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Andrew Marr：当代英国的诞生 -- 万年看客

自从野蛮的十七世纪英国内战以来，这还是第一场触碰到了几乎每一个英国人的战争。与拿破仑战争或者帝国战争相比，一战对于英国本土造成了远远更大的冲击。你能听到战争的声音。假如你趁着风向正确的时候在英格兰中部散步，甚至在伦敦郊区打开窗户，那么你就能听到来自法国的大炮轰鸣震颤着空气。当发动索姆河战役的英国地雷爆炸时，声音在伦敦都清晰可闻。记者迈克尔.麦克唐纳回忆道，1918年3月（也就是德军发动最后一次攻势的时候）他坐在温布尔登高尔夫球场上晒太阳，突然感到“大气层当中有一股奇特的感觉——一阵节拍鲜明的脉动。明明没有一丝风……但是空气却在不停地抽搐。”一战的战场距离英国本土非常近。从前线坐火车不用多远就能来到诺曼底海滩。士兵们每周都会将脏衣服与家书寄回本土，格拉斯哥或者赫尔的军属家庭还会将亲手烘焙的蛋糕、家人的照片、刚刚织好的毛线袜子与刚刚熨烫好的内衣内裤一起送到前线。在英国绝大部分地区，公园与广场上的空地都布满了军营帐篷，学校操场与足球场成为了操练与拼刺刀的场地。满街都是身着卡其布军装的人们，尽管在战争初期由于染料短缺很多士兵穿的都是一身蓝，因为他们征用了邮递员的制服。征兵招贴画随处可见，面色严厉的女性只要看见身穿便装的男性就会冲到对方面前挥舞白色羽毛以示羞辱——以至于政府不得不向那些在后方从事重要工作的男性配发臂箍与徽章。随着战争的进行，女性开始在银行里、工厂里甚至农田里干起了各种一度专属于男性的工作。还有很多事物的缺位也令人惊讶。比方说大量的马匹都消失了。随着战争进行，英国的城镇也越来越脏乱。到了晚上，所有的灯光都熄灭了。1916年甚至就连篝火之夜都被禁止了。

你也能用身体——尤其是肚皮——来感受战争。战争一开始就出现了物资短缺与物价飞涨。恐慌的人们大量囤积砂糖、面粉与罐头。但是这一阵抢购潮很快就过去了。在接下来的一段时间里人们几乎没觉得生活有什么变化。但是英国三分之一的食品要依靠进口，而如今运送战争物资成为了跨大西洋航运的优先事项。等到德国潜艇开始施展全力之后，英国人就当真开始挨饿了。二战期间的英国很早就落实了统一配给制度并且建立了基本的公平原则，因此很多贫民家庭的伙食水准实际上得到了改善。但是在一战期间配给制度直到1918年才姗姗来迟，不公平现象在此之前十分猖獗。居住在乡村的人们都在日记与信件当中提到了当地人如何饥渴无度地采集蘑菇、下套抓野兔以及猎杀野鸟。鹌鹑与松鸡之类叽叽喳喳的野禽数量极多，因为贵族阶层的打猎运动已经停止了。但是依然有多起农村儿童死于饥饿的报道。全国各地的学校操场与公园里都能看到零星开垦的菜地，此外政府还推行了“自愿配给”制度。1917年5月，粮食大臣达文波特勋爵这样劝诫英国国民：“我们全都要少吃饭，尤其是要少吃面包……敌人打算夺走我们每日三餐的面包，他正在击沉我们的运粮船。假如敌人当真饿死了我们，前线官兵的牺牲就没有意义了。为了国家的利益，我号召大家克制口腹之欲，忠诚地熬过从今天到收获之间的日子。”一战期间英国的一度只剩下了两个月的小麦储备与四天的砂糖储备。白面包消失了，伦敦与利物浦的部分地区爆发了粮食引起的暴乱，很多店主都遭到了囤积粮食的怀疑，每一家店铺门前都排起了骇人的长队。这场危机最后也还是过去了，更严肃的配给制度随即得到落实，由各地市政厅与私人公司负责执行。与此同时，瑟瑟发抖的中小学生们不得不在学校餐厅里强咽下味道恶劣的汤水，家里人吃饭的时候也不得不心惊胆战地掰开成分越来越不着调的面包。

一战时期的英国不仅要面对粮食短缺，事实上绝大多数商品都很短缺。英国政府有史以来第一次严格限定了酒吧的营业时间与啤酒的最高度数。正是从一战以后，限制酒馆营业时间才成为了二十世纪英国的社会特色。新颁布的法规允许店家往啤酒里兑水，此外政府还发动了火热的反酗酒运动，因为军工行业工人当中喜欢喝酒的人太多了。这项举措似乎立竿见影，酗酒者的人数显著下降，尽管高层人物在这个问题上的表现非常虚伪。劳合.乔治曾经逼迫乔治国王在战争期间放弃饮酒的习惯，并且信誓旦旦地告诉国王，他为内阁大臣、教士、商人以及法官都树立了榜样。事实上这些人的饮酒习惯基本没什么变化，至少劳合.乔治本人依旧照喝不误。素来有贪杯恶名的首相阿斯奎斯一开始被吓了一跳，后来劳合.乔治宽慰他说只要搞到医嘱“说明你的身体状况需要饮酒”就能确保酒水供应，首相这才放下心来。

如果你的运气特别差，还能在英国本土亲眼见到战争。斯卡伯勒、惠特比、布里德灵顿以及哈特尔普尔等地都遭到过德军战舰的轰击，战舰距离海岸如此之近，以至于水兵们从甲板上就能看到他们打算杀戮的对象。这些事件令皇家海军颜面扫地，当时立刻就被封锁了起来，尽管人员伤亡与财产损失都很惨重。德国海军的用意是不断羞辱英国海军本土舰队，诱使其主动出战，然后用潜艇与水雷对其进行杀伤。但是这些攻击与其说具有多大军事意义，倒不如说更像是恐怖主义袭击。惠特比的许多民居化为废墟，惠特比修道院遭受了好几处重创，还有一家仓库也毁于炮火，大批恐慌居民逃进了山里避难。接下来英格兰南部部分地区又遭到了齐柏林飞艇的轰炸。这些袭击或许没有达到飞艇指挥官们所期望的破坏效果，但的确严重震慑了英国民众。对于还没有完全适应载人飞行的人们来说，从天而降的死亡与“婴儿杀手”齐柏林飞艇简直令人心胆欲碎。当时的防空警报体系就是警察一边骑着自行车满街乱转一边吹哨子或者挥舞告示牌。在床边祈祷的人们也会死去。不久后伦敦还会遭受戈塔式轰炸机的更致命袭击。这还不是1940年，英国本土只有850人死于德军空袭。相比之下到了二战时期死于空袭的英国人达到了六万余人。但是恐惧轰炸机群可能随时在头顶蜂拥而至的心理效果如此深刻持久，以至于促成了三十年代的绥靖主义思潮。

不过绝大多数人见证战争的方式还是眼看着从前方撤回来的伤员的残缺肢体，以及手捧阵亡通知信件或者电报的军属的悲恸面庞。死亡在这个时代清晰可见。大约有六百万名英国人被派往战场，其中超过722000人战死（这其中又有41000人是在停战之后死于伤重不治），尽管确切数字可能永远也无法肯定。但是危险的分布并不平均。每八名在前线作战的士兵当中就有一人死亡，将近三分之一的人会负伤。如果把战俘也算上的话，英军的伤亡比例则会达到47%。遭受打击最惨烈的地区是弗兰德斯，每九名从这里送到前线的士兵当中就有五人战死、负伤或者失踪。海军官兵阵亡的可能性大约是陆军的一半（尽管几乎没人是伤重而死，都是死于战船沉没），至于空军的伤亡率此时则只有2%。另外死亡危险的阶级与地理分布也并不平均。苏格兰人的阵亡比例格外大，阿尔斯特人也是一样。在最惨烈的战斗当中，这两个地区的士兵经常或成为突击队的成员。军官远比普通士兵更有可能战死，尤其是低级军官（尽管英国也在战场上折损了78名将军）。牛剑大学毕业生的阵亡率是全国平均数的两倍。对于五十岁以下贵族及其子嗣的调查显示，从1880年以来的五十年里，死于暴力的贵族家族成员的比例远远高于1330-1479年之间——也就是百年战争与玫瑰战争期间。身为等级最低的军官，一线中尉的处境格外危险。有人认为画家与作家或许缺乏男子汉气概，但是在英军当中没有哪个军团与连队承受过比“艺术家步枪营”（1）——也就是伦敦军团第二十八营——更高的伤亡比率。这支部队专门训练中尉，以至于获得了自杀俱乐部的别名。

总体而言，在一战期间每七名二十五岁以下的英国成年男性当中就有一人死亡，共有二十五万名三十岁以下的英国成年男性死于这一时期。人们常说一战致使英国失去了整整一代人，但是在一战期间英国人口其实一直在持续增长，部分原因在于英国人不再迁徙出国了。一位历史学家曾经指出，“1911年人口普查计算了在1914-1918年之间处于参军年龄段的人口数量；这其中共有86%的人们等到1921年再次人口普查时依然还在英国。”硬币的另一面在于大量战死者与致残者都集中在全国的特定地区，例如布拉德福与利物浦的“子弟营”与苏格兰军团。尽管军官的死亡率更高，但是绝大部分的战死与伤残人员还是来自工人阶级。随着英军接连两次扩军，一部分征兵工作被转包给了各个地区的市政厅与商业领袖，而他们总会尽量安排新兵与同乡朋友们一起服役。这种做法大概对士气很有帮助，但是由于每一场攻击都会在短时间内杀死许多人，可怕的阵亡通知信件也会同时抵达相隔只有几条街的一栋栋住宅门前。就算同样的惨剧并未发生在全国各地，死亡对于有些地区的酷烈打击也并不能得到缓解。

要想回头触摸过去，我们必须具备稳定的手指与谦卑的心态。九十年前的死亡更加为人熟知。战争开始之前一般英国男性的预期寿命是四十多岁，女性是五十岁出头。正如我们所见，当时死于一般疾病的人远比今天更多。在佛兰德斯挖掘战壕或者地下隧道的士兵当中有很多人在国内都是煤矿工人或者车间工人，致命的生产事故对于他们来说都是家常便饭。麻醉药得到普及之前的人们更习惯疼痛，整形手术与堕胎手术成为主流之前之前毁容者与残疾人在日常生活当中也更加常见。总而言之这是更加艰苦的时代。此外英军的战损数据与西线其他主要作战国家相比并不算太难看。法国的战死者人数将近是英国的两倍（占全国总人口的3.7%，相比之下英国的占比是1.5%），德国的战死者人数是英国的三倍（相当于全国总人口的3.2%）。可是这些数字无法抹平残忍的事实，例如见证了两万名英军士兵战死的索姆河战役第一天或者工业化战争的可怕本质。显然，任何与其他国家的比较或者任何关于生活艰难本质的反思对于当时的人们都没能造成多大影响。习惯了顺风顺水的帝国战争的英国人根本没有见识过如此凶残的场面。

（1）https://en.wikipedia.org/wiki/Artists_Rifl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