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漫谈国事 -- 温雅颂

面对着巨大赤字和通涨的双重压力，面对着大批下乡知青返城带来的巨大就业压力，在濒临危机的背景下，延续至今的所谓改革开放初步形成了：　　

第一、从1979年起开始恢复了外债内债，不仅1979年和1980年分别国外借款了35.31亿元和43.01亿元的，而且1981年开始发行国库券，长达20年之久的“中国既无内债，也无外债”的局面被打破了。　　

第二、从1979年起开始扩大农村社队的自主权，开放集市贸易，恢复并适当扩大自留地，实行各种形式联产计酬的生产责任制；收缩银根、控制物价，“关、停、并、转”压缩基建投资，企业实行利润留成、拨贷款、利改税；批准一些闲散劳动力从事修理、服务和手工业的个体劳动；设立经济特区。　　

其实，所谓改革也不过就是“三自一包”政策的翻版和对企业只取不与，以补充财政亏损。然而，这就动摇了“以集体经济为服务对象的工业基础”，就是“挂共产主义的招牌，实行资本主义政策”（接见老挝爱国战钱党文工团团长、副团长和主要成员时的谈话）的修正主义开端。　　

不仅如此，这样的改革仅经过两年实践，就于　1981年6月7日　，被《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武断地称为“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已经逐步确立了一条适合我国情况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正确道路。” 　　

　1982年9月1日　上，邓小平中共十二大在开幕词中提出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大会强调“贯彻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原则”。　　

由此，却导致了企业奖金增长远远超过了生产率的增长，几百万“停工待料”的基建职工和城市 “待业”人口引发了犯罪率增高，不得不强化了公检法队伍建设，机构人员和行政支出开始膨胀。所以，1981年至1983年，内外债务和赤字加总的国家亏损额度合计，还是财政收入的十分之一！ 　　

这样，虽然1979年至1984年，仅仅5年，国民生产总值就翻了一番，可是在把债务收入也计入正常财政收入后，国家财政仍然赤字，压力空前！　　

正因如此，　1984年10月10日　邓小平指出：“前一次三中全会重点在农村改革，这一次三中全会则要转到城市改革，包括工业、商业和其他行业的改革，可以说是全面的改革。”（《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第81页）　　

尽管同月的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提出了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然而所谓全面改革的实质却是：把农村大包干移植到城市，以“减政放权、放权让利、企业承包”为主，目的就是增收节支、弥补财政亏损。　　

于是，从下半年开始简政放权、价格双轨制、企业承包和工资改革，全民经商，不仅导致了加工业超常增长，而且诱发了信贷和消费基金双膨胀、官倒私倒横行，权钱交易盛行、楼堂馆所大兴土木、滥发奖金实物化公为私、集团购买规模飞涨。结果，不仅承包企业“穷庙富方丈”，而且出现了大量高消耗、高污染的乡镇企业，“打白条”和“卖粮难”，农民收入连年下降，农业发展徘徊不前。自此自今，不仅动摇了以农村集体经济为服务对象的工业基础，而且农村市场开始萎缩。　　

　1985年3月27日　，六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上，尽管赵紫阳的《政府工作报告》以愉快和自豪的口吻说：“当前我国经济发展的总形势很好，不只是一年好，而是连续几年好，出现了持续、稳定、协调发展的新局面。”　　

但是，会议《关于1984年国家预算执行情况和1985年国家预算草案的报告》却显示：1984年，国家财政总收入为1465亿元，其中：国外借款收入35亿元，国库券收入41.5亿元，赤字50亿元。　　

后实际决算：财政赤字为44.54亿元，加上国外借款收入、国库券收入，合计亏损达121.04亿元。 　　

由此，财政巨额亏损居高不下，虽然人民收入和生活提高了、也在天安门广场打出了“小平，您好！”的旗帜，可却是国库空虚了，第二次通货膨胀了。　　

所以，1986年六届人大四次会议批准的“七五”(1986-1990年)计划，基本原则和方针之第一是：坚持把改革放在首位，使改革和建设相互适应、相互促进。　　

至此，改革开放才上升成为全局性的指导思想！并于1987年10月由中共十三大概括为“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　　

然而此时，国家的年亏损已经突破了300亿元，内外债务也分别突破了100亿元。因此，零售物价指数在1985年后连续上升的基础上，1988年飙升至18.5%，创造建国40年之最，导致当年财政价格补贴高达319.6亿元，商品供求差额为2731.3亿元，引发了抢购风潮，而1989年物价指数又高达17.8%。 　　

面对危机，　1989年3月20日　，国务院总理李鹏在全国人大七届二次会议上的政府工作报告题为《坚决贯彻治理整顿和深化改革方针》。23日，邓小平指出：“我们已经注意到这个问题，准备用两年或更多的时间来解决问题。”　　

（五）　　

1989年春夏之交，社会危机终于爆发了！　　

1989年至1991年的“治理整顿”，有效控制了集团购买力和楼堂馆所建设，遏制住了消费基金膨胀和通货膨胀，解决了粮食收购“打白条”问题，农业连续丰收，工业增长速度基本恢复正常，出口贸易持续增长，经济秩序有所改善，却导致了全国几千个建设项目下马，60%的乡镇企业和个体私营经济破产倒闭。　　

由于经济增长速度放缓，资本主义列强的制裁，还有“菜篮子工程”和城市居民的副食补贴，财政亏损加大，1989年至1991年，每年的国家亏损已经连续突破了500亿元和600亿元，而且内外债务也分别接近200和300亿元。　　

1991年，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从1989年的4.1%、1990年的3.8%，回升到9.2%，达21662亿元，粮棉产量都是历史第二个高产年，油、糖、烤烟产量再创历史新高。　　

　1992年1月6日　，李鹏指出：治理整顿的任务基本完成。　1月18日　至　2月21日　，邓小平发表谈话，强调：“发展才是硬道理。”　10月12日　至18日，江泽民在中共十四大会报告中提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至此，改革突破了既定的有计划商品经济。生产资料，粮食、矿产、土地进入市场成为商品，房地产、股票、期货三大投机全部开通，所有国有企事业单位职工工资翻番。不仅形成了全国性的开发区圈地热，而且股票和海南房地产创造了百万、千万富翁的神话。　　

正因如此，爆发了历史空前的经济高涨和全民经商运动，连高级领导机关，乃至军警部队都大张旗鼓的倒买倒卖，市场繁荣兴旺，私营经济发展、乡镇企业大上，社会腐败横行、经济犯罪猖獗，拖欠干部教师工资、大批国有企业亏损停产，投资和信贷再度失控、连年飞跃：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 1993年增长70%跃至1.3万亿,1994年再增40%。　　

这一方面拉动了国内生产总值自1993年起，每年以近万亿元的速度递增，到1997年超过7万亿元，另方面却导致财政亏损又创新高，从1991年到1994年：　　

一是、国家年赤字从连年稳定的200亿元左右，突然直破500亿元，年亏损从664亿元直线上升，到1994年年度国债额突破千亿元。　　

二是、中央财政的债务收入已经从以往偿还旧债本息、弥补新赤字后还有余，转变为已经约等于偿还旧债本息与新赤字之和了。　　

由此，国内货币供应量增幅达35%以上，1992年开始出现第三次通货膨胀，到1994年，物价上涨率高达21.7%， 35个大中城市的食品类价格上涨34.1%。　　

吸取治理整顿教训，政府通过货币政策实施软着陆。曾将存款利率提升到12%左右，五年期以上有12%左右的保值利息，成为世界罕见的高利率。　　

1995年“八五”计划结束，期间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百分12，1995年达到57600亿元，扣除物价因素，是1980年的4.3倍，然而国家的年负债额已经破2500亿元，相当于中央财政总收入的五分之三和中央本级收入的三分之二多！　　

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国家实行稳健的财政和货币政策，退耕还林还草，粮食敞开收购，成功实现了经济增长软着陆，从11%以上，降至8%左右，而且通胀消失，市场供求恢复正常，可大量私营企业破产、大批乡镇企业倒闭，国有企业的亏损面高达百分之四十九，银行贷款形成巨额烂帐。　　

不仅如此，尽管1994年至1997年，不含债务的全国财政收入年均递增18.8%，年均增加额超过1000亿元，达到8651亿元，比1978年增长了6.6倍，年均增长11.3%，可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却仅为11.6%，全国财政收入中中央财政收入仅占48.9%，导致国家财政入不敷出，中央财政的赤字比1979年增长了4.7倍。　　

1997年中央决算报告：中央财政总收入4830.72亿元，赤字558.45亿元。中央财政债务收入2476.82亿元，其中，用于偿还国内外债务本息1918.37亿元。　　

也就是说，当年中央财政的债务收入已占总收入的二分之一强！其中五分之四是借新还旧。若同时加上银行不良贷款，财政账面债务率就达50.9%。　　

我国财政处于危机，社会经济面临着亚洲金融危机，举步维艰。　　

　1998年3月19日　，朱镕基临危受命，记者招待会上他不无悲怆地说：“这次九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对我委以重任，我感到任务艰巨，怕辜负人民对我的期望。但是，不管前面是地雷阵还是万丈深渊，我都将一往无前，义无反顾，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于是，从1998年开始以扩大内需拉动经济。除了用连续八次降息的扩张货币政策、增发特别国债用于基础设施建设和扩大公共支出的积极扩张性财政政策启动经济外，还以住房货币化、教育产业化、医疗产业化、城市化建设为重点刺激经济，推行国家银行商业化、国有企业抓大放小改制，倡导扶植私营经济。　　

由此，此后五年中我国经济止滑趋稳，增长年均在7.7%。　　

（六）　　

封侯拜相，是古今中外多少人梦寐以求、求之不得的大喜事呢！一旦获得按捺不住内心的激动、欣喜若狂也并不为过：　　

说低贱者，想那范进不过是中了个举人就是如此了；论高贵者，如那孔圣人也是“由大司寇行摄相事，有喜色”的；可朱总理却把自己的拜相仪式搞得如荆柯刺秦王辞行一般，悲壮凄凉！　　

其原因自然是，他明知虽然多占住房、虚报医药费、国有企业亏损问题已超出了国家财政承受，但是住房货币化、教育产业化、医疗产业化、国有企业抓大放小也是得罪人、招人恨的事，可为钱所逼也不得不为。　　

朱总理任期内，在世界经济增长下降情况下，尽管保持了我国经济稳定增长，可财政状况却持续恶化。到2002年，中央财政总收入11026.6亿元，财政债务收入5929亿元，赤字3096.87亿元；当年赤字已相当于总收入的三分之一，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由1998年的1.7%上升到3%，到达《马斯特里赫特条约》对欧洲经济和货币联盟加入国家规定的警戒线。　　

此时，有报道说：从国外投资银行到亚洲开发银行等国际机构，对于中国总体债务率的估计从60%到140%不等。由此，达到、乃至大大超过了《马斯特里赫特条约》规定的60%的最高限。　　

　2003年3月7日　，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关2002年中央和地方预算执行情况及2003年中央和地方预算草案的报告》显示：　　

2003年中央财政总收入11940亿元，赤字3198亿元，赤字加上到期需归还的国内外债务本金支出2956亿元，中央财政债务收入6154亿元，加上代地方发债250亿元，债务总规模为6404亿元。 　　

　3月18日　，温家宝总理走马上任后，又在记者招待会上透露：目前四家国有商业银行的不良资产率，如果按照五级分类法，达到25%左右，其中损失资产占相当大的比例。　　

也就是说，不包括1999—2000年间转移到资产管理公司的1.4万亿元不良贷款，到2002年底国有商业银行不良资产余额又达1.6万亿元左右！　　

面对着总体债务率在60%到140%的国家财政和农村问题，就业和贫困人口问题，东西部地区差距问题，谁又有点金之术呢？　　

这就难怪一向温文尔雅、言谈拘谨的温相国，竟然当堂面对世界失声道：“因此，当好中国的总理不容易。如果要我说现在的心情，我觉得身上的担子有千钧重。”　　

接连两任登堂拜相时，面对世界，如此凄凉，也是古今中外罕见的天下奇观了！尽管如此，胡主席和温总理也是振作精神、执政为民、力所能及、竭尽所能：　　

一是、从免去一切农村收费到免除了农业税，免除农村学龄儿童的书籍学杂费，恢复农村实行医疔合作制和逐步建立农民养老保险制度；　　

二是、合理安排了破产企业军转干部重新上岗就业及离退休处理和增加生活补贴；　　

三是、全面落实下岗企业职工的社会保障制度和推行医疗保钲制度，对城市特困居民实行低保，强化社区的建设和再就业功能。　　

毕竟还是尽力了。可是，极端分子们对此德政却视而不见，也不知良心何在。　　

另外，敌对势力唯恐天下不乱，谣言诽谤、挑拨离间、激化人民大众同领袖们的矛盾，以实现颠覆我国政治制度、改造我国成资本主义列强殖民地和附属国的目的倒是正常，然而偏有那自以为是的人也随声附和、助纣为虐，岂不愚蠢！　　

　2010年3月5日　，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关于2009年中央和地方预算执行情况与2010年中央和地方预算草案的报告》显示：　　

2010年预算：中央财政收入38060亿元，赤字8500亿元，中央财政国债余额限额71208.35亿元；全国财政收入73930亿元，全国财政收支差额10500亿元，全国财政收支差额预计占国内生产总值的2.8%。　　

这就是我国当今社会不同于毛泽东时代的总根源！任何变革，面对着全国财政收支差额10500亿元、中央财政国债余额限额71208.35亿元和总体债务率在60%到140%的国家财政，都会心虚气短，非超群绝伦者不能为之！绝不是极“左”分子几句煽情的豪言壮语，更不是极右分子两句美丽动听的“民主”“自由”所能解决的问题。若有人献出良策，相信胡主席、温总理必将不吝封赏。　　

诚然，有人会想到外汇储备。　2010年5月4日　国家外汇管理局发布的《2009年中国国际投资头寸表》显示：2009年末，我国对外金融资产34601亿美元，对外金融负债16381亿美元，储备资产24513亿美元。　　

换就话说，在我国外汇储备中，属于我们的只占33.17%，且在国内却没有任何物质基础，又由于资本主义列强的封锁也不能购回先进技术。　　

不错，资本主义列强也是负债累累，尤其是美国早已到了天文数字。可他们同时也早已成为了发达国家，只要能依仗发达和霸权掠夺世界，就能维持，必要时还可以如冰岛一样赖账不还。　　

然而我国却是发展中国家，既无力掠夺，也无赖账实力，如此贫困竟然负债累累，今后的日子该怎么过、发展之路该如何走？　　

这绝非常人所能解答的。所以，那些唯恐天下不乱、不学无术、不自量力的反共分子和极端分子，一旦面对如此巨额国家负债，必然是束手无策的傻眼了，他们唯一的选择就是比蒋介石有过之无不及的对内剥削镇压、对外妥协卖国。　　

（七）　　

1988年6月，邓小平强调：“形势逼人，迫使我们进一步改革开放。”（《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10月，第269页）　　

所以，所谓改革，根本就不是有预谋、有组织的系统行为，既没有想像的那么神话，更没有编造的那么奇妙！有的只是形势所迫、被逼无奈。　　

那么，是什么样的形势逼人，迫使进一步改革开放呢？　　

曾经有人指出：“正如七十年代末的危机导致了第一步农村改革一样，八十年代后期和九十年代中期的危机也促进了城市改革。”　　

应该更明确：这三次危机，都是国家财政危机导致通货膨胀所引发的社会危机，而国家财政危机的根源就是始于1979年以“促进全国安定团结”为目的，通过“放权让利”形成城市超前收入和消费，导致国家财政巨额亏损的所谓改革。　　

从此，我国社会经济就被城市超前收入和消费和国家财政巨额亏损所引发的危机，牵着鼻子改革开放，不管黑猫白猫、摸着石头过河至今。　　

其间，历届政府都不得不在城市超前收入和消费的刚性、农村农民的贫困落后、当下的社会危机和今后的社会发展，这四个鸡蛋上跳舞！直至城市超前收入和消费的增长最终超出了国家财政承受能力，不得不忍痛割爱，转为以千方百计防止国家财政崩溃为重点。　　

由此，不仅农村，而且占城市的劳动阶级持续贫困、乃至绝对贫困，导致了国内市场有效需求严重不足，国家投资乏力，民族资本图利艰难、投资不足，经济危机重重。对此，国家被迫不得不依靠社会资源的货币化和商品化补充国家财政：一方面对资产阶级步步退让，不断开放投资领域、提供优惠政策，诱导资本家扩大投资规模，另一方面严重依赖于引资和出口维持增长，形成了的“民进国退”、“引进国外战略投资者”的资本主义和半殖民地经济的政策。　　

由此可见，现今我国的修正主义，就是在“促进全国安定团结”的改革所导致的国家财政巨额亏损的压迫下，不管黑猫白猫、摸着石头过河、亦步亦趋，在不以哪个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不知不觉中自然而然形成的。　　

正是这条“挂共产主义的招牌，实行资本主义政策”修正主义导致了改革开放形成了悖论：本意是坚持社会主义方向，结果却变质成资本主义；本意是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结果却产生多数人的贫困；本意是先富带后富，结果却是两极分化；本意是搞活国营企业，结果却搞垮了国有企业；……　　

或许有人以为，如果邓小平不说“发展才是硬道理”，继续治理整顿也不至于此吧。　　

想想当时的情景吧！外有东欧各国和苏联共产党垮台和资本主义列强封锁的压力，内有北京动乱的余波，正如邓主席所强调：“现在，周边一些国家和地区经济发展比我们快，如果我们不发展或发展得太慢，老百姓一比较就有问题了。”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10月，第375页）　　

那么，能有什么问题呢？就是动摇执政掌权的法理基础的问题。　　

以邓主席为核心的领导集体，选择了以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和经济增长为法理基础。这样，一旦人民生活和经济增长减缓，他们执政掌权就会陷入法理危机。所以，他强调：“从根本上说，手头东西多了，我们在处理各种矛盾和问题时就立于主动地位。”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10月，第377页）　　

就是因为深知“一切空话都是无用的，必须给人民以看得见的物质福利。”（《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1942年12月）》，《毛泽东文集》第2卷）所以，邓小平发明了“不争论，大胆地试，大胆地闯。农村改革是如此，城市改革也应如此。”　　

所以，归根结底，还是结束家天下，这个4000多年最根本性政治革命，必然要付出的历史成本和代价！　　

那么，我们应该怎样评价邓小平的历史地位呢？　　

关于邓小平，不仅自称是第二代，就其实际所为，在毛泽东面前也像个孩子。努力表现一段时间，受到了毛主席表扬，然后就开始捣蛋；挨了毛主席的批评，就写检查，被冷落一段时间后，就又要求好好表现。毛主席对他呢，也像个长辈。他一捣蛋，就烦他；一看他的检查，又心软；他走之后，想他；他来以后，又不放心他。　　

邓小平说：“我相信毛主席了解我。”（《答意大利记者奥琳埃娜?法拉奇问》，《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看看毛主席对他的了解：　　

“他这个人是不抓阶级斗争的，历来不提这个纲。还是‘白猫、黑猫’啊，不管是帝国主义还是马克思主义。”（中共中央文件中发［1976］4号）　　

为什么呢？如他自述：“我读的书并不多，就是一条，相信毛主席讲的实事求是。”（《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10月，第382页）　　

正因如此，邓小平尽管主观上是个坚定的社会主义者，可却没有把修正主义当做重要敌人。就能力和水平而论，毛周属于一代领袖中的一流角色，邓小平同陈云等一样，属中共一代领袖中的二、三流角色。　　

由此，也就随波逐流，没能跳出“求荣取辱”的历史周期率：富人怨他改革出了贪官污吏，穷人恨他改革出了剥削压迫，官吏怨他改革出了任人唯亲，敌人恨他坚持社会主义……，总之是成了照镜子的猪八戒，里外不是人、四面不讨好。　　

然而邓小平毕竟从大局上维护了毛泽东，坚持了“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还是要讲。我们搞改革开放，把工作重心放在经济建设上，没有丢马克思，没有丢列宁，也没有丢毛泽东。老祖宗不能丢啊！”坚持了“中国肯定要沿着自己选择的社会主义道路走到底。谁也压不垮我们。”（《邓小平文选》第三卷，1993年10月，第369、321页）　　

他以“每年领导层都要总结经验，对的就坚持，不对的赶快改，新问题出来抓紧解决”的态度反思道：“中国社会主义农业的改革和发展，从长远的观点看，要有两个飞跃。第一个飞跃，是废除人民公社，实行家庭联产承包为主的责任制。这是一个很大的前进，要长期坚持不变。第二个飞跃，是适应科学种田和生产社会化的需要发展适度规模经营，发展集体经济。”（《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10月，第372、354页）　　

由此，也就为后人保留了回归毛泽东路线的法理基础。　　

尤其是，他还特别强调：“我还要说，我们社会主义的国家机器是强有力的。一旦发现偏离社会主义方向的情况，国家机器就会出面干预，把它纠正过来。” 　　

“依靠无产阶级专政保卫社会主义制度，这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基本观点。”“运用人民民主专政的力量，巩固人民的政权，正义的事情，没有什么输理的地方。”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10月，第139和379页）　　

由此，也就为后人保留了选择各种手段回归毛泽东路线的法理基础。　　

不仅如此，邓小平也实现了最高权力的和平交接，巩固了结束“家天下”这个4000年以来我国根本性的政治变革，延续了毛泽东开创的和平年代。　　

正因如此，资本主义列强对邓小平也是恨之入骨。虽然他们为了诱导修正主义路线的发展扩大，表面上也吹捧他，可决然不会像对待戈尔巴乔夫那样，把诺贝尔和平奖发给邓小平的。　　

所以，还是毛主席说得对！“邓与刘、林还是有一些区别，邓愿作自我批评，而刘、林则根本不愿。要帮助他，批他的错误就是帮助，顺着不好。批是要批的，但不应一棍子打死。” （中共中央文件中发［1976］4号）　　

如此客观地评价邓小平，既保留了邓小平之后中共领袖执政掌权的法理基础，又为他们提供了否定非毛化思潮的法理基础。而只要否定了非毛化思潮，我国回归毛泽东路线就是自然而然、顺理成章的事了。　　

这才是毛泽东思想！　　

所以，社会主义者必须像邓小平维护毛泽东的历史地位一样，粉碎敌对势力任何关于彻底否定邓小平的企图，以巩固社会主义政治制度，保护国家团结、民族统一。否则，就正中敌对势力的奸计，既给敌对势力帮了忙，又迟滞了我国回归毛泽东路线。　　

古今中外，每次思想解放运动都必定推动一次社会发展的大跃进。欧洲文艺复兴之后，是资本主义列强崛起；我国百家争鸣之后，是强秦盛汉；道佛争名之后，是强隋盛唐；理学兴起之后，是强明盛清；“新文化运动”之后，是社会主义中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