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Taylor Branch:劈波蹈海——MLK三部曲之一 -- 万年看客
在1959年1月的华盛顿发生了若干引人注目的变化,其中之一就是参议员林登.约翰逊重新装修了办公室。民主党以28票的优势赢得了1958年参议院选举的多数党地位,身为多数党领袖的林登.约翰逊趁此机会吞并了一大块办公面积,并且从纽约聘请了一名室内装饰设计师。新办公室的装修风格堪称金碧辉煌,将其所有者大权在握的得意心态彰显无遗。人们都将这座办公室戏称为泰姬陵。在这座办公室里,约翰逊很快就将改选之后的参议院打上了他的个人印记。他一上手就抓住了辩论终结规则这个参议院当中最难以捉摸的体制问题,并且顺便掌控了日后民权法案的命运。他把参议员们一个接一个地叫进自己的办公室,软硬兼施地将他们拉拢了过来。约翰逊告诉每个人,不管有多少自由派在1958年当选,他都绝不会允许急切放松辩论终结规则,尽管改革者们认为时机已到,因为急于求成只会毁掉南方民主党,更糟的是还会正中副总统尼克松的下怀,因为尼克松一直打算利用北方自由派民主党人来为共和党赢取黑人选票。这一次约翰逊展现了可圈可点的个人影响力,诱使许多民权支持者帮助他扼杀了改选后参议院的辩论终结制度改革运动。
2月4日,总检察长威廉.罗杰斯(William Rogers)在共和党领袖的白宫会议上表示,尽管辩论终结制度改革未能成功,但政府依然必须提交一份新的民权法案。他认为1957年的《投票权法案》存在技术缺陷,而且新的提案至少也会减少现行法律遭受的政治阻力。大多数共和党领袖——尤其是众议院少数党领袖查尔斯.哈勒克(Charles Halleck)——不想与新的民权法案扯上关系。这些人让艾森豪威尔总统想起了他自己的推测:1957年的法案至少将会延续一二十年。但艾森豪威尔还表示,既然已经坐实的反对黑人投票权的手段有很多,那么他也很乐意看到任何针对这些手段的新法案得到落实。白宫幕僚长威尔顿.珀森斯劝告罗杰斯,最近不可能有任何新法案送交国会,因为总统已经私下承诺要充分保障参议院多数党领袖约翰逊的知情权。
这则消息让罗杰斯感到相当震惊。“对不起,总统先生,”他飞快地说,“我认为将我们的打算告诉约翰逊将会是严重失策。他会窃取我们的法案并且让别人觉得这是他的主意。我认为他在给你下套。”
艾森豪威尔皱起了眉头。“你真的以为林登是这个意思?”他立刻传信要求约翰逊马上到白宫来。共和党领袖们纷纷散去,留下罗杰斯和总统单独密谈,直到多数党领袖抵达为止。“比尔,如果林登试图绕到我的办公桌后边来,你负责挡住他。”总统下达了命令。“我可不想让他揪住我的领子。”总统确实很有先见之明,因为约翰逊冲进椭圆办公室之后不久就跳着脚要绕到总统办公桌的另一边。罗杰斯见状迅速插了进去,他不仅用肩膀顶住了来自约翰逊的冲击,还用胸口挡住了对方的指指戳戳——这是约翰逊谈话时特有的补充手势。这次会面结束时,约翰逊表示自己决不打算将整套民权法案的构思之功都算在自己头上,他只打算获取足量的功劳从而确保法案能得到参议院的批准。艾森豪威尔对这个承诺还算满意。但是接下来法案在立法委员会里遭受了整整一年的冷落,根本没能在参议院里露面,因此约翰逊的保证也失去了意义。
民权问题广泛侵入了艾森豪威尔的各项政治交易当中,其中也包括他与尼克松副总统之间不甚稳定的联盟。在去年秋天一塌糊涂的竞选运动中,尼克松曾尝试过一套不寻常的混合式宣传口径。由于艾森豪威尔不许他鼓吹提高国防开支来应对苏联卫星上天的局面,急于从强硬派那里拉选票的尼克松转而破口大骂民主党是“社会主义者的避风港”。与此同时艾森豪威尔又不允许他过于具体地谈及民权问题,因此同样急于从自由派与黑人那里拉选票的尼克松只得在种族关系方面做出含糊的承诺。这两方面的宣传都因为党派偏见严重而遭到了拖累,而且两套宣传口径之间还存在着极其尖锐的冲突,以至于尼克松的人品再次遭到了质疑。1958年的选举迫使他重新评估了自己的职业生涯。
那年冬天的一次政治会议上,尼克松建议政府大力推动将私立学校学费纳入税款抵免范围的政策。根据他的解释,越来越多的家庭想把孩子送进私立学校,但苦于学费负担而不能如愿,他的计划就是要帮助这些家庭。他希望共和党抓住他所谓的“中产阶级流失现象”做文章:中产阶级怨恨现有的社会分层并且总觉得自己失去了原有的特权地位,而共和党应当善加利用这样的心态。听完了尼克松的演讲,艾森豪威尔当着其他共和党领袖的面将他批驳了一通。总统认为中产阶级并没有消失,事实上这个群体比任何历史时期都更加富裕也更为庞大。实际正在消失的其实是工人阶级,因为工人阶级成员正把数目惊人的子女们送进大学。艾森豪威尔强调了自己生平经历的社会进步具有怎样惊人的幅度,但尼克松通过越发诉诸情感与切身感受的辩论坚守住了自己的立场。他坚称新一代职业人士与其他正在上升进入中产阶级的人们都觉得自己受到了威胁,原有的中产阶级则相信他们正在“下沉”,这方面的事实并不如感觉更重要。在政治层面上,尼克松正开始减少对于理论的依赖。他很清楚像他自己这样的人们多么渴求社会地位,因此越发依仗这一点来制定政治策略。换句话说他逐渐偏离了民权倡导者的形象,变得越发锱铢必较,他的做派也越来越像人口统计学家了。相比较而言,艾森豪威尔依然是个理想主义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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