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略论当代伊斯兰教的中国化 -- 镭射

1、“以儒释经”不应是当代伊斯兰教中国化的旗帜和前进方向

明清之际，以王岱舆、刘智为代表的一批中国穆斯林学者用宋明理学阐释伊斯兰教教义，被中国当代学术界称为“以儒释经”。有人认为，当代伊斯兰教的中国化，应从回到“以儒释经”开始。但我认为，“以儒释经”不应是当代伊斯兰教中国化的旗帜和前进方向。

首先，从动机上看，“以儒释经”的目的是为了“阐天方之正教”，也就是说，是为了宣传伊斯兰教义，其本质是对非穆斯林“传教”，不是为了让伊斯兰教“儒化”，而是为了“化儒”——让儒生皈依伊斯兰教。中国穆斯林群体并不避讳这一点，王岱舆通过辩论让一位佛教高僧放弃佛教皈依伊斯兰教，即“王岱舆盘道”的故事，一直为中国穆斯林所津津乐道。这也就意味着，所谓“以儒释经”，实际上是一条从“儒”到“伊”的单行道，完全不是如现代某些学者想当然的那样，是儒伊两教相互交融的产物。

从具体做法上来看，因为“以儒释经”的目的是为了传教，这样的基本立场和目的决定了所谓“以儒释经”必然存在大量的歪曲和穿凿附会之处，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列子·仲尼篇》里记录了孔子的这样一段话：“西方之人有圣者焉，不治而不乱，不言而自信，不化而自行，荡荡乎民无能名焉。丘疑其为圣。”他们由此即断言，孔子在这里所说的“西方圣者”就是穆罕默德。类似这样的穿凿附会和凭空臆想在“以儒释经”中可谓比比皆是，这种“成果”完全没有任何价值可言。

从内容上来看，“以儒释经”为了获得当时，也就是明清时期的儒生的好感，在伦理道德观上全盘肯定并接受了程朱理学。众所周知，伊斯兰教有五大宗教功修，中国穆斯林简称为“五功”，即念、礼、斋、课、朝；“以儒释经”的中国穆斯林学者们把“五功”称做“五常”，又把“五常”分为“内五常”和“外五常”，内五常就是五功，外五常为“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之道”，天道人道，互为表里，用伊斯兰教的神权来论证“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合理性和神圣性。这就决定了中国伊斯兰教的“以儒释经”将自己锁定在了明清时期，而且主要是清朝的官方意识形态上，而这套意识形态， 恰恰是日后在中国近代启蒙运动中被打倒的东西。除非我们要全盘回到清朝的意识形态体系中去，否则，这套仍然停留在18世纪的意识形态，就完全没有留恋的价值。

2、当代伊斯兰教中国化应以复活伊斯兰理性主义为目标

如果“以儒释经”不应是当代伊斯兰教中国化的旗帜和前进方向，那么当代伊斯兰教中国化的旗帜和前进方向应该是什么呢？我的看法是：当代伊斯兰教中国化，应以复活伊斯兰理性主义为旗帜和目标。

在阿拉伯—伊斯兰文化史上，曾发生过一次对世界文化史产生了深远影响的“百年翻译运动”（Harakah al—Tarjamah），是中世纪阿拉伯帝国开展翻译介绍古希腊和罗马科学文化典籍的大规模、有组织的学术活动。阿拉伯帝国阿拔斯王朝第七任哈里发马蒙在首都巴格达创建了国家级的综合性学术机构“智慧宫”，由翻译局、科学院和图书馆组成，统一组织和集中领导全国的翻译和学术研究活动。当时的阿拉伯人具有较高的文明程度，技术水平也比较发达，与此相应的是，当时的阿拉伯哲学家也主要吸收古希腊亚里士多德的自然哲学和唯物主义倾向，在哲学史上被称为阿拉伯亚里士多德学派。他们接受以亚里士多德为代表的古希腊哲学和自然科学观，用哲学解释自然界，以理性阐述伊斯兰教教义，因而其哲学又被称为伊斯兰理性主义。在阿拉伯亚里士多德学派中，涌现出了一大批优秀的哲学家，有些人甚至在世界文化史上都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其中最重要，并对世界文化史，特别是西方哲学史产生了重大影响的有两人：伊本·西纳和伊本·路西德。

伊本·西纳（Ibn Sina，980～1037），又名阿维森纳（Avicenna），塔吉克人，生于中亚布哈拉（Bukhara）附近的阿福沙纳（Afshana），卒于哈马丹（Hamadan），在花拉子模和伊朗工作。他自幼聪明好学，年少时便通晓《古兰经》和伊斯兰教各个学科，并攻读文学、数学、逻辑、医学、哲学等。他是一位著名医学家，被誉为“医中之王”，其著作《医典》是一部医学百科全书，12世纪被翻译为拉丁文，成为欧洲各大学的医学教科书，一直沿用到17世纪，至今仍有参考价值。同时，他又是阿拉伯最伟大的哲学家，其哲学著作《哲学、科学大全》是一部哲学百科全书，分逻辑学、自然学（物理学）、数学和神学（形而上学）四个部分，提出来许多独到的见解，最终完成了希腊哲学和伊斯兰思想之间的结合。此书和他的其他哲学著作被翻译成拉丁文后，对西方哲学思想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他的哲学观点被大量引用，被誉为“阿拉伯哲学家之王”和“亚里士多德第二”。

伊本·西纳认为，“哲学是通过存在了解存在的学问，是其他各别的学科所依据的那些原则的学问”，是“人民利用它了解整个存在”的学问，从而“使自己的心灵纯洁、完美”，成为可以“与存在的世界相媲美的有理智的学者”，“按照人的能力，为后世的最大幸福做准备”。

伊本·西纳追随亚里士多德，承认物质的永恒性。同时，他也承认真主永恒，真主是“第一因”，第一推动者，从真主那里流溢出“原初理性”，从“原初理性”依次产生出各种形式，形式与物质结合形成万物。真主并不是在时间上先于世界的“原因”，他是外在于时间的，他的创造是一个永恒的过程，因而世界并不是根据真主的随心所欲而产生的，而是决定于真主本性的必然性。

在哲学思想上，伊本·西纳以他的“双重真理论”极大的影响了西欧中世纪哲学。他认为，宗教和哲学是可以各自独立存在的。他承认真主的直接启示，认为它高于认识的真理；同时他又认为，现实宗教是为政治利益服务的，因此以发现真理和获得幸福的哲学，归根结底是要高于现实宗教的。

伊本·路西德(ibn-Rushed，1126～1198)，又名阿维洛伊(Averroes)，生于安达卢西亚的思想和学术中心科尔多瓦。伊本·路西德是阿拉伯最著名的哲学家，也是阿拉伯新柏拉图主义中最典型、最彻底的一个，甚至有人认为“亚里士多德解释了自然界，而阿威罗伊解释了亚里士多德”。他主张哲学就是“根据证明法所必须有的规则，去审视万物”。

伊本·路西德继承和发展了伊本·西纳的双重真理论。他认为理性和天启、科学和宗教是不冲突的，宗教的真理源自天启，适应大众的需要；由理性获得的科学和哲学的真理仅为少数人，即学者所理解。这两者可能有分歧，那是由于它们各有自身的认识范围。二者的最好结合方式是：宗教以哲学的外衣的形式出现，以便芸芸众生能够理解。伊本·路西德的这一理论成为日后西欧文艺复兴时期哲学和科学争取独立地位的重要理论武器。

阿拉伯亚里士多德学派学者的大量著作于公元12世纪后经西班牙等途径传入欧洲，对西欧哲学产生了重大影响。特别是伊本·路西德的哲学著作西传后，在意大利和法国形成了拉丁阿维洛伊主义学派，成为了欧洲近代启蒙运动的重要思想来源之一。

（以上介绍内容来自苗力田、李毓章主编《西方哲学史新编》）

根据以上介绍，可以看出，中世纪伊斯兰理性主义有如下特点：

第一，阿拉伯亚里士多德学派学者普遍主张“双重真理论”，认为哲学和科学是和古兰经相并列的真理来源，这个主张与主张“古兰圣训为唯一标准”的近代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可谓针锋相对。

第二，从哲学来看，阿拉伯亚里士多德学派学者普遍主张存在“原初理性”，反对任何形式的神秘主义，这使其能够在一定程度上与自然科学相容（伊本·西纳和伊本·路西德都是知名的医学家），因而可以与工业社会相容。这一点，对于引导穆斯林适应现代社会来说，尤其具有重大意义。

第三，阿拉伯亚里士多德学派将宗教的作用定位为将哲学通俗化后进行教化的中介，这一思想与儒家的“神道设教”思想类似，这就与以“进天园”为唯一目标的形形色色的宗教迷信和极端主义划清了界限。

基于以上原因，我认为，当代伊斯兰教中国化应以复活伊斯兰理性主义为目标和主要内容。

3、当代伊斯兰教中国化应从“译经”起步

作为一种外来宗教，伊斯兰教的中国化是一个和中国文化相互磨合的过程。在这方面，我们有一个先例可以参考，那就是佛教的中国化。

佛教有所谓“三宝”的说法，既“佛、法、僧”，这里的“法”，指佛教的教义，也就是所谓“佛法”。佛教经典是佛教教义的载体，作为一种外来宗教，要想向中国人展示佛教的思想，就必须将佛教经典翻译成汉文。因此，基本从佛教传入中国起，佛教的译经工作就开始了。可以说，佛教中国化的发展过程，就是通过译经，向中国人，特别是中国的信众展示佛教的教义，并由义学僧人向人们讲解，从而使得印度佛教或者中亚佛教在思想上和精神上逐步被中国人所熟悉和了解的过程。由此可见，“译经”，即将佛教经典翻译成汉文，是佛教中国化过程中的核心环节。

回顾中国佛教的佛经翻译史，“译场”，即由官方组织，由精通佛法和相关语言的高僧主持的佛经翻译机构，是一个无法回避的核心概念。译场从魏晋十六国时期就开始出现，但最兴盛的时期，是唐朝。唐朝太宗贞观到德宗贞元年间（627~805），在玄奘、义净、不空等译经大师的主持下，长安、洛阳等地的多处官方译场共译出佛经428部，合2412卷。这种由官方主持的大规模翻译工程，其意义是多方面的，其中最重要的有三点：

第一，它提供了大批高质量的汉译佛经。由于这些译场都是官方组织，并接受官方管理的，这一身份使得其译本有很高的权威性，是汉译佛经的“官方定本”，由此就使得为佛经结集、编目成为可能，并为汉地僧人和世俗学者研究佛学提供了可靠的依据。独立于梵语佛学的汉语佛学学术，由此发端。

第二，这种大规模的正规化翻译活动，为中国佛教培养了一大批本地佛学人才。有了汉译佛经和本地佛学人才，佛教“三宝”中的“法”、“僧”两“宝”的本地化即已完成，可以说，佛教中国化进程的第一步，就是从译场的译经工程开始的。

第三，这些译场都是在官方的组织和监督之下运行的，翻译成果也都以官方定本的形式发布，这使得官方可以随时对其翻译内容进行审查和监督，从而确保其翻译内容是可以为社会和统治秩序所接受的。这使得官方可以从源头掌握宗教的管理主动权，可以说，这是一种具有中国特色的对外来宗教的管理方式。

我认为，以上所述佛教中国化的相关历史，对今天伊斯兰教的中国化，有很大的参考价值。

整个伊斯兰教，是由作为信仰对象的独一真主、解释信仰的教义和规范信徒行为的教法，和信众，也就是穆斯林群体所组成的综合体系。在这个体系中，阿訇，亦即伊斯兰教的教职人员群体，承担着传承并向普通穆斯林群众讲解伊斯兰教义的责任，处于整个体系的核心地位。教职人员是经由伊斯兰教宗教教育产生的，这就意味着，伊斯兰教宗教教育，是实现伊斯兰教中国化的关键。

中国伊斯兰教传统教育制度习惯上被称为“经堂教育”，从形式和内容上看，是中国传统私塾教育的伊斯兰教版本。因此种教育在清真寺内进行，亦称寺院教育。传统中国伊斯兰教经堂教育长期以来一直存在一些痼疾，其中最重要的一点，也是导致其他问题的根源问题就是：只学阿拉伯语、波斯语教材，不学汉语，而入学者普遍文化水平低下，并未真正掌握作为母语的汉语，所以没有掌握获得知识的语言工具，由此导致培养出来的满拉（经堂教育学生）知识面窄，理解能力差，加上经堂教育中的阿拉伯语和波斯语的教学方法是古老的语法翻译法，所以成功率低，由此导致中国伊斯兰教经堂教育总体水平低下。可以说，低下的中国伊斯兰教经堂教育水平，导致了中国伊斯兰教教职人员，也就是阿訇们的总体宗教学术水平低下；而阿訇们的宗教学术水平低下，是来自国外的伊斯兰教极端思想有了得以落地和生存发展的可乘之机的重要原因。

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参考前述佛教中国化的相关历史，我认为，由政府主导，通过国际合作，举行一场伊斯兰理性主义著作整理翻译工程，可以成为当代伊斯兰教中国化的突破口和抓手。

4、伊斯兰教中国化离不开与伊斯兰世界的合作

2014年8月30日，由北京师范大学出版集团与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共同举办的“新丝路建设与中阿关系的未来”研讨会暨《文明的追随—中国的崛起与阿拉伯人的未来》新书首发式在第二十一届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举行。据新闻报道：“《文明的追随—中国的崛起与阿拉伯人的未来》由中国阿拉伯友好协会和北京师范大学出版集团共同策划出版。该书由约旦哈希姆王国首都安曼市文化局局长、著名学者萨米尔·艾哈迈德撰写，阿拉伯语版出版后，在阿拉伯社会产生了较大的影响。该书指出阿拉伯复兴事业应积极借鉴中国的‘非模式化崛起’经验；通过分析阿中加强合作的历史基础和现实条件，认为阿中两大文明可以相互扶持，从而实现‘中国梦’和‘阿拉伯梦’。”（http://roll.sohu.com/20140901/n403962789.shtml）

据本书作者萨米尔.艾哈迈德撰写的中文版序言中说，《文明的追随》一书的阿拉伯文版于2009年出版，并于2012年和2013年两次再版。同一本书在四年时间里连印三版，可见此书在阿拉伯读者中的受重视程度。那么，这本书到底说了什么，以至于引起阿拉伯人如此的重视呢？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必须先从理解萨米尔在本书中提出的一个词——“非模式化”开始。这个词非常重要，它是整本书的一大核心概念。理解了这个词，就明白了整本书的主要内容。根据萨米尔在书中的解释：“中国的发展模式实际上就是‘非模式化’，即在发展过程中，不会用一种固定的、神圣化的模式来衡量各种举措、计划。”（P.68）如果用中国人的话说，就是不拘泥于教条，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独立自主，实事求是的基本原则。

萨米尔认为，阿拉伯世界在18世纪从拿破仑远征军那里发现了自己相对于欧洲的落后，并产生了以埃及学者里发阿.拉斐阿.塔哈塔维为代表的阿拉伯复兴启蒙思想家。这些学者们主张“真理不问出处”，只要是对穆斯林有益，对阿拉伯社会的复兴和进步有益，就应该拿过来为己所用。在萨米尔看来，这种“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的做法，就是“非模式化”。

但从19世纪中期起，阿拉伯世界逐步沦为欧洲国家殖民地的过程，使得如何抵抗欧洲人的入侵和殖民扩张，成为摆在当时的阿拉伯人面前的首要问题。在这种情况下，阿拉伯世界产生了两种立场截然相反的主张，即“复古”和“西化”。前者衍生出了现代的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和极端主义，后者除了让阿拉伯国家变成西方的附属之外，别无所得。特别是2003年美国入侵伊拉克，更是让这些人陷入了危机。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萨米尔认为，根本原因在于，这两种思想虽然貌似对立，但它们其实是基于同一个基础，那就是：它们在本质上都不具有独立性，都是为了应对殖民扩张而产生的，只不过二者选择的具体方式不同：“要么倾向古代文化，要么倾向异族文化”。而以塔哈塔维为代表的近代早期阿拉伯思想家们的初衷——阿拉伯和伊斯兰世界的复兴，被忽略了。套用李泽厚的句式来说，就是：“救亡压倒了复兴”。

在萨米尔看来，由于欧洲国家的殖民入侵，使得近代阿拉伯世界“救亡压倒了复兴”，这是近代阿拉伯世界走上歧途的开始；而由此又产生了两个阿拉伯世界的“精神病灶”，就是“复古”（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和“西化”。此二者都是阿拉伯世界在面对西方的殖民入侵时所产生的应激性产物，与中国的“非模式化”道路相比，“复古”和“西化”的最大特点就是“模式化”，即预先设定了一种完美的模式，然后试图在现实中将其构建起来。在萨米尔看来，这是企图逃避艰苦的文明成果学习和本土化过程，企图通过找到一个一次性的完美方案，一劳永逸的解决所有问题。这在本质上是一种“机会主义”。这种机会主义的态度，是阿拉伯和伊斯兰世界至今复兴无望的根本原因。阿拉伯人已经在这两种机会主义之间来回震荡了两个世纪，虚掷了十代人的血泪精华！

正是基于这个观察视角，萨米尔对中国的复兴和崛起给予高度评价。

萨米尔在书中用超过一半的篇幅来介绍新中国的历史，特别是1978年之后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萨米尔认为，中国能够取得成功的关键在于中国共产党，“它与其他国家共产党最大的不同之一是它将‘国家主义’而非‘国际主义’置于优先地位。”（P.28）这使得中共始终将“追求国家伟大复兴”作为自己的中心任务。由此，中国可以不受一切意识形态的束缚，在一切领域选择最适合自身的政策和方法来促进国家的发展。在萨米尔看来，这正是“非模式化”的典型范例。因此，萨米尔主张，在“复古”和“西化”这两条道路都已经走入死胡同的情况下，阿拉伯世界有必要回到以塔哈塔维为代表的早期阿拉伯复兴运动思想家所倡导的“非模式化”道路上去，而这条道路在世界上已有成功先例，这就是中国。正是从这个角度出发，萨米尔主张，阿拉伯世界应对中国进行“文明追随”。

根据萨米尔的定义，所谓“文明追随”，其要义是“落后民族……追随先进民族的复兴之路”（P.97）。但要做到这一点，必须先确立坚定的民族意志。因为“如果没有坚定的民族意志，各种计划、方案就会成为泡影”（P.97）。而这恰恰是目前阿拉伯世界的软肋：在目前阿拉伯世界四分五裂、一盘散沙的情况下，要想让整个阿拉伯世界“确立坚定的民族意志”是不切实际的。由此，阿拉伯世界便陷入了这样一种处境中：要想实现复兴，必须通过“文明追随”实现发展；要发展，就“必须先确立坚定的民族意志”；要想“确立坚定的民族意志”，就需要阿拉伯世界的团结；但阿拉伯世界要想团结，则只能寄希望于复兴。这是一个死循环。

如何打破这个死循环？萨米尔认为，在当前阿拉伯世界四分五裂，没有一个阿拉伯国家具有足够坚定的意志和足够强大的力量作为领导核心的情况下，“唯一可行的办法就是与发达的文明国家建立‘利益共同体’的关系，从而实现互利合作而非单纯的索取利益：落后民族借鉴先进国家的成功经验，汲取他们文明的诸多成果，同时落后民族也可以为先进国家的持续进步和长久发展提供相应的帮助。”（P.96）

那么，什么样的国家，可以充当阿拉伯世界的“文明追随”对象呢？萨米尔认为，世界上只有一个国家能够充当阿拉伯世界“文明追随”的对象，这就是中国。

首先，西方国家不能成为阿拉伯世界“文明追随”的对象。因为“西方国家只会索取阿拉伯世界的资源却不愿支持他们的实现发展和进步，因为阿拉伯世界的复兴不利于西方国家的利益。”在这种情况下，中国作为一个正在崛起中的非西方大国，“恰恰是阿拉伯世界最应该予以考虑的对象”（P.98）。

第二，“中国的发展前途无量”，“将对世界政治产生巨大影响力”，是一个“将来能够在国际舞台上取代西方的地位，或与之相抗衡的国家。”因此，“他们可以帮助阿拉伯人从目前所遭受的剥削与外部压力中解脱出来，创造繁荣的阿拉伯现代文明，并共同保持互惠互利的友好合作关系。”（P.99）

第三，最重要的是，中国与阿拉伯世界有众多的相似之处。萨米尔认为，这种相似之处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中国与阿拉伯世界同属东方国家，在国情上有相似之处；另一方面，也是更重要的是，“里发阿.拉斐阿.塔哈塔维……的哲学思想与中国领导人邓小平的哲学思想有相似之处。塔哈塔维目睹了法国社会与政治的发展，认为其发展方式有利于伊斯兰世界实现文明与进步，值得重视和借鉴，并主张效仿其中不违背伊斯兰教义的成功经验。他这样做完全是出于民族复兴的考虑，将他人的经验拿来改造，使其符合阿拉伯国情和文化。这与邓小平求真务实的思想如出一辙。”（P.150-151）

萨米尔认为，由于以上原因，中国应成为阿拉伯世界实施“文明追随”的首选对象。在《文明的追随》一书中，萨米尔反复强调了学习中国经验对阿拉伯世界的重要性。但我认为，他真正想表达的，反映在全书结尾的这几段话中：

（P.151~152）

这段文字是全书结语，从这段话中，我们可以看出萨米尔所说的“文明追随于中国”的真正含义，而这其实并没有在书中直接说出来，那就是：在目前阿拉伯世界一盘散沙、四分五裂，缺乏一个核心国家的情况下，由作为“将来能够在国际舞台上取代西方的地位，或与之相抗衡的国家”的中国，来充当阿拉伯世界的领袖；阿拉伯世界通过与中国结成“命运共同体”，获得中国的支持和指导，从而实现阿拉伯世界渴望已久的重振复兴事业。

从《文明的追随》的作者萨米尔的身份，以及这本书在阿拉伯世界的受重视程度来看，可以认为，萨米尔在这所表达的，是一种在阿拉伯世界有一定代表性的思想。伊斯兰教起源于阿拉伯，中国伊斯兰教是伊斯兰世界的一部分，这就意味着，伊斯兰教的中国化，离不开伊斯兰世界，特别是阿拉伯世界的支持和合作。我认为，中国和阿拉伯世界可以以在伊斯兰教中国化方面的合作为抓手，实现萨米尔所期望的阿拉伯世界对中国的“文明追随”。中国可以在中国—阿拉伯国家联盟合作框架内提出，与阿拉伯国家合作，组织一次大规模的国际性伊斯兰理性主义著作整理翻译工程。具体做法是：由阿拉伯国家负责搜集和提供伊斯兰理性主义相关资料，双方合作整理和翻译，通过这样一场大规模的文化工程，对历史上的伊斯兰理性主义做一次系统的整理，整理出一批伊斯兰理性主义思想家著作的阿汉对照标准版本。一方面为中国伊斯兰教的宗教教育提供高质量的汉译宗教经典、培养汉语伊斯兰教宗教人才，从而为伊斯兰教的中国化打下基础；另一方面，以伊斯兰理性主义思想为素材，以伊本·路西德的思想为范本，构建现代伊斯兰理性主义教义体系，在整个阿拉伯—伊斯兰世界重新复活已经消失了近千年的中世纪伊斯兰理性主义，用它来对治萨米尔所说的那两个阿拉伯世界的“精神病灶”，同时成为联系中国和阿拉伯世界之间的文化纽带。这是我们对伊斯兰教中国化的期望，也是时代赋予中国伊斯兰教的历史责任。