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初心在哪里 -- otto

我们一般说，中国近现代史是从1840年开始的。这话是不错的。但是要谈中国人开始力图拯救文明危局，想要走出一条新路，那么至少要从明朝末年开始计算。

中国自明代末年以来，就进入到了文化精神的低谷期。政治上，中国此前遭遇到了中晚唐五代乱局，遭遇了两宋时代的耻辱不振，遭遇了蒙元亡国的打击，明初虽然暂时复兴，但是此后就又陷入到了类似于两宋的萎缩内敛被动挨打的怪圈，以至于最后在一场莫名其妙的战争中活活被体量远小于自己的后金拖死攻灭。悲剧之深重，令人不得不痛心深思。

于是从明代末年开始，中国就进入到了自省凝练和追寻突破的复兴节奏。从明末清初连绵不绝的反清起义力图挽救的努力，到清代中前期学术界思想界抛弃明代空疏学风、沉心静志用力实干大兴朴学的深沉的文化自觉，再到清代后期近现代指出灭国亡种的危机、喊出救亡图存的口号、形成革命前进的共识的革命浪潮，可以说是层层递进地形成了以革命为主题的近现代中国历史。

要说共产主义本来是中国人为了救亡图存而做出的抉择，这是对的。

但是，你说中国选择共产主义道路是病急乱投医，你这个观点我是不赞同的。病急乱投医，要点是在乱字。从宏观视角上来说，自明代末年陷入文明危局以来，到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1923年孙文越飞宣言发表、1927年中共独立开展武装革命，近三百年，十几代人，最终才做出了共产主义革命的抉择。无数次尝试之后，最终选定的道路，你说这是“乱”，未免将自己看得太高、将古人看得太轻。这么多年来这么多仁人志士抛头颅洒热血坚定不移地奋斗终生，他们的聪明才智，他们的青春年华，不应该以一个“乱”字来藐视。

共产主义不是随随便便的选择，也不会被随随便便抛弃。中国共产党曾经描述过自己的政治合法性来源，他们早就反复论证过这一点。毛泽东说：“事实已经回答了这个问题：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社会主义促进了我国生产力的突飞猛进的发展，这一点，甚至连国外的敌人也不能不承认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1957年）习近平说：“历史和现实都告诉我们，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这是历史的结论、人民的选择。”（《习近平在新进中央委员会的委员、候补委员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大精神研讨班开班式上的讲话》，2013年）实际上，通观历史就会发现，中国自晚清以来，唯一的主题就是革命。清末，革命党连绵不断地发动武装起义；清初，革命者接连发动国内革命，袁世凯自以为劳苦功高，以为中国的社会不够发达，还需要皇帝，于是自己要去填补这个空白，要做一个立宪皇帝，结果被全国各个阶层唾弃，这一事实就是中国已经彻底进入到革命轨道的体现；随后北洋军阀混战，他们失去了革命的动力，甚至发生了满清复辟的重大事件，但是很快都变成了一场闹剧。在这样的环境下，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甚至主动投入到了苏联的怀抱，站到了共产主义的一边，站到了无产阶级革命的一边，掀起了“大革命”的浪潮；当国民党以四一二、七一五的实际表现表明了他们的态度之后，中国社会立即转入到了无产阶级发动共产主义革命的阶段，甚至在这一期间出现了“第三党”等资产阶级的、带有无产阶级革命性质的政党，甚至在蒋介石的老家浙江，国民党自己也发动了一场失败的土地改革。革命成为近现代中国的主题，谁不革命，谁就被抛弃。厚积薄发，当自明末以来积郁已久的力量爆发出来的时候，谁也无法阻挡。

至于你所说的“对意识形态的抛弃并没有引起什么大的波澜”，这句话是立不住脚的。80年代中后期接连爆发国内运动，这是尽人皆知的事情，不能说没有引起什么大的波澜。90年代初，苏联东欧剧变，极大冲击了党内思想，党内接连出版了一大批书籍，集中讨论了苏联亡党亡国的经验教训。此后中国共产党显著加大了思想理论建设，一个直接表现就是江泽民时代开始提出“三个代表”。此后在理论上一再创新，最终到习近平时代，反复强调加强党内建设，反复强调加强理论学习，反复开展各项思想教育活动。所有这些工作，都是在逐步弥补当年“对意识形态的抛弃”造成的不利后果。就中国的现状来说，我们从六七十年代较为激进的、脱离了自身实力的意识形态阶段里退了下来，但是我们并没有真正抛弃共产主义这个意识形态。在80年代，国家提出了不谈意识形态的指导思想，但是这个时候社会上遍布的是强烈的意识形态；后来社会上对意识形态有点淡漠了，可是国家又开始谈意识形态了。这就无论如何不能说中国抛弃了共产主义这个意识形态的。一个人种地的时候用力过猛，发现自己干不了这么大的活，于是后退一步，降低了工作量，不能就说他抛弃了种地。看到前进，就说过火，看到退却，就说投降，这对进退的理解是过于僵化的。在意识形态领域，无论是前进阶段还是退却阶段，中国始终没有抛弃共产主义这个意识形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