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关于邓小平先生的执政水平问题 -- 熊皮帽子近卫军

中国电子计算机的科研、生产和应用是从上世纪五十年代中后期开始的。1956年，周恩来总理亲自主持制定的《十二年科学技术发展规划》中，就把计算机列为发展科学技术的重点之一，并筹建了中国第一个计算技术研究所。

我们知道，以逻辑电路器件作为标志，到目前为止的电子计算机可以分为四代（此外还有“第五代”即人工智能计算机和“第六代”即生物计算机的说法，但至今尚未成熟，本文不涉及）。每一代计算机，都比前一代更小、更快，技术工艺要求更高，价钱也更便宜。中国科学家研制第一代到第四代计算机的工作，贯穿于整个毛泽东时代。

第一代计算机采用电子管。美国研制出第一代计算机用了4年（1943-1946，标志：宾夕法尼亚大学莫尔学院的ENIAC），而中国通过学习苏联的技术，仅用3年就完成了（1956-1958，标志：中科院计算所的103机），并生产了50台左右。

第二代计算机采用晶体管。美国从第一代计算机进入第二代计算机花了9年时间（1946-1954，标志：贝尔实验室的TRADIC），中国用了7年（1958-1964，标志：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即国防科技大学前身的441B机），生产了约200台。

第三代计算机采用中、小规模集成电路。这段发展过程美国用了11年（1954-1964，标志：IBM公司的IBM360），中国用了7年时间（1964-1970，标志：中科院计算所的小规模集成电路通用数字电子计算机“111机”）。

我国研制的第三代计算机品种非常多。例如，北京大学、北京有线电厂和燃化部等单位联合研制的150机，于1973年完成；借鉴美国IBM公司16位小型机技术的DJS-100机，也于1973年研制成功，它的硬件为自行设计，软件兼容；1976年11月，中国科学院计算所研制成功1000万次大型电子计算机“013机”......这里不再一一介绍。

这一时期的1973年1月，四机部召开了电子计算机首次专业会议，即7301会议，总结了60年代我国在计算机研制中的经验和教训，决定放弃单纯追求提高运算速度的技术政策，确定了发展系列机的方针，提出联合研制小、中、大三个系列计算机的任务，以中小型机为主，着力普及和运用。从此，中国计算机工业开始有了政策性指导，重点研究开发国际先进机型的兼容机、研制汉字信息处理系统和发展微机（注意比较以后几个会议调子的差异）。

第四代计算机采用大规模和超大规模集成电路，今天的计算机都属于第四代计算机。这个过程美国用了9年（1964-1972，标志：美国国防部高级研究规划署与伊利诺斯大学联合研制的ILLIAC-IV），中国用了8年（1970-1977，标志：航天部陕西骊山微电子公司的77型机）。

77型机是中国第一台自行设计研制的采用大规模集成电路的16位微型计算机。另外，参照美国Intel 8008机型的国产DJS-050微机也于1977年由清华大学等单位仿制成功，并通过鉴定。

通过以上数据可以看到，中国计算机事业的起步比美国晚了12年（美国是1946年，中国是1958年），但经过毛泽东时代老一辈科学家的艰苦努力，中国与美国的差距不是某些人所歪曲的“被拉大了”，而是缩小了，从12年缩小到了10年（美国是1954年，中国是1964年），再缩小到6年（美国是1964年，中国是1970年）。到毛泽东离开我们之后不久的1977年，中国的计算机技术水平仅比美国落后了5年（美国是1972年，中国是1977年）。

1984年，邓小平同志再次访问美国。这一年成为中美关系史上的一个转折点，也为我国的大量技术引进提供了机遇。在大量进口汽车、彩电、冰箱生产线的同时，各科研、制造单位和大专院校大量引进半导体器件生产线。从1984年到“七五”末期，先后共引进33条集成电路生产线。由于当时“巴统”的禁运政策，引进设备基本上都是国外已淘汰的。

虽然引进技术会受制于人，容易造成“引进一代，落后一代”的被动状态，但是如果我们能够坚持过去的方针，用已有的技术力量实现引进技术的本土化，中国的集成电路产业迈上一个新的台阶仍然是有希望的，同时这也会对中国的计算机工业的进一步发展起到促进作用。日本、韩国就是成功的例子。但是，从80年代中期开始，我们的计算机和半导体电子器件工业的发展模式从过去的“创新为主，引进为辅”和重视基础研究，转变为单纯的引进，放弃了在通用电路方面的追赶。这种作法给我国的微电子业和计算机业，造成了极为严重的后果。

首先，我国自废武功，停止了半导体研发计划，天真地幻想依靠市场能自动生成和换取技术。

第二，一味地强调引进，促使集成电路企业急功近利，很少有明确的消化吸收方案，最后都亏本了，引进的33条集成电路生产线绝大多数没有发挥作用，并对我国的原有生产线造成致命冲击。

第三，一些人对洋技术、洋理论的无限美化，使国内出现了一种崇洋媚外的风气，国产技术被贬为垃圾，科研单位和企业生存面临困境。在生存压力和崇洋媚外风气的双重影响下，原有的计算机和微电子科研队伍严重流失，很多科技人员流到国外。

在这个阶段，虽然我国也仿制或研制出了几种机型，如1984年的2780机，1985年的银河超级小型机，1986年的HN-2730超级小型机，1987年的太极2220[文献5]，但由于缺乏基础理论的支撑和微电子工业的支持，加上国家战略决策的失误，与国外产品的差距拉大。例如，2780机比DEC公司的原始机型VAX-II/780 32位小型机落后6年，太极2220比DEC公司的原始机型MicroVAX也落后6年。特别需要指出的是，这些计算机的主要硬件完全依靠进口，我国这个时候单凭自己的技术已经很难生产出一台计算机了。

这一时期又出现两个极其错误的政策，给我们的计算机业和半导体集成电路业雪上加霜。

一个失误是，1984年，当时的领导人听信一些智囊和洋专家的建议，未经科学论证，在违反民主集中制组织原则的情况下贸然实行“拨改贷”，从过去国家向企业拨款作为流动资金和设备更新改造基金，改为银行向企业贷款，企业不仅要偿还银行贷款，还要付高额利息。而政府不仅不投一分钱，反而像从前一样抽走企业的大部分收入。这样一来把大部分国营企业搞亏损了，为以后的“产权”改革和公开搞私有化提供了口实。然而，“拨改贷”至今没有被政府公开否定，赵紫阳的错误也一直没有得到清算。正是由于“拨改贷”，使得我国当时的集成电路工业遭到严重打击，企业只能忙于解决生存问题，没有精力和经费去消化引进技术和开发新产品。这就是企业急功近利的根源。当时曾有一些专家警告说：“计算机工业投资不足，资金分散的问题仍然没有很好解决”，但始终没有引起重视。

另外一个失误是，当时的决策者在进入了“科学的春天”后，并没有真正重视科学技术。国际上，通常把科技经费中用于研究和开发的部分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称作“R&G/GDP”，用来衡量一个国家的科技水平，以及这个国家对科技的重视程度。整个毛泽东时代，我国用于科技研发的经费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平均为1.28%，达到当时几个初等发达国家的平均水平（如意大利、西班牙）。毛泽东时代的后期，随着我国经济实力的不断增强，这个指标更是增加到了2.32%，达到同期几个最发达国家英、法、西德的水平，仅比当时的美国、日本低一些（美国长期为2.8-3.0%，日本70年代以前1.6%，进入70年代后与美国接近）。这个数字如果拿到今天，甚至比2003年全世界发达国家的平均值2.2%还要高，可见毛泽东时代对科学技术的重视程度。有些人指责文革时期或者毛泽东本人不重视科学技术，完全是睁眼说瞎话。

进入上世纪70时年代以后，特别是到了80年代，由于电子、计算机等新兴产业的兴起，世界各主要发达国家和新兴发达国家的政府、企业等部门纷纷增加对研发经费的投入。在“科学的春天”里，如果我国对科学技术有起码的重视，把“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真正落到实处，即使我们能保持毛泽东时代后期那个据说是“不重视科学技术”、“国民经济到了崩溃边缘”时期的2.3%的水平，中国的微电子业和计算机业的情况也会好很多。但是从80年代开始，我们的决策者却把R&G/GDP大幅度往下砍，一直砍到R&G/GDP还不到0.7%。1984年以后，由于“拨改贷”造成的困境，基本无力进行研发投资，R&G/GDP竟然降到0.6%以下。

由于研发经费严重缩水，我国70年代后期至80年代初自主研制的计算机项目与集成电路、半导体研发一起，都以“没钱”为由相继停掉了。这些科研队伍解散后，除了出国的以外，有的下海经商，有的回高校教书，更有甚者竟然被调去看机房。

这一时期，我国的集成电路、半导体领域从争相引进、无所建树到人财两空，以致到后来谁都说“半导体不是好玩的”，“几十亿扔进去听不到响”，“上头一听半导体就头大”[文献12]。由于失去了基础，我国此时的计算机工业，只能靠0520等旧机型、千元的中华学习机、长城286等组装PC机维持。

五. 一错再错，中国的计算机业被彻底剿灭

进入90年代，我国仍然延续了研发经费的低投入，除了1993年之前的几年由于受到国际制裁的影响有了点紧迫感，R&D/GDP略微超过0.70%以外，90年代中期再次回到80年代的水平，其中1995和1996连续两年下跌到0.60%。

1989年中美关系的蜜月期结束，美国政府严格限制对中国出口高性能计算机，出口中国的服务器除了要付出高额的采购费用外，还要放在一个透明的玻璃房子中，由洋人监控，以防止用于其他目的。中国因技不如人而饱受屈辱的情形可想而知。

痛定思痛，国人自主研发高性能计算机的激情终于被唤醒了一下。1993年，具有标志性意义的曙光一号诞生；1995年曙光1000诞生，它与美国Intel公司1990年产品的技术相近，标志着我国高性能计算机与国外的差距缩小到5年左右；1997年国防科大研制成功银河-III百亿次并行巨型计算机系统，综合技术达到90年代中期国际先进水平。然而，由于国内基础科学、微电子业和有关装备业十几年的技术停滞，这些高性能计算机没有实现完全国产化，技术上仍然受制于人。例如，曙光一号的硬件采用美国Motorola公司1989年底推出的M88100商业微处理器，软件移植了美国IBM公司的AT&T UNIX操作系统。后来的国产计算机，也都没有“中国芯”。

尽管如此，我国的高性能计算机与国外的技术差距并没有被拉得太大。这要感谢国外对高性能计算机技术的封锁，使我国不能买到相关技术，不得不自行研究。相比之下，我国的微机业由于没有遭到封锁，在“造船不如买船”的洋奴哲学指导下，日子反而不好过了。

1990年，中国大幅降低了关税、取消了计算机产品进出口批文、开放了国内微机市场。顷刻间，国外的286、386电脑如潮水般涌入，长城、浪潮、联想等国内公司溃不成军；1991年由英特尔和AMD掀起的“黑色降价风暴”，更是让中国计算机产业雪上加霜。由于绝大多数整机企业积压了高价买进的芯片，从而背上巨额亏损的包袱，一家家整机厂商前赴后继般悲壮地倒在了血雨腥风之中。长城、浪潮和联想也都元气大伤；1992年，国家实施控购，进一步使中国PC整机制造业进入发展的低潮[文献19]。此后，国内的计算机企业只能从事低附加值的微机组装。相比之下，同样是面对外国计算机企业的竞争，由于日本非常注意对本国企业的保护，规定进入日本市场的微机必须支持日语环境，从而使美国微机难以进入日本市场。

在微电子集成电路方面，国内企业继80年代中期陆续亏损后纷纷倒闭，国内集成电路工业逐步变为搞外来加公的三资企业。据专家估计，到上世纪90年代末，我国微电子科技水平与国外的差距最少是1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