利益以及他们追求自己利益的行动都与其他国家的利益以及国际社会的利益相契合，那么获得独立主权地位的民族国家越多，促进普遍利益和谐和世界和平的力量就越大；最后，既然只有民主共和政体之下的国家才能正确地判断自己的利益，才能理性地不诉诸战争去解决国际问题，那么通过张扬民族自决权来瓦解专制帝国，比如哈布斯堡帝国、沙皇俄国和奥斯曼土耳其这些老大帝国，促使生活在这些专制帝国里的各民族，比如克罗地亚人、波兰人、捷克斯洛伐克人、匈牙利人等等获得自由，正是实现永久和平的题中应有之义。

自由主义思想家们得出的另外一条影响深远的推论，乃是经由国际组织实施的集体安全原则。所谓集体安全原则，就是各个国家组成国际联盟，对这个联盟中任意一个国家的侵略，都将被其他所有成员国视作是对自己的攻击，大家要联合起来讨伐侵略国，由此以集体的力量来保证所有国家的安全。

集体安全的理念也是“争取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这样的伦理理性主义和利益和谐论在国际政治中的自然延伸。在巴黎和会上参与建立国际联盟的南非总理史末资将军曾这样评论这个他一手参与缔造起来的国际组织为：“……就是将自由民主社会的理念移植到世界事务中去。”这样根据伦理理性论、利益和谐论和民主和平论，通过建立国际联盟的集体安全机制，就可以赢的永久的世界和平。

于是从上述爱德华·卡尔对于自由主义国际关系思想的梳理中，我们似乎可以初步得出以下推论：统治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二十年里，支配国际社会的主流国际政治理论，正是以伍德罗·威尔逊总统为代表的自由主义思想，这种思想的基本特征，就是在伦理理性论、利益和谐论和民主和平论这三大基本命题的基础上，主张反对秘密外交、海上自由航行、贸易自由、裁减和控制军备、民族自决以及集体安全这六大基本原则。

这一套古典自由主义的国际关系思想，高屋建瓴，逻辑自洽，推理缜密，似乎是解决人类社会顽疾，实现永久和平的良方。然而且慢，这里似乎还有一个小问题等着我们的自由主义思想家们去解决，那就是，国际联盟到底应该采取哪些措施来实现集体安全的美好设想？这些措施应该由谁来实行？如何才能实行？

对于这个问题，伍德罗·威尔逊总统给出的答案是，依靠国际舆论的力量。相信边沁所界定的伦理理性的无穷力量，相信理性通过人民大众的声音表现出来，相信社会舆论执行这种理性的无限能力，这是威尔逊自由主义国际关系思想的基本特色。舆论必然起到主导作用，就像在民主国家一样；舆论永远正确，就像边沁所说的那样。

事实上伍德罗·威尔逊总统的前任塔夫脱总统也面临过类似的问题。1909年塔夫脱总统曾经向国际社会提议，大国之间签订仲裁协协议，如果发生国际争端，不诉诸武力，而是通过国际仲裁法庭的裁决来解决问题。遇实人们提问到：国际仲裁法庭的裁决要如何才能执行呢？塔夫脱总统倒是个实诚人，老实承认说自己根本就没有考虑过这个问题，因为在他的生活经验中，法庭的判决在执行层面从来就不会遭遇什么特别的问题。他认为，一旦国际法庭做出判决，“几乎没有国家干预无视国际舆论的谴责，不服从法庭的判决。”

于是，我们就可以得出结论，国际舆论，乃是自由主义国际关系思想家们仰赖的保卫理性之剑。1923年，英国塞西尔勋爵在英帝国会议上曾经这样阐释国际联盟维持集体安全的主要措施：“国联的方式不是……专制政府的高压，而是各方达成的一致；国联达成一致和实施决策的工具不是武力，而是舆论。”

但是不管是塔夫脱总统，还是伍德罗·威尔逊总统，抑或是塞西尔勋爵，似乎都忽略了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那就是国际社会和国内社会的基本性质是截然不同的。国内社会存在至高无上的主权，存在无可争议的至高权威，存在明显的权力等级秩序，法律在国内社会畅通无阻，绝不仅仅是因为舆论的压力，而是法律后面的国家权威和暴力机器。不是社会舆论，而是武装警察在执法，正是武装警察的存在，才捍卫了法律的尊严和有效性。

至于国际社会的基本性质，则是显而易见的无政府状态。国际社会不存在一个至高无上的权威，没有世界政府，在这种无政府的权力分散的状态下，法律是不可能先于权力政治而存在的，法律依赖于政治，而不可能独立于政治。作为国际社会的成员，在国际社会的无政府状态下，要维护自己的安全和利益，归根到底，只能靠自己，靠力量。

这个道理很容易理解，在国内社会，如果人们遇到犯罪分子的伤害，可以拨打110或者911报警电话求救；可是在国际社会，要往哪里拨打这通报警电话呢？只有自卫一途。如今，有自由主义的国际关系思想家和政治家们设计出来一套国际联盟的集体安全机制，号称你受了欺负可以找他们，可是你真往国际联盟打了报警电话，得到的是什么呢？不是迅速赶到伸张正义的警察，而是对伤害你的人的齐声叫骂，美其名曰舆论谴责，可是靠两张嘴就能把坏家伙骂跑吗？不管你信不信，反正爱德华·卡尔是不信的。

爱德华·卡尔不信，可是自由主义的思想家和政治家们是笃信这一套的。1931年9月10日，塞西尔勋爵在国际联盟大会上发言，声称“世界历史上还从来没有像当今这样一个时期，战争距离我们是如此遥远。”一周之后，1931年9月18日，日本关东军向中国东北发动了全面入侵。中国没有抵抗，而是向国际联盟拨打了报警电话。国际联盟随之派出了一个调查团到中国东北，就像警察局接到报案后派出警探赶到案发现场。国际联盟的“警探”们经过漫长的调查，在伪“满洲国”成立后，才交出一份姗姗来迟的报告，认为日本对我国东北的侵略是非法的，建议各国不要承认。随后，国际联盟根据这份报告，做出了判决：一致谴责日本。日本人是怎样应对国际谴责的呢？侵略者被谴责出我国东北了吗？不，没有，日本人只是抗议了一通国联的谴责，宣布退出国际联盟了事。完了，再没有了。在国际联盟的层面，这件事就到此为止了。然后中国人民整整浴血奋战了14年，靠自己的力量，才终于将侵略者赶了出去。

回到1919年国际联盟建立伊始，塞西尔勋爵曾经在英国议会下院陈述《国际联盟盟约》：“……我们依赖的是舆论……如果我们这样做是错误的，那么整个国际联盟的构想也就是错误的。”九一八事变及其后续事态的发展充分说明，整个国联的构想就是错误的，国际联盟的集体安全机制是彻底失败了。1939年爆发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只不过是给埋葬国际联盟集体安全机制的棺材上敲进了最后一刻钉子。

可以说，不是别的，正是国际联盟集体安全机制的失败，才导致了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二十年危机，以及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最终爆发。现在的问题是，为什么国际联盟的集体安全机制失败了？在爱德华·卡尔看来，这首先是因为自由主义国际关系思想家和政治家们思考一切问题的哲学原点：伦理理性论和利益和谐论存在重大缺陷。

边沁认为政治的意义在于追求“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甚至用这个命题来定义理性，并且据此由推导出“利益和谐论”，认为从根本上讲人与人之间、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利益是互相和谐的，是一致的；谁不这样认识，不这样做，谁就是非理性，就是没有知识，就是道德败坏。这在爱德华·卡尔看来，既不实事求是，又非常危险，甚至是伪善。

实际上，所谓“追求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只是一个价值观念，是一种道德诉求，是一个美好的目标，而不是对于事物本源的客观分析和判断；前者是伦理，后者才是科学。

这就好比炼金术士和化学的关系，我们都知道化学最早起源于炼金术，起初炼金术士们不顾化学元素和自然规律，只是认为黄金是个好东西，如果能够从不值钱而又大量存在的贱金属中提炼出金子来就好了，一如自由主义思想家们一厢情愿地认为“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是个好东西，要是能从普遍存在的国内和国际政治中提炼出来就好了；显然这都是不切实际的空想。

只有当炼金术士们正视化学元素和自然规律的存在，正确地发展出化学科学，才能真正从矿物质中提炼出金子。同样地，只有当国际关系思想家和政治家们正视政治问题的本质要素和客观规律，才能从国内和国际政治中获得“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

那么什么是政治的本质要素呢？爱德华·卡尔认为，毫无疑问的就是权力。从根本上说，人类是群居动物，人类总是生活在形形色色的社会组织当中，家庭、部落、单位、国家等等，政治就是要处理这类有组织的群体成员的行为。人的行为模式只有两种，一是利己，也就是牺牲他人利益以满足自己利益；二是利他，就是互惠互利，甚至牺牲自己利益成全他人利益；任何社会都是这两种品质同时起作用的结果，自由主义思想家的问题是片面关注利他而忽视了利己，而恰恰如何处理利己的问题才是政治要解决的核心问题。

为了避免过度的利己行为损害全社会的共同利益，人类社会需要有一个权威去惩恶扬善，去惩罚那些过度损人利己的行为，以此维持一个社会的凝聚力，这就是权力。不管是国内政治还是国际政治，只有涉及到权力冲突或者权力关系的国家活动才是政治行为，涉及到权力冲突或者权力关系的问题才是政治问题，否则都只是行政事务或者技术性事务。前者比如战争或者联盟关系，涉及到权力冲突和权力关系，才是政治；后者比如共同打击犯罪或者文化交流等等，不涉及权力冲突和权力关系，所以只是国家间的技术性合作。

既然政治是由权力所界定的，那么对于自由主义国际关系思想家们来说，片面用道义原则来看待政治问题，忽略了权力要素，这就好比炼金术士想要提炼出金子却忽略化学元素周期表一样无厘头，用这套不切实际的理论去组织国际关系的实践，焉有不翻车之理。

如果说伦理理性论还只是不切实际，那么利益和谐论就更是近乎荒谬了。必须承认，人与人之间、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利益契合是客观存在的，确实是有共同利益存在的，而且还不少，比如前面提到的国家间不涉政治问题的一系列技术性合作，共同打击有组织犯罪、经济文化交流合作等等；但是人与人之间、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利益冲突也是客观存在的，最典型的比如领土争端，或者对于联盟内部领导权的争夺，等等；只要人类不能无中生有地把一座争议岛屿变成一摸一样的两座，不能把一桶石油变成一摸一样的两桶，否则，这座岛屿归了你就不属于我了，这桶石油你用了我就不能用，那么客观利益冲突就是永远存在的。

自由主义国际关系思想家们从“利益和谐论”出发，认为利益总是一致的，如果有利益冲突的情况发生，一定是人们没有正确理解自己的利益。坦率地讲，这种认识就是自欺欺人，就像炼金术士没能从铜里练出金子，不反思自己的炼金术是否科学，反而怪罪铜里不长金子是铜不好，没有比这更加不符合实际的了。

对此，卡尔恰如其分地评论道：“功利主义和自由资本主义理论服务于工商业发展，反过来又引导工商业发展的进程。这样一来，就产生了一种观点：19世纪自由民主理念不是基于当时某些国家经济发展所产生的力量结构这一特殊条件，而是基于先验的理性主义理论。只要将这种理性主义理论应用到其他国家，就会产生同样的结果。这种观点是彻头彻尾的乌托邦意识。但是，正是这种观点，在威尔逊倡导之下，成为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主导世界的观念。自由民主理论，经过纯粹的理性过程，被移植到另外的时代和国家。由于时代不同，由于这些国家的发展阶段和实际需要完全不同于19世纪的西欧，结果自然是一事无成，大失所望。理性主义可以虚构一个乌托邦式的理想国，但却不能使其成为实实在在的现实。”

除了不切实际之外，伦理理性论和利益和谐论还有一个隐含的严重问题，就是道德绝对主义大旗下对于无限制暴力的潜在追求。这从表面看起来似乎是不可能的，是与自由主义的理念背道而驰的，既然理性就是追求“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既然利益从根本上讲是和谐一致的，怎么又会去追求无限制的战争呢？但是仔细一想，就会发现其中隐含的巨大风险。

利益和谐论主张一切国家之间的利益一致，国家与国际社会的利益一致，国际社会的利益就是我的国家利益；这看起来满满的都是善意，可是只要翻过来一想，既然国际社会的共同利益就是我的国家利益，那么我的国家利益也就是国际社会的共同利益似乎也一样成立。这就有些细思极恐了，这样，在利益和谐论的掩护下，任何国家都可以把自己的特殊国家利益粉饰成国际社会的共同利益，把根据自己的国家利益制定出来的道德原则说成是普世价值，谁不配合这种所谓的“国际社会共同利益”，谁不服从这种所谓的“普世价值”，谁就是魔鬼和恶棍，就必欲诛之而后快。这太伪善也太可怕了。

纵观人类历史，这种案例似乎不胜枚举。萧伯纳在其《支配命运的人》一书中就曾借拿破仑之口来讽刺英国人的这种伪善：“当英国人觊觎一件东西，他从来不说出他觊觎它。他耐心地等候着，直到他的心里不知怎样地发生出一道热切的信念，认为把他所觊觎的那东西的主人征服乃是他的道德和宗教天职……他从来就不缺乏恰到好处的道貌岸然的姿态。他以捍卫自由和民族独立的伟大战士的身份去征服和兼并了半个世界，美其名曰殖民。当他需要为他的掺杂的棉织品获得新的市场，他就派遣一个传教士去向当地土人宣传和平福音。土人杀死传教士，他就马上动武来保卫基督教；为基督教而战；为基督教而从事征服，终于作为上天的酬报占领了市场……他吹嘘奴隶只要踏上大不列颠的土地便成为自由人；他却把穷人们才满六岁的女儿出卖，在鞭子的威胁下要他们在工厂里一天做十六小时的工作……他干什么都是讲原则的。他跟你作战是根据爱国主义的原则……他欺负你是根据大丈夫的原则；他拥护自己的国王是根据忠顺的原则；他砍掉自己国王的头是根据共和的原则……”

爱德华·卡尔本人则一针见血地指出，这种伪善的伦理理性论和利益和谐论，实际上就是“用普世正义的言辞来伪装和掩护自己的国家利益”。考虑到卡尔本人就是英国人，而且是剑桥大学培养出来供职于英国外交部多年的盎格鲁撒克逊精英，这样的省思，不可谓不深刻。卡尔教授的道德勇气，是值得人们钦佩的。

当然，爱德华·卡尔也绝非片面追求权力政治，在卡尔的视野中，道义和权力一起构成了国际政治的核心要素，这首先是因为就像利己动机一样，利他动机是客观存在的；同样，就像利益冲突一样，利益的和谐和合作也是客观存在的；因此，对于道义的追求也就和争夺权力一样，是国际政治中客观存在的要素，既然它客观存在，我们就不能削足适履，忽略它的存在，而要本着客观的态度去科学研究它。

其次，只有权力要素的政治是没有心肝的政治，正如没有权力要素的政治是没有头脑的政治一样清晰可辨；权力和道义，这两个要素在国际政治运动中缺一不可。因此，用道义原则去指导权力政治的发展方向，也就成为国际政治的题中应有之意。

正是权力于道义原则的共舞，才共同驱动国际政治向前发展；这就像一台双引擎的喷气客机，关闭其中一台引擎就要偏离航线，甚至机毁人亡。也只有在“道义原则指引权力政治发展方向”这个命题的基础上，人们才能够正确理解和认识权力、道德、法律、国际机制等等这些要素在国际政治中的定位、角色和作用。

在这个基础上，爱德华·卡尔把倾向于道义原则的国际关系理论称之为乌托邦主义，而把注重权力政治要素的国际关系理论称之为现实主义。后世的国际关系学理论家因为这本彪炳后世的《二十年危机》，而将爱德华·卡尔奉为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创始人之一。另一位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创始人，美国芝加哥大学政治学教授汉斯·摩根索，根据爱德华·卡尔在《二十年危机》中所做的理论批判和发展，提出了国际关系理论中的现实主义六项原则，与本文开篇提出的自由主义六原则遥相呼应，可以作为本书的最佳注脚，那就是：

1、 政治是由根植于人性的客观法则所支配，这些法则是永恒不变的；

2、 政治的基本内涵就是权力界定利益；

3、 现实主义认为权力界定利益是普遍适用的客观法则；

4、 不能混淆政治与道德的界限，普遍的道德原则不能以其抽象的公式运用于国家行为；国家在追求利益时所遵循的道德，不同于普通人在处理人际关系中所遵循的道德。把个人道德同国家道德混为一谈，就是制造民族灾难，因为国家领导人的首要职责是保证民族国家的生存。

5、 现实主义拒绝把某一特殊国家的道德追求混同于支配世界的普世价值，权力界定利益的法则将我们从道德狂热与政治谬误中解救出来。

6、 现实主义强调政治领域的独立性，坚持权力规定利益的标准，其它标准均应服从这一标准。

好了，讲到这里，爱德华·卡尔的这本《二十年危机》也就步入尾声了。回过头去看，卡尔教授以其敏锐的洞察力，刺破两次世界大战之间时代的迷雾，以权力政治为灯塔，指出构建一战后世界基本秩序的乌托邦自由主义国际关系思想和实践的要害所在，为未来国际关系思想和实践继续进步开辟了道路。

在爱德华·卡尔看来，乌托邦自由主义理念所秉持的“伦理理性论”、“利益和谐论”是存在巨大缺陷的，它试图用理想来代替现实，用美好的愿望来取代实事求是，只能沦为乌托邦式的空想，用它来指导国际政治的实践，除了掩盖相关国家的真实利益诉求之外，结果只会是漫长的二十年危机和空前惨烈的第二次世界大战。

要正确理解和认识国际政治的本质，只有遵循“道义原则指导下的权力政治”的路径，摆清楚道义和权力这两个基本要素在政治中的位置和作用，不偏废其中任何一个基础要素，才能抓到政治、权力、道德、法律、国际机制等国际关系基本要素的要害，才能正确指导我们的政治实践，才能真正获得“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这样一个根本目标。

好，以上就是今天的全部内容，这本书就说到这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