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Andrew Marr：当代英国的诞生 -- 万年看客

稍早一些之前，一个身材矮小、满面怒色、戴着软毡帽子的男人给时任内政大臣的丘吉尔去了一封信。这位本.迪莱特（1）声称，码头工人“将会掀起一场战争……饥饿与贫困驱使着码头工人与船舶工人不得不采取目前的手段，无论是你的警察、你的士兵、你的凶手、还是你的哥萨克骑兵都无法避免这个国家即将迎来的灾难。”这封信写在1911年的炎热夏日，此时码头上的肉已经开始发臭，排成长列的大桶奶油与黄油开始变质，成堆的蔬菜开始腐烂，人们的火气也越烧越旺。爱德华时代的英国就像今天的英国一样依赖进口食物来维持生存。与今天不同的是，当时没有空运，只能依靠海运，而且所有的食物都要依靠人工装卸。成千上万工资微薄的码头工人们——装卸工、驳船船夫、马车夫——终日操劳忙碌，推拉小车，操纵起重机，驾驭马车，撬开板条箱，只为了每小时能挣到几个便士。几十年来码头工人一直内斗不止，无数相互敌视的小团体为了抢夺工作机会而争得头破血流。如今在迪莱特与他的同志们的组织下，码头工人们发出了统一的声音。除非丘吉尔真能像沙皇一样调集骑兵来镇压他们，否则政府与资方在他们面前完全无计可施。内阁迅速让步，罢工取得胜利，工人的工资提升到了每小时八便士。

迪莱特是维多利亚时代晚期著名的英国工运领袖，此人有过重婚的历史，喜好出口伤人，说话经常前后矛盾，而且从小就见识过社会最底层的生活。他出身于布里斯托一户子女众多的穷人家庭，一岁那年母亲就去世了。他父亲在酗酒之余会去附近的一家马车公司工作，但并不足以养家。为了贴补家用，七岁的迪莱特不得不来到一家烧砖厂打工，从早到晚将大块粘土切成小方块。与此同时在苏格兰，他的竞争者克尔.哈迪（2）也正在苦撑苦熬。哈迪的年纪只比迪莱特大一点，早年的处境和后者一样困顿，同样也经历了典型的维多利亚时代工人阶级艰苦生活。按照家里人的说法，他的母亲是一名未婚先孕的农妇，在一片郁金香花田里生下了他。后来她遇到了一名木匠，两人结婚之后搬到了格拉斯哥。从十岁那年哈迪每天就要工作十二个小时，挨家挨户送面包上门。为了帮助母亲做家务，有一天早上他迟到了，于是他的雇主当场就解雇了他。他一直都记得当时的场景：雇主坐在一张红木餐桌旁边，家人围坐在他身边，咖啡壶里的咖啡正在汩汩冒泡，桌上的盘子里装满了各种美味佳肴，而他却只能站在一旁听雇主口若悬河地教训他应当如何做人做事。这份怒火在哈迪的心底熊熊燃烧了一辈子。在接下来几十年里，每当他在冰冷的夜里赶到穷街陋巷参加工人集会的时候，就是这份怒火支撑着他。

在布里斯托，迪莱特离家出走并且加入了马戏团，成为了一名杂技演员。后来他的一位姐姐将他拽回家里，教他学做鞋。但是迪莱特非常调皮而且满腹怨气，于是他的父亲在十三岁那年将他送进了海军。十三岁的哈迪则来到了拉纳克郡的一家煤矿工作，整天坐在一件黑暗的房间里操作向矿井巷道送气的活板门。就算从没看过罗恩特里的调查报告，他们两个也知道“不公平”这三个字究竟是什么意思。迪莱特与哈迪都不得不零敲碎打地完成自我教育。迪莱特在海军服役期间自学，后来在收放索具时摔了下来，不得不被军队除名。哈迪则接受了母亲与继父的教育，还在黑暗的地下点灯自学。由于学习资源匮乏，他们都强迫自己反复研读同一本书，直到彻底吃透——卡莱尔，罗斯金，狄更斯，莎士比亚。这两个人都参加了公理会并且为处境艰难的工人组织工会，从而一步一步爬上了领导者的位置。哈迪最早在十九世纪八十年代为拉纳克郡与埃尔郡的矿工组织了工会，此时迪莱特已经离开了海军，成为了一名码头工人，生活在贝思纳尔格林的肮脏贫民窟里。他是十万名伦敦码头工人当中的一员，这些人每天早上都要蜂拥到码头门前，希望能有活干。按照工人们提交给上院的证词，“人们就像野兽一样相互推搡，我们甚至会爬到别人的肩膀上去。”

迪莱特满面病容，总是留着络腮胡子，说话还口吃。他自学了公众演讲术，在哈克尼的一家酒馆与别人一起成立了他的第一家工会。就像哈迪一样，他也被资方雇用的打手揍过。1889年伦敦码头大罢工之后，他成立了码头、港口、河畔各工种联合工会。这家工会通过一系列发展与兼并最终成为了强大的交通总工会（3）。与此同时，哈迪一直在苏格兰矿工群体当中发展并且创立了英国的第一家工党，也就是苏格兰工党。这两个人一开始都不是社会主义者，而是激进自由党。他们两个后来都受到了马克思主义的吸引，而且也都与恩格斯有私交，但是后来也都背离了马克思主义，转而成为了1893年创立于布拉德福的独立工党的创始成员，后来也先后都打进了议会。因此将这两人进行比较似乎很合适。但是迪莱特与哈迪将会背道而驰，他们的经历也在很大程度上揭示了一战之前英国社会主义运动的成败根源。

哈迪是一位戒酒运动的鼓吹者，是一位布道人，还是一位天生的组织家。他走上了高端路线，决定组织议会政党。迪莱特则相信只有依靠议会门外的工会暴动才能在英国实现社会主义。在相当一段时间里，这两位千百万英国工人心目中的英雄打起了擂台。哈迪是议会当中第一位信奉社会主义并且出身于工人阶级的议员，而且他的衣着与言谈都毫不避讳地彰显了这一点。在议员普遍穿着黑色双排扣礼服、硬领子与高礼帽的时代，他却穿着一件羊毛便装，扎着红围巾，头上戴着软帽——好多人都说他戴的是布质便帽，但是从照片来看更像是猎鹿帽。更重要的是，他拒绝遵循下院的规矩，公然抗议每次下院开会之前向王室家庭大献殷勤的致辞纯属浪费时间。他还坚称议员有权利且有义务讨论工人阶级生活的悲惨细节并且支持罢工。今天还记得哈迪的人往往都会将他视为类似耶稣的角色，同样和善，同样谦虚，同样留着胡子。在全盛时期，他是中产阶级眼中极其危险的角色，他的名字甚至会被保姆们用来吓唬小孩。

迪莱特看上去也同样吓人。在1912年第二次伦敦码头工人大罢工期间他曾公开筹备暴力对抗。罢工者们在陶尔希尔集会，迪莱特站在高台上，背后是沉静流淌的河水，面前是一片仰望的脸庞。他将帽子掀到脑后，询问有多少罢工工人接受过军事训练，愿意加入交通工人民警。随着无数条高高举起的手臂形成一片森林，他的言语也越发狂放。“不管算不算煽动罪，我都要这么说，要是咱们的人被谋害了，那我就要抄起一支枪，打死达文波特勋爵。”——也就是当时资方集体的领头人兼谈判代表。三周后迪莱特又在海德公园许诺要发动暴力，甚至还打响了左轮枪。随后罢工者与反罢工者的冲突导致了多人负伤。迪莱特随即向上帝祈愿，求祂打雷劈死达文波特勋爵。集会人群也齐声高呼，“他该死！他该死！”这次罢工失败了。但是接着来在1911年到1912年之间，全国各地的铁路、纺织厂、煤矿与造船厂还会发动一轮又一轮罢工，极大地震撼了爱德华时代的精英阶层，无论他们是自由党人还是托利党人。革命工会主义当时在法国与美国的左派阵营里都十分流行。英国人认为这种理念的威胁要比社会主义政党更严重。

1910年11月，南威尔士地区托纳潘迪的煤矿罢工工人发动了为期三天的暴乱，警方无法控制。有人请求时任内政大臣的丘吉尔派出骑兵与步兵镇压工人。尽管日后的丘吉尔将会因为不计后果地动用暴力对抗罢工而臭名昭著，但是他并没有立刻批准军队赶赴托纳潘迪，而是号令他们在斯文顿驻扎，同时又发电报督促工人们尽早罢手。接下来他命令伦敦警察前去增援。在发给国王的电文当中他解释道，警察比军队更适合处理罢工。首先，调动军队是远水不解近渴，无法制止当地店铺遭到掠夺。其次，“假如士兵遭到攻击或者被石头投掷，只能用射程很长的步枪进行还击。这样一来，愚蠢的旁观者……或者其他无辜人群也会送命。”最终丘吉尔还是派出了骑兵与步兵。但是当军队赶到现场时，城区的暴乱早就停止了。《泰晤士报》愤怒地抨击了丘吉尔的软弱无能，《曼城卫报》则赞扬了他的克制与冷静。后者认为他坚持不派遣军队的决定救下了无数人的生命，因为军队很可能用刺刀将暴乱参与者活活戳死。有趣的是，今天的人们谈起丘吉尔的早期政治生涯时，所有人都只知道他如何派出军队在托纳潘迪大开杀戒。事实上利物浦码头罢工的局势远远更加危急，当时严重暴力已经持续了一周。市长报告各位大臣，当时的局面罢工，而是正在进行的革命。丘吉尔再次敦促使用警察而不是军队。但是罢工随即扩散到了整个利物浦。等到国家铁路罢工开始之后，气氛就更加难看了，政府宣读了《暴乱法案》，阿尔德肖特警备区的驻军被派往北方，战舰也出现在了伯肯黑德海岸。城市里的大规模集会与进一步的暴乱导致两人死亡。

乔治五世给丘吉尔发电报，警告他不要“心怀犹疑地调遣军队”。一方面国王也同意动用军队是不得已而为之的最后手段，另一方面电报的结尾却又写得杀气腾腾：“倘若确实动用军队，应予以其便宜行事之权限，务必令暴民知畏。”与此同时，魂不附体的伯肯黑德市长告诉内政部，“我觉得可供我调配的资源很不够。假如你们不能派来进一步的陆军或海军支援，我将无法保证本城市民的生命或者财产安全。”在这样的大环境下，尽管劳合.乔治阻止了全国铁路罢工的演讲才是打破僵局的真正契机，但是丘吉尔的表现依然算得上可圈可点。其他地区则遭到了恐慌的侵袭。上层阶级的绅士们纷纷赶去购买左轮手枪，并且躲进了伦敦各地的上游俱乐部。海德公园、摄政公园与巴特沙公园都出现了军队宿营的帐篷。全国每一名士兵都在待命，很多人都声称革命即将到来。接下来的1912年煤矿工人大罢工期间共有85万名煤矿工人罢工，130万名工人受到影响。直到议会被迫接受他们的绝大部分要求之后，这次事件才得到平息。

这样看来，或许联合主义者的路线是正确的。克尔.哈迪开始主张发动一次各界工会的联合罢工，拆除工会之间的行业藩篱。“独立工会的旧理念已经逝去了。运煤船船工，炼铁工人，炼钢工人，手工艺人，铁路工人，商店职员，学校教师，煤气工人清洁工全都应当……作为同一个阶级的成员站在一起。”迪莱特的第二次码头罢工失败了，迫于饥饿的工人们不得不复工，但是关于罢工与反叛的语言却传播了开来。第二年都柏林又爆发了另一场大规模暴力交通工人罢工，领导人是詹姆斯.拉金与詹姆斯.康纳利（4）。这次罢工导致五人死亡，上千人受伤，几百名罢工参与者被捕入狱。1913年，英国劳工联合会议在曼城召开，迪莱特在会上对都柏林惨案作出了回应，主张罢工者有权拥有并使用火器。“已经有人向工人宣战了……我们要坚决对抗此类效仿沙皇的做法。哪怕引发内战也在所不惜。”汽水工厂，果酱工厂，香烟工厂，以及链条工厂的女性员工全都在1911年的盛夏参与了罢工。甚至就连中学学生也参与了罢工抗议，反对使用藤条进行体罚以及家庭作业过于繁重。

在十九世纪八十年代，社会主义开始在英国工人阶级当中生根发芽。就像任何早期宗教一样。当时的社会主义没有定型，理论模糊，惯于自我分裂，对于美好未来的构想也语焉不详。对于威廉.莫里斯的追随者以及罗伯特.布拉奇福德这样的英国社会主义者来说，社会主义就是人间天国，是昔日淳朴生活的回归，满墙污渍的贫民窟或者震耳欲聋的工厂都将不复存在。现在嘲笑他们的想法自然很容易，但是这套理念绝非没有现实基础。当时很多居住在大型城市边缘的工人家庭都在饲养牲畜、种植蔬菜以至于养鸡生蛋，从而获取额外收入。在煤矿村镇，乡间生活从来都不曾远去。在无数小型公会当中有着大量自学成材的手艺人，例如莫里斯就是墙纸花样设计的一把好手，他还创造过一套古色古香的字体与许多寓言故事。如今的人们往往觉得莫里斯是个陈旧过时的人物，但是对于很多维多利亚时代晚期的人们来说，他却是迎接未来的当代先知，相当于我们今天的激进环保主义者。对于其他人来说，社会主义与基督教之间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在工业化英国各地都能看到工人教堂与社会主义教堂，其运作方式像极了非国教礼拜堂，往往通过巡游演说家联系在一起。这些演说家们要么骑自行车，要么坐马车，他们的宣讲内容则来自罗伯特.布拉奇福德的《号角报》。当时几乎所有激进分子与社会主义者都是自由党大家庭的成员。但是鉴于地主与磨坊主在自由党议员当中占据了如此显赫的份额，人们实在很难看出这样一个党派究竟凭什么有资格成为激烈社会变革的代言人。

自从1900年工党代表委员会成立以来，社会主义者与工会主义者就成了同拉一套车的战友，但是双方的关系始终不太融洽，直到威尔士的一场小小争论失去控制为止。事件的起因是一位铁路信号工遭到了迫害。此人为一家名为塔弗维尔的小型铁路公司工作，此前他一直要求加薪，结果却被告知要调换工作，并且带着患病的妻子与十名子女搬迁到别处。塔弗维尔的经理历来抱有凶狠的反工会态度，他整治员工的手段激起了愤怒的回应。铁路工人决心采取破坏行动。他们在一道缓坡的铁轨上涂了油，火车开过来之后车厢的轮子就开始空转，整趟车都慢了下来。事先埋伏在铁路两边树丛里的工人随即一拥而上摘掉各节车厢的挂钩。这一招既危险又激进，而且非常有效。铁路公司不得不同意谈判。但是塔弗维尔公司并不肯善罢甘休，他们向法院起诉工会并且胜诉，获得了可观的32000英镑赔偿金。假如这起案件成为判例，那么以后任何针对公司的罢工行为都将导致工会破产。这起案件迫使武斗派工会领导人不得不承认，眼下必须走政治路线才能解决问题，他们必须掌握修改法律的力量，必须推举出为自己发声的议员。

塔弗维尔案件之后，劳工出身的候选人开始在递补选举当中崭露头角。在1906年大选当中，29名劳工候选人赢得席位。他们很快将自己主动称作工党，并且帮助赢得大选的自由党逆转了塔弗维尔案件的审判结果。一开始工党议员并没什么影响力。当时的下院充满了牛剑大学级别的唇枪舌剑，肚里墨水有限的工党议员很难开口。只有谈到自己亲身体验过的具体问题时——例如工人的工伤赔偿以及公立学校的体检——他们说话才有人听。比方说波普拉的工党议员威尔.克鲁克斯（5）就曾经发问，“怎样程度的醉酒才能剥夺某人申请养老金的资格呢？半醉？半醒？醉醺醺？说醉话？撒酒疯？哭天抹泪？醉死过去？”于是英国的养老金立法就此摒除了“人格审查”的条款。1907年，在科恩瓦利的著名递补选举当中，一名年轻帅气的前神学院学生维克多.格里森（6）赢得了一场令人侧目的胜利，以独立参选的社会主义者身份压倒了其他两党的参选人。很多人都认为这是革命性的突破。但是格里森有有酗酒的毛病，三年后就丢掉了自己的席位。1912年比阿特丽斯.韦伯尖刻地写道，“大部分工党议员都是普通工人，他们要么不懂、要么不关心各自工会的特殊利益以及他们个人的舒适生活以外的其他内容。”

与早期工党在议会里不尽人意的表现相比，工业生产现场的景象要更加火热激烈。或许英国原本也会走上工人起义的道路，只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导致的极端环境扼杀了这一苗头。当真如此吗？尽管有这么多关于动用战舰与军队的狂热叫嚣以及偶尔的暴力冲突，但这一场景似乎很不可能成为现实。绝大多数工会成员的要求既直接又节制——他们希望每小时工资能上涨一两便士，希望学校能为他们的子女提供免费三餐，希望施行八小时工作制，还希望得到一份微薄但有保障的养老金。从工党议员踏上政治舞台的第一天起，工会对他们的支持就倾向于拉住社会主义梦想家的缰绳而不是策马扬鞭。煤矿工人与铁路工人这两个最激进的工种——早在当时他们就提出了最低工资与行业公有化的主张——甚至一度曾对国家福利抱有敌视态度，因为他们认为国家福利会伤及他们自己的互助社团。

但是在爱德华时代的英国境外确实存在不可等闲视之的革命势力，例如日后将会成为英国共产党核心人员的社会民主联盟支持者，欧洲与俄国的无政府主义者以及马克思主义者。英国历来骄傲地秉承着广开国门的自由主义政治立场，无论是政治异见分子还是政治难民都来者不拒，尽管这种做派激怒了许多外国政府。于是在1907年，列宁、斯大林、托洛斯基、高尔基以及其他一大帮布尔什维克聚集在伊斯灵顿召开大会。列宁与他的女友娜德斯达.克鲁普斯卡娅住在罗素广场的帝国酒店，斯大林与其他几位分量比较轻的同志们则住在东区的客栈里。扎着白领带、穿着燕尾服的未来工党领袖拉姆齐.麦克唐纳在切尔西的一场酒会上见到了列宁与斯大林。《每日镜报》报道称，年轻的布尔什维克姑娘们都在学习使用左轮枪。但是在会议期间最接近采用暴力手段的人还要算是斯大林——当时已经是一名久经考验的抢劫盗匪兼恐怖分子了——他在附近的酒馆里与一群码头工人发生冲突并且差点遭到群殴。列宁将革命者请到自己最喜欢的酒吧，为他们提供了足量的啤酒与三明治，但是他们似乎都不太喜欢。

毫无疑问，伦敦提供的安全庇护为无政府主义者以及共产主义者的事业提供了极大的帮助，就好像八九十年之后的伊斯兰恐怖主义分子也会将伦敦当作避风港一样。1910年12月，一群拉脱维亚帮派份子企图抢劫伦敦东区某珠宝店未遂。杀害三名警察之后，他们抄起步枪躲进屋里与警方对峙起来。身为内政大臣的丘吉尔调来了驻防伦敦塔的苏格兰卫队前来助阵，甚至还动用了炮兵。接下来实在按捺不住好奇心并且极爱出风头的丘吉尔本人也赶到了现场，头戴高顶礼帽，身穿阿斯特拉罕羔羊皮大衣。记者拍到了他注视犯罪分子藏身房屋的照片，这座房屋着火之后他又下令不准救火。后来他极其兴奋地向阿斯奎斯描述了激动人心的现场景象：“他们从各个窗户向外开火，子弹打碎了墙上的砖雕，警察与苏格兰卫队都紧握着上膛的武器……我觉得还是让这座房子烧掉好了，不值得让英国人冒着生命危险去拯救这些该死的恶棍。”但是丘吉尔的做法受到了广泛的嘲笑。他主张加紧针对非法移民区外国人的法律，其他自由党同事则因此对他口诛笔伐。有一名议员警告他说，“与理想的死去以及英国传统遭到背叛相比，人的生命并不算什么。”

地主阶级旧秩序的终结，威斯敏斯特内部明目张胆的腐败以及无所不在的金钱政治，社会主义煽动家的竭力鼓动，日益逼近的革命以及整顿军队努力的失败——在疑神疑鬼的人们看来，这样一片遍地起火的景象实在像极了一战之后的魏玛共和国。但是在英国也到处都存在着克制、妥协与见好就收的本能。1911年秋天，保守党刊物《国家评论》的主编里奥.马克西终于如愿以偿地将贝尔福赶下了台。此前他张罗了“贝尔福必须滚”宣传运动，还声称贝尔福犯下了叛国罪。贝尔福下台之后悲伤地评论道，他与马克西“大概是此时此刻全伦敦最快活的两个人。”与此同时，劳合.乔治来到巴尔莫勒尔造访了王室一家。他发现乔治国王是个“心胸极小的人……只知道同情有钱人。”他还抱怨宫廷对待他的态度过于彬彬有礼，“就好像他们正在应付一头危险的野兽一样”。但是尽管如此，贝尔福并不介意开玩笑说要邀请“里奥”吃饭，劳合.乔治也的确是国王与王后的座上宾。托利党领导层毕竟在反叛民主制度的最后关头后退了一步，国王毕竟闷闷不乐地接受了民主潮流不可抑制的现实，战壕派成员毕竟无一死亡，上院也毕竟还会在很长一段时间里继续阻挠下院提案。犹豫不决与搞小动作同样也是英国传统。

（1）https://en.wikipedia.org/wiki/Ben_Tillett

（2）https://en.wikipedia.org/wiki/Keir_Hardie

（3）https://en.wikipedia.org/wiki/Transport_and_General_Workers%27_Union

（4）https://en.wikipedia.org/wiki/James_Larkin https://en.wikipedia.org/wiki/James_Connolly

（5）https://en.wikipedia.org/wiki/Will_Crooks

（6）https://en.wikipedia.org/wiki/Victor_Grays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