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人物】毛泽东与蒋介石比较谈 -- 温相

不过，毛泽东军事指挥上更突出的地方却还是他作为诗人的浪漫主义的那一面。因为只关心大的战略，关心大问题，他从不会去过问前线部队具体怎么做，更不会去干预前线指挥官的具体指挥行动。我不知道毛泽东会不会围棋，大概不会，但是他之善于布局，确有信手拈来的架式。1944年欧洲战场刚刚取得胜利，毛泽东就开始考虑战后与国民党争夺天下的问题了。为了造成牵制国民党的有利战略布局，毛泽东硬是冒险将延安的两个旅从国民党和日本人占领地之间塞到湘粤边界一带去。此举虽然因日本很快投降最终没有实现，但毛泽东注重战略布局的特点反映得非常清楚。1946年国民党坚持在东北大打，毛泽东在关内实施报复作战，用的也是同样的战法。尽管冒险，但却相当有威胁。1948年至1949年的三大战役，更是典型地表现出毛泽东的这样一种战略家的特质。他灵活地在战役指挥中使用运动战的战法，大胆地调动部队迂回穿插，忽儿内线，忽儿外线，这些战法不仅在蒋介石那里无法看到，而且习惯于墨守陈规的蒋介石也难以适应。毛蒋对抗，蒋介石失败，几乎是必然的。

当然，蒋介石缺乏幻想和想象力，不够浪漫，谨小慎微和墨守陈规，也有它的好处。蒋去台湾后始终坚持稳定高于一切，对台湾的经济建设就有相当的帮助。然而，毛泽东在新中国建立，政权很快巩固之后，不再有那种战战兢兢如履薄冰的危机感之后，其特性中浪漫主义的一面就很自然地更加显露出来。从大跃进到文化大革命，毛泽东为了追求和实现自己的理想目标，发动了一次又一次的各种运动，结果是使得人们始终处在你死我活的斗争之中，几乎没有可能集中精力来搞经济建设。大陆在经济上之所以越来越落后于台湾，与此不无关系。

另外还应当提到的，是毛泽东与蒋介石因过去的经历不同，生长环境不同，对社会的认知和对社会各阶层人民的态度也颇不相同。毛泽东向来是比较倾向于下层劳苦民众的，喜欢到农民和贫民当中去，并且能够乐其所乐，忧其所忧，甚至听到老百姓受苦就会难过，掉眼泪。但他对富裕人家或社会中上层的喜怒哀乐就远没有那么关心了。这一点与蒋介石恰好相反。我们什么时候见过蒋介石到工人、农民当中去？什么时候见到蒋介石关心穷苦百姓的生活和命运？从来也没有。他嘴里也讲过工农士兵，也讲过人民，但他真正重视和关心的只是社会的中上层，尤其是统治阶层，特别是直接或间接影响其统治的达官贵人和社会名流。这种情况也影响到他们对知识分子的态度。国民党在大陆失败，在台湾却把经济搞上去了，与蒋介石对知识分子和专家的态度是有关系的。蒋介石是沿海的盐商出身，他对经商自然从小就不存恶感。沿海生长的经历，更使他相信与外界交往是好事。他出过国，去过日本，知道日本军事了得；去过苏联，知道苏联军队能打仗。因此，他非常看重外国的专家。为蒋介石工作过的外国军事专家从苏联，到德国，到美国，到日本，应有尽有。退到台湾后，他自然更是主动邀请外国专家到台湾来帮国民党设计经济发展的方案。蒋介石在上海做过股票生意，以后在统一国家的战争中，不能不倚重各种专门的人材来帮助他筹集经费，因此他很知道专门家的作用。国民党人执政后，大量接纳经济、文化、法律各种知识分子和专家入阁当部长，并非偶然。当然，这与国民党自身的社会基础也是有关系的。因为这些大知识分子、专门家通常也都是中产阶级出身，他们也愿意为国民党这种执政党服务，国民党从巩固政权和加速建设的角度出发，也乐于倾听这些人的意见。因为国民党相信这些人所代表的社会阶层，才是国民党最为稳固的社会基础。

不过，过于重视社会中上层的利益，使得国民党在大陆的时候很多事情是做不了的。比如土地改革。因为它依靠的阶层是有衡产的中产阶级，这些中产阶级有相当部分生活在城市，却在农村有土地。要搞土改，就不能不考虑到这些人的利益。国民党虽然几度想要搞减租，但真正推行起来，还是阻力很大。这与国民党自身的社会基础在中间阶层这一点不无关系。共产党则没有这样的负担，因此它也很容易得到中国最广大的社会阶层农民的欢迎。国民党在大陆的失败，得不到农民的拥护，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然而，这种情况到台湾以后却改变了。因为国民党到台湾，与当地的地主及富裕阶层并无多少关系，牺牲他们的利益很容易。何况国民党解决土地问题用的还是孙中山的赎买的办法，台湾那些靠土地吃饭的地主，多数也乐得拿政府买土地的钱或股票去投资工商业。结果是农民土地问题解决了，工商业也发展了，具有较高文化程度的一个社会阶层也没有因为土改而成为社会的牺牲品，反而在其他方面成为推动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力。

蒋介石到台湾实行的其实还是威权统治，只是这种威权统治只是着重于政治和军事，并不去干预经济。国民党退往台湾时，曾经设想过要搞国家社会主义。后来被美国人反对掉了，实行的是美国式的自由经济体制。并且在经济上大搞“专家治国”，任用了相当一批从美国留学回来的知识分子，用经济的方法来改造和建设台湾。蒋介石对经济建设的放任态度，对台湾的经济发展起了重要的作用。一位美国的教授在介绍台湾经济建设的成就时，就特别强调了国民党政府对专家的尊重问题。她指出：在台湾，经济专家的地位非常高，政府对专家们的意见也很重视，而且政府要人通常会支持专家的意见。

大陆过去的做法却恰恰相反。这在很大程度上与毛泽东对专家和知识分子的看法不好有关。毛泽东从自己的经历出发，总是强调“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和“书读得越多越蠢”之类的道理，并且总是自诩为“小人物”的代言人，鼓动“小人物”来打倒大人物。当然，我们也不应当回避，这种情况也与当年共产党人的意识形态有关。建国以后，我们经常会谈论知识分子的地位问题。之所以会谈论，就是因为不好摆。我们过去是讲阶级和阶级斗争的，从阶级论的角度，知识分子算不得是什么阶级。于是就有了“毛”和“皮”的关系问题。知识分子这堆“毛”，究竟是附在资产阶级这张“皮”上呢，还是附在工人阶级这张“皮”上呢？多数知识分子当然想要附在工人阶级这张“皮”上。问题是，这个问题很难解决。因为列宁早就讲过：知识分子本质上是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是资产阶级的教育培养出来的，是服务于资产阶级的。你要想改变知识分子的阶级属性，就只好去改造它，因为只有改造好了才能使其变成“工人阶级的一部分”。

曾经有过那么一段时间，知识分子的地位问题变得好一点了。那就是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之后的1956年前后。因为，社会主义改造既然完成了，私有制既然基本上消灭了，那么以生产资料私有制为基础的剥削阶级自然也就不存在了。毛泽东这段时间也一直在考虑如何面对阶级逐渐消亡这样一个新的社会和新的现象。他之所以会写《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文，说到底就是想要提出一个可以适应新的时代的指导性思想来。在《正处》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毛泽东对这个现象其实颇为困惑。他没有明确讲阶级是不是就没有了，而是说：“阶级斗争急风暴雨的时期已经过去了”。今后社会的主要矛盾，将不再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要将主要是人民内部的矛盾了。

这样一种观点其实是符合列宁主义的。列宁在《国家与革命》中就谈到，只有在无产阶级专政的过渡期中才需要暴力，因为要通过这样一个时期来剥夺剥夺者，即消灭私有制。但一旦私有制取消了，生产资料公有了，作为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也就不存在了。进入社会主义以后，国家的职能就将逐渐消失，而只剩下保护“形式上平等，实际上不平等”的资产阶级法权的内容了，它只能是个“半国家”。1936年，苏联宣布完成了社会主义所有制的改造工作，因此，苏联已经没有阶级了。既然没有阶级了，知识分子自然也不存在属于哪一个阶级的问题了。然而，这个问题还没有提上议事日程，1957年的反右运动，就再度把知识分子的资产阶级属性问题提了出来。后来，毛泽东自己的观点也发生很大的变化。他在八届十中全会上说：在社会主义社会的条件下，两个阶级、两条道路和两路线的斗争依然存在，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结果是，私有制消灭了，而阶级斗争却越来越厉害了。毛泽东本来就相信学校的教育有太多资产阶级的传统，本来就不信任知识分子，这一下对知识分子的态度当然就更不可能好了。

中国大陆开始尊重知识分子，大概一直要到改革开放以后。记得改革开放之后，人们仍旧在讨论知识分子的属性问题。到80年代中期这个问题才大致上得到了一个了断，但也还是把知识分子和工人阶级弄在一起，说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其实，这个问题并没有根本解决，因为在今天究竟存不存在阶级，存在什么样的阶级，究竟存不存在一个马克思主义意义上的工人阶级，即无产阶级，或者是像在今天西方社会通常所能看到的那样，存在着一个蓝领的工人阶级和一个白领的工人阶级？总之，关于阶级的问题在时代已经大大变化了的今天，是一个相当复杂的尚未能解决的问题。既然如此，知识分子如何就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了？

当然，这不是我今天要讨论的话题。我最后要说的是，毛泽东也有过他自己的理论思考，只可惜他没有能够脱离阶级斗争的那套理论，结果就变成了对知识分子的一成不变的既定看法，将以前知识分子留给他的不好的印象与意识形态上的观念结合起来，知识分子或专家的处境自然也就成了问题。毛泽东痛批知识分子的言论有很多，言辞有时相当激烈。数一数建国以来毛泽东发动的历次大批判和政治运动，我们不难发现，他对知识分子是怎样地难以接受。中国的经济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搞不上去，与毛泽东不重视知识，不尊重知识分子也有一定的关系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