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GQ报道 | 消失的煤老板 -- 万年看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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煤老板因时代的潮水生发，也因时代的潮水消亡。轰轰烈烈的煤炭重组过后，煤老板作为一个群体性概念，已然不复存在。但作为个体的人生还在继续，煤老板们手握巨额财富，开始走进人生的下半场。

比起朱新宁，黄治华更早一步告别了煤炭生意，也更早一步开始尝试转型。朱新宁带着无奈来到北京时，黄治华已在这里生活了两三年。离开煤炭后，他先在上海做了一阵水处理生意，随后将业务发展到了北京。他将住处选在五道口华清嘉园，清华科技园的对面，想在这里多学习现代商业知识，跟上时代的步伐。回头望去，煤炭在他眼中变成了一门太依赖人情的简单生意，论起商业逻辑，粗糙到几乎不存在。

在清华附近住久了，他觉得这里规则简单透明，富有秩序，遍地都是充满激情与想法的年轻人，只要有才识，人人都有机会拥有属于自己的一席之地。与之相比，在山西做煤炭，是生活在一个血腥复杂的丛林社会里。

他想跟上时代的风潮，做一些“更高级的生意”。他泡在清华旁听与商业相关的课程、讲座，发现时代的风向变了，人们很少讨论传统实业，热衷的都是互联网项目。他所住的华清嘉园当时已经有了“民间硅谷”的称号，美团、快手、暴风影音等公司都诞生在几十平米的民宅里，卧室休息，客厅办公。在这个环境里呆久了，黄治华也跃跃欲试。

他当时感受到的另一大变化，是昔日的同行们告别煤炭之后开始大量涌入北京。他们接连买下房产，有时也会叫上黄治华帮忙参谋。

一次，一个陈姓煤老板叫他一同去看五道口的唐宁 one 小区。陈对小户型不感兴趣，只看三百八十平米4室3厅3卫的大房子。黄治华觉得他只是过过眼瘾，毕竟已在西城海淀买了好几套房。但他没想到，陈二话没说，付了钱。

这只是个开始。陈马不停蹄地又买下十几套房子。为了打理自己和其他煤老板朋友们的房产，他后来甚至专门开了一家房屋中介公司。

黄治华半是吃惊，半是理解。他觉得这是内心压抑太久后的一种报复性释放。“说白了，煤老板们过去有的是钱，但其实没什么尊严。都是跪着挣钱，九死一生过来的。现在解脱了，就想站着把钱花了。”

初到北京，煤老板们除了买房无所事事，总是找黄治华喝酒聊天。时间久了，黄治华察觉到他们对新环境的焦虑不适——在北京这座巨大的城市里，他们骨子里还是缺乏自信，甚至有些自卑，不甘于无所事事，却又欠缺开启新生意的决心：大生意看不懂，没勇气尝试；小买卖看不起，觉得来钱太慢。

于是，只好一套接一套地买房。

黄治华懂得那种恐慌的心情——当人的心智发展跟不上财富增长的速度，钱对人反而构成了困扰，甚至会引发灾祸。那种滋味，他体会过。

他不愿看到自己的命运在朋友们身上重演。他生出一个想法，把煤老板的钱聚拢起来做些事。一次在五道口电影院旁边的饭馆一起喝酒时，他一开口，大家纷纷表示早有这个念头。

煤老板们对于投资方向只有一个要求，能很快赚钱。黄治华起初打算开几家烤鱼店，但总觉得有些无趣，缺乏兴奋感。但就在启动前，他在五道口的酒吧里听说王兴要再次创业做一个团购网站，登时来了兴趣。

2005年，王兴正是在华清嘉园创立了校内网，迅速蹿红，又迅速卖了出去，从此成了五道口创业圈子里众人关注的明星。黄治华打听了一下团购的业务模式，坚信这个项目能够激发股东们的热情——每成交一单，就收一单钱，简单直接，跟卖煤很像。

对团购产生兴趣之前，黄治华看过不少互联网创业项目。那时挂着投资人的名号在中关村的创业沙龙上发发名片，在清华北大的 BBS 上写几个帖子，商业计划书就会如雪片般飞到邮箱里。但他全部否决了，因为短期内赚不到钱，没法说动煤老板们注资。

但他觉得团购不一样，认为即使是王兴也未必是自己的对手：一是团购涉及实体贸易，与煤炭生意有类似之处；二是资金优势，王兴把校内网卖了多少钱，坊间说法不一，但黄治华觉得任何版本都跟煤老板能投入的钱不在一个量级。

然而煤老板们听不懂他的讲解，互联网离他们过去的生活太远了。黄治华连讲了三天，他们还是将信将疑，便请在北京参加国学培训班的县领导帮忙拿主意。

这是煤老板做事的典型心态：只要领导点头，事情就能做，哪怕事情跟领导没关系。

中国人民大学校内的一间酒店客房里，领导坐在床头，黄治华抱着笔记本电脑坐在床尾，四个煤老板站在一旁。黄治华讲了一个多小时，领导说，这事能行，弄吧，赔了就当玩了。

四个煤老板来自同一家族，年龄最大的名叫唐虎。领导一发话，唐虎带头表态，其他人跟着附和，事情就这样定了。

敲定资金的过程中，王兴的美团已经上线，其他类似项目也纷纷上马。黄治华最初的想法是挑选好项目纯做投资。他住在华清嘉园5号楼，跟6号楼的一支团队谈投资入股，对方开价三百万占15%股份。黄治华心里盘算一番，决定自己搭队伍干，成立了阿丫团。

黄治华

起步顺风顺水。黄治华当时的判断是，阿丫团不缺线下拓展能力，也不缺钱，唯一的短板是技术。但在中关村五道口一带，只要开得起高薪，招程序员从来不是问题。与潜规则密布、凡事都要依赖关系的煤炭行业相比，这一切让黄治华觉得简单、透明，富有效率。

黄治华亲自上阵，给线下拓展人员做培训。环五道口区域是各家团购网站相互较量的最前线，阿丫团一度占据上风，经常将对手已经谈成的订单抢过来。黄治华觉得这是做过煤炭带来的优势。“干这件事我们太信心爆棚了。线下谈生意签订单这种事情，搞过煤炭的人吃得特别透。公关能力、沟通能力、谈判能力，谁也没我们强。”

很快，阿丫团将办公地点从华清嘉园搬到了北三环华龙大厦，整个团队沉浸在乐观的情绪里。聚美优品当时也在这座写字楼里， 只有两三间办公室。而阿丫团占了整整一层楼，因为唐虎把这层楼买了下来。

上线半年后，有家传媒公司想以三千万的价格将阿丫团整体收购。黄治华问唐虎的意见。唐虎的反应是：我们难道缺这点钱吗？

新玩家纷至沓来，媒体上开始频繁出现“百团大战”的字眼。黄治华起初很是兴奋，感受到与煤炭风口来临时类似的快感。但后来，他意识到自己当时不懂互联网竞争的逻辑：煤炭的竞争只是赚多赚少的区别，而互联网却是非生即死。玩家越多，竞争越惨烈。

没过多久，价格战来了。黄治华以为这是抢占市场份额的短期行为，不会太持久。但对手们的攻势比他想象的要凶狠得多。有一次他谈定了一笔单价78元的合同，准备原价上线，不赚钱，只走量。但临上线时商家突然撤单，过了几天，他看到别家以56元上线。

“当时觉得简直神经病。卖一单倒贴20多块钱，这不是自杀吗？”

黄治华没有选择的余地，只能跟进。超过一万元的支出都由他签字批准，签一笔，赔一笔。每天对着成摞的申请单，他感到握笔的手指有点发软。唐虎给他打气，没关系，兄弟们有钱，玩得起。

但黄治华还是抑制不住地心慌。无论是速度还是规模，战争升级的程度完全超乎了他的预想，对手的口袋里像是有着花不完的钱。过了一阵子他才了解到，他为手握煤老板的资本而高兴的时候，对手已经开始吸揽风险投资的支持。

他开始为有人出三千万收购没有及时出手感到后悔，和煤炭生意比起来，这种竞争实在太血腥。“简直是吃屎般的感觉”，“你有多少钱可烧？煤老板再有钱，能比华尔街更有钱吗？”

资本施展出冰冷残酷的力量，火热厮杀中，战局已渐渐明朗。有一次接受采访时，记者问他，团购的冬天是不是已经到了。他想了想，回答说：现在是秋天，还没到冬天。“其实那会儿真的已经感觉到冷了。竞争已经到那种程度了，全国几千上万家，得烧多少钱进来？想都不敢想，害怕啊！”

2011年7月，他去参加一场互联网论坛。看着团购分会场里密密麻麻的三四百号人，有点透不过气。不一会儿，王兴走上台，高声宣布美团新拿了5000万美元投资，还打开笔记本电脑现场展示公司银行账户，现金储备超过6000万美元。

黄治华蒙了。在从会场回公司的路上，他心里不停默念：这游戏玩不起，不玩了。

他随即着手为关停阿丫团做铺垫，停止招聘、裁员、解散地方分站。有一天唐虎过来“视察战况”，却发现办公室变得空空荡荡，人数不足原来的三分之一。

唐虎急了，一脚踢飞了脚边的垃圾桶。“人呢？我的人呢！”

黄治华说：不敢再烧了，烧不起。

唐虎说：有什么不敢的？我再给你备一个亿，够不够？

黄治华苦笑着，不说话了。

事到如今 ，黄治华觉得当初成立投资公司是正确的，但如果能重来一次，他会拿那笔钱老老实实去做餐饮生意，开几家烤鱼店，绝不会再打互联网的主意。

“有些生意，真不是你有钱想做，就能做得了的。说白了，没那个基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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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到北京的第一年，朱新宁过着与外界隔绝的生活。他为前些年精力全部耗在煤炭上感到懊恼，甚至发觉自己欠缺基本的生活技能，“原先下面一堆人什么都给你服务好了，几乎什么也不会干。”

他起初适应不了这种落差，雇了一个司机，后来觉得会跟社会愈发脱节，开始逼迫自己学着开车、加油、上网、购物。他主动在亚运村附近的一家心理咨询中心接受咨询，四十岁初来乍到一个巨大而陌生的城市，只有这种方式能让他释放内心苦闷。

当时煤老板们接二连三地来到北京，朱新宁虽不愿意跟人接触，但通过以往搭建的人脉关系，还是打听到不少人的状况。大部分人的选择，都是买房，不停买房。他理解这种选择：煤炭利润太高，赚钱太快，过惯了这种日子，看不懂也看不上别的生意。

朱新宁无所事事，也不想看着钱躺在账户上贬值，便也四处买房。北京、深圳、三亚、香港，别墅、会所、写字楼，一处接一处地买。时间久了，他觉得索然无味：“做实业赚一百万也算有意义，多少能创造些价值。买房就算赚几个亿又怎么样？不过是个数字。赚这个钱一点不值得高兴。”

那时他要解决的困境，说到底，是要找到后半生的活法。做了几次心理咨询，服用了抗抑郁的药物，情绪渐渐有了好转。他开始逼迫自己频繁参加社交活动，想先看看别人怎么活。最初接触的还是山西人的交际圈，混了一段时间，他发现很多人把自己局限在同乡圈子里，整天喝酒打牌消磨时间，久了感到空虚无聊，找不到存在感，不少人又回了山西。

但即使在山西，想要顺利转型新的事业，也并非易事。在距离山西大同市区70公里的乌龙峡风景区，我见到了50岁的冯学光。山西煤炭改制后，他将挣来的钱全部投在了这里，累计将近两亿。他强调自己不同于其他煤老板，要做一个有文化的企业家。“煤老板除了挖煤和请客吃饭，还会干什么？人得做点高档的生意。”

冯学光

回到大同后，他尝试把在国学班上学到的“高层次思想”传播给周围的人，但收效甚微。“很失望，别人都理解不了，以为我神经病。”

煤改后第二年，冯学光偶然发现了乌龙峡。在旁人眼中，这里不过是乱石丛生的荒谷，但他却兴奋不已。建设景区的过程并不顺利，仅清理山谷中堆积的巨石就花了两千多万。为了阻止他，妻子先后两次把他送进精神病院，但他依然照旧。

他强调乌龙峡不只是普通的旅游景区，而是他“展示学识思想的福地”。为此他在景区门口立起几十块印满名言警句的展板，还花费近百万元建起两座模仿上海世博会中国樽样式的雕塑，上面刻着“为有牺牲多壮志，敢叫日月换新天”的诗句，中间夹着一个大字，“干”。

他和妻子已断绝关系七年，有人骂他是疯子，他也并不在乎。“价值观不一样的人，多说无益。你得靠思想潜移默化地去影响他们。”

而在北京的朱新宁，则渴望理解适应新的环境。他开始参加企业家俱乐部、上

MBA

班、学打高尔夫球，“融入一些比较精英的圈子”。他起初把姿态摆得很低，很少主动说话，觉得和别人见识能力不在一个层面上。渐渐地，他觉得开始能跟上别人的思路，有能力接上话，才慢慢活跃起来。

他很少主动跟人提起曾经做过煤老板，每逢有人问他做什么行业，他总说，做文化的。但接触次数多了，总会让人知道。别人通常的反应是：真没想到，那你一定很有钱。他的回应是，有钱算什么？北京有钱人太多了，关键要有思想。为了提升思想水平，他买了不少名人名言的书，一条一条地琢磨。“我就喜欢看这些有哲理的能触动人心灵的东西，特别有帮助。”

和各个行业的人接触多了，他开始尝试投资一些生意。起初没有明确的目标，大江南北各行各业地看，差旅费就花了几百万。在北京的富人圈子里混久了，他觉得鱼龙混杂，并不全是他预想的“高层次”：有人真心实意地经营企业创造价值，有人炒概念混圈子虚有其表，有人属于高端精致的江湖骗子。“有人说北京集合了全世界最密集的骗子，这话是有道理的。后来我就总结出一个规律，越是办公室富丽堂皇，开好车，戴好表的，这种人越不可信。”

考察过的项目里面，有些他一看就觉得荒谬，例如一个连锁餐饮项目，骑着独轮车表演削刀削面。有些他觉得前景诱人，但又担心受骗，想努力摸清门道，但总觉得只能了解个皮毛。他觉得归根结底是因为煤炭行业的门道太简单传统，过去十几年的经验都局限在里面，对新事物心里没底。

他尝试过与人合作在天津开发房地产项目，去俄罗斯开采金矿，但都不顺利，或是因为理念不合，或是觉得对方不可靠。后来他决定不再与人合伙投资。“好几次差点掉进他们设给我的陷阱。说真的，这个社会不能轻易去相信别人，一些东西要掌握在自己手里面。”

摸索了四五年，各种开拓新事业的尝试都没能赚到钱。反倒是刚来北京时买下的房产一直在不停增值，“也不太多，现在市值大概四五个亿。”两相对比，他有些无奈：“这种钱赚起来，脸上实在没有骄傲的资本。你做一个实际的生意，就算只赚一千万，也是个有意思的事。买房就算赚几个亿，又有什么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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距离阿丫团关闭下线，已经过去了六年。但黄治华仍然保持着一个习惯，只要有空闲时间，他就会拿起手机浏览互联网新闻。对于时下最火热的共享单车大战的种种细节，他如数家珍。今年年初，一篇创业者妻子哭诉丈夫辛苦创业七年却没有拿到股份的文章广为传播，黄治华边看边哭。“虽然后来剧情又有反转，但她描述的创业的那种艰辛，我一下子就感同身受了。太苦了，真的太苦了”，他指向自己的鬓角，“你看到了吗？我的头发就是那年开始白的。”

阿丫团运营了14个月，人去楼空，共计消耗了两千五百万。黄治华为此消沉了将近一年。他感叹互联网生意看上去很美，真正投身其中，方才理解其血腥残酷。“煤炭赔了，起码还能留下些固定资产 。互联网玩输了，除了一堆服务器，啥都没剩下。”

无奈之中，生活还得继续。那一年他一本接一本地读哲学书，读尼采，读安·兰德，读王阳明，“想弄明白以后的人生该怎么活”。思考宏大命题的同时，他也必须应对日常生计。他提不起精神再启动需要很多心力的营生，正好朋友找他做几笔煤炭运销的买卖，他觉得轻车熟路，便上手做了。

起初，他每月只需花一周在临汾处理生意，其余时间都在北京。后来订单越来越多，到了近一两年，每月在北京只有两三天。一步步地，他从北京又退回了山西，重新成了煤炭商人。

时隔十年后重返煤炭行业，黄治华已人至中年，心境与当年截然不同。那时他为此主动放弃公职，此时却是迫不得已。回到临汾的第一年，他几乎每天晚上都在酒局上麻醉自己。

做过互联网之后，他觉得煤炭生意“实在太简单了，小儿科一样的东西”。阿丫团曾在北京北四环占据了一整层写字楼，全国近十家分公司，员工近千人。而现在，一个助理，一名会计，便足以帮他处理所有的业务。

命运的落差让他焦虑不安。刚回临汾时，他总感到气恼：“回来看哪都不顺眼。在北京那么遭罪，最后不一定能挣多少钱，回来跟以前做煤炭的人一打交道，觉得就你这个水平的人一年都能挣几千万？心里生气。”

煤炭行业的光景，与当年已然大不一样。开采环节已被国有企业占据，民营公司只能涉足加工贸易等产业链下游环节。而在2008年的暴涨过后，市场盛极而衰，陷入产能过剩，煤价连年在低谷徘徊。临汾下辖的一个县最多时有一百多家洗煤厂，后来关的关，停的停，保持经营的只有十几家。

在黄治华眼中，这注定是一门终将消亡的生意，对他而言的意义仅限于谋生。“煤不可再生，总有挖完的时候。以前红火时这楼底下全是路虎、宝马、奔驰，连路边修车的都能赚大钱。”他伸手指向窗外，“你再看看现在什么样子？一片萧条。”

2016年，因为国家颁布政策化解过剩产能，要求煤炭减产，供需关系的改变使得煤价迎来一波久违的上涨。黄治华因此收益颇丰，但他并无早年间的兴奋。煤老板的时代，终究已经过去了，置身于产业链的下游，无论如何，也难以再现往日的疯狂。

煤价的起落，反倒让他有些不安。他觉得这终究是一门难以掌控的生意，太依赖于外界变化，今天可能一夜暴富，明天可能一无所有。煤对人的心性施以诱惑的同时，也抛出了无法回避的考验。并非所有人都有能力掌控二者间的平衡。

在他的视野范围内，有能力掌握平衡的人，寥寥无几。有人去澳门豪赌背上巨额债务，还被人挑断脚筋，有人花几千万投资珍稀木材，后来才发现其实一文不值。有人沉迷女色，换了三个老婆。有人在家中遭遇入室抢劫，颈部被铁链勒住窒息而死。阿丫团曾经的金主唐虎后来不习惯在北京的生活，回临汾办起了私立中学，算是其中少有的能把控命运的人。“说到底，除了当初那些在北京买了大批房产的人，有能力把手头的钱保值增值的，真的不多。”

我在襄汾县见到一位黄治华做煤炭运输的朋友。煤改之后行情低迷，他有几年无事可做，建了一座水泥厂，赔了两千多万。我问他失败的原因，他无奈地笑笑：“煤以外的生意，我们搞不懂。如果我知道为什么会赔钱的话，我不就不会赔了吗？”

在北京待习惯了，黄治华在临汾总是感到孤独。虽然成天跟人吃饭喝酒，但能在精神上碰撞沟通的没有几个。少数能和他意气相投的人里，有一位名叫郑强，比他小10岁，父亲在太原做工程生意，郑强16岁时便去了英国留学。

2008年大学毕业回国时，郑强本有机会和他的同学们一样，在北京上海的跨国企业赚取高薪。但现在的他在离临汾市区60公里的山上经营着一家洗煤厂，皮肤晒得黝黑，过着与世隔绝的生活。

郑强在英国读的是信息工程专业，2008年回国时他本想发挥所学，去深圳开一家生产车载导航仪的工厂。他不想向父亲讨要启动资金，想赚一两年“快钱”再去深圳，便跟朋友借了几百万元建起了洗煤厂。但他没料到，刚一入行便赶上煤炭市场萧条，直到2016年底才刚刚回本。

我与郑强聊着近几年的经历，黄治华在一旁插话说：“他和我状况有点像，都不甘心蹲着赚钱，总想着有朝一日还是得站起来。”

“对”，郑强不好意思地笑了笑，“本来以为蹲一两年就行，没想到一直蹲到了现在。”

回国六七年，功能丰富的智能车载导航成了出厂标配，郑强昔日的梦想已经跟不上科技升级的脚步。对于当年的目标，他已不再抱有期待。“煤炭这行业，挖出来洗洗就卖了，每天都在重复，人没什么长进。不像你们在北上广这种大地方，只要自己肯努力，人可以不停地学习新东西。”

“那你将来赚够了钱，还想去深圳吗？”“不去，肯定不去。”他不停摇头。

“为什么？你说过，那边的机会多。”“外面的世界是很精彩，但已经不属于我了。我现在没那么多野心，多挣点钱，生活好点就行。”

黄治华能够理解郑强的想法——背了六七年债务，趁着这波行情先赶紧赚钱是当务之急。而对他自己而言，赚钱无法消解人至中年的焦虑。“我现在很困惑自己应该怎么活，你能理解吗？”他说，“我希望你能把我的困惑写到文章里去。大家都应该思考一下，究竟该怎么活？”

今年夏天，儿子中考结束，黄治华决定把他接回临汾读高中，这意味着他把生活重心彻底迁回了山西。但他仍会习惯性地每隔一阵到五道口住上几天，他仍然觉得那里是全中国最迷人的地方，汇集了最有活力和想法的年轻人，从不缺乏激动人心的新事物新思想。但过了这么多年，他终究觉得在那儿可以生活，却不适合生存。“人是有基因的，煤老板有煤老板的基因，互联网有互联网的基因。想蜕变成另外一种基因，太难太难了。”

人至中年，曾经反复念想的“做更高级的生意”的心愿，已经很难实现。一天晚上，他在 KTV 一瓶接一瓶地喝着啤酒，点了一首《追梦赤子心》，嘶吼着唱了一半，突然停了下来，沉默地坐了一会儿。

过了一会儿，他拿着酒瓶半醉着对我说道：“你说我现在这么活着有意思吗？蹲着赚钱肯定不如站着舒服，但你不这样怎么办？你不蹲着，那就得跪着了。”

而如今的朱新宁，在“走了几年弯路之后”，终于感到渐渐适应了在北京的生活。几次不成功的合作投资经历让他意识到，如果无法自己主导事情的走向，便只是在重演经营煤炭时身不由己的感觉。

别人找他商谈合作，很多时候他只是听听，并不多说话，有时会直接拒绝。他不想让别人觉得他只是为了赚钱。“很多人只要开口聊几句，就能听出来他只冲着钱，我现在一点兴趣都没有。人到了这个年纪，没必要再为了钱，和价值观不一样的人搅在一起。”

他渴望实现一直期待的两个心愿，被需要，被尊重。为此他开始调整管理财富的方式，不再与人合伙投资，开始寻找一些自己觉得有价值并且能独立投资的项目。最近一年多，他开始与一家高校的校办企业合作，共同组建一家生物医学公司，他出资金，对方出技术科研团队。尽管不懂得具体技术，但他觉得找到了渴望已久的意气相投的感觉，感受到久违了的兴奋。“这些年见了这么多人，他到底是真的跟你志同道合尊重你，还是只是冲着你的钱，是很容易感觉到的。”

从此以后，他开始从各类社交圈子里渐渐淡出。只要听到八九个人以上的饭局，他都会尽量找借口拒绝，觉得只是浪费时间，说一些大而无当的场面话。曾经的频繁社交是为了找寻存在感填补内心的失落，现在已经不需要了。

他开始渐渐感受到人生前四十年无法体会到的放松自由。反倒是偶尔回山西时，面对相互缠绕过于紧密的人际关系，他会感到紧张不适，住不了几天就想离开。最近，他开始学唱歌，学弹钢琴。他对效果没有预期，过够了费尽心力摆平各方利益的日子，现在，他只想多留一点跟自己内心相处的时间。

7月末的北京，黄治华约朱新宁一起吃饭。连续好几天，北京都是往年难得一见的凉爽天气，两人在高尔夫球场旁边的草坪吃起了露天烧烤。天南海北地聊了很多，话题最终又回到了煤上。

朱新宁感叹道，煤炭看似成就了山西，但也制约了山西。“成于此，但也败于此。靠煤赚钱太容易了，长期处在顺境里面很容易忽略掉其他的问题。可是煤迟早会挖完，将来的路该怎么走？”他顿了顿，接着说道：“其实人生也是一样。”

一同在场的，还有一位是朱新宁的连襟，如今仍在做煤炭生意。黄治华与他聊得投机，商议随后找机会一起合作。黄治华问朱新宁，有没有兴趣也一同参与。朱新宁笑着摇摇头：“我对煤炭已经彻底没兴趣了，多少钱我也不赚。”

言谈间，黄治华聊起近几年内心的焦虑。他谈起在临汾的生活看上去其实安稳惬意，生意很稳定，与员工的关系也简单融洽有人情味，但他总是觉得心里有股力量无处施展。“到这个年纪了，赚钱不是难事，但总想着能开心一点赚钱，创造点价值。”

朱新宁笑着举起啤酒杯，劝他放松一点，不要想那么多，享受当下的生活。“四十岁的时候想这些很正常，再过两三年，你的心境又会不一样。”

聚会结束后，我与黄治华一同乘车离开。窗外下起了雨，他的心情有些低落。“朱总这个人，经历了这么多复杂的事情，但说到底还是幸运的，算得上时代的宠儿。”他停顿了一下，“可是，你说他现在每天过得真的开心吗？”

朱新宁理解黄治华焦灼失落的心境。过去二十多年里，他见过了太多煤炭造就的命运浮沉。在他眼中，这黑色的矿石是上天派来考验人心成色的工具，它能让人迅速改写人生拥有财富，也能让人迷失自我，坠入命运的沼泽。经历了起起落落，他觉得自己终究找到了内心的平静，算是一个幸运过关的人。

偶尔，这种平静也会被打破。一个人在家时，朱新宁会坐在电视前消磨时间。他很难坚持看完一些在别人看来“温暖”、“正能量”的节目。看到屏幕上单纯灿烂的笑脸，他总会习惯性联想起自己压抑凶险的往事。看几分钟，他就会忍不住流下眼泪。

（钟嘉睿对本文亦有贡献）

（应采访对象要求，文中部分人名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