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从一个中国叛逃者角度描述苏联最后二十年-飞扬军事 -- 绝对不是白领

走到大门前，卫兵开了大门，门厅正中楼梯的左边有一张小桌子，坐着一名士官发通行证。哈萨克族官员给我领了通行证后上到二楼，楼道口有关着的钢架大门，有卫兵守卫，看过通行证后，马上去把楼道两边开着门的办公室都关上了，咔的一声，钢门开了，放我们进去，随即关上。走过三、四间办公室，又是一扇大铁门，要用同样的方式通过。最后把我带进一间大办公室，里面坐着一名个子高大穿大尉军服的俄罗斯官员，他站起来和我们握手，说一口纯熟的中国话。哈萨克官员走时，我听他把大尉叫维克多。维克多叫我在大沙发上坐下，说：“我已经派我的工作人员给你买苏联衣服去了，你先休息一下，一会儿洗澡，换衣，吃饭，过后我们再谈。”办公室墙正面是勃列日涅夫的肖像，下面是一张很大的3×4米的中国大地图。后来我知道维克多是翻译科长，他的中国话口音相当纯，还会一些“胰子”（肥皂），“小咬”（虫子）之类的方言词。一会儿，一名长得很清秀，着便装的俄罗斯青年人进来了，手里提着个大包。在以后三个月的审讯中，他不时来找我闲谈。他叫沃洛加，乌克兰人，哈尔科夫大学德语系毕业，正在自学中文和日文，思想也不太正统（苏联人教育水平高，一般人的共产主义觉悟和马列主义修养可比普通中国人高多了），特别喜欢谈论日本问题，他也很仇恨日本人。沃洛加把提包打开，拿出一件件的衣服给我看，有一套廉价的黑色西服，两件棉布衬衣，两件汗背心，两条短裤，还有平布毛巾，盒装肥皂，牙刷，牙膏和一双黑皮鞋。七十年代，尼龙布刚进入苏联，尼龙衬衫和尼龙风衣是高生活水平的象征，苏联官员不管男女，几乎人人都穿着。不管天晴下雨，出门都穿上尼龙风衣，穿棉布衬衣的是穷人，我当然只能“享受”棉布待遇了。其实，穿着棉布要比尼龙舒服得多。当然，我还是感谢他们。沃洛加叫我提上提包，跟他去洗澡，澡堂在地下室，也要通过一道道的铁门和一次次的卫兵盘问才能到达。淋浴洗澡以后换上新装，他叫我把中国衣服都留下来。再带我到旁边的理发间理了发，理发员也是军人，用的是电推子。奇怪的是汗背心前后开口一般大，穿不稳，一走路背心便向肩下滑。回到办公室，又来了几位官员，全是黄毛蓝眼珠的。他们拿来一面大镜子，叫我看看换装后的自己，我已变得年轻多了。与西方人相比，中国人本来就长得年轻，眉目还算清秀，才劳改四年，书生气没有脱尽。一位神态美丽的俄罗斯小姐，穿着白长衫，推来小食品车，叫我吃了午饭。这些人都会中国话，他们用谈天的方式向我问话，问我爬天山，过山沟的惶恐状态，问我“一打三反”，和对苏联的初步印象，态度还算友好，的确并没有侮辱我的意思。

　　下午四点，一个穿便衣的秃顶俄罗斯老头进来和我打招呼，维克多说此人叫伊万，负责我的生活，今天要带我到临时住处去。又叮嘱说除了房东外，不要对任何人说自己是中国人。他说：“你长得很像朝鲜人，鼻子高，也有点像乌兹别克人，别人要问你，你就说自己是北朝鲜的留学生。”伊万带我走出大楼。上了一辆灰色的旧汽车，司机是维吾尔人，我一上车他便打开收音机，拨到中国的频道叫我听中国广播。车开了很久，出了繁华的大街，到城边一所花园式平房前停下来。伊万一按电铃，一对早已在院子里等着的俄罗斯老夫妇就开门迎接我们。老夫妇两个都身材高大而肥胖，满面红光，看上去快七十岁了。他们拥抱了我，说了一大篇我听不懂的欢迎词。进房门要脱皮鞋换上拖鞋，领我进了给我安排的小房间，开窗便是果树，房内有书桌，台灯和吊灯，挂衣架，一架硕大无比的铜制钢丝床，床上折叠放着厚毛毯。伊万从车上拿下行军床支在大床对面，是为他自己准备的。老夫妇领我参观了他们的住宅和园子，共有四间房，都是油漆木头地板，摆着各种木制家具，墙上挂着油画，壁毯地毯一应俱全，还有厨房和一间三面大玻璃窗的凉房。园子极大，大部分是果园，长着樱桃树，桃树和杏树，没有树的地方种着草莓。五月份正是成熟季节，绿叶点缀着串串红宝石般的樱桃，青色中隐现出小灯笼似的草莓，十分赏心悦目。菜园里种的菜品种不多，只有土豆、大葱、芫荽和茴香。远处还有猪房，养着三头大白猪。屋子里有电视机，冰箱，院内停着小汽车。我数了一下，房子里和院内共有十二盏电灯，还都开着。那些年是中国人穷到了家的时候，我真的惊讶于苏联人生活之富有，相比之下，中国的社会主义真是作孽。

　　开晚饭了，桌子上摆的菜肴和我以前吃到的差不多，不过，多了几盘自制的香肠和醃肥猪肉，和撒上大蒜末的酸黄瓜、酸西红柿，很可口。伊万和男房东一边喝酒一边吃整根的生葱和芫荽，让我吃惊。他们吃得多也谈得多，我只能听懂斯大林、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和毛泽东几个名字。苏联男人爱谈政治，年纪大的人都十分称颂斯大林，也拥护现领导勃列日涅夫，赫鲁晓夫的口碑却十分坏。在我能听懂一些俄语后，我发现毛泽东是苏联全民妇孺皆知的名字，也是中国的代名词，他们认为毛和斯大林是朋友，搞坏中苏关系的始做俑者是赫鲁晓夫，但总的来说毛泽东走的更远，又把中国人的生活搞得那样穷，又喜欢宣传战争。特别使外国人难以接受的是把自己升格为神，要老百姓顶礼膜拜。他们也极其反感北朝鲜的金日成，看到画报上的朝鲜人向金日成欢呼的场面就吐口水，连说恶心。吃完饭，伊万掏出一张小纸片，上面写着俄文字母拼的中国话，与我“谈话”。老夫妇叫不出我的中国名字，老大娘就给我取了个苏联名字，叫阿列克。伊万介绍说老头子原来是汽车司机，卫国战争结束后从俄罗斯搬来的，有三个儿子，小儿子还在当兵。伊万的话半真半假，后来我知道，其实老头子是KGB的退休上校，伊万自己也是退休了的KGB官员，留在机关打杂。伊万这么说，是企图掩盖他们的KGB身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