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马前卒：长征八十周年总结 -- 万年看客

一般谈到“长征”这个概念的时候，后人往往有两个误区。首先是把一方面军从江西到陕北的行军当成绝对主线，忽视了其他部队的征途；另一个误区是虽然看到不同的红军部队都参与长征，但忽视了各支红军之间的协同，把长征看成孤立的几次长途行军。

实际上，在整个长征期间，各方面军之间始终保持着密切的电报联系，在战略上屡屡做出协同，为此不惜牺牲本单位的局部利益。而几支主力红军分出的各个支队虽然不一定有电台，但无论是执行侦察、后卫任务，还是吸引敌人主力进行佯动，都能坚决执行上级指令。

当然，张国焘制造的四方面军独立倾向给后人留下了深刻印象，但也必须看到，之所以张国焘的“事迹”如此出名，本质上是因为我们已经默认红军绝不可能出现类似的分裂。本来，在那个军阀混战的时代，“兵强马壮为天子”才是最通用的规则。民国几十年，一个个地方军阀借着暂时的兵力优势进入北京和南京当大总统，每个军官只要掌握部队超过一个师就有独立倾向，和他们相比，张国焘这点偶然的野心简直太“正常”了。只是张国焘“不幸”是红军的成员，才未能落实他个人的权力欲望。而且，即便只看四方面军的长征历程，配合中央行动、执行全国战略也是绝对的主线。张国焘自己也在很长的时期内坚决执行中央精神。这种协作水平远远超出同期任何中国军队，是长征能够成功的决定性因素之一。

1 你可知红军有多团结

一方面军长征是个很仓促的决定，但在长征前，军委依然派出了两支小部队先期离开中央苏区，企图通过敌后作战调动敌人，减轻中央红军的压力，同时也打算测试各个方向敌人的战斗力，为长征做战略侦察。其中，寻淮洲、乐少华带领七军团向东北方向冲出中央苏区，和方志敏会师后改编为十军团继续北上。因为坚决执行了中央指令（某些并不符合实际情况），多次错过了机动作战的机会，最后在怀玉山被十倍的敌人包围，损失了绝大多数兵力。（粟裕率余部突围，后来成为新四军骨干力量）。而在中央红军最终选择的西线突围方向上，肖克刚刚带4000人出击白区归来，就又率领红六军团西征，向湘西方向寻找二军团建立的根据地，为中央红军主力开路。

图1七（十）军团的北上路线，东面进逼福州，北面打到长江

图2六军团的先期西征

这两支部队名为军团，实际上只能各算一个简编的师（旅）。其中七军团出击的时候一线战斗部队不足3000，长短枪合计1200支；六军团一线战斗兵力6000左右（其中2000人为游击队调入），枪支约5000。这样的小部队深入敌后，在数十万敌军中寻找情况不明的友军，（二军团当时和中央红军失去电报联络），还要为主力探路，有极大的可能会全军覆没（七军团的确北上失败，六军团十八师被歼灭），但两兵团的领导人依然坚决执行了中央指令。六军团司令萧克（27岁）连一张贵州地图都没有，接到中央命令仅仅用了36小时就完成部队集结，向湘黔边境出击（由外国俘虏翻译缴获的地图才熟悉贵州地理）；七军团司令寻淮洲（22岁）则在中央军委的命令下，以两个团的兵力攻打福州，一度占领部分城区。

这两支部队在中央军委的命令下展开敌后机动作战，的确反映了当时中央军委对长征准备不足，对一线兵力盲目指挥。但部队领导人坚决执行命令，也说明了红军上下的团结，以至于有明显缺陷的作战计划也能获取重大战果。仓促出击的红六军团最终找到了二军团（3军），在长征初期合力调头攻击湘西，为强渡湘江的中央红军吸引了大量兵力。一度还为中央红军提供了备选的落脚点。

红一方面军突破湘江到达遵义后，开始了毛泽东指挥的机动作战。但孤军机动作战，往往会引发敌人“集中对集中”的结果。于是毛泽东命令红九军团（此时也只有数千兵力）脱离主力运动，大造声势吸引敌人，主力则趁机南渡乌江脱身。二次渡乌江前夕，为了避免把敌人引向主力，九军团只敢夜晚行军。到达乌江时，主力以为九军团已经被歼灭，拆毁浮桥离去，九军团只能单独行军，继续在贵州云南之间转战，吸引国民党军主力分散兵力，最后独立渡过金沙江，两个月后追上主力，此时已经独立行进了3000里。

图3九军团的独立行动（图中中上部细红线）

早在长征之初，九军团就承担过掩护主力的任务。前面提到寻淮洲在长征前率七军团北上，在东线掩护七军团出击的就是九军团。中央红军主力向西突围前夕，九军团在东路长汀打阻击，比其他部队多走了数百里，晚了数天才离开苏区。在遵义会议后这支部队独立作战，再次证明了他们敢于牺牲自己的决心。

与主力会师后，很快就是一四方面军战略会师，九军团被编入以四方面军为主的左路军（改称32军，仅剩1000多人）。虽然张国焘违背中央命令南下，但基于对红军总司令部的忠诚（朱德和总司令部被张国焘裹挟），以及对红军总体利益的认同，九军团积极参加了张国焘主导的南下作战。1936年6月，二方面军前来会师，九军团再次编入二方面军，随贺龙部作战。到长征结束的时候，由于九军团出发地点在所有红军的东面，途中多次单独作战，并先后追随三个方面军的主力行军，某些老红军一共走了近四万里，远远超出“两万五千里”的概数。

红二十五军更是服从中央指挥的典范。张国焘分裂后，毛泽东带领的陕甘支队前往陕北，人数仅有7000，无粮无饷。和四方面军同源的二十五军此时已经主导了陕北局势，但军长徐海东毫不犹豫地服从中央指挥，并将5000银元送给中央红军救急（此时陕北硬通货一共只有7000银元）。若是换了其他军阀部队，中央红军根本不可能在陕北站住脚，再收拢其他红军来会师。

长征能成功，一路上的地方共产党员也功不可没。四方面军西征进入四川，几起几落的王维舟率部前来引路，无条件配合主力作战。红军占领遵义，居然有一个中央从未听说过的“贵州省工委书记”（李肃如）上门迎接，原来这是两个共青团员和组织失散后自行发展的外围组织。后来 “山寨版”的贵州省委为红军提供了关键战略情报，送中央情报负责人潘汉年去上海和共产国际接头，从而得到中央认可“转正”。解放后第一任贵阳市委书记（秦天真）即是这个“山寨”省委的成员。一方面军到云南，和党组织失散数年的徐文烈（后任50军政委）抛妻舍子，为红军当向导攻打宣威城，然后跟着红军一直走到陕北。这一路上不知有多少主力红军之外的党员为长征做出了贡献。

最值得记住的是主力红军长征后，在南方各个根据地断后掩护的部队。前面提到红九军团长征前在东线长汀阻击，他们随主力西撤后，由留守的24师负责中央苏区防务。根据中央军委的命令，敌人不能在11月前控制长汀城（10月10日主力出发），24师果然在长汀守到了11月1日，此时中央红军已经从江西打到了湖南。一个月后，湘江东岸，红34师再次为全军断后，放弃了前往渡口的机会。师长陈树湘被俘后自己扯碎伤口自杀。

红二方面军离开湘黔边根据地时，留下18岁的段苏权（后任福州军区副司令员）率黔东独立师留守掩护。此时南方其他红军单位都已经分散上山，黔东独立师以不到1000兵力，四五百条枪拖住了敌人一个月，最后全军覆没。师长王光泽战死，段苏权乞讨回乡，抗战后才隐蔽身份前往延安。但红二方面军因此安然远去，损失在三个方面军中最小。至于红25军，本身就是在四方面军西征时留守鄂豫皖的部队，红25军长征又留下了高敬亭的红28军坚持到抗日战争时期（茅盾之弟沈泽民为此鞠躬尽瘁）。在长征路上，各主力也在贵州、川西、川北、陕南等地留下了游击队，在掩护主力的同时播撒革命火种。这些红军在接受命令的时候非常清楚九死一生，要以数千乃至数百的兵力迎战国民党围剿部队全军，但依然坚定地战斗到最后一刻。纪念长征胜利不能忘记这些已经消失的红军单位。

2 总司令部也拉不走红军

具体到张国焘南下自建中央问题，首先要承认这是一次严重的分裂事件，但也必须看到，这个事件的发生、发展和解决，每一步都反映出当时共产党和红军的团结本性，反映了红军强大的自愈能力。

首先，张国焘能掌握四方面军最高权力，并带领四方面军从安徽远征到四川，本身就是中央权威的体现。鄂豫边根据地开创于1927年。鄂豫边、皖西、豫东南三块根据地1930年合并为鄂豫皖根据地，得到了红军第一军的番号，此时张国焘还远在莫斯科。直到1931年5月，张国焘才以中央代表的身份就任鄂豫皖中央分局书记。此前，在中央工作的董必武，创建根据地的许继慎、周纯全对四方面军（及前身）的影响力要比张国焘大的多。

然而，红军必须听党指挥。张国焘代表中央而来，轻松拿到了鄂豫皖根据地的最高职务。辅助张国焘工作的徐向前、陈昌浩也是党中央下派的干部。之后张国焘发起多轮肃反，清洗了众多地方干部，这才控制了四方面军。

关于张国焘的肃反，必须承认有相当多的错误，很多优秀干部如许继慎、曾中生被错杀，张国焘也趁机扩大了对四方面军的个人影响力。但从另一个角度看，作为地方性起义的成果，鄂豫皖根据地本来的确存在非常严重的纪律乃至立场问题，许多红军单位和土匪勾结，四处抢劫；相当多的干部生活腐化，在思想上根本搞不清红军和历史上农民造反的区别；再加上国民党从武汉出发不断渗透，某些军事领导倾向于第三党势力，许多红军部队在1930年左右是不太听党中央指挥的。中央巡视员郭述申（郭树勋）甚至曾经被地方红军威胁生命，被迫逃走。

因此，张国焘整肃部队，大量更换乃至处决干部，虽然有肃反扩大化的错误，但客观上重塑了鄂豫皖红军，在一两年的时间内把地方主义浓厚、调动不灵的地方红军捏合成一支听中央指挥的战略性力量，对革命有相当大的促进作用。（实际上，后来为鄂豫皖苏区而牺牲的沈泽民在肃反问题上比张国焘更激进，更急切）

而且，在红军会师之前，四方面军也一直服从中央，积极配合了中央红军的进军。长征中期，一方面军因为无法偷渡长江，不断向川西藏区迂回，企图寻找北上的机会。西部山区道路稀少，即便红军机动力强，稍有不慎也可能撞上敌军，对敌人的电讯情报侦查尤为重要。但红军拥有的电台相当笨重，连同电瓶、发电机、油箱、天线需要上百人搬运护卫，不可能在运动中开机。此时四方面军在川北根据地尚有稳定后方，专门拨出一个电台为一方面军提供电讯侦查，每晚一方面军宿营的时候打开电台，四方面军另一部电台就向一方面军提供前一天的电讯情报，指导中央红军绕开敌人的封锁线。当时红军各部的电讯器材都非常紧张，四方面军往往做不到每个军都能通电报，但依然坚持承担一方面军的电讯侦查任务。可以说，中央红军能走出西部山地乃至到达长江北岸，一步步都是四方面军引导过来的。二方面军和四方面军会师后，也从四方面军得到了很多电讯器材的支持。

等到一方面军到达川西，四方面军以全军之力打破了嘉陵江防线，渡江来支援。虽然张国焘放弃川陕革命根据地有独断盲动的一面，但在两支部队从未谋面的情况下（一、四方面军平行发展），四方面军能为了从未见过面的中央放弃几十个县的牢固地盘，这是任何军阀部队无法想象的行动。

图4 四方面军（搬家式）西渡嘉陵江

红军会师之后，张国焘自知过去几年工作中有很多错误需要检讨，又看到中央红军的直属兵力不多，个人野心开始萌发。但平时张国焘在四方面军说一不二，此时却无法调动一兵一卒进行红军内战，最多只能抽走自己的老部队。只是因为他裹挟了红军总司令部，同时又取得红军总政委的身份，这才能带着一部分红军南下。

在南下过程中，张国焘宣布自立中央，但即便是多次被肃反的四方面军高级干部，对这个决定也多有质疑。很多干部表示：“成立中央怎么比成立个党支部还轻松？”，更不要说被裹挟而来的一方面军干部。1936年6月，张国焘自行取消了成立八个月的第二中央，但依然坚持和陕北中央平行发展。此时二方面军尚未和四方面军接触。

在此前的几个月，由于一、四方面军会师期间的红军总司令部随四方面军行动，张国焘掌握了和二方面军联络的唯一电台，以中央名义命令长征途中的二方面军前来会师。贺龙萧克任弼时等领导坚决执行了“中央命令” （陕北电台未携带二方面军的密码本，只能明码通话，不能谈及重大军政问题），沿着比一方面军更深入青藏地区的艰苦路线北上，最终到达甘孜地区。6月30日，二方面军（二、六军团）在任弼时贺龙带领下前来会师，7月2日的会师庆祝大会上，虽然四方面军兵力明显多于一方面军，任弼时等二方面军干部依然明确提出服从中央领导，拒绝和张国焘一起批判毛泽东。张国焘只能继续放弃自己的错误主张，和二方面军一起北上。可见张国焘的个人意志无法凭空制造党的分裂。

随张国焘一起行动的还有许多非四方面军“嫡系”部队。除了前面提到的九军团、二方面军外，还有红军大学、总司令部、董振堂领导的五军团、川东游击军改编的王维舟33军。刘伯承、朱德等人因为在红军总司令部，也被迫一起南下。他们兵力不足，无法质疑张国焘（以红军总司令部和朱德名义）的纯军事命令，但对于张国焘分裂党的行动，他们是一直坚决抵制的。只是考虑到数万红军的生存和发展问题，他们在作战行动中还是努力为红军的整体利益作战，南下作战的具体行军路线就是刘伯承这个总参谋长规划的。正如徐向前元帅后来的回忆：

最终，在几乎所有红军单位的反对下，张国焘放弃了分裂中央，自任主席的计划，带领二、四方面军北上。事实证明，即便位高权重如张国焘，即便张国焘通过肃反安置了大量个人派系的干部，即便张国焘直接管辖一半以上的红军兵力，还裹挟了红军总司令部，红军依然不是军阀部队。在红军总司令部和党中央分离的十几个月中，除了张国焘等少数人之外，绝大多数红军战士和党员干部都在“党指挥枪”的原则下继续战斗，最终取得了长征的胜利。

3 红军不是一天建成的

中国作为一个落后国家，在红军兴起时候还是个农业国，正在逐步沦为十几个工业化列强的殖民地。所谓殖民地，在那个时代意味着商品倾销地和资源出口国。因为外国商品倾销，所以城市的工业很难发展，农村的手工业无法提升为现代产业，中国大多数人口只能靠种粮食勉强度日。但由于世界粮食市场的波动和外国军火支持的军阀混战，中国农村的旧秩序连勉强度日也很难持续，在20年代已经非常接近于总危机，时刻有爆炸的可能性。

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正确地意识到中国绝大多数阶级矛盾存在于农村，从20年代后期开始致力于建设农村革命根据地，利用共产主义土地革命来引爆农民的自发造反倾向，再把农民运动的自发性转化为革命的动员力。

这意味着中国红军从一开始就和农民运动有很深的渊源，和历史上历次农民运动一样声势浩大，也必然像历代农民军那样，充满了封建性、地方性和流氓性。这样的力量或许在恰当的时刻能够破坏旧社会，但绝无可能建设一个新社会，必须由共产党的先进理论和组织进行引导。即便在红军建立后，对农民运动负面作用的批判也不能放松。毛选第一卷曾经深刻地检讨过这个问题：

因此，我们看到20年代到30年代，根据地和红军一次次的肃反、整党，成批地更换干部。不可否认，年轻的共产党很缺乏思想斗争和组织斗争的经验，肃反往往有扩大化的错误，手段则往往粗暴地采取肉体消灭（到40年代整风运动时有明显进步）。但无论如何，整肃红军的大方向是对的，红军也经受住了内部斗争的考验，在30年代形成了几支强大的武装集团，不仅能在本地搞土改，还能考虑全国乃至全球的革命形势，在大范围内流动作战，这是一个伟大的成就。很难想象不经整肃的红军能够经历长征的考验。

然而，张国焘事件证明，红军的自我整顿还没有完成。虽然在各个地区内部、各个方面军内部，红军和党组织基本完成了整合。但在全国的层面上，红军还没有做到完全团结，党组织对自身的改造还有明显缺陷。

所以，一旦几大主力汇合，某些领导人的个人问题就会上升为全局的组织问题，进而影响中国革命的战略决策。从这个角度说，长征和解决张国焘的分裂问题，本质上是此前数年红军内部整肃的继续，是红军在全国层面进行整合的最后一步。经过这一轮考验，共产党和红军才有资格去夺取全国革命的胜利。否则的话，就算侥幸在军阀混战中崛起，也会像当年的国民党那样，在北伐击败北洋军后立刻出现内部分裂。所以说，红军的长征不仅仅是一次军事“大考”，更是政治上的一次“期末测验”。毛泽东带领红军拿到了不错的成绩，之后几十年没有再遇到枪指挥党的问题。

在那个年代，军队和政权内部的派系斗争、军种斗争在各国都普遍存在，不仅中国的军阀如此。甚至世界大战中也有类似的问题存在。比如说，作为德国纳粹夺权的重要人物，空军元帅赫尔曼·戈林曾宣称“一切有翅膀的部队都归空军管”，为此不惜阻止德国建立海军航空兵，对德国海军的潜艇战也没有提供足够的空军侦查支持。为了巩固地位，戈林为自己控制的空军征发了超额人力，一度接近200万人。而此时苏德主战场上的陆军兵力也不到300万人（西线100多万）。战况紧急的时候，戈林为了保住权位，宁可在空军编制下组织十几个“空军野战师”乃至“空军装甲师”，也不肯把人力交给陆军，为此浪费了大量资源和武器。（纳粹末期戈林被希特勒囚禁，戈林曾命令附近的空军野战部队救出自己）可以说，戈林的权力欲明显增加了纳粹德国灭亡的速度。

图5 纳粹德国空军“戈林”装甲师

另一个案例是日本海陆军的矛盾。明治维新之后，长州藩武士集团把持了陆军；萨摩藩武士集团把持了海军，两者各自结合了一批贵族和资本家，发展为军政混合集团，长期相互斗争。矛盾发展到最后，陆军要造航空母舰，海军要造坦克，大大损耗了原本不多的战争资源（一度陆军掌握的船舶吨位大于军舰总吨位）。1931年日本陆军在中国东北发动九一八事变，海军控制的造船厂还在完成中国订单，努力制造中国海军旗舰“宁海号”巡洋舰（1932年交付）。部分日本海军军官甚至和中国人一起声讨陆军的军事行动。二战前夕日本的“南下”和“北上”战略分别为海、陆军所主导，结果就是必须在某个方向碰壁才肯重新讨论战略问题。最后日本帝国主义在美苏夹击下灭亡，当年的战略摇摆也算“功绩卓著”。

图6 日本陆军的航空母舰

其实，日军、纳粹和中国国民党军的问题有相似之处，都默认军队有使用暴力改变政治决策的权利，都在政权中保留了或多或少的封建性，都允许军队拥有独立的经济利益。结果就是军人丧失政治理想，为了个人搞分裂，影响战略决策，最终走向失败。

红军、八路军、解放军也是由普通人组成的，也要在现实的经济社会中生活，不能认为换一个名字就可以消灭所有旧军队的问题。所以，自我整肃是必然的选择，也是一个要长期坚持的手段。从土地革命时期肃反到长征解决张国焘问题，再到抗日战争期间的延安整风、解放战争期间的新式整军运动，都是共产党所领导军队的持续净化。建国以后，1973年八大军区司令员对调， 1998年军队停止一切商业活动，2016年军事体制改革……则是军队自我整肃在新时期的表现。从这个角度说，坚持长征精神，很重要的一点是坚持军队的自我整肃精神，不能允许军人有超越全局利益的个人立场。

当然，这一点说来容易做来难，正如上一篇总结为何红军都要去陕北所说：

可见发现问题容易，解决问题难。既然纳粹德国选择了大资本和中产阶级联手专政，既然日本基于旧武士集团来发展现代国家，既然国民党选择了与帝国主义和旧军阀妥协，分裂和失败就是他们必然的结果。我们的人民军队如果希望永远保持自己的纯洁性，不能仅仅靠严苛的制度，也不能像张国焘那样以杀人维持纪律。只有永远保持革命军的身份，让军人有理想、讲政治，主动抵制资本主义内部必然的形成各种既得利益集团，才有可能一直对分裂有免疫力，才能一直拥有给自己“做手术”的勇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