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我今天特别的高兴，在孩子快十岁时 -- 给我打钱87405

可能许多人对堂吉诃德的评价经历了多次反复。

对于堂吉诃德，有说他可爱的，有说他可叹的，最为关键的是，这场 争论永远不会终结，甚至 很多时候，我们是自己在跟自己争论。

客观理性的说，个体的成长 充满了偶然性，只能抱着可遇不可求的想法向前进。但是任何一个个体都是一个世界，不论它是否完备。超越自我，从头到尾都只能说是一句口号。即便作者塞万提斯自己，也恐怕 搞不清最后是自己背叛了自己，还是拯救了自己。

我个人来看，塞万提斯这部作品是伟大的，这位作者可能在自己不知道的情况下创造了一部永动机。于是，生命之花绽放，以永垂不朽的方式流传至今。

说起堂吉诃德，有个有趣的地方，就是它的译本。

比较出名的两个译本，一个是早年的杨绛，另一个是晚一点的董燕生。杨绛的文学造诣较高，而董燕生却是西班牙语教授。

读者的反响也很不相同。喜欢杨绛的会说，杨的译本行云流水，意译简洁明了，喜欢董译本的却认为他的翻译才是原汁原味，避简就繁，就是为了将赛万提斯刻意编排的词句完整的重现。

我一度认为，杨绛有些自以为是，替读者做主了，不过也有可能和时代有关，毕竟那个时代的人不像今天这样，有闲情去咬文嚼字。

作为一个落后国家，中国长期从西方引入大量作品，这是个事实，但翻译却是很头痛的问题。

比如说，董燕生的翻译，用中式语言去表述西班牙的乡村俚语，中国的读者读起来，既感到亲切（容易产生代入感），又觉得不伦不类（一名西班牙骑士在中国的农村驰骋是什么样一种画面呢？）。

我想，尽管批评杨绛的人说杨绛翻的是英译本，已经转了一道手，但我想，杨翻译的时候也在思考这个问题。取什么，舍什么，很难说谁对谁错，有时候就是一念之间的事。

不仅是文学作品，其它领域也有类似 的情况，比如数学中的有理数和无理数这两个词，就时常被我拿来当笑柄谈论。

那么当初选择这两个词的译者是不是就没有考虑到我说的这些问题呢？我认为，他们是考虑过的。只不过，他们的选择我不认可而已。

依我所设想，可能最好的翻译是遵从原著的精神和风格，用本土语言进行再创作，比如人名、地名统统换掉……这实际上是不可行的，道理很简单，同样一本书，一万个人读，有一万种读后感，如何才能做到遵从呢？

可是我们又能怎么办呢？难道要将全世界的语言全学个遍吗？

所以我到后来，是这么来看待这件事的。语言的形式，当你没有掌握这门语言时，你是无法欣赏的。拿不起的东西，就要学会放下。

故而我之后又转变了态度，反而认同杨绛的做法，也不再认为她是替读者做主了。

附带说一句：我认为之所以翻译成有理数和无理数，大概是把这个“理”字当作规则，十进位制的规则来讲，所谓有理数，就是用十进位制规则可以表述的数，而无理 数就是用十进位制规则难以表述的数。至于我的看法是不是跟当年的译者如出一辙，我想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这么来解释，可能更有利于学生去理解这二者之间的同与异。

我们每个人，都是这样反反复复，来来回回，一会一变的。拿得起放得下，你就会觉得好玩，拿不起放不下，你就会感到无比痛苦。

好比我对堂吉诃德译本的看法，就经历了多次反复，每次我都认为自己找到了正确答案，事后来看，那是不能称之为定论的。人，始终活在不那么确定当中。

有时候，回忆自己的心路历程是一件有趣的事。

我和女儿说起来，有时候觉得人生就像躲猫猫。当你蒙上眼时，你不知道小伙伴会藏在哪，可是你并非 是完全不知道，因为你们规定了，不许跑出这个院子。这之后，你找到了，或者没找到，你都会觉得趣味无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