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评2010春夏之交的西西河风波 -- 铸剑

请不要糟蹋遇罗克。网上有文字扒，他很可能死于改开良心派--比如吴德的手上。

张志新也一样，死在审批四人帮的法官的手上。

林昭也一样。

谁签署了遇罗克的处决令——为遇罗克遇难四十周年而作

http://www.edubridge.com/erxiantang/l2/chujue_yuluoke.htm

处决权在省、市革委会主任手里

从一九六二年下半年经济开始好转，到“文革”前，那是共和国历史上比较难得的一段好时光。由于政治经济形势相对安定，从一九六三年到“文革”开始的一九六六年，各地捕人及杀人数，都呈逐年降低趋势。以山东为例，从有统计数字的一九五三年到一九九Ｏ年近四Ｏ年中，山东全省“改犯数”（即当年被捕判刑在监者），以一九五八年为最高，达五五二Ｏ六人，一九六六年最低，为二四三六人。至于“反革命案件”，数据如下：“一九五八年，全省审结反革命案件四八八九四件，给予刑事处分四八三三Ｏ人。其中判处死刑、死缓八八九名，无期徒刑九一七名，管制二三五九Ｏ名，徒刑二一二Ｏ五名。”而到“文革”发动一九六六那年，则大幅降低，“一九六六年审结的一三五Ｏ件反革命案件中，历史反革命占三二%，反革命倒算占一三%，打击报复占一二%，会道门占九.八%。” （《山东省志·司法志》，山东人民出版社，一九九八年九月。第三九九，四ＯＯ页，第七五九页） 一九五八年山东全省审结反革命案件四八八九四件，到一九六六年全省仅审结一三五Ｏ件，不足二Ｏ分之一。而且其中“历史反革命”占三二%。

至于死刑判决，一九六Ｏ年代以来各地司法当局都掌控得比较严，尤其是中央将死刑核准权，由各省、市、自治区高级法院收回到最高人民法院后，被真正执行死刑的，更是大幅减少。

这种情形一直持续到一九六Ｏ年代末，一九七Ｏ年代初（一九六八年四月二九日著名思想者林昭在上海被处决，应该是个特例）。“文革”初期一九六七年二、三月间，一些地方，如四川、湖南、湖北等省，曾由军方主持，搞了一次大规模的“镇反”，一些省抓了数万至一Ｏ万以上的“反革命”。不过，那完全是针对造反派而为，几个月后又在中央干预下释放并全面平反。

真正针对“反革命”，尤其是“现行反革命”而展开的大规模逮捕和处决行动，是在这次“一打三反”运动开展之后（此前一些省市如北京市已宣判过一批，大约是一九六九年一Ｏ月中央发出战备令和城市疏散令之后）。

此时针对所谓“现行反革命分子”的处决权，已经从中央（原最高人民法院）重新下放到各省、市、自治区，仅处决执行前后报中央备案而已。上文提到的中共中央《关于打击反革命破坏活动的指示》中，第五项内容即专门对此作出规定：

要统一掌握批准权限。按照中央规定，杀人由省、市、自治区革委会批准，报中央备案。

既然中央已将处决权下放到了省、市、自治区革委会，因此处决名单的拟定，以及最后处决令的签署，实际权力在省、市、自治区革委会主任手里。当时的运作程序一般是先由地方革委会下设的，代行各地公、检、法职权的“人民保卫组”或是地方公检法军管会拟定名单，交由省、市、自治区革委会常委或是“党的核心小组”讨论批准，最后由革委会主任签字定夺。

由此可以说，一九七Ｏ年三月五日，导致遇罗克遇难的“第二次处决令”，即对遇罗克等一九人的处决令（“中国人民解放军北京市公（检）法军事管制委员会（七Ｏ）刑字第三Ｏ号判决书”），从职位上说，应该是由谢富治签署。因为此时谢富治的身份是北京市革委会主任，而且兼任着北京市公（检）法军管会主任。无论全国，还是北京市，整个政治形势已经显著变化，普遍的处决行动已然展开或即将全面展开，当局不会将遇罗克要不要处决的问题，再去找周恩来直接签署（若第一次“处决令”是周作出的，他已签署过一次了。）当然，笔者上文又提及吴德，是因为谢富治此时已癌症病重，是否是由吴德在代行北京市革委会主任的职权。牟志京文章中称“重要人士受托办理”，很大程度是影指吴德。谢富治恶名昭著，其时已是可以点名指责者。

需要提及的是，当时除北京和上海市外，全国其他省、市、自治区革委会主任，几乎全部是军方将领（即当地驻军最高首长）。这有点同一九五Ｏ年代初的“镇反”运动相类似，主持大逮捕、大审判、大处决的都是军方负责人，搞得特别“左”，特别过火。

----------------

文革杀人，跟军方高层黑手有密切关系。

文革军委秘书长，76年正变军方头目叶某人，什么都不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