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Andrew Marr：当代英国的诞生 -- 万年看客

战时的政治生活永远取决于战局发展。由于英国成为了战胜国，国家与政府也重新获得了人们的尊敬。但是在此之前，英国还要经历一段充满抱怨、失望与抗议的漫长旅程。政治生活并没有停止，只是被扭曲成了奇形怪状。当时的人们就觉得这种形态的政治生活很不顺眼，今天的人们则干脆把这段历史忘光了。一方面政府的重要性远远超过了和平时期，调拨劳动力，控制财产，规定了个人日常生活的各种细节，但是另一方面议会的作用却大为减弱。在1940年到1945年的大部分时间里，丘吉尔的公共地位如此崇高，以至于下院干脆放弃了迫使首相下台的重大权力。尽管基于1935年议会党派分布而组成的联合政府从议员人数上来看是由保守党主导，但是社会主义者或者说中左派人士却在战争结束时掌控了政府。在这一路上，国内的政治领导权逐渐从民选政客手中让渡到了非民选知识分子手里，其中也包括白厅官员。战争之初，托利党默认了张伯伦遭到驱逐的事实，并且逐渐容忍了丘吉尔这头倔脾气公象。敦刻尔克之后，托利党遭受了“罪人”立论的重创。现在他们则发现托利党在政府里面说话几乎不管用了。除了最顶层的丘吉尔与少数心腹之外，底下的办事人员全都是亲苏联的大臣，左翼社会规划家，还有信奉英联邦基督教大同的理想主义者。情况怎样发展到了这一步呢？

首先来看看丘吉尔本人的地位吧。他很有理由地将自己视为战争领袖而不仅是一届首相而已。在任职期间他用来研究军用地图以及与将军们关门开会的时间远比用来研究教育或者医疗问题的时间更多。与今人的想像不同，战时的丘吉尔远远算不上独裁者，而是输掉了一场又一场争论。比方说他反对布料配给制度却并没有坚持到底，因为他正忙着关注俾斯麦号追歼战。1941年他又反对征募女性入伍，但是意见被驳回了。苏联参战之后他反对在正式场合演唱《国际歌》，不过没人听他的。他希望查封在他看来散播失败主义的宣传材料，别人却觉得这些材料写得还算公允。著名左翼教会人士威廉.坦普尔【1】被提名为坎特伯雷大主教的时候丘吉尔同样徒劳地表示了异议。这些例子当然都是小事，但却指明了更显著的模式。战后重建计划确实有托利党人的参与，主要是托利党内更年轻的改良主义派系。不过这批人全都是在左翼风气的熏陶下成长起来的，丘吉尔面对这股风气几乎无能为力，等到他回过神来的时候，他本人也已经被这股风气熏陶得不轻了。

这股风气并不是从政党的肺脏里吹出来的。就像下院一样，政党体系在战争期间也处于半搁置的木然状态。工党是战时联合政府的坚定组成部分。一部分地方工党分支反对战争，很早就呼吁议和，但是他们很快就安静了下来。在下院里，颇有才干的奈尔.比万一直在孤军奋战地反对丘吉尔。英共在战争一开始就召开了一场人民大会，呼吁成立民选政府，并且吸引了一部分同道中人的支持。但是随着苏联遭到侵略，莫斯科的官方口径为之一变，英共也随即转而采取了彻底支持战争的爱国主义立场。战争后期英国出现了一个名叫英联邦党的基督教左翼政党，以公有制与社会平等为基本诉求赢下了好几场递补选举。但这只是工党重新打出独立旗号之前的权宜之计而已。

事实上这阵风来自战场上的失败以及在国内越发流行的理念，即英国的组织管理水平非常低效且低下。主导本土战线的工党上层成员全都相信中央规划与权限远远更大的政府。克莱门特.艾德礼一方面忠实支持丘吉尔，同时又相信英国必须为战后世界制定一套“积极且革命的”计划并且承认“旧秩序”已经走到了末路。工会活动家欧内斯特.贝文在工党指导下掌握了统管商务、工资与工时的权力，足以令战前的社会主义者们望洋兴叹。曾经担任伦敦工党书记的赫伯特.莫里森——日后迈克尔.富特形容他是“心肠软的中产斯大林”——成为了内政大臣，他所掌握的权力足以让他成为全国瞩目的人物。联合政府刚刚成立的时候共有十六位工党大臣，等到联合政府解散的时候工党大臣人数已经增加到了二十七人，彻底掌控了内阁当中分管经济与社会事务的各个下设委员会。遭遇空袭城市的清扫工作，农业组织的优化，安排女工前往产量上升的工厂，提升飞机制造厂工人乃至煤矿矿工的工资，各方各面的证据都表明一个更加果断的大政府能够更有作为。丘吉尔实在张不开嘴抱怨大政府，因为他现在需要从这个已经充分调动起来的国家当中榨取出最后一盎司备战努力。但是同一批帮助备战的大臣们却希望按照社会主义路线进行战后重建。

在威斯敏斯特之外，民众似乎也有了新的意见。报纸、教会以及流行广播员都表达了公众意见的变化。1940年，英国主要教会领袖们在《泰晤士报》上联名发表公开信，列举了他们对于未来英国社会的期待，第一条就是“财富与财产的极端不平等现象应当遭到摒除。”几个月以后，一大帮教士与基督教知识分子在莫尔文举行集会并且得出结论：工业领域的私有制很可能是错的。苏联参战之后，丘吉尔立刻来了个华丽转身，将坚持了大半辈子的反共立场塞到一边，热情欢迎了新近下场的盟友。从此以后变革之风就有点向风暴发展的意思了。不久前的亚洲怪物斯大林如今摇身一变成了治国有方的强人领袖。英共在厄尔斯考特为新盟友举行了一场庆祝会，切姆斯福德主教与冷溪近卫团军乐队都莅临了现场。几个月之后的1943年2月，英国政府又在阿尔伯特大厅举办了另一场庆祝会，演奏了威廉.沃尔顿的音乐，朗诵了路易斯.麦克尼斯的诗歌《礼敬红军》，掷弹兵近卫团还吹响了军号向斯大林致意。当然，要说起翻脸不认账，谁也比不过比弗布鲁克。这位右翼资本主义与帝国主义的资深吹鼓手离开了政府，投入了开辟第二战线的宣传活动，旨在缓解苏联的压力。他在美国告诉听众们，战争完全可以在1942年就胜利结束。“斯大林治下的共产主义产生了全欧洲最英勇的战斗部队……以及这场战争中最优秀的将领。”托利党大臣对斯大林不吝溢美之词，工人会在送往俄国的坦克外壳上用粉笔写下亲共产主义的贺词。英共人数翻了五番。英国文坛最保守最谨慎的代表人物T.S.艾略特甚至拒绝出版乔治.奥威尔的《动物农场》，唯恐触犯斯大林。真是个奇怪的时代。

对于国内政治风向变化颇感不安的丘吉尔合情合理地将全副精力都投入了战争大计，尽管他偶尔也会对于战后重建发表一点个人见解。他希望自己到了和平时期依然能顺利担任首相并且引领联合政府继续前进。在战争期间他的首相职位一直非常巩固，尽管英军在西非沙漠遭遇惨败的时候他身边很多人都以为他的政治生涯终于要结束了。在战争期间的低潮时期，也就是第八军在隆美尔面前步步后撤之际，基督徒、素食主义者、前革命者、前英国驻莫斯科大使、公认的后备首相人选斯塔福.克里普斯爵士在广播当中批评英国上下“缺乏紧迫感”，简直就好像“我们将自己当成了观众而不是参赛选手一样。”在他看来英国应当效仿苏联的榜样。这次广播讲话得到了广泛好评。接下来英国又在战场上接连出丑。俾斯麦号与欧根亲王号战舰成功穿过丹麦海峡钻进了大西洋，令皇家海军尴尬不已。新加坡陷落于日军之手更是震动全国的打击——丘吉尔将这次失败称作英国历史上最惨重的灾难与耻辱。丘吉尔将克里普斯以下院领袖的身份引入了战争内阁，入阁以后他继续主张俭省、自我牺牲与效率，不过看好他成为后备首相的人却变少了。

1942年托布鲁克沦陷之后，丘吉尔的战争领导能力开始遭到质疑，他也因此而承受了更加严重的后坐力。比佛布鲁克勋爵认为自己很有资格接替丘吉尔担任首相，不过报业巨头成为首相的可能性在当时依然只能是说说而已。一位托利党议员在下院针对战争指导路线提出过不信任动议，这一举动原本无可厚非，可是他还在动议当中主张要让国王的弟弟、名不见经传的格罗斯特公爵主管三军事务。这项提议傻得简直有些可爱，其他议员们全都憋红了脸，极力压抑着笑声。这番景象彻底打消了丘吉尔地位不稳的危险。相比之下奈尔.比万的攻击还要更危险一些。他尖锐地指出，丘吉尔“在辩论场上连番胜利，在战场上却节节败退……全国人民都开始觉得他将辩论当成了战争，将战争当成了辩论。”尽管略微有点灰头土脸，但是丘吉尔同样挺过了这番攻击。这是他在二战期间遭到的最富有威胁性的挑衅，而且挑衅的根源并不在下院内部，而是源自隆美尔的坦克炮口。难怪丘吉尔一直都在指责将军们的进攻缺乏成效并且总是忍不住撤换他们。

在战争初期，全国政府将会令人侧目地输掉一连串递补选举。赢得这些选举的独立候选人或者英联邦党候选人（无一例外是左翼人士）一方面在个人层面上赞扬丘吉尔的成就，同时又坚称英国必须改换道德方向。假如没有爆发二战，英国原本应当在1940年举行下院改选。战争的爆发致使战前的旧议会始终没有遭到清洗，而是一直延续了下来。不过此时的下院已经失去了参政议政的地位，而是成为了实权部门的传声筒。公务员与低阶大臣们组成了各种委员会，努力制定了许多详细的战后社会改良计划，其中最著名的自然是贝弗里奇为福利社会勾画的蓝图。另一位著名英国公共知识分子凯恩斯则取得了更为超前的成就，不动声色地颠覆了财政部的正统理念——鉴于英国已经因为战争而破产，这一点也是难免的。战争期间下院的最重要功能就是担当丘吉尔的个人秀场。在近乎歇斯底里的1940年，甚至有人提议一不做二不休，干脆在战争期间关闭议会。一群将会在五十年代成为英国政坛关键人物的年轻托利党人建议成立一个公共安全委员会，在英国实施军管，议会应当交出权力，仅仅在倾听陈述或者投票决定某项军需计划是否有必要时才暂时重新召开。丘吉尔断然拒绝了他们的建议。在他看来，为了捍卫民主而搁置民主未免有些扯淡。但是在很多方面战时英国政府的确搁置了民主制度，各个部门的大臣们都获得了独裁者一般的权力。

既然议会已经靠边站了，那么战时英国的民权情况又如何呢？至少从纸面上看，几乎一切公民权利都被搁置了。政府制定工作计划意味着政府可以命令人们在特定地点从事特定工作。军事化管理成为了社会主流。上千条新法律纷纷出台，有些关系重大，也有些无关紧要。战时英国发生了好几起著名审查事件，比方说英共的党报《工人日报》就关门了。还有很多人遭到了拘禁，包括极右翼托利党议员兼反犹主义者阿奇博尔德.拉姆齐【2】，奥斯瓦尔德.莫斯利夫妇以及爱尔兰共和军成员。这其中的大多数人在没有等到战争结束就获得了释放。丘吉尔也表示他很不乐意把人关起来，很不愿意看到人身保护权遭到搁置，此外再怎么说法西斯份子也不如“那帮该死的共产主义者”更危险。

战争初期，对于间谍与第五纵队的恐惧令英国人疑神疑鬼。于是很多不幸的在英德裔、奥裔与意裔公民都被关押了起来，并且被送进了英格兰北部或者马恩岛上的拘禁营。马恩岛拘禁营当中的一大部分人都是为了逃离希特勒才来到英国的犹太裔职业人士，于是此地一时间成为了战时欧洲独一无二的文化中心，各种讲座、演奏会、科学剧场与艺术展览层出不穷。还有一部分人是在英国居住了大半辈子的意大利移民，他们让岛民品尝到了品质上乘的冰激凌、炸鱼薯条、橄榄油与咖啡。有一批被拘禁者被打发到了加拿大，结果船只在海上失事，全船无人幸免。此外在战争初期许多意大利餐厅与饭店也遭到了可耻的袭击。但是这一阵歇斯底里很快就过去了，从程度上也比一战时期打砸商店橱窗与焚烧店铺的行径要轻一些。到了1943年，大比分被拘禁者都得到了释放并且投入了备战工作

与一战相比，拒服兵役者受到的待遇也人道了许多。（这一次拒服兵役者的数量远远超过了一战，显然反映了三十年代的和平主义思潮。）许多拒服兵役者都成为了最英勇的排弹员与前线医护人员。此外和平主义者的行列中还包括了英国最著名的作曲家本杰明.布里顿，他在战争期间创作了许多他最杰出的作品。另一位和平主义者是著名小说家与一战回忆录作家维拉.布里顿，她的一部和平主义小说在1942年出版时卖出了一万多本。就算在战争期间，反战宣传依旧大有可为。奇切斯特的乔治.贝尔主教【3】在战前大力主张接收德国难民，开战后又极力反对拘禁营。贝尔与好几位依然留在德国境内坚持反对希特勒的最勇敢基督徒关系很好，他曾公开批评皇家空军针对德国城市的轰炸，认为这样做是人类精神堕落的表现，并且呼吁立刻停止此类做法。他在上院谴责皇家空军的空袭“威胁到了文明的根本”。尽管很多人都窃窃私语地表示反对，但并没有人剥夺他的发言自由。

1940年战局最危险的时候，和平请愿联盟【4】的活动家们张贴了很多劝说人们不要作战的海报。这些活动家们随即被捕并且出庭受审，但是法官拒绝受理此案：“英国是一个自由的国家。根据我的理解，我们正在为了维护一个自由国家而战。”有时大臣们也会感到恐慌。比方说有一位大臣就被《每日镜报》的漫画家菲利普.扎克【5】吓坏了。他画了一名救生筏上的水手，大概是德国潜艇袭击的幸存者。他背后是一条正在下沉的油轮。另一位《每日镜报》记者威廉.康纳【6】为漫画搭配了说明文字：“汽油价格刚刚上涨了一便士——官方通报”。这幅画看上去简直有些乏味，无非是在强迫读者们回想起战争带来的牺牲，并且敦促他们不要怨天尤人。战争内阁却认为这幅漫画是在为黑市牟利者宣传造势，因此威胁要关闭《每日镜报》报社。康纳本人在战前是一位很受欢迎的专栏作家，出了这次事故之后他就去参军了。不过此类案例相对来说很少见。战时英国的审查制度并没有走向极端。针对具体战争手段的批评不仅广泛存在，而且音量不低。仅仅从纸面上来看，议会默认了拥有凶蛮压迫权力的战时独裁。实际存在的独裁却并不算凶狠，而是相当令人满意的软性独裁。

【1】https://en.wikipedia.org/wiki/William_Temple_(bishop)

【2】https://en.wikipedia.org/wiki/Archibald_Maule_Ramsay

【3】https://en.wikipedia.org/wiki/George_Bell_(bishop)

【4】https://en.wikipedia.org/wiki/Peace_Pledge_Union

【5】https://en.wikipedia.org/wiki/Philip_Zec

【6】https://en.wikipedia.org/wiki/William_Conno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