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世界国家的重组从亚洲开始 -- 大井故事

本文本想写在林风清逸的文章的回帖里面，但是因为涉及到很多我对东亚局势的思考，而那些思考又集中在这个帖子里，所以本文就写在这里了。

萨德事件出来后各种讨论都有，有武器论的、经济发展论的、科技发展论等，都在阐述对事件的判断和总结。我对东亚以至萨德的分析主张都在河里的发言里面，我认为起码把脉络解释的也很清楚了。这里谈的是萨德事件在当今时代背景下的那些逻辑扩展，这些分析应该能够起到加深认识事件的作用。

扩展包括两个周期概念，以及当今国家治理细节上的两个割裂状态。

小周期：

纵观中国历史，我们历代封建家族王朝都必然面对两个最重要的负面状态。一个是建国后政权与功勋阶层的矛盾斗争；另一个是在经历一段发展高潮之后（也就是所有历史上各种中兴、盛世阶段），政权与财势壮大的贵族阶层的斗争矛盾。这个矛盾是无法避免的，因为任何王朝都要发展社会经济。

从百家争鸣开始我们的先人就在一直追寻完善着治国良策，起码在农业社会基础上，他们是成功的。这表现在从秦朝直到清朝等一系列大统一封建王朝生存时间的不断拉长，可以说到了明、清这些时代能够延续几百年国家寿命，已经是农业社会下大统一封建王朝生存的极致了。（关于地理因素对农业社会的国家寿命影响这里不谈）

说到这里，对比现在我们顿时会清楚，当下的中国主要矛盾斗争是处于哪个阶段的。于是人们遇到问题的时候都喜欢在历史中寻找着答案。这种思考是对的，但绝对不能完全照搬历史答案，因为当下国家与封建王朝有一个最大的不同，就是之前是家族皇权，所以不仅现在的博弈状态较之前要复杂的多，而且处理方式也走向复杂化。

建国之后，我们建立了一套国家治理体系，这一是依托科层社会结构之上，二是依托公有制这个基础的。比如人大、政协等重要机构。本质上所有机构都属于信息沟通机制的范畴。但是经过发展后我们进入了历史上的第二个负面状态，只是这次面对的就是所谓利益集团。而在这段发展之中，国家治理体系所依托的基础也出现了变化，比如公有制向大规模私有制转变。（对于公有还是私有为基础，我不持肯定或者否定态度，我只认为在每个历史阶段，谁能更好的推动中国的历史发展，谁就是最合适的）

因为这些依托基础的转变，导致了国家各种信息沟通状态出现了一些重要问题。

比如，在从前的社会发展氛围中之下，无论人们具有怎样的贪婪性格，都会被整体环境制约着，即使多吃点、喝点，占点其他的便宜，也要依靠国有制企业的效益发展。而即使在这些稍显负面的状态之下，人大或者政协的信息沟通状态并没有遭受重要的影响。

现在的一些依托基础改变之后，很多国家机构彰显的作用就出现了大众议论归纳的那种状态，就是，太多太多的研究、会议等都是打着民众的旗号张口要钱、要政策。从而完全弱化了底层大众与国家政权之间的沟通。在沟通弱化的基础上，政权和民众互有芥蒂、不信任，无法合作，更不要说政权去指挥民众了。这样就出现了第一种割裂，政权和基层民众关系的割裂。

第二种割裂是政权和中层官僚的割裂。

上面已经提到进入的第二个负面状态，当代反应的就是政权与利益集团的矛盾争斗。我上面还提到现在政权与封建家族皇权这个重要不同另博弈走向复杂化。这里用河友的一句话来概括这个状态“产权不明晰导致的责任不明晰”（我收藏帖子有这篇文章）。

现在有一个常见词就是‘担当’。什么是担当？为何要担当？担当指向的是看到问题要敢于作为，最终担当者和主导者要走到一个战线上，用一个很俗气的段子来概括这个结果就是要达到“一起同过窗、一起扛过枪、一起嫖过娼、一起分过赃‘的粘合关系状态。

但是在身处历史第二个负面状态中，在博弈状态比封建家族皇权复杂的状况下，在权力阶层势力林立的情况下，一个站出来敢于担当的官员会顶着多么大的被翻案概率呢？即使官员所做的对国家民族是有重要益处的工作，即使百年之后官员的所做所为会被民众歌颂。但是为个人和家族眼下的命运，官员宁愿打着为民众的旗号喊上几嗓子罢了，因为搞不好多做多错，即使担当作为了搞不好还是成为顶层权力博弈的工具。这样就出现了第二种割裂。

现在我们不妨思考一下，这两个割裂和我们国家社会当今状态的关联。

我们也不妨回想当下国家面临的各种状态，大的包括社会道德、国内各阶层关系、国际战略关系等等。小的包括、民族宗教、港台关系等等。

先写到这里，待续吧

萨德只是缩影，战略处理结果关乎国家大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