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从一个中国叛逃者角度描述苏联最后二十年-飞扬军事 -- 绝对不是白领

这里要补叙一句，其实我逃离霍城已经两天三夜了，我是投水自杀没有成功才起意逃亡的。我投的就是霍尔果斯河，夜里，慌慌张张地，我找的投水的地方水太浅，求生的本能使我老是沉不下去。我不知道别人会怎样，反正据我的体会，要让下定决定自杀而没有成功的人再下一次决心，是多么地困难。我只好逃进山里。这几天，我除了在天山坡上摘了一些贝母花吃和喝山沟的水外，再没有吃过一点东西。因为饥饿，疲劳，加上逃亡出来以后，绷紧的神经一下子松了气，我再也无法挪动一步，一下子倒到了公路边。似乎是过了十来分钟，从南边远处出现了汽车灯光，一会儿，唰地一下，一辆吉普车已停到了我的身边。车上跳下一名军官，两名士兵，还牵着一条大狼狗。大概铁丝网上有微波显示器，一有人越境他们马上就能知道，而且可以判断出发事地点。两个士兵把我从地上抬起，双手反背，绑了起来。天啊！我已经成了犯人。军官的肩章上有一道杠，两颗星，是个中尉。他们没有说一句话，把我推上车就往回开。很快到了一所军营，进到一间房子，还有四五名士兵在那里等着，都是碧眼黄发的俄罗斯人。一名士兵给我松了绑，指着凳子叫我坐下，又提来一壶水，还递给我一块肥皂，叫我把手洗干净。他们中间没有一个人会说中国话，我虽然学过俄语，但不会说。他们比比划划地不断问我，我却一句也不懂。好在我在中学学的英语还没有完全忘光，说了一句“I want rice“（我要吃的），没想到，一名士兵居然听懂了，立即端来了一杯茶和一个铝制军用饭盒。打开盒子，里面有半盒荞麦米饭，两片面包，一个白水煮的鸡蛋，一小块黄油，三四片香肠，几片酸黄瓜和两个酸西红柿。我接过茶杯，一口就把茶喝光了，是红茶，还是甜的。茶里也放糖，是我第一次喝到。我在内地时，茶里是不放糖的；在新疆，茶里加的是盐。我狼吞虎咽，几下就把盒饭吃光了，他们打手势，意思大概是问我够不够？我再说了一个英语单词：“Also”（还要），他们又听懂了，又端来了一盒，我又吃光了，也饱了。那位士兵能记忆的英文单词大概与我也差不多，结结巴巴只有几十个，但还是问了我不少。他见我全身沾满了泥巴，知道我是爬过天山泅水过来的，说:“你们中国现在在搞‘文化革命’，天天杀人”。他还说：“上级有命令，凡是从中国逃过来的，不能开枪，要抓活的。”我问他如果发生相反的情况呢？他作了一个开枪的动作，还告诉我他是乌克兰人。吃饱喝足，我们用英语单词“闲谈”了一会，天也朦朦亮了。一名士兵走进来，把我带到军营大院，指着台阶上的一间小房，叫我进去休息，一看是士兵禁闭室，里面只有一张铁床，床上只有床垫和一件昵制军大衣。门外一名士兵持枪守着，还卧着一条大狼狗。我把全身湿淋淋的衣服脱光，挂着，只穿着已被我的体温烘得半干的内衣裤，盖着军大衣躺了下来。军官递给我一盒烟和一盒火柴，一看烟盒上的俄文，是“五一牌”。我点燃了一支，这是我第一次抽带过滤嘴的烟。也睡不着，仄着身子望着外面。卫兵不断地向我打着各种莫名其妙的手势，原来俄国人喜欢用手语，比中国人的手语丰富得多。太阳升起了，是个大晴天，我变成了军营里的稀有动物，成群的士兵，单个的，两三个的军官家属跑来围观，有笑嘻嘻的，有板着脸的，指着我说着外国话。小姑娘、大娘子们一个个碧眼金发，胸饱腰细，也不怕冷，四月份就穿着短袖布拉吉。洋女人健康而漂亮，我第一次如此之近，又如此之多的看到她们。

　　军营初审

　　中午时，给我送来了同样的盒饭，外加饭后喝茶时吃的两个小白面包。苏联计划经济体制下的生活模式化可真算到了家，以后不管我在军营里，KGB或者公共食堂吃的份饭都是一模一样的，变化的只是主食，有大米的，荞麦米的，麦片或面条几种。吃完午饭，一名少尉军官拿着一个长本子到禁闭室向我问话了。长本子是中文对话手册，用俄文字母拼写的中文对话。他直板而生硬的问我：“你是民兵吗？”我摇头，“你是干部吗？”我又摇头。接下去是一串：“你是工人吗？”“你是医生吗？”“你是售货员吗？”“你是社员吗？”我都摇头。最后他问：“你是教员吗？”我点头了，他也点了点头，走掉了。在以后审问我的过程中，“你当过民兵没有？”“民兵发枪没有？”是频率最高的问题。当时苏联正准备向中国开战，后来我了解了，苏联兵最怕的不是我国装备陈旧，训练落后的正规军，而是民兵和我军传统的游击战。面对中国式的游击战，哪一个军事强国都会心惊胆战，所以他们特别关注于“民兵”。下午四点，一辆吉普车迳直开到禁闭室前，车上走下了一名肩章上一道杠，四颗星的哈萨克大尉，还有一名俄罗斯中尉。一进禁闭室，就用中国话向我问好。中尉是翻译，他简单地问了我在中国的经历，文化程度和出逃苏联的原因，说：“雷同志，现在我知道你是一个很文明的人，我们要带你到另一个地方去，那里有中国话说的和你一样好的翻译，还有大首长。”我听到他称我为“同志”，这个我在中国已经几年没有听到过的称呼，感到又新奇，又很有感触。随即，他们叫我穿上半干的衣服，就上车出发了。中尉和我坐在后排，车窗全用黑绒布罩着，外面的什么也看不见。我担心车往东开，害怕他们把我驱逐回去，掀开黑布想看看行进的方向。中尉马上把我的手拉开，说：“现在不要看，以后看。”既然还有“以后看”的机会，大概是不会立即把我送回中国了，我稍微放了点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